评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

点赞:8426 浏览:32434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30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从杨义先生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一命题以来,短短六年时间之中,学术界出现了大量以“重绘”、“地图”为核心概念的研究论文和专著,google上与“文学地图”相关的条目已逾600万条.无论专业内外,人们从这一充满智慧和形象性的表述中隐约感到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的浮现.标志着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一个旨在坚持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在深入开掘传统资源、充分兼顾西方视野的基础上,重新厘定文学与其他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重新确立文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从而使当前的学术研究真正展现出民族智慧、大国风范,并真正与每一位华人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的中国学派的诞生.当然,面对这一新崛起的学术范式,每一位研究者的理解不尽相同.作为该命题的创始人杨义先生在这六年中继续其深入的思考,并为我们奉献出了两部最为坚实的研究著作,一为《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另一部即是本文论及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前者确立了该命题的基本写作体例,后者则全面阐述了“重绘”所涉及到的主要学理问题,给所有关注这一命题的研究者以方法论上的指导,标志着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的基本确立.

《通释》一书由六篇长文构成,精心构筑了“重绘”这一命题的逻辑体系.杨义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将其分解为“一纲三目四境”三个层面:即在大文学观的统摄下,充分关注中国文学的时空结构、发展动力体系和文化精神深度三个学理问题,拓展与之相关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和图志学四大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部面向文学研究者的著作,文中所涉及的各个环节对于希望在研究领域能够有所突破的人们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行文则保持着杨义先生特有的典雅流畅之风格.书中令人拍案叫绝的论述不胜枚举,如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带来的关系的变化透析《西厢记》大团圆结局的形成过程,或者以地理学为切入点,比较文献记载中的南北方老虎所具有的不同的形态、气度,以此来反衬地域文化在塑造文学品格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等凡此种种,都让我们依稀想见鲁迅当年论述魏晋风度、郑振铎解析元杂剧中商人士子模式时的风姿,充分展现了本书作者站在新的学术制高点上挥洒自如的从容气度;也反映出学术范式的调整所能为研究者带来的自由圆通之境.

在杨义先生看来,地图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对文学地图的绘制必须“相当直观地、赏心悦目地展现出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博大精深的形态,展现中华民族文学的性格、要素、源流和它的生命过程”.换而言之,中国文学研究的对象首先是本民族的文学,其次要充分展现出这一文学与民族共同体在形成与演进过程中血肉相联的密切关系.以往的文学史写作模式的缺陷恰恰突出地表现在这两方面:一为研究对象不够明晰,没有直面中国文学的原始材料,而仅仅将目光集中在了被西方学术体系、概念规约之后的若干“类型”上,无形中被滤掉的恰恰是中国文学最具独特品格的部分;二是用汉民族文学史取代中华民族文学史这一宏大命题,在一个相对狭小的体系中探求传统文化或文学的精义,对各民族在或激烈、或平和的融合过程中所激发出的最具有活力的文化现象却视而不见.

鉴于此,“重绘”这一命题的两个根本立足点正在于:重新确立中国文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如近年来他反复强调的文学观念演变的“三世说”:传统文学隶属孔门四科,文笔并举,形态驳杂;自上世纪以来,我们引入了西方文学观念的分类标准,摒弃掉自身传统中与之不相容的部分,形成了带有西化色彩的纯文学观,实现了我们学科的独立与自觉;而今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震荡与调试,在某些现代学术理念已经深入骨髓的情形下,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和足够清醒的意识与整个西化体系保持某种“疏离”关系,重新反顾并探寻我们民族的文学之根.既意识到前者之“狭”.也明了后者之“杂”,在对两者扬弃的基础上,形成视野更为博大、底蕴更为深厚的“大文学观”.在返还自身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保持对研究对象完整性的虔诚与尊重.不但以往被滤掉的某些文本材料应该返回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中,而且能够如实再现昔日文化图景的书画材料亦应获得进入文学研究领域的合法性.显然,这一做法有着鲜明的中国文化本位立场.自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独立以来,如何处理西方视野和本土经验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们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对两者轻重先后选择的不同,带来了学术界激进与守成不同治学思路的差异.“大文学观”力图超越的正是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在充分吸收西方纯文学观学科建制的科学性的同时,又立足于传统杂文学观所特有的文笔并举、融会贯通的生命形态,从而开拓出文学研究的全新境界.

