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与缝隙:民族话语中的文学表达

自1930年6月南京相继有几份文学杂志创刊,它们是《流露》(1930/6-1933/3)《橄榄》(1930/6-1933/12)《文艺月刊》(1930/8/15-1937/8/1)《长风》(1930/8/15-1930/10/15)《文艺周刊》(1930/9-1930/12),《开展》(1930/8/8-1930/11/15).在1930年于南京创刊的刊物中,“中国文艺社”主办的《文艺月刊》持续时间最长久.《文艺月刊》创刊于南京――三义意识形态的中心,“经费来源都有政府的专项资金保证”(1),被认为“基本上是属于中间偏右的一份纯文学刊物”(2).尽管该刊无可争议地具有国民党的背景,但仅关注此一背景,对该刊的判断就未必全面精确.本文试图分析《文艺月刊》内部的话语结构,探讨在30年代意识形态之争的形势下,“民族话语――阶级话语”的对抗在《文艺月刊》中由于主体因素形成的张力缝隙,使该刊文学观念上表现了复杂的、含混的人性论,从而试图在意识形态的中心地带使文艺的自主性观念得以不间断表达,并且民族话语作为现代性元素之一不断伺机表达,形成了文学与民族、时代相胶着的关系,产生文学自律性的焦虑,使文学与民族、时代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另一条追求文学现代性的路径.(3)

“模棱”:一份没有符合预期的刊物

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五四”文化的分化形成知识分子空间的迁移,形成“五四”后文化的“双城记”――北京与上海,形成不同的文化场域.如果说京沪两地是现代文化的“双城”,南京则是有别于它们的“第三城”.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并没有使这座城市呈现相应的首都文化气象,文坛尤复如是.

对于30年代初期的南京文坛,早在1929年《日报》副刊《大道》上就刊载了一篇关于南京文坛现状的文章,文中指出:“以我所看见所知道的,在南京的文艺刊物,除了本报,京报,东南日报等的副刊及其它一二种很少很薄的刊物之外,别的简直找不出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北京”以及“今此革命时代的上海”相比,实在是“太单调、太寂寞、太惨淡”(4).

就在《文艺月刊》的第一卷第三期上,刊载了署名克川的《十年来中国的文坛》,该文对十年来的中国文坛做了全景式的扫描,肯定了中国新文学的成就,但在文章的末尾他这样慨叹南京文坛的寂寞:

南京自建都以来,人口增加,什么都比以前有生气,但文艺为什么这样的寂寞呢

我这篇谈话,是想略略引起人们的注意,打破一点我们这难堪的沉默与寂寞,但愿我不会失望.

在南京的尽有许多文艺研究者,文艺嗜好者,我希望你们担起这有点沉重的胆子,给我们这片刻的刈草,放肥料,播点树花的种子,使他们萌芽,生长,使他们开出美丽的花,成荫的树.要打破这寂寞并不是一个人破着嗓子喊得了的,是要大家的努力.文艺上面没有一点界限,只要你肯努力,总会结出丰满的结果.

对照文学史史实,克川的话基本反映了当时南京文坛的现状.紧接着在第一卷第四期题为《我所见一九三0年之几种刊物》一文中对全国各地的重要文学期刊进行了一系列的评价之后,文章结尾处对当时南京的文坛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在南京方面的,有爱好文艺青年们办的流露月刊,里面充满了热烈的情调,青春的火花,是值得鉴赏的.长风半月刊,也是一九三0年南京所出的一种刊物,编者似乎是一个多方面的追求者,内容反涣散而没有什么精彩了.现在据说已经停刊.(5)

在城市文化气质上,相较于上海、北京的文化场域南京呈现了不同的都市文化空间结构.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此地诞生了与新文学保持“理性”距离的“学衡派”,在三十年代更成为甲寅与学衡派的大本营,在新文学空间的开拓上,南京则呈现了更多的文化保守气质和理性中的独立性.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政权急于提高它作为首都的文化地位,这就使它无法规避意识形态.

