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学主题的多样性

批判现实是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在中外文学史上,不论是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还是现代主义文学,那些优秀的作家作品,总是以其强烈的批判精神,担当着文学的现实使命,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思想艺术财富.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以其对现实生活或公共事物的介入而承接着新文学的优秀传统,那些以对社会底层生活、对普通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生活的书写而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的底层文学创作,更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这是中国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追求所谓的审美和娱乐,以至于在精神上陷入了危机,在放逐了历史和现实也放逐了自己之后的一次自我救赎,也是对文学现实使命的一种自觉担当.缺乏批判精神的文学是软弱无骨的,一味沉迷于享乐的文学是没有力量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底层文学显示了它无可争辩的价值.因为它使读者看到了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群体性的再度复活.尽管到今天为止,底层文学还被一些人诟病,认为它只是一些作家在“拿底层说事儿”,是为了抢占道德制高点,甚至是以其“政治正确性”而争得文学的入场券,是缺乏文学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当下底层文学的优秀之作,就不难发现,在表达底层人民的思想、情感、愿望,揭示底层生活真相的同时,作家所进行的理性的社会批判,实在是充满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而这正是文学的希望所在.底层文学的现实批判在多种向度上展开,它使我们看到底层文学主题的多样性,看到作家揭示生活真相,大胆参与现实的睿智和胆略.

一、对城市文明的批判

城市文明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要实现城市化.然而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在物质和精神上共建和谐理想的社会,却是必须引起我们关注的问题.在当下中国,城市代表着现代化,那里是财富的象征.然而在高速发展、极度繁荣的背后,在文明的表象之下,凶残与、虚伪与自私、冷漠与荒唐,也同时存在于城市的角角落落,而且令人触目惊心.底层文学对城市的书写,一方面做为一种现实的见证,让我们看到城市文明外表下的另一面,同时也渗透着作家强烈的批判意识,给我们的社会敲响了警钟.

对资本强权的批判是底层文学社会批判的重要内容.在许多底层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强权是如何野兽般地对待陷于其中的底层民工的.这里既有对民工肉体生命的摧残或剥夺,也有对其人格与尊严的侮辱与践踏.打工诗人郑小琼说：“我在五金厂打工五年时光,每个月我都会碰到机器轧掉半截手指或者指甲盖的事情.我的内心充满了疼痛.当我从报纸上看到在珠三角每年有超过四万根的断指之痛时,我一直在计算着,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而这条线还在不断地、快速地加长之中.（1）从诗人沉痛的话语中我们感到的是在资本强权之下工人的无奈和辛酸.陈应松的《太平狗》从一只狗的视角书写了它的主人程大种在城里的种种遭遇,其中有一段描写让我们看到,主人公是在一种怎样恶劣的环境下被强制性地进行着艰辛的劳作,经受着肉体折磨的：“它屏息在一个灯光模糊的大房子里,终于看见了许多人――有它的主人程大种!那刺鼻的气味就是从那里面出来的,里面热气蒸腾,毒气一团团一阵阵向屋外涌出来,里面劳动的人在大池子周围活动着,行走着,一个个像一张张薄纸.两个人看管着这些劳动的人.那两个人戴着一种突出的面罩,就像两只嘴腮突出的野兽.太平看着它的主人,主人好像病了,脚踩着浮云,在梦游一样.当他蹲下去的时候,那两个‘野兽’突然在他头上给了狠狠一棒,主人程大种发出尖锐的惨叫.捂着头站起来的程大种,只好又开始拿起一根沉重的棒子在池子里搅拌起来,那腥黄的厚重的热气一下子吞没了他.”在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中,老板为了按时交货,要求工人没日没夜地连续加班五个昼夜,以至累死了一名工人.李铁的《安全简报》中描写了劳动模范刘洪力因电力设备质量问题而在施工中死亡的事件,但在公司的调查简报出来后,却变成了违规作业而身亡.因为整套不合质量的设备,是公司老总亲自采购的.不仅如此,在许多底层文学作品中,还描写了大发淫威的老板逼迫民工下跪的情节.资本强权的凶残和通过作家的书写被血淋淋揭示了出来,作家的批判是尖锐的,也是痛切的.

不仅如此,底层文学还揭露了这种强权的虚伪.郑小琼的散文《铁塑料厂》就写道：“穿过公司的荣誉室,会看到有面红色的锦旗上写着四个大字――菩萨心肠.这面锦旗是某个慈善机构赠送给这家公司老板的,他给这个慈善机构捐款若干.”然而就是这位老板,“却对他工厂里一个个活生生的员工,视而不见,铁石心肠.”那些出了工伤的工人,得不到赔偿,却被赶出厂门.这样的事实,在中国的城市里几乎到处可以看到.底层文学有力地戳穿了它的伪善,它的欺世盗名的道德检测面.

