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的理回眸与学科拓展

2005年10月29日至11月1日,文艺理论界近百名学术同仁汇聚长沙,在中南大学文学院成功召开了“2005：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研究中心,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南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会议就新时期文学理论的总体发展、评价与前瞻,外国文化研究对我国文艺理论建设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对当代文论建设的影响与实绩,互联网对文艺学当代形态建设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交流与研讨.

一、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学科体系走向成熟,学理逻辑不断完善,并逐渐形成和谐、开放、对话的理论氛围.20多年的理论步履需要总结,现实的理论问题需要讨论,未来的理论发展期待创新与突破.

钱中文先生首先描述了当前文艺学研究的现状,阐述了新理论在“执中”、“跨界”的过程中危机与生机的问题.他指出,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中外文化领域频繁的交流,开放、多元、多样,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的主调.在这期间,文学艺术的变化更是明显,面对网络时代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图像技术的普及,消费方式的改变,出现了各种趋向的写作,文学研究的各个学科都感到严重的不适应.文学理论的深刻的危机表现为：(1)文学理论对文学实践的阐释显得捉襟见肘；(2)文学理论主要以国外文学思想为理论资源,一些理论成为机械复制；(3)文学理论迎合时尚与平庸,弱化了人文学者应有的批判气质.面对社会文化领域各个方面的急剧变化,我们的文学理论也在不断扩人自己的边界.近年来出现的文化诗学、生态文艺学,影视美学,试验文学、网络文艺学、超文本诗学以及走向全球化化时代的文学理论及后现代文学理论等等探索,即是文学理论的扩容和边界拓宽的表现,从不同角度探讨文学理论生长点,表明文学理论的原创性、独创性已成为我们时代文学理论建设的自觉实践.童庆柄教授提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绩,就是文学理论的人学基础的确立、文学理论核心概念的逐渐趋于成熟.而这个确立及其成熟的历程可以用三个转型来归纳――“从一家专制式的‘独语’,变成百家争鸣式的‘对话’”,“从政治话语,转变为学科的学术话语”,“从非常态的中心话语,转变为自主发展的常态话语”.他在回忆中特别指出,这些看似简单的转换充满了艰辛,都是文艺学前辈不断努力的结果.今天,我们在这个领域聚集了这么多的人,出版了很多的著作,建立了几十个博士点,培养了中国文艺学的许许多多人才,为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我们自己营造了一个交流、沟通及栖身的平台.这个历史我们是不能忘记的,也是不应忘记的.杜书瀛认为,20来年来的文学理论是在多种维度上展开的,出现了认识论维度的认识论文艺学,社会学维度的社会学文艺学,还有政治学维度的政治学文艺学,文化学的文艺学,语言学的文艺学,心理学的文艺学以及价值论维度的价值论文艺学.这种多维度的多元文化视野,不仅为文学理论本身增添了丰富多姿的思想形象,而且使未来的文学理论呈现丰富发展的前景.李春青认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发展基本可以归纳为两种不同中心理路的思维方式,一种倾向是以审美为本位,承认文学的独特性,承认它的审美价值,然后通过各种方法的研究去揭示文学的审美特点,去凸现文学的审美意义.另外一路则可以叫做意识形态本位,它研究文学经典以及经典如何成为经典,但它不是追问经典本身在形式上,构成上的特点,它的审美价值有那些独特型,而是追问在文学文本背后的东西是什么.两种思维方式都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建设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二、本质观念的争论

关于文学的本质问题,与会代表进行热烈的讨论,纷纷亮出了自己思想锋刃.冯宪光认为,新时期文学理论最核心的突破和发展是文学本质观的创新,中国学者提出了以审美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文艺学第一原理,从而确立了具有时代特色和历史意义的文学本质论,为文艺学及其理论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童庆炳认为,钱中文先生提出的“文学是语言所呈现的审美意识形态”确是目前所能有的文学本质观的较好表述.它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性,又体现了中国的特点,还能为现在的各方所接受,它是中国人自己提出的理论,具有原创性.但其它与会人员对此有自己的看法,许多人认为用“意识形态”概括文学本质不是很好,很容易导致文学观念往泛政治化方向发展,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吴兴明认为,从学理上看,把“审美”与“意识形态”连在一起也不是很规范.“审美”是康德进行学术清理后所使用的规范美学概念,而“意识形态”是社会理论中的概念,把这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连在一起使用,恐怕有不严谨之处.杜书瀛认为,不能用一个概念把文学框死,要有百家争鸣的精神,允许各种概念存在,这样文艺学才能更为繁荣.赵宪章等认为,关于文学的本质这样的问题暂时可以搁置,这样的问题容易带来争论,不利于文艺学当前的发展.