1929年王平陵主持《日报》的《青白》和《大道》两个副刊阵地,就在不断地呼吁国民党制定相关的文艺政策,王平陵认为当时的“大多数的作品,几乎是千篇一律,不是充满着颓废的色彩,就是无病,和变态心理的描写”,在这种情势下,“真正的‘革命文学’的建设,实在是急不容缓的问题”(6),同有国民党背景的刊物《开展》月刊的第二期发表《一九三一年南京文坛总结算(上)》则批评《文艺月刊》并没有符合“党义”的要求,该文首先对该刊隶属的“中国文艺社”进行了概述:

中国文艺社,这是一个创办得最早而且规模也最大的文艺社团,成立的时期大概是一九三0年的七月间.其组织的系统与经济之来源,完全和国民党有直接的关系.为这,过去曾有许多批评者以此来诟病该社,说得非常之难堪.其实,这一般批评者的态度,在我们看来是不大适当的.一个政党用文艺政策来帮助其主义之完成,这方法在原则上是应该许可的,因为文艺不仅是反映了时代,且还负着推进与开启时代的使命.只要这些运用文艺政策者的本身并不曾离开时代的需要,即使被取作工具,对于文艺也是没有什么伤害的.

紧接着该文认为该刊“没有明显地给自己划定应走的路线与准确的目标,甚至否认了文艺与时代的连系而以极端模棱极端灰色的态度,主张艺术至上主义者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论调”,该文对中国文艺社、《文艺月刊》所受“难堪”的批评进行调和,并尽力呈现克制的态度,肯定了该刊“在南京所有的定期刊物中,《文艺月刊》的内容应该站在第一位的”,并不讳言该刊内容之所以比较充实是因为“第一是有丰富的稿费”,“而文艺月刊那种模棱灰暗的态度,尚可以使一些老成持重的大作家不致有左右为难的苦痛”,“这也许是理由的第二点”,但转而特别批评了《文艺月刊》作为同仁刊物的商业化倾向,“以中国文艺社那样的文艺组织,及其充足的财力,至少在南京的文坛上是应该开拓一点光荣的历史出来的.然而卒因思想之没落,态度之模棱的态度,给予大众的实在是太少了.这是缺憾,是很足以惋惜的缺憾！”(7)

30年代的文化场域呈现了十分复杂的情状,用“自由人”胡秋原的话来说,呈现了“万花缭乱之趣”,实质彰显了各种话语的登场.在30年代的民族主义作为三义的首义而存在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就不能不对文艺创作有一定的影响,更何况国民党的党工系统也十分自觉地注重这一意识形态的建设(8),20世纪中国文学和政治之间胶着的关系,“与其说是一个指示另一个,毋宁说二者都认同一个关于代表/表现的权力的理想”(9).在30年代的中国,阶级和民族均是中国现代性追求之途上的合理产物,但是“邮递员似乎把阶级和民族的觉醒的消息送到了同一个地址”(10),在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发生在同一“地址”中接受“两份”迥然有别的“包裹”的尴尬与冲突,产生了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之间激烈的冲突和对撞.在三义意识形态成为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主导意识形态时,除了与阶级话语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产生激烈的对抗外,与其它话语也产生了紧张,笔者看到的是在诸种紧张之中,处于意识形态中心的《文艺月刊》却在意识形态话语中存留诸多空隙,因此同一阵营的《矛盾》月刊的文章指涉其为“灰暗”和“模棱”,从而制造出话语缝隙,使这一缝隙中其它的声音获得存在的空间.因此面对文学史的张力,当我们对《文艺月刊》进行概括和定性时就会面临许多困难.(11)但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在一个政党意识形态全面泛化的社会里,文学作为重要的精神生产领域,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污染.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在文学观念领域里表现得更为集中,也最显明.当某一政党试图用其意识形态来干涉和操纵文学创作时,它必然会首先从本党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对文学的目的、性质、作用和地位重新予以规定和诠释,企图以此来规范作家的创作”(12).国民党所标榜的三义意识形态在左翼文学蓬勃发展的情况下不会放弃对意识形态的掌控,但三义文学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因为该意识形态缺少强大的符号生产能力,同时缺乏运作此一意识形态的完善的组织结构,对照当时的左翼文学的发展,则又是一种态势.左联作为一个文学组织,实际上是中国的组织,是“中国不但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领导文艺的开始”(13),“左联内部工作许多表现,也绝不似一个文学团体和作家的组织,不是教育作家,吸引文人到反帝反复古之联合战线方面来的组织,而是一个政党,简单说,就是”(14).