底层文学的城市批判除了对准资本强权的和虚伪,还指向城市的冷漠和无情.熊育群的中篇小说《无巢》中,农民郭运在走下火车到广州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由一个质朴的乡村青年变成了杀人犯并,原因是什么?正是城市的冷漠直接造成了悲剧的发生.面对穷凶极恶的社会,面对冷漠的人群,他彻底绝望了,对自己的生存绝望了,对社会绝望了,从绝望到愤怒、疯狂,一股强大的他所不能控制的情绪把他推向了一个极端.作者希望通过他的小说引发人们的思考,唤起人们的良知,使人们阴冷的心灵注进一份温暖.这篇小说使人对广州 这个现代化都市的残忍、冷酷、无序感到震惊,也感到愤怒.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中,拾破烂者刘高兴以一种乐观的态度面对城市,希望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员,但他面对冷漠无情的城市,却始终难以融入,城市以各种方式阻止他的努力.城市的人甚至连他的善心也要拒绝,比如他出于好心主动地帮一个老人往楼上搬东西,老人却说我不愿欠你人情,硬要给他两元钱,使他的心理受到一种莫名的伤害.他无法真正被这个城市所接纳,虽然选择在城市里活着,却不过是城市的另一个孤魂野鬼.

底层文学还书写了城市规则,或资本家的规则对人的基本生理要求的剥夺.在吴君的《亲爱的深圳》、刘利的《奇迹》中,都写到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夫妻是怎样被剥夺了正当的夫妻关系和夫妻生活的.因为如果承认了这种关系,就意味着他们要失去眼下的工作.显然人性的正当需要并不在资本家的规则之中.《亲爱的深圳》中农民工李水库、程小桂夫妇都是在压抑和屈辱之中失去“自我”的人,那位不可一世的女经理张曼丽又何尝不是如此.她只能藏起自己粗大的骨节,以至于连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也不愿让外人知晓.他们都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受人尊敬,受人抬爱,然而他们却又在生活中失去了自我,那份心酸与苦楚又能对谁去说?张曼丽看起来是过上了白领的生活,有着豪华的住宅,早已不是当年的打工妹了,但“我正用幸福藏住了我的疼痛”,这句话用在她身上也许更加合适.亲爱的深圳――在表面的幸福之下,到底有多少疼痛?在现代化的城市里,人们灵魂的无所归依,身心的无比疲惫,又有谁去认真思考过?作家通过他的故事,揭示了这种隐痛,读来确实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而作品的现实批判意识也得到了强烈的凸显.

1930年代的新感觉派作家曾在小说中揭示了“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这一严酷的现实.今天,我们的社会与当年是完全不同了,然而在许多大都市里,悲剧依然在上演着.我们在为城市化的进程而津津乐道的同时,不能不思考：“当代中国如何能够摆脱昔日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罪恶的原始积累模式,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和谐稳定与共同富裕.”（2）让人人都过上正常的、自尊的、自由的生活,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因为“人”的发展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如果一些人,而且是多数人,还生活在失去尊严、失去自我的环境里,尽管一部分人确实已富起来了,我们的社会也繁荣了,但又怎能说是一个和谐社会呢?

二、国民性批判

底层文学在进行理性的社会批判的同时,还自觉地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优秀传统,无情地批判底层民众的“民族劣根性”和道德上的“底层的陷落”.

对底层民众的自私、麻木、冷漠、不争等国民性的批判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重要主题.在新世纪的底层文学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鲁迅、老舍等人笔下令人痛心的现实.曹征路在《豆选事件》中通过一次乡村基层选举反映了今日乡村的复杂现实.村长方国栋用一张选票三百元的价钱贿选,村民们则忍气吞声安于现状,那种利诱后的动摇,本性的自私与怯弱等,使人感到农民身上“精神奴役的创伤”依然存在.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方继仁,他是那种老实巴交胆小怕事的农民,除了并非所愿当选为村长后在代表大会上的爆发外,一直生活在卑屈之中.为了换取对自己较为有利的生存环境,他甚至鼓励、默许自己的妻子与村长方国栋的哥哥、乡长方国梁私通.生活的压力、现实的逼迫使他委曲求全、一味忍耐,而心里的憋屈又无法发泄,只好把气撒在老婆身上.丧失男人的尊严使他心情郁郁不平,而现实的利益又使他自宽自解.本来一直希望通过豆选彻底改换村委会,但内心的担忧又使他不敢像方继武一样挺身而出,反而在后者动员他竞选时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甚至在看到方家兄弟难以扳倒时主动向他们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人物,从他身上我们看到对农民进行启蒙仍然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荆永鸣的《老家》同样写到了乡村选举,在那个老家,的火焰焚毁了古老的乡情,龌龊的交易活跃在街头巷尾.更可悲的是众人的麻木,人们把属于自己的宝贵的权利,像扔一片枯叶一样扔在了地上,用自己的脚去踏.作家从那个没有了乡情的地方,窥视到了人性的劣质.