三、学科边界的角力

文艺学的边界问题是近年来文艺学界的热点问题,此次会议就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欧阳友权提出,在数字化时代,文学还“文学”吗文学研究“研究”什么文学的原点在哪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工作者我们应该秉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他认为,当技术的魔方改变了文艺存在方式、悄然置换文艺学的理论谱系的时候,当文化资本的市场运作逻辑让文艺生产向产业化转变的时候,文论界应该高度重视“艺术的技术性”和“技术的艺术化”的新课题.马大康也认为,随着社会的开放发展,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商品、文化、文学边界模糊,由此带来文学研究的对象模糊,文艺学的内涵也随之模糊,这没什么奇怪.相反,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对理论进行调整.他认为用娱乐性这一标准来划界可能比较合理,只要带娱乐性的文本就可以是文学研究的对象.陶水平认为,文艺学的边界可以借用科学哲学的方法来厘定.一门学科,如果没有一个中心,各说各的,是不成熟的表现；只有建立了范式的学科才会飞速发展.文艺学要有一个共同的平台――经典文本,把文艺学建基于经典文本之上.对此,有人赞同,有人反对.张荣翼认为,经典也是不断界定的,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如有统一的标准,那就只有一种文学.像李白、杜甫就是不同标准的经典.还有人提出,你不能自说自的标准,你的经典能不能得到社会特别是后一代的认可,是一个问题,你的经典如果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你的经典就是一个虚检测的经典.还有人认为,如果文学研究的边界不扩大,还在自说白话,喃喃自语,就文学论文学,就理论谈理论,脱离社会,就是在经典的界定上,我们这些所谓的专家也将没有话语权,文学失语症将越来越严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内涵应该扩容,文艺学的研究边界也应该扩大.对此,童庆炳认为,个人的研究是应该不设边界的,你对什么感兴趣就研究什么,对文艺学感兴趣就研究文艺学,对文化学研究有兴趣就研究文化学,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有兴趣就研究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但是,作为学科,还是应该有自己的边界,不能泛化.文艺学不能什么都包容,这个学科没有这么大,文艺学不可能代替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

四、问题意识的肯定

关于文艺学当前研究所要采取的态度问题,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问题意识是学科研究中的根本点.钱中文、童庆炳等人认为,文艺学的发展壮大就是在解决问题中走过来的.结束时的遗产是“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学的前辈们、在座的一些老先生,他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局面.所以,问题意识应该成为我们的立学之本.王岳川认为,当前文艺学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确立文艺学的中国文化身份,我们不能老跟在西方人的后面摇旗呐喊,帮别人做广告；而应该让西方人也听听中国学者的声音,看看中国学者的创造力.盛宁通过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的介绍,阐述了西方其实也在不断进行理论反思的情况.刘泽民认为要对文艺学进行反思首先要突破既有的认识论思考方式,其次是回到事情本身――回到文艺学本质性的问题框架中去,这才是面对问题的方法.而许明则非常乐观地认为,通过几十年的引进、积累,文艺学到了建立中国学派的时候,并预言未来的5-10年会迎来文艺学发展的高峰,一批中国的大家会站在世界文学理论的高峰.他特别强调,文艺学的研究要像钱老、童老等前辈一样,扎扎实实,面对问题,面对中国的问题.只有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才可能迎来文艺学系统问题的解决.熊元义也认为文艺学不能老是玩弄概念,而是要面对中国的现实,回答我们所遇到的各类问题；文艺学“失语”的尴尬,与我们逃避问题有一定的关系.曹顺庆认为,要建立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就要抛弃过去那种“西方文论化中国”的方法.学术研究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学术范畴,一是学术规则.范畴具有时代性与局限性,而规则是贯穿学术的始终的.文学理论失语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不仅抛弃了中国文论的范畴,还抛弃了中国文论自己的学术规则.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重建或寻回中国文学理论的规则,在此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文论体系,最终从“西化”到“化西”.对此,大家称赞阎真对巴赫金理论的批判发言,认为这是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批判的一个好征兆.吴炫指出,我们现在的文艺理论,是把它当作一个知识来传授和学习的,这是不够的.理论应该是一种能力,它是对知识的一种穿越的力量,能对社会、生活、文化、现实,自动地产生思考和判断.如果我们不能产生一个反思性的、批评性的理论研究方法,那么中国文艺理论的原创性的建设,是不太可能的.如果这个东西被重视起来了,理论就会成为我们的生命,而不是一种对象化的知识性存在.与此相应,文艺理论的研究基点就应该有所调整.由经典文学所奠基的文学理论研究应该是我们今天理论关注的要点.因为只有它,才能把工具性的东西、边缘性的东西突破,才能建立起新的文学理论视点.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