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还能继续引领新吗?

一、

纯粹从出版品种和数量上考虑,中国当代文学的解放应该是从1990年始的.此前,当代文学的出版完全是受到出版体制的制约,每一家出版社其实只是印刷加工厂而已,谈不上独立的出版自主权.既便是出版一本普通的文学作品,也要经过多重审查和相关的报批程序.而且,出版机构的图书出版数量,是以书号的形式,受到配额资源的限制.所谓大出版社,意味着每年国家给予的书号数量较多,而小出版社则有再大的组稿能力和出版能力,原则上是受到限制的.但1990年代以来,出版体制有所松动,开始向市场运作的机制改进.作为国有企业的各家出版单位,通过参与图书市场的竞争,首先在营销领域松绑.国家规定民间资本不得从事出版,但可以参与销售.这种政策空隙为出版社与民营资本的结合提供了一种可能,具体表现为一些民营资本以认购和统包的形式,将一些书商自己组来的书稿,交由国家出版社出版,然后由书商自行营销,上交给出版社一定的管理费、书号成本(俗称写书号)以及分成利润.尽管这是极其粗糙和低级的民营资本进入图书市场的形式,但其所释放的社会信息却不可小视.包括像《中国可以说不》、“布老虎”丛书、“草原部落”丛书以及南海出版公司策划的一些文学作品,都有书商操作的影子.这些图书强势进入市场,在图书市场竞争中所占有的份额,让一些国家大牌出版企业明显感受到市场选择的巨大压力.以当时北京、上海的一些文学出版社的文学出版物为例,长篇小说初版超过数万册的作品很少很少.通常这些出版社都采取保守疗法,第一版一般都是2000册起印,然后逐渐加印.但民营书商的做法,有不少采取的是野蛮的群狼战术.他们利用乡镇小印刷厂急于揽活的心理,同时选择数家印刷厂,同时开印,在很短时间内利用二渠道的发行途径,强势占有图书市场,然后是不择手段宣传操作.所谓图书炒作的做法,以口水仗的形式,制造热点效应,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从而大肆推销自己的图书产品,这种手法,便是书商们的惯用伎俩.这种做法的市场风险当然很大,而且,国家出版机构限于政策法规的限制,不可能这么做.但书商因为个人承担风险,在营销方面毫无顾忌可言,其负面效应,从今天看是文化的粗鄙化,但另一方面是市场选择对图书出版的冲击,给很多出版社上了一课,让他们逐渐醒悟过来:既然书商可以如此营销,为什么正规的出版社就不能做呢

从文学出版物的品种和数量统计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1990年代陡然而起的出版高峰,壮大了当代文学的社会声誉.像江苏文艺出版社为苏童、朱苏进、李锐等当代作家所出的文集,作家出版社为陈染、阿城等作家所出的系列作品.上海文艺出版社花高额稿费购写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怀念狼》的出版权,所有这些急剧升温的出版竞争,表现在文学现象上,就是当代作家写作能力的迅速增强.曾有人统计,整个新时期198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出版总数,不过1000部,而1990年代长篇小说高产的年份,一年的长篇小说的出版量就达到千部左右.这样的出版热岛效应所引发的文学“繁荣”局面,一度让很多文学研究学者感到不解:分明是一些艺术上很不成熟的作品,为什么会拥有那么大的读者市场呢譬如,1949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个作家若要能出版一套自己的文集,那是一件极其了不得的事,但1990年代起,一些年龄不过30、40岁的作家,就堂而皇之地出起文集.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些“新生代作家”、“70后作家”,甚至更年轻的文学青年,短篇小说还没有写熟练,就立马进入长篇小说的写作程序.像卫慧、棉棉等青年作家,她们的作品风格和内容引发的争议,或许还不及她们的文学资质引发的争议来得大.很多人都质疑类似的文学青年的长篇小说的写作能力.但是,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很快就发现,他们的批评无形中是在为一些图书做宣传广告.书商和写作者唯恐作品出版后寂寞无声,批评家一本正经的严辞批评,正是书商和查重复率们希望的.或许是批评家还不懂得图书市场有自己的丛林法则:再好的东西也要吆喝,再粗劣的产品,只要有争议,就会有市场效应.图书市场需要的是刺激,而不是风平浪静、推心置腹的说理和推敲.被利益驱动的书商和刚刚醒悟过来的国有出版社的老总们,面对激活的出版空间,像物色猎物一般,物色着自己的作者队伍.在他们眼里,只要有可能带来利润的写作者,统统都在网罗范围之中.从这一意义上,出版产业的需求,是带动1990年代中国文学的原初动力.各大出版社都想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产业扩张的原初形式,说来也是非常简单,一是物色名家,二是发掘新手.所谓物色名家,就是出版社联络一些已经成名的作家和文学查重复率,为出版社提供书稿.出版社相应的为这些衣食父母提供优厚的经济回报.像数百万元拍得一部作家手稿的做法,便是一例.这在1990年代以前是决无可能存在的文化现象.但名家作品难求,出版社面对的市场风险也大.发现新人,是出版社降低成本风险的终南捷径.但新人要成为名人对出版社而言,也是一件颇为头痛的事.大家都在寻找新手,出版门槛降低,导致的是作品质量的下降,出版社和作品社会声誉同时面临考验.这些1990年代中国文学中突现的世纪末现象,被不少文学批评家视为是当代中国文学死亡标记的先兆,其背后无形的操盘手,都在于出版机制的转变.离开了这一独特的背景,常常会让人看不懂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逻辑.

