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VS詹澈:两岸乡土书写的对

阎连科,生于河南嵩县的一个小乡村,世代务农,他曾称自己骨子里就是个农民,有着农民作家的封号.几十年的文学创作都与农民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新书《我与父辈》更被指为献给一代中国农民的挽歌.詹澈,生于台湾彰化溪洲乡西畔村,同样生于父祖辈世代务农之家,曾与父亲一起在卑南溪河滩地种西瓜,后怎么写作于农会,进而投身于农动,被称为农民诗人或农运诗人.两个与土地有着最直接的血缘关系的作家,借由此次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谋面,自然会相互产生激荡.

乡土书写的经验

司童：每一个作家都是在向这个世界提供自己独特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大多是由生活经验的广度和深度、心灵经验的广度和深度构成的.那么两位从事乡土书写的作家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乡土经验的呢

詹澈：乡土有时候比如说是描写自己的左右邻居,自己的父辈,自己生长的地方,自己真正生活过的一个故乡,一个环境,一个场域,这是一种乡土,另外一种乡土则是心灵的乡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灵的乡土,这个乡土是出生的地方是你的故乡,还是死亡的地方才是你的故乡我觉得生和死是心灵的乡土.如果从这方面来讲,乡土就是一个广义的说法.我还是同意阎连科说的乡土书写的三个命题,即地域的问题、坐标的问题以及如何书写的问题.

阎连科：我一直不太赞成把小说分为乡土文学、工业文学、城市文学.因为词语的贫乏,我们总要把某种小说归类,比如说把与土地相关的、与乡村相关的归类为乡土文学.写这种小说,我想生活的经验应该是第一的,就像我们一直说的,如果从来没有乡土经验,也就不会有心灵的乡土,每个人必须首先有那种乡土的个人经验之后,也才可能有心灵的乡土.当然一个人在城市,城市可能就是他的心灵乡土,表述更准确的话,应该是他心灵中的城市.

心灵的乡土是一个距离,心灵的乡土对一个致力于文学与土地有血缘关系的人来说,这种心灵的距离越远,这种心灵的土地就会越重,心灵的描述会越发深刻和复杂.

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真正写乡土文学的大概都不是今天仍然站在乡土上的人,我想这是一个无止的距离,也是一个心灵的距离.我想每一个作家在写心灵乡土的时候,都是在丈量心灵与土地的距离的一个过程.

对土地的愧疚

司童：进行乡土书写的人都已经离开了乡土,那么这种书写本身是否就带着一种还债赎罪的意味,一种对土地的愧疚

阎连科：你只有离开乡土,才能真正意识到乡土的意义,尤其是心灵的意义.当你用文字去描述的时候,比如用一句非常优美的诗句去描述的时候,其实可能也是一种偿还.我看詹澈的诗《与稻穗》时,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可以把这两种意象连在一块儿,当时看的时候觉得非常惊讶,每一个句子里都充满灵性.从这首诗里,能够感受到詹澈对土地的爱,对土地的情感.这首诗,我想其实也是对土地的一种愧疚的偿还.

我想每一个作家,其实正因为他对土地的愧疚也好,即便是对土地不断地充满赞赏,仍然是对土地愧疚的一种表达,毕竟你离开那里了,逃离那里了.那里还有很多人过着曾经你过着又不愿意再过的生活,你会对他们怀着一种心理：我不能拿钱去补偿他,不能拿房子去补偿他,但我至少可以用我的情感去表达.

詹澈：是愧疚.我很深刻地感觉到.我也曾经要求自己认真地作为一个农民,认真地去思考所谓劳动价值观的问题.我去尝试过,跟着父亲种西瓜.但是我发现,检测设我们要真正去写作的时候,作为一个农民,作为一个真正的劳动者,依靠肉体的劳动来生活,基本上我们就没办法有一个距离,一个空间来写作.但是我们又想写作,这是自己的兴趣,不敢说是使命.我们想阅读东西,但是没有那样的空间和时间.