《文艺月刊》是中国文艺社旗下刊物,中国文艺社尽力淡化社团的党派色彩,《文艺月刊》最初的创办中也着力规避了它的意识形态色彩,意在将该刊办成象《小说月报》具有相当影响的但又能为国民党所控制的刊物,这就使得它在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进行平衡.但《文艺月刊》没有成为《小说月报》那样的刊物,也没有成为民族主义文学的阵营,但是否在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张力中可以干净地完全规避意识形态的控制呢并且它与意识形态的张力呈现怎样的表现方式从而使之完成了作为一份意识形态中心文学的特殊性呢它与意识形态的平衡如何成为可能

民族与阶级之间:含混的人性论

既然《文艺月刊》企图将该刊办成类似《小说月报》的文学刊物,那么在刊物的实际编辑中就必须要在意识形态和文学的自律性之间进行平衡.在30年代初期民族主义文学甚嚣尘上,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激烈对抗的时代,将“民族主义”作为组织文学的理论成了《前锋周报》与《前锋月报》的核心任务,然而《文艺月刊》在各期内并未如《前锋》将民族主义作为表达的唯一内容.《文艺月刊》的在创刊号上刊发了署名本社同人的发刊词《满DYNAMO的声音》反驳左翼普罗文学的阶级论,强调文学是真实人性的表现,“人性自发的最天真的冲动,为愉快而创造,为创造而愉快”,“文艺所要求的,是忠于人性的描写,文艺家的修养,就在如何发挥真实的人性、文艺家的责任,就在如何可以把这真实的人性用纯粹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文章用抽象的人性观否认了文学的阶级性,认为文学“并不存心代表任何阶级来说话”,“任何阶级的苦痛确是在文艺家那种明澈无尘的悬镜里映照出来,文艺家并不有意表现什么时代精神,而时代精神确常常在文艺家真情的狂澜里冲荡出来.”(15)

该发刊词还力图在学理上阐释阶级论不能覆盖艺术的自律,文中援引日本理论家藤森成吉的话说:“艺术的世界,不象政治组织一样,可以直接依据经济的事实,所以经济的理论,在艺术的园地里,是不适用的.艺术与经济的关系,无论如何严密,但艺术绝不是由经济生活发生的,这就是艺术的独立性,艺术和政治法律根本上不相同的缘故”,该文进一步援引日本左翼理论家升曙梦话来进一步论争文艺的自律性:“所谓无产阶级文艺的生命,并不一定是在煽动阶级斗争.”(16)同期的洪为法《文艺新论》中则进一步试图从学理上说明文学的发生和起源起于人的求生存,“苦闷的象征”,从文艺的起源上否定文学的阶级性,认为文艺起源于求生存的劳动,文学单从经济方面来讲是不能说得通的.认为文学“单用经济来说,是不易走得通的,关于这点,唯物史观的文艺者自己也觉言之不能中肯,遂不得不闪烁其词.如托罗茨基说:‘艺术必须开辟自己的道路,并且用自己的方法,马克斯的方法不是和艺术方法相同的.’”洪为法援引藤森成吉的理论认为,“据我所见艺术比政治宗教离经济还要远一阶级.换句话说,就是艺术和经济的关系是更间接的.艺术不能象政治宗教般的跟经济状态的变化而急剧变化,即有不为所动的一面.”(17)

在30年代著名的人性论与阶级论的论争中,这场论争“人性论”一方梁实秋《论“第三种人”》就发表在该刊的第三卷第七期.梁实秋这样表达他对阶级论的认识:“以经济的眼光和阶级的立场来说明文艺的现象,自不失为一种新鲜的方法,于文艺背景之阐明有时是很有裨益的.但亦不是万灵.例如辛克莱尔的拜金艺术,他是想给文学以经济的解释的,但除了一部分中肯的解释以外,有时便牵强附会,更有时把难于自圆其说的材料略去不提.台恩的英国文学史想以科学方法解释一切文学,也遭遇了同样的失败.凡是在文艺范围之外另寻方法拿来做为解释一切文学之万灵的钥匙者,大概都不免失败,虽然其失败有时是光荣的”,“强分作家为两个阶级,或左右二翼,这对于文学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利益.这也许是一种策略罢,大约是逼迫一般较易接受宣传的作家向左传的策略”(18),这正是梁实秋文学人性论的核心.梁实秋强调的“‘人性’的‘普遍性’或‘共同性’,是有现实所指的,他针锋相对地指斥当时已在文坛主导空气的‘阶级论’”(19),梁实秋阐释“人性论”的文章在《文艺月刊》的发表,应该说是得到了编辑们认同的.