二、

与出版业活跃相对照,199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分水岭.从粉碎“”开始,有一大批文学爱好者进入文学世界.但到了1990年代,写作队伍出现分化.这种分化,一般研究者还是延续着以往的所谓意识形态分歧的说法,好像是一部分作家顺应着意识形态因而作品发表、出版一路顺畅,而另一些人因为“抵抗投降”,而遭遇意识形态的打压.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但完全以此来解释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未免太皮相了.一是这样的解释低估了文学出版的实际水准,好像所有出版、畅销的文学作品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其实,包括王安忆《长恨歌》、陈忠实《白鹿原》、余华《活着》在内的一些畅销的文学作品是不是都可归入“投降”意识形态,实在是难说.如果泛泛地说这一时期的文学出版都是顺应意识形态的作品,就无法准确的说明一个时期文学生长的自身需求状况,毕竟文学有着超越当代意识形态之外的地方.另外,1990年代影响文学生长的诸多因素中,有不同于“新时期文学”的成份.在现有的描述1990年代中国文学、文化特征的诸多关 键 词 中,“转变”或许是最为传神的字眼.所谓转变,就是从原有的状态化、脱离出来.原有的状态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简言之,就是国家高度垄断、操控的文化状况.而1990年代的中国文学发展状况,一个最大的转变,是国家、政府之外,社会空间逐渐成长起来.对作家而言,首先是以经济独立形式呈现的.1990年代以前的中国作家,全都是“单位人”,人事制度上直接受控于国家、政府.但1990年代以来,独立社会身份的职业写作者开始出现,像张承志、阿城辞去原有的公职,以写作者的身份出现于社会,像王朔等,更是接近于真正意义上靠稿费为生的职业写作者.职业写作者已经与1949年后逐渐形成的隶属于宣传部门管辖的“文艺工作者”分道扬镳,他们是经济上的自食其力者,自己对自己负责,靠自己的文字的市场效应来维持个人的生活和写作生涯.分析和把握这些写作群体的理论框架之一,不是要将他们重新纳入到意识形态的结构中去,而是要将他们与他们力图挣脱的意识形态结构分离出来,寻求一种代表新的社会空间的话题形式和理论解释模式.这种研究的新的尝试之一,就是将作家内部分化与文学出版机制的当代转型结合在一起考虑.如果说,出版的去意识形态化、去官僚化成为一种可能,那么,它对与之关系密切的文学生产机制会形成怎样的影响呢