我们变成一个心理的劳动者,精神的劳动者,后来我就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但纵使是这样,我们的写作,还是会有愧疚.好像阎连科讲的,我们是一种逃离,或者是一种回避.也许不一定是逃离,应该说是一种距离.问题是我们没办法靠着这样肉体的劳动来生活.我的父亲负债,还需要我们兄弟来还.

书写破败存在的疼痛感

司童：在詹澈的诗,包括《土地请站起来说话》、《西瓜寮诗集》,阎连科的各种长篇、短篇小说包括最近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里,都书写出了农民破败存在的疼痛感,这种呈现很有力量.

阎连科：我觉得你说的这种破败的存在是非常有意义的,包括高行健强调的超越,文学是一种人类生存困境的见证,人性复杂的呈现,每个作家都有每个作家的文学主张.我想詹澈这样一种破败的存在其实正好是一种生存困境见证的过程.我从詹澈的诗中能读到那种作为一个人,我们说是农民也好,土地也好,这一群人,这一个阶层的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人中的一群或者一个,他们生存的那种疼痛.我从他的诗中能读到很多这样的东西,那种疼痛的东西非常明显.

那么我的写作也是非常希望小说中故事人物中,能呈现某种疼痛的感觉,疼痛得那种令人震撼的东西.

当你没有主义,要超越一切的时候,可能有一种东西是不能超越的,你对人的那种爱是不能超越的.当我们过分去纠缠某一些主义,或者要超越主义,我想当你超越这种主义后,会进到另一种主义的陷阱.

我想最重要的一点,不论是表达人的生存的困境也好,表达人性的复杂也好,表达破败的存在也好,我们得表达出作家对人的一种情感,这是一个最起码的爱.

詹澈：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刚开始是对劳动价值观的一种信仰.当你完完全全靠劳动的身体在谋生活,一段时间以后,会觉察到自己的限度.从劳动里我体会到一点：人的饥饿跟人的身体的存在是没办法去超越的.我在思考劳动的局限跟大自然的关系的问题.我曾经去请教两个修行很久的老和尚,如何去超越身体跟饥饿.饥饿跟身体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没办法超越.

我常思考一个问题：农民的困苦,是不是一种宿命但是,我还是不认为从一个宿命的观点去考虑这些东西.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们看到生存的挣扎,生命本质的一种痛苦,我们用文字,而不是用锄头,尽自己的能力去表现.

乡土书写的第三条道路

司童：今天我们面临的社会远比之前的更为复杂,就乡土书写而言,土地价值的远逝、乡村文化的解体、乡土乡土生活哲学的消逝、农民在全球经济浪潮中不断受到的冲击等等,都空前的复杂,这就需要我们找到一种更契合的书写方式.

阎连科：我们的文学有两种写作,一种写作从屈原到李白杜甫一直到鲁迅,甚至到曹雪芹,到鲁迅时是非常清楚的,是这样一条线索的写作；另外一条线索的写作,从陶渊明,一直到沈从文.我想,就文学本身来说,这两种写作把乡土文学规定得非常清楚.面对今天的社会,我想这两种写作都不能轻易地去表达这个复杂的社会.我们需要第三种写作的出现.比如詹澈曾经带领十多万农民游行,我们用鲁迅的写作方式或者沈从文的写作方式,都无法来描述这样一个带着革命性质的农民为自己的利益奋斗的活动.这样的一个过程,本身就非常复杂.我们确实是需要走出第三条书写乡土文学的道路来.

詹澈：这个我也深刻地体会到.中南美洲一些魔幻写实的作家,当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我看了聂鲁达的一些诗,曾经在想他是不是我们第三种写作方式的一种参考语言跟文字的演变需要新的方式,两岸在共同面临这个命题了.

我也在寻找这种方式.我的《西瓜寮诗集》的前20首诗跟后面几首诗,就是一种语言的变化,想要用一种新的语言来面对一个新的现状.旧的思维和旧的语言很难去承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