1932年5月21日,《日报》副刊《公园》创刊,编者在《开场白》中指出:“过去本报的副刊,似乎是纯文艺的,大概是文艺得太过分了吧！好像不大得到群众的彩声”,现在则要往副刊的“大众化”的方向走,“不要象从前那样地曲高和寡,不大受一般人的欢迎”.从1928年2月到1931年12月《日报》的副刊,其中王平陵担任主要编辑的《青白》、《大道》、《文艺周刊》几乎看不出党报副刊的色彩,其中《文艺周刊》同隶属“中国文艺社”,附在《日报》出版,这几份副刊、“中国文艺社”及其《文艺周刊》、《文艺月刊》被“自家人”诟病,带上“为艺术而艺术”的帽子.(20)

革命文学理论在把握时代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其理论逻辑力量也是其它文学派别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在30年代的文学时空中,在一些坚守文学自律性的知识分子团体中,文学的阶级斗争学说并不具有一定的市场,比如,京派,坚持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部份作家,提倡“健康”与“尊严”的新月派等.用阶级观念化约文学是他们所无法接受的,人性、人情、自我、个人等依然是他们文学观念的核心,在这样的背景下,《文艺月刊》用人性论来抵抗阶级论自然能够吸引同道,获得中间作家的认可,既是一种编辑的策略,也包含真诚的艺术追求的一面,从而“另开一条坦坦的大道”(21).

在对《文艺月刊》文本的阅读中,也会看到它在试图以文学人性论来化解或对抗阶级斗争论在文学中的表现的时候,将“为艺术而艺术”作为一项基本策略时仍然十分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因为该刊关于文学的观念仍然是建基于文学的功利观的前提之上,在文学的社会功能观上与左翼文学处于同一个逻辑起点.当我们看到左翼文学提倡文学为阶级怎么写作时,此一文本中所看到的是文学为民族怎么写作,前者强调的是一种利益共同体的意识,而后者则是民族共同体意识.那么在《文艺月刊》中是如何协商文学、民族与时代三者的关系的呢

文学自律的焦虑:民族、时代

当《文艺月刊》强调文学对人性论的表现时说明:“任何阶级的苦痛确是在文艺家那种明澈无尘的悬镜里映照出来,文艺家并不是有意表现着什么时代精神,而时代精神却常常在文艺家真情的狂澜里冲荡出来,”《文艺月刊》是怎样希望“阶级的苦痛”和“时代的精神”无意地在文学中表现出来在《发刊词》中,《文艺月刊》的文学观念呈现了双重的尴尬:一方面它宣扬企图通过人性的自然表达而达到文艺的“为艺术”,不能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以此对抗阶级论话语,另一方面在对抗阶级论话语的同时,又间接地表达了文学不能仅仅是人性人情的宣泄,要求文艺能够建设一个想象的“民族共同体”(22),因此慷慨激昂地疾呼“觉醒吧！青年！时代正急迫地需要我们.我们不必郁结着失意的苦闷,常常流露出无力的怨望,颓废的倦容,和世纪末的悲哀.不要把距离拉得这么远,好比是星球与星球的隔绝,大家走拢来些,手携着手,肩并着肩,把最真实最宝贵的东西贡献出来,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国家.”(23)

“民族”作为20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的关 键 词 在文学观念的表述中不断浮现,强调文学的是否有“力”需与民族性的表现进行有效的关联.王平陵在采访当时大学文学院院长谢寿康的话来证明非民族文学的无力性,谢寿康站在人性论的角度一方面极力否定文学的阶级性,一方面站在“民族”角度对个人主义的文学表示了不满:“我相信文艺是无阶级的,是无国界的,不是代表某一时代某一阶级的留声机,要是真的这样,那文艺便工具化了,便是个人主义的尖锐化了.这种文艺必没有永久的生命,而力量至多仅能及于极小的一方面,绝没有普遍性.所以我对于现代中国文坛上,那些畸性的不成样的东西,并不认为是含有怎样的危险性.”(24).