1990年代中国作家队伍的分化仅仅是一个信号而已,其根本问题不在于“”还是“民间”,“抵抗”还是“投降”.真正的问题之一,在于面对转变着的文学生产形式,作家们是如何做出自己的应对.生活于不同社会空间中的写作者,其文学的想象方式是不同的.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一书中,对西方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有过较为细致的分析.在他列举的八种制度性活动空间中,有沙龙与咖啡馆.科塞认为活跃于沙龙与活跃于咖啡馆的作家,其写作风格有着某种鲜明的对照.前者无疑带有宫廷趣味,而后者消除了等级特征.那么,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写作者是如何应对这种变动之中的社会空间的呢转变得最为彻底和快速的,是那些与书商、出版社关系密切的作家.如果单从文学现象上观察,1990年代高产作家参与文学论争的并不多.被今天很多评论家认为重要的一些文学论争,并没有多少高产作家加入.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高产作家与书商、出版社的结盟,让他们有一种发现新大陆的感觉,根本没有一些批评家所产生的面对经济大潮冲击的困惑.倒是那些与书商、出版若即若离的文学写作者,其中包括那些被称为“理想主义”的文学写作者,满脑子的敌我观念,不管是站在保守还是开放立场上,他们的思考或许有思想史、文学史的价值,但作为文学的社会建构活动,或快或慢地都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在中国文学领域,淡出江湖的风流人物中,不只是一些顽固、僵化的“三朝元老”,也有“新时期”起家的“伤痕文学”鼻祖、“反思文学”的马前卒.他们的思想价值的对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行为方式都变得不合时宜,他们的思想形式、写作方式无法与转向市场的图书出版需求衔接起来.以文体形式而论,1990年代快速崛起的是散文类文体,而那些沉浸于以往思想论战方式的人们,还在热衷于冗长的社论式的雄文.市场不堪承受这种文体的重负,出版社当然也不愿冒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风险.于是,在市场与出版的夹击下,1980年代延续下来的诸多文学话题和思想话题,渐渐走入冷宫,成为知识分子自娱自乐的思想操练.就出版节奏而论,图书市场的高速频率让很多遵循思想节奏的人们不敢想象,大规模的丛书和连续不断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在1990年代真的变成文化现实了.像贾平凹、莫言等小说家,差不多隔一两年便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这种写作速度让那些慢条斯理琢磨再琢磨的“新时期”文学家们难以适应.在扩张的出版机器面前,对文学写作者而言,要么适应,要么退出,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选择.事实上,我们看到经过1990年代筛选之后的“新时期”过来的作家,都有一种高产的硬功夫.像王安忆这样原本以短篇小说为主的作家,也转变作风,选择长篇文体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而且,产量不低.至于一些文学青年,从见习期开始,便在图书市场的氛围中演练身手.像1990年代的诸多“新生代作家”,将他们出版的短篇与长篇相对照,很明显总体上都是长篇小说的出版数量超过短篇作品集.这种文坛现象揭示出文学生产的一个秘密,这就是出版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到作家的创作节奏与文体选择.作家写作过程中,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就是,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为一位不怎么知名的文学写作者提供出版短篇小说集的机会.图书市场的法则,是出版短篇小说集就意味着商业利润的死亡.如果不是为了讨得作家的高兴,换取未来长篇稿件的回报,一般的出版社决不可能为作家出版短篇小说.所以,作家与书商、出版社联手打造的1990年代中国文学世界,造就了一批身手矫健的写作者.

三、

1990年代文学写作与图书市场的结合,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写作的习惯理解.文学创作已经不是一个拥有漫长积累期的自发活动,而是讲求在短期内创造条件,在有限的时间内高速、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活动.与这种文学生产、传播需要相适应的理论解释,是方兴未艾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包括法国理论家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的理论描述,和美国批评家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思考,带给中国文学批评的印象是当今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到信息大爆炸的后现代社会了.任何一种“总体性”的思想把握和艺术追求,在这个快速运转的社会时代,都显得有些过时和保守.平面、解构、碎片、刹那间的感受和反宏大叙述,成为一种构想当代文化生活的主导性趋向.在19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散文是余秋雨式的休闲旅游体《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小说是贾平凹的颓废西京市井生活叙事《废都》、王安忆的上海怀旧心绪书写《长恨歌》以及莫言狂野的大地抒情《丰乳肥臀》等,诗歌是“下半身写作”对“知识分子写作”的无情嘲弄.昔日高大全或是主宰“新时期文学”的大写的人,或迟或早都淡出文坛.繁琐不堪、甚至是庸俗无聊的日常生活,以“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方式,扫荡着人们对超越庸常的努力.在日常生活的话题之下,从文学资源到创作方式,好像全被翻了个底朝天.鲁迅被宣布为过时的老石头,张爱玲成为时代新宠.族、新兴人类、“70后”、“80后”所有蜂拥而起的新兴文学现象,似乎都背离了1980年代人们对开放社会的预期期待.

