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的“和谐”文学观

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构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当时剧烈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思潮交锋中,“京派”文人以其独异的文学姿态和文化气质为文坛书写了亮丽一笔,而其所秉持的文学观念更是中国三十年代文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当时的文坛走向产生了巨大掣肘作用.因为京派的文学思想是非常丰富复杂的,对其内涵的理解和认识由于某些偏失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误读,甚至还曾有因误读而产生的批评或抵制.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就曾批评京派文人为“官的帮闲”；进入50年代后京派文学思想因不符合当时“独尊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曾被新文学史家们有意无意地遮蔽.其实,京派虽然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的疏离,但并不是一个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派别,在他们的作品中有着深深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情怀,这一点与京派所主张的“和谐”文学观密切相关.所以说,辨识京派“和谐”文学观的内涵有助于认识京派的独特历史价值；梳理京派“和谐”文学观在当时与其他文学思潮的辩驳与责难,可以有效地厘清20世纪30年代文学思潮的异质杂糅性质.这对于当前的文化建设也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一、概念梳理

1.京派

所谓“京派”,是指20世纪30年代前后主要由中国北方城市(北平、天津、青岛等)从事新文学活动的一批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和文艺评论家组成的文艺群体.这个群体既没有正式组成社团,也没有明确发表文学宣言,只是一个较为松散的文艺小圈子.代表性的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朱自清、李健吾、朱光潜、梁宗岱、李长之、萧乾、沈从文、凌叔华、林徽因、何其芳、卞之琳、冯至等.他们之间是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的,如生活经历、教育背景、知识趣味、审美倾向、文学个性等方面都有着不同.但京派的形成及命名主要是源于这些作家在文学观念上的相近或相通,“和谐”即是文学观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2.“和谐”文学观内涵

“和谐”在京派的文学观中,既是指京派文学的一种美学风格,也是指京派作家一种文学审美意识.具体说来,它主要指京派作家在文学与人生的“同构”关系的哲理思辨中,意识到文学应是“相互和谐的整体”；或是出于对生命万物的直觉,自觉地憧憬“和谐”的文学审美意识.“和谐”的文学观使京派作家以其独特的话语方式,呈现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忧虑和思考,以其柔婉的文学想象和文学空间,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特有的审美范式,成为中国三十年代文学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和谐”文学观与其他文学思潮的辩驳

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的“发难”文章《文学者的态度》挑起了京派与其他文学思潮间的激烈论争.其中关于文学观念的辩驳,使京派的这种“和谐”文学观凸显出来.由于“和谐”在京派文学观念中,既是一种美学风格,即追求文学表现情感的节制和适度原则,从而反对文学的政治情感化；也是一种文学审美意识,即追求文学对生命的文化关怀,从而反对文学的媚俗,由此就造成了来自左翼文学与海派文学两方面的攻击.京派“和谐”文学观在与这两种文学思潮的辩驳,主要表现为：

1.对政治化话语的反抗和消解

京派文人在政治上力图保持政治夹缝中的自由和中立立场,这也影响到他们的文学观念,即文学表现情感时应以节制适度为原则,以实现“和谐”的文学世界.例如沈从文认为应“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因为“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泪,一个聪明作家与人类的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他将创作喻为“情绪的体操”,即把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是“扭曲文学试验它的韧性,重操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卞之琳也说：“我写诗,而且一直是写抒情诗,也总在不能自己的时候,却总倾向于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这都是在强调文学对情感表现的节制与适度,追求一种文学的“和谐”美.他们还以五四浪漫文学为例,针对那种破坏“和谐”超稳定状态的情感倾向批评道：“烦闷的就放开喉咙呼啸一阵；害歇斯底里的就发出刺耳的笑声：穷的就跳着脚嚷出自己的需要：那有着性的苦闷的,竟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衣服脱个精光”.这种过度宣泄情绪的文学,使“五四”文坛成了“一个疯人院”.总之,京派作家认为文学创作中对情感不能节制.不仅会伤害“和谐”的艺术美,而且也会违背了超然的政治立场.因此,京派作家的作品,如沈从文写扭曲人性的人生题材,芦焚对故乡人生的残忍世相的回忆等,都“偷偷地涂上笑的颜色”,处理成冲淡的文学形态,或把悲剧化作讽刺性的喜剧,都是这种“和谐”文学观念在起指导作用.作为一种迥异于当时轰轰烈烈的政治中的左翼作家的文学观念,就与表现革命斗争的煽情性文学唱了反调,这客观上是对左翼文学政治化话语的反抗和消解,于是京派受到左翼的群情反击.

2.对商业化话语的抵制和规避

京派作家主张“和谐”的文学审美意识,即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上,追求一种文学对生命的文化关怀态度,他们往往以审美的态度来看取人生,反对文学滑向商业的泥沼成为媚俗文学.对此,京派的文艺理论家朱光潜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等严格地说,离开了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是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李健吾认为,一切艺术“应该看做人生消长的方案和鼓励”,“艺术是人生的兴奋剂”,“人生的幻变、生活的烦琐,只有艺术可以慰藉”.沈从文也主张,“必须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方可完成为一个小说”.即使是文学批评,李健吾也要求将批评看做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通过艺术的方式(“直觉”或“象征”)达到默会与交流,从而期待一场灵魂的“奇遇”.这既是文学体验的真实,也是一种“和谐”的文学审美意识的表征.而萧乾甚至将文学技巧视为“适当的和谐的安排”.概而言之,京派作家往往对文学持有较为“严肃”的态度,主张文学对于人生的文化关怀,对民族重塑进行文化探寻,这就是说应该在文学的人性和民族性上实现文学与生命的“和谐”之美.

京派作家对文学与生命的关系的这种观念,有着绵长的民族文化根源和特定的生存境遇特点.而海派作家,正如鲁迅所分析的是一种“商的帮忙”处境,加之他们对西方现代文化欣羡的择取态度,其文学作品媚俗倾向自然难以避免,对人性和民族性的考量也就与京派作家出现了分野,于是京派的“和谐”文学观,也成为了对当时海派文学商业化话语的抵制和规避.

三、文学史意义

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自2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初创期的一些流弊尚未肃清,文学的观念化和感伤情调妨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而此时政治情感色彩与商业化媚俗倾向的强力渗入,文学的本体性受到极大冲击.在文学发展的这样一种背景中,京派主张艺术独立性尤其是强调“和谐”的文学观,对当时文学向着讲究典雅、温和、静穆的美感这一向度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思潮反拨意义.同时,由于京派作家成分是很复杂的,相近的文学观里还会有细致处的差异.对于成员的复杂性,1934年京派与海派论战最激烈的时候,鲁迅就指出：“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1938年,沈从文回忆京派文艺活动时也谈到了此派成员的广泛：“北方《诗刊》结束十余年等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诗会.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慈慧殿3号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北大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这种成员的复杂性多元性,使京派在这种相近的“和谐”文学观中并具有异质成分,这为京派创造出多样风姿的文学实绩提供了条件,故而能够成为三十年代建构文学风貌的重要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