该刊不仅将文学与民族进行关联,还借通讯中读者的话表达了文学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将文学与时代进行有效关联,强调文学必须反映时代,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上表述的含混性,可以看到该刊焦虑于强调文学的时代性、民族性时堕入工具论的阴影,因此反复强调文学反映时代的好坏仍然和作者的造诣相关,“我们要明白某个时代作品的风尚,就该把那时代的重要作品仔细去观察,绝不能执拾一时代少数人主观的幻想与嫉忌,去恒定一切”(25).王平陵笔名史痕的文章则不断带有此一焦虑强调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我们总觉得在作品中故意放进去爱国主义和故意放进去所谓阶级意识,是同样的难于讨好的,要不是写作者真有着必须要写作的热情与至诚,而仅是遵奉着一定的刻板的公式,填满公式里所指示的空隙,象这样的东西,在艺术上的成就,一定是极少,作品缺乏最低限度的艺术上的成就,根本就够不上作为一件工具来应用,因此.赖以感人的力量就非常稀薄了.”(26)王平陵在两个向度上对潜在的文学工具论进行了提醒,一是爱国主义,即国民党意识形态宣扬的民族主义,一是阶级意识,即左翼意识形态话语,并且在文中隐含着另一文学观念:艺术若是工具,首先必须是艺术.这个理念是针对左翼30年代突出阶级话语的需要,及其所接受的辛克莱“一切的宣传都是艺术”的创作理念相左的.对照王平陵在《日报》《青白副刊》发表的文章《戏剧杂谈》一文(27),该文认为,文艺上“最高的技巧”是既能宣传主义,又能保持文艺的精神,把宣传化作艺术之中,以使政治与艺术之间达成平衡与和谐.因此在文艺与民族、阶级的关系上,该刊以文艺的人性论来对抗阶级性,强调民族意识高于阶级意识,文学必须与民族、时代结合,文学对时代的表现要能够通过较高的艺术造诣来实现,《文艺月刊》也沿此思路.

在关于时代的认识上,《文艺月刊》和普罗文学对时代的理解完全不同,在20年代末期,五卅运动后,左翼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基于红色30年代的契机,宣称这是一个普罗文学到来的时代,是一个“奥芬赫变”、“突变”的时代.就该刊而言,在对时代的理解上,强调了文学与民族勾连的总体性要求,认为文学必须和当下的民族危机的现时性紧密结合,我们从该刊读解出文学与民族、时代关系三者呈现出的现代转型焦虑:在民族危机的加深中突破危机中追求文学的现代性,要求创作具有现代感,“中国人的实际生活都在追求现代化,那么,所赖以抒写现代生活的文艺,必然不能再滞留在现阶段,或加速地向后倒退,已成为自明的真理了.我们创作的精神,虽不能脱离了东方哲学的传统,但创作的技巧和形式,是无论如何应该从域外的文籍中,尽可能地学习的”(28).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成长是与外国文学的翻译分不开的,在《文艺月刊》上,刊载了大量的翻译作品,他们在编辑后记中一再说明该刊是翻译与创作并重的,在翻译作品中刊载了诸多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对此该刊认为:“本刊海外的文艺介绍,过去似乎以弱小民族的方面为多,将来如果可能,还想这样做.因为在弱小民族文学中,不但也有可以和强盛的国家的文学相颉颃的作品”,“艺术是苦闷的象征,在这里是充分的证明了它的确实性.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令人非常注意的一点,就是她们在提倡民族革命的文学中,却没有国家主义的色彩,爱自己的民族,同时却又爱人类.文学是表现人生,改造人生,创造人生的,我们对于在厄运中挣扎的弱小民族的文学,这是值得无限同情与珍视的”(29),在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把握上,认为亟需解决的是争民族生存,求民族解放的时代,在反对文学的阶级斗争工具论时将文学的功用提到了“为民族解放”的高度,强调人性,试图在人性的有限框架内寻求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平衡.对分别代表阶级和民族的文学叙事工具论体系下的左翼以及民族主义文学,刊载于《文艺月刊》的沈从文的《窄而霉斋闲话》可谓一语中的:“莫严肃到文字形体的规则里,却想法使文学是‘用具’不是‘玩具’.诗人扩大了他的情感,使作品变成用具,在普罗作家的有些作品里,却找寻得出那些成功因果的.虚伪的坚实比虚空的美并不相差多少,然而一声呼喊却可以壮气王神,民族主义文学虽笑过左翼作家的法宝,而自己到后又运用了”(30),在该文里,他并不一般反对文学的功利观,“文学的功利主义已成为一句拖文学到卑俗里的言语,不过,这功利若指得是可以使我们软弱的变成健康,坏的变好,不美的变美,就让我们从事于文学的人,全在这样同清高相反的情形下努力,学用行商的眼注意这社会,较之在朦胡里唱迷人的情歌,功利也仍然还有功利的好处”“应当有那么一批人,注重文学的功利主义,却并不混合到商人市侩赚钱蚀本的纠纷里去”(31).该文虽为沈从文所作,但不能不说反映了该刊编辑的取舍态度.