如果说,出版是加速1990年代与“新时期文学”分离的一台世俗力量的加速器,那么,1990年代之后,网络技术的加盟,更是从技术上为这种分离提供了一台装备精良的离心器.换句话说,自从网络与文学的结合,新的文学样式与选择就此成为可能.从第一部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的接触》开始,当代文学内部又呈现出一种新的分裂.这种分裂再一次印证了技术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在网络世界和纸质世界中文学书写的确形成了全然不同的对照.具体对什么是网络文学,人们可以有不同理解,但随着网络技术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真正开始思考和尝试网络与文学的联系.

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逻辑而言,图书出版市场之后,才出现网络问题.网络将文学写作重新划分成两个世界.一个是传统的印刷出版的纸质世界,另一个是数字化的网络虚拟世界.纸质世界出版法则主导了1990年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谁在纸质世界中占据发表、出版的空间,谁就拥有文学的话语权.但1990年代之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网络空间以不受约束的出版方式,消除了原来架设在纸质出版领域的最基本的限制.编辑和审查程序没有了,出版成本担忧没有了,发行的渠道障碍没有了.在网络空间中需要的只有想象.没有想象,就没有网络的话语权.博取眼球和追求点击率成为网络文学写作的基本追求.在高科技的冲击下,原来限制文学写作的意识形态障碍,刹那间就被消解干净,对写作者而言,在网络空间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网络空间真正实现了一种技术的草根崇拜.文化的精英化走向陡然逆转,很多原先困扰于文人与学者的外在社会压抑问题,似乎不再是主要问题:言论不够自由吗发表有障碍吗现在似乎都可以在网络世界中解决.因此,当代文学问题有些含混起来,一些人继续抨击言论不自由,但对另一些人而言,问题在于自己的信息不够及时,想象力不够丰富,言辞没有吸引力,等等.总之,在网络因素介入当代文学之后,文学的分裂慢慢在加剧.不适应网络写作的作家大有人在.贾平凹曾感叹说:“我家里现在有3部计算机,老婆、孩子用,我不会用.让家里人都现代化吧,留下我一个小手工业者.大家都出去猎获食物,总得有人留守看家做饭呀.再者,我用计算机害怕破坏我的汉字书写,因为我爱好书法.如果修改抄写书稿用计算机省时省力,那让老婆孩子为我的书稿打印嘛.”网络没有彻底消除文学写作面临的问题,反而又增添了问题的复杂性.换句话说,在新世纪网络普及的今天,涉及到文学问题,人们需要界定自己论述的文学场域究竟是纸质世界,还是网络空间.不同的文学媒介世界,可能规则和问题有所不同.譬如,代表国家形象的文学评选活动,网络文学作品是根本不在考虑范围的.从来没有听到过茅盾文学奖或是鲁迅文学奖中,入围过网络文学作品.这种文学选择其实也不仅仅中国如此,世界上像颇有文学声誉的诺贝尔文学奖似乎也是如此.为什么网络文学作品就不能入选,甚至得奖呢排除文学奖本身的倾向性不论,单单就人们对文学的理解上,的确在当今的不同媒介世界中,情况完全不同.以纸质出版而言,一位作家的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如果要达到百万以上,那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文学业绩.但在网络世界中,上万,上百万,甚至上亿的作品点击率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而且,纸质媒介中被热捧的作家作品,到了网络世界中未必一定享受同样的欢迎.据《文汇报》报道:“在百度上搜索‘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相关网页分别为616万、310万、151万,而搜索‘王安忆’、‘莫言’、‘铁凝’,相关网页却分别是51万、97万、35万.同样是最新力作,且出版时间相近,据豆瓣网的阅读人数统计,郭敬明的《小时代》已有10500余人读过,而王安忆的《月色撩人》仅有130余人读过.”营垒分明的两大文学阵营:一面是占据纸质媒体、享有社会声誉的作家作品,一面是雄居网络空间却没有任何崇高文学声誉可言的网络查重复率的作品.究竟谁是当代文学的强势代表呢究竟谁能代表文学的发展未来呢如果要很多人来决定上述问题的最终答案,可能很多人会选择网络文学.

但事实上,纸质文学作品依然生命强劲,并且有与网络文学融合的可能.电子阅读器以及电子书籍的技术跟进,意味着纸质媒体的脱胎换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可言.所以,未来的文学写作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作家写作的考察上,还应该同时考虑到出版所能够提供的各种支持.