在胡学文的中篇《命案高悬》中,一个乡村女性莫名其妙地死在了乡政府,那位身为乡村护林员的吴响想查清事件真相,但不仅是乡长、派出所长、卫生院长都千方百计阻止他的调查,甚至死者的丈夫和公公也在权力的恐怖和金钱的诱惑下三缄其口.无独有偶在李铁的《安全简报》中,那些原来为刘洪力的死亡做证的证人都推翻了自己的证明,做检测证,因为企业改制了,老总成了真正的主人,他们需要老总给的这个饭碗,死者刘洪力的女友和哥哥也不再要讨个公道了,因为前者被从车间提拔到老总办公室了,后者得到了他想要的赔偿.现实的利益使得这些本该站出来为死者伸张正义的人们都退缩了,人性、人心、良知、道德,都不见了,剩下的只有对利益的让步,对权力的屈服.人性的自私、怯懦、苟且,让人痛心不已.

关仁山的《民风》中一直痛恨村长的刀郎父子却最终答应了村长的要求,让刀郎 娶了村长的傻女儿,最后靠着村长的权势,刀郎在村办企业里弄了个美差.痛恨腐败的刀郎父子也享受到了腐败带来的实惠.从小说中我们既可看到特权阶层的霸道,也有普通小民的懦弱和屈从.传统乡土小说中那种淳朴的民风已是前朝往事,阶层对立和人心不古已是难以改变的现实.作家通过小说表现了他对现实的批判和道德滑坡的思考.罗伟章的《我们的路》中,春妹为了哥哥上学,15岁就出外打工,不幸被骗,生下了一个孩子,本想回家后得到些温暖,疗治内心的创伤,但父母给她白眼,村人议论纷纷,使她难以存身.她的不幸成了人们无聊的谈资,那情景与鲁迅笔下的鲁镇一般无二.

底层文学创作对底层民众的精神批判,不仅自觉地继承了五四文学的优良传统,也规避了左翼文学所极易出现的简单化民粹倾向.它使读者更进一步认识到现实的复杂,那些直抵人物精神世界的书写,使默默无闻的弱者的生活呈现出立体感、丰富性,让我们发现那些被日常经验所遮蔽的精神状态,因而更具艺术的启迪,也更具有思想的价值.

三、知识分子批判

在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中,知识分子常常是以受难英雄的身份出现的.这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毕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知识分子所受到的群体性伤害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文学如果放弃对这一历史的书写将会多么虚伪.然而,随着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文学书写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了新世纪的底层文学,知识分子也便不总是以“正面”形象出现了.对知识分子精神性格及其精神病相的反思与批判,成了底层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这也使读者在看到底层社会的苦难和精神困境的同时,看到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道德沦陷.