到了民族危机深重的1937年,王平陵有感于鸳鸯蝴蝶派的复活,尤其是伪满文人的“古调自爱”,指出企图利用这些“来表达现代革命的情绪和意识,表达民族的被压迫的反抗精神,是万万不可能的”,认为中国当下文艺没落的原因是“中心的缺失”,由于中心的缺失,“把文艺的路线越缩越窄”,由于“缺乏创造的精神”,“中国的文艺界”“只知道跟着人家的后面”,“人家已经是落伍了的主义和思想,而我们尚当作是稀奇的尊贵的东西”,而“个人主义失败”则是造成文坛没有中心和主潮的根本原因,由于个人主义,“大家高喊着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象征主义,新浪漫主义,甚至是新表现主义等,仅是一种口号而已,我们从来就没有看到能够代表这些倾向的作品”,“作者修养的缺乏”,“要发现一篇能代表一时代底一个主潮的作品,简直是绝无仅有”,王平陵对文艺现状的清算应该说是基本符合文艺的规律的,但王氏其批判的旨归紧锁民族叙事的构架,回到文学为民族解放怎么写作的理念上来,亦是对30年代民族危机的直接回应,“文艺是离不开时代的,是人生的反映,时代精神的前驱,环境的透明的镜子,是由大众的现实生活里所压榨出来的民族的最沉痛最热烈的悲哀”,“作品里所包含的现实性越强烈,艺术的生命便愈丰富”(32).王平陵试图从学理上阐明文学与时代、阶级“除了有意为某一阶级宣传的以外,伟大的文艺作家是表现着实现的社会生活而决不是为某一阶级宣传的,就鉴赏方面说,鉴赏的人也决不是以阶级观念来鉴赏的,否则就不能真正了解文艺作品的内容.因此我们只能说文艺作品可以把阶级性故意放进去,但绝不能说文艺作品必有阶级性.所谓阶级是否如他们所说可以分析出来,姑且勿论,但社会上即有阶级区别,也并非如他们所说,文艺必有阶级性.”(33)王平陵的可贵之处在于并没有一般地否认文学的阶级性,而是认为文学作品中的阶级性呈现复杂的状况,强调当下情势下必须考虑文学的时代性和民族性.

鲁迅在1934年曾经这样描述30年代文学和知识分子的总体发展趋向,是从“人性的解放”到“阶级意识觉醒”,(34)阶级意识的觉醒是在红色30年代的国际背景下展开的,它的背后则是着中国近现代民族意识觉醒的更大背景和框架,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解放理论在30年代面临中国语境如何进行资源转换和整合面临的困境.左翼文学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表现,30年代初期奉行的是“左”倾关门主义的政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它导致其30年代初期在民族与阶级关系问题上,混淆阶级斗争与民族战争的基本性质.同时我们也看到《文艺月刊》的尽可能中立的温和色彩,使它既同意识形态保持一段距离,尽管这种保持还不能避免意识形态的伺机表达,但毕竟从文学自律性的角度指出文学阶级性表达的不足.