四、

如果说1990年代出版竞争与文学写作的高产多产关系密切.那么,新世纪以来,网络空间的拓展,让电子出版以新的形式延续着1990年代的出版与文学写作的蜜月.只不过新技术改变着人们对习以为常的文学惯例的认同,利益驱动,又将竞争的战火,从纸质媒介空间扩展到网络空间.在一个网络空间无所不能的今天,网管和网监以新世纪言论监护人的身份强势出场,大有重振江山的霸权.地位如谷歌这样显赫的搜寻网站,遭遇到中国职能部门的限期整改的通报,也不得不考虑顺应体制的要求.这或许是网络时代遭遇到的第一例言论监控公案.中国的作为,向世界展示网络时代文化可控性的先例.

事实上,除了国有出版集团在技术和资金上投入网络书籍的建设之外,新世纪最有力度的国家调控出版行业的举措,正在悄悄拉开帷幕.新世纪初仅仅是大中小出版社的人事合并,组建出版集团.而2009年上演最精彩的,无疑于出版有限公司的挂牌成立.这是国家作为一项国家文化战略任务来推进的文化建设工程.在出版行业之外的文学人士,或许因为身居书斋而感受不到利益博弈所引发的出版市场格局的震动.但如果对1990年代因出版扩张而引发作家多产高产现象有所敏感的文学人士,对发生在2009年的出版上市公司的竞相挂牌现象,一定也会有一种预见,这种预见,从文学写作方面的影响看,已不再是扩大出版竞争力这样层面的问题,而是显示着21世纪中国文学出版在内的文化发展潜在模式的预演.在网络、开放社会成为一种文化发展大势的今天,国家如何作为文化和文学是否将挣脱国家干预的限制而自由迈进从现今的中国政府以国家推动国有出版社改制为企业的尝试来看,很多文化细节还需要人们去丰富.换句话说,随着出版格局的调整,文学、文化上会有时代英雄和新的文化食利者产生,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将以新的面目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的走向.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待新一轮的出版改制,可以预言的是,它一定会给中国当代文学出版带来波动和影响,但具体的影响至少眼下还难以估计.所谓的难以估计,并不是外交托词,而是表达着一种面对难以判定的文化现实的忧虑.似乎很多出版机制的改进,注重的是企业形式上的独立,但文化品格方面似乎很少有人给予关注.在一些人眼里,出版企业挂牌上市,资本和运作趋向于社会化、大型化、法人化、产业化,意味着中国出版,包括文学出版将做强做大,经济上可能这种目标将会实现,但文学、文化上是否也相应地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呢会不会像金融寡头和房地产大鳄与权力机构联手操控市场那样,在出版行业重组过程中以金钱控制文化,以出版的产业权益限制来限制文化人思想的自由传播呢从这一意义上,消除人们对出版前景的盲目乐观似乎并不过分.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应该认真思考,出版还能在新世纪继续引导中国文学这样类似的问题.

注释:

(1)参见【美】刘易斯科塞,郭方等译:《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第二章“法国的洛可可沙龙”和第三章“18世纪伦敦的咖啡馆”,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2)参见朱文:《断裂:一份问卷与五十六份答卷》,收入杨扬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史料索引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690-738页.

(3)贾平凹:《我的生活是放纵型的》,《中华读书报》2003年6月25日.

(4)参见《文汇报》2009年6月27日第一版《文学该不该“收编”明星作家――“80后”作家、网络作家走红,使当代文学格局酝酿着变化,不过学者们有疑虑》.

(5)“谷歌正在经历进入中国以来最艰难的一次考验.6月18日晚,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节目中连续“谷歌中国”网站存在大量和低俗信息内容,随后,有关部门更暂停了其境外网页搜索业务和联想词搜索业务.目前,谷歌中国正在对其搜索内容进行整改,昨日已经全面改版了其搜索网站的首页.

无独有偶.6月初,微软新推出的搜索业务品牌“必应”在问世的第二天,就在中国大陆地区被屏蔽,原因也是“可以搜索到视频和不良信息”.记者发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改之后,必应目前已经解封,并且以极为“干净”的面目示人.

美国两大IT巨头,都栽在和不良信息的过滤问题上.他们的搜索业务在中国相继受挫,不能不令其重新思考如何去适应中国的监管环境.”资料来源:l.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