“重绘”这一学术命题的另一立足点在于,以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为基础,整合以往对汉民族文学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全部成果,并在两者的相互激发下透析传统文化的深刻意蕴.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迥然不同于西方以种族为核心观念的模式,也不同于近代以来产生于美洲和东南亚地区的新型国度.后者统一的市场、语言以及现代传媒手段的出现可以迅速而有效地使当地民众获得归属感,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完全是同一过程的两面.而中国的情形正如陈寅恪先生谈到的“文化重于种族”.“华夷之辨”所彰显的是文化共识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的至高意义.经过几千年中国境内各民族间的征战、迁徒、共居,他们获得了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行动方式和价值观的根本一致.隶属于精神文化层面的文学.应该如实地反映我们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特征,并努力再现在中华民族这一共同名称的统摄下,参与其中的各个民族在构筑、延续我们的文化传统方面所做出的贡献.《通释》在这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极为精彩的论述,对若干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观念进行了颠覆和重构.如以往论及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至今的生命力时,往往将其归结为儒道互补的超稳定结构.这一解释在汉族内部无疑具有合理性,但面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时,却往往不自觉地运用了征服民族与汉族具有根本性文化认同这一检测设,无视两者间必然会出现的冲突、调试的复杂进程.而杨义先生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一命题下则提出了独特的汉民族文化的向心力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边缘活力这一组相对的概念,纠正了仅将目光局限于在汉族内部所造成的偏狭,也动态地再现了两者间相互激发以保持生命活力的历史进程.学术范式的演进正在于后者对前者所面临危机的不断克服.一种更具合理性的研究范式可以使人们在贴近对象时保持更为宏阔的视野和对以往某些共识性认识必要的警觉,从而将文学乃至文化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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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杨义先生的治学经历,可以加深我们对“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一学术范式及其意义的理解.早在写作《中国叙事学》之初,杨义先生就为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四点原 则:回到中国文化的原点,参照西方的现写作技巧论,贯通古今的文史,融合以创造新的体系――大致确立了其基本的治学思路,并暗示了日后提出更为宏大的学术命题.而《中国叙事学》一书正是因为对中国叙事作品特征的准确勾勒,及其在西方叙事理论汹涌而来时所秉持的从容自信的对话气度,在研究界获得了长久的声誉.1995年推出的《中国新文学图志》是一本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为学术研究凭添了几分优雅绚丽的神采.对于文与图之间互文性的深刻理解,对于图片与现代刊物、社团流派文化气质之间微妙关系的精心体悟,即使在为学术作品配图成为出版界时尚的今天,这本书的价值依然无可替代.之后杨义先生转入诗学领域,一系列融合着中国文学特性的概念、方法相继提出,从以“楚辞”中时空倒错现象透析中国书画的共生形态,到以李白为代表的醉态思维模式,再到全面把握中国诗学神秘气质的感悟通论这一学术方法总论的提出,使人们依稀感到一个具有中国文化本位立场的宏大学术构想已经基本形成.同时,在梳理现代中国学术方法时所展现出来的学理传承上的自觉意识也让人们对新的研究范式的产生充满希冀.从这一意义上讲,“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命题的提出和《通释》一书的出版是杨义先生学术思路推演的必然结果,是从更高的层次、更为广阔的视野下完成的学术综合.


任何学理上的进境都要建立在基础性的研究之上.《中国叙事学》的出现凭依着《中国现代小说史》与《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打下的坚实基础;《感悟通论》得益于《楚辞诗学》、《李杜诗学》等著作的完成;同样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通释》一书的出现则伴随着业已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图志》的宋元卷和正在写作中的先秦卷.在学术思维自由飞扬的背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在跋涉过程中留下的一串异常坚实的足迹.此外,“重绘”这一命题所包含的从诸多相关领域贴近文学的研究方式也让我们想起了现代学术史上若干大师的风姿.如鲁迅、郑振铎等人对于图志学的深刻理解,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对考古学、边疆史地的借鉴等“重绘”这一命题的提出及其体系的初步形成,是杨义先生个人在其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深化的成果;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我们更愿意将其视为几代中国学人为确立中国文化的话语权进行的努力所得到的最美好的回报.他们之间的呼应、承继、突破,乃至全面的超越,从个别具有中国文化特性的概念、方法的提出,到一套完整的研究范式的确立,这一进程所带给我们的启示,意蕴深远.

任何范式的提出和最终确立都会是一个长久的历史过程,某些杰出学者的首创之功自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整个范式的完善则有赖于更多研究者以至几代学人不懈的努力.我们期待一批同样扎实且与中国文学具有深刻的生命契合的学者,能与杨义先生一起致力于完善这一新的学术范式,促成一个拥有我们民族的智慧、风度,并对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学派的早日诞生.

责任编辑 王秀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