《文艺月刊》在反对文学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功利观的同时,并不否认文学的功利观,不过双方所持的功利怎么写作对象不同罢了.当它竭力强调文学为民族生存、为“民族共同体”的想象而建构文学叙事时,当我们说五四文学的个性的“我”在左翼文学中被阶级的“我们”而取代时,在《文艺月刊》中这个“我”则被“民族”的“我们”所置换,在反对文学的个性主义这个层面上,二者也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所幸的是,尽管《文艺月刊》秉持这样的文学观念,作为意识形态体制内的刊物,编辑们作为新文化运动孕育起来的“新文化”人,更多表现出“探索”的气质,虽然这些探索性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但却使之在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之间的对抗中存留了一定的间隙,为“文艺”留下了必要的空间.该刊在意识形态内部用文学这一意识形态挑战了意识形态,而正是这些刊物内部的张力、裂缝、挑战的存在,彰显了30年代文学时空的迷人景观.

注释:

(1)毕艳:《左联时期国民党文艺期刊浅探》,《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

(2)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第7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3)《文艺月刊》共有125期,笔者主要分析30年创刊至37年8月之前各期.并且据笔者的考察与推算,截至抗日战争一九三七年九月该刊的第十一卷第三期:《全民族抗战文艺专号》,共出版了七十一期.笔者据以分析的文本以北图的《文艺月刊》缩微胶片以及南京图书馆所藏的各期为分析研究的对象,其中缺第一卷第六期,第四卷第四、第五期,第五卷全卷六期,第六卷的第一――第四期,所见共有五十七期.

(4)杨晋豪:《南京的文艺界》,《大道》1929年3月28日.

(5)烽柱:《我所见一九三0年之几种刊物》,《文艺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6)王平陵:《蹈进“革命文艺”的园地》,1929年4月21日《日报》“青白”副刊.

(7)辛予:《一九三一年南京文坛总结算》,《矛盾月刊》第二期.

(8)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四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封建主义与社会革命》,其中《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一节论述了早期国民党人对意识形态的注重,援引上海《民国日报》主编叶楚怆的话:要通过三义“建立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叶楚怆1920),三联书店,2004年.

(9)(10)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478页,第454页,三联书店,2004年.

(11)即如倪伟专著《“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的研究获得了原创性的成果,他用“民族”想象和国家统制对该意识形态进行了精辟而又绵密的阐释,而且整个专著力避“左”和“右”的归纳从而给这一存在的意识形态在特定历史空间的合理性进行了阐释,但在全著中唯独对《文艺月刊》定性为“基本上是一份中间偏右的一份纯文学刊物”.

(12)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第3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13)马良春、张大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第56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

(14)萧三:《给左联的信》,转引自陈瘦竹主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第229页,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1980年.该信写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一日.该书编者注释:“此件许广平手抄稿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又见姚辛著《左联史》,第55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

(15)(16)《满DYNAMO的声音》,《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一号.

(17)洪为法:《文艺新论》,《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18)梁实秋:《论“第三种人”》,《文艺月刊》,第三卷第七期.

(19)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9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20)辛予:《一九三一年南京文坛总结算》,《矛盾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21)平陵:《本社第一次谈话会记录》、《答胡梦华兄》,《日报文艺周刊》第四号930年10月16日.

(2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3)《满DYNAMO的声音》,《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一号.

(24)平陵:《会见谢寿康先生的一点钟》,《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25)《通讯》,《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26)史痕:《中国现阶段的文艺运动》,《文艺月刊》第九卷第三期.

(27)王平陵:《戏剧杂谈》,《日报青白》930年5月28日.

(28)《编辑后记》,《文艺月刊》1936年第九卷第三期.

(29)《最后一页》,《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30)(31)沈从文:《窄而霉斋闲话》,《文艺月刊》第二卷第八期.

(32)(33)王平陵:《清算中国的文坛》《文艺月刊》第十卷第一期.

(34)鲁迅:《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单位: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