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曹征路的《霓虹》中那位教授老梁头,对主人公倪红梅――一个为了女儿和婆婆,为了最起码的生存而不得不从事最下贱勾当的女人,似乎抱有某些同情和喜欢,不仅经常到她那里找痛快,还多次提出要娶她,但当倪红梅的同伴故意出面勾引他,以试其诚的时候,他却马上跟其进了她的房间.他的同情和喜欢是经不起考验的,他与倪红梅的关系最终只能是嫖客与的关系.他并不像自己表白的那样钟情于倪红梅,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的追求、爱情的梦想在他身上是不存在的,自我的满足才是他的目的,他在索取倪红梅的同情和安慰的同时,也给对方精神上造成了伤害.作家对这个人物的处理显然充满着揶揄、讽刺和批判!像他这样给处于底层的弱小者造成精神伤害的还有马秋芬中篇小说《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中的知识分子,冯主任、翁小淳、楚丹彤他们都是成功的知识分子,就表面看,他们工作勤奋,成绩突出,他们办儿童艺术团、组织大型电视节目、奋不顾身地为朋友也为交换而救场.楚丹彤对她家里的那位清洁工朱大琴――一个外来务工者也很不错,但实际是在利用她,和她的同学翁小淳一起.楚丹彤从朱大琴那里找到了创作的灵感,写出了儿童朗诵诗《在爱的阳光下》,那充满煽情的文字不仅使朱大琴感激涕零,也赚足了电视观众的眼泪.在取得了第一步成功之后,作为电视台导演的翁小淳为了做一笔“更大的写卖”,提高收视率,又让楚丹彤“编观众来信”,朱大琴再一次被利用,她成了“观众来信”的“执笔者”.在这个事件中,这些成功的知识分子成了最大的赢家：翁小淳的30万落实了,楚丹彤的节目在电视上畅行无阻,冯团长的“小星星艺术团”也在电视上“多给时段”.但被反复利用的朱大琴,除了受到精神的盘剥和尊严的践踏外,一无所得.电视台要奖励她一台电视机的宣言也终于只是一句空话.那些表面看来关心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生存现状,并为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而大声鼓呼的作家、导演等,真正看重的其实是他们自己的功成名就.底层人群的遭遇只是给他们提供了成就自己事业的机会,或者说他们只是找到了一个能使自己的事业辉煌的道具.底层的精神世界到底如何并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让人感到痛心的是,小说中的这类知识分子却日益成为今天的大多数,他们很少有对社会的关怀,对底层民众命运的思索,对改变现实的努力,他们只是以高高在上的施舍者的态度,在民众中获得一个良好的形象,得到民众感情的回报.

刘庆邦的《卧底》通过一个见习记者周水明在一个黑煤窑卧底经历的叙述,一方面揭露了资本强权下窖工们牢狱般的生活,对窖主的心黑手狠灭绝人性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对窖工们的冷漠、自私、麻木、不思反抗、缺乏法律意识也进行了批判,同时小说对知识分子的卑琐、无耻也给予了无情的抨击.周水明之所以决定走这步险棋,并非是出于一个记者的责任和良知,抱着揭露真相、改造现实的目的,而是为了能拿出一份过硬的业绩,以证实自己的能力.因为他还在试用期,记者站的司站长还没有对他表现出明显的满意,尽管他礼也送了,能不能聘用还很难说.试用期已不到一个月,他必须尽快拿出一篇有分量的稿子来.如果说,这样的动机尽管不能说高尚,但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他后来的做为就令人齿冷了.虽然在下窑的第一天,他就已经领教了这个煤窑的黑暗和残暴,亲身体验了工人们的辛酸和血泪,但当知道了他身份的国矿长故意请他喝酒,并提出要给他五千元的红包时（实际上对方是在玩猫耍老鼠的游戏）,他却在心里感到“这个钱他不大好拒绝”,他的心思是：“反正窖主们的钱都是从窖工身上榨取来的,他们的钱多得花不完,不要白不要.至于还写不写报道,两者之间好像并不矛盾,也许报道的口气可以缓和一些.”甚至给对方出主意：“煤矿要开,钱要挣,该宣传也要宣传一下等你信不信?通过我的一支笔,通过我们的报纸,我能让你当上你们县里的政协委员.”当国矿长问“您还要不要在矿上继续体验?”时,他笑了：“体验?,体验个屁!”一旦得到好处,便连愤怒也没有了.这就让人感到,作为知识分子的周水明,不仅没有作为人民记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甚至于连起码的做人原则、是非观念也没有了,更不要说法律意识、政治觉悟.他之所以冒险到黑煤窖去卧底,完全是出于一己的考虑.而他之所以要努力成为一名记者,也是受原来的同事、现为市里工人报社编辑兼记者的井庆平的影响,因为对方自从成了记者后,每年收入不下十几万,是他的十倍,而且还经常享受被报道单位提供的各种好处：喝酒、唱歌、跳舞、洗头、按摩、找小姐.很难想象,像周水明这样的人,一旦成为真正的记者,还会给读者提供多少有价值的报道.

底层文学的知识分子书写,让读者看到,作家的知识分子批判中凸显的是对恢复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痛切呼唤,这也是当今商业大潮冲击下我们社会最需要的东西之一.而底层文学的价值,包括它的深刻性,也在这种批判和呼唤中得到了彰显.

注释：

（1）郑廷鑫等：《郑小琼：记录流水线上的屈辱与》,《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6月11日.

（2） 张宏：《分裂的镜城与无望的乡村――罗伟章近作解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4期.

（作者单位：甘肃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