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孙犁文学语言观的价值

孙犁是为数不多的横跨现当代的作家之一,目前,学界有关孙犁的研究,大多围绕其创作风格、美学特征、晚年的思想变化和学术研究进行,相对遮蔽了他的文学语言观的研究.在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书写中,人们已经习惯了用思想意义和社会变迁等因素来描述中国文学的转型和发展,而忽略了作家的文学语言观念在其间的作用和价值.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作家语言观念的现代性维度,甚至是其中具有“盟主权”的关键环节,中国现代文学最初就是伴随着作家的现代文学语言观念的建立、发展而逐步成熟的,因此,从现代文学语言观念的角度研究中国作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的课题之一.对孙犁而言,除了宏富的作品以外,系统完整的现代文学语言观念亦是其留给我们的珍贵的文化遗产.他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总结自己运用语言的经验,阐明他对现代文学语言观念的理解,本文拟从语言的视角,重新认知孙犁的文学语言观念,揭示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一、

孙犁的语言观念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语言本体论思想的长河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对于语言本质的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工具论和本体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它们二者间的争斗、交织、缠绕甚至影响规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品格和走向.传统文学一直持工具论的观点,无论是儒家的“文以载道”,还是道家的“得意忘言”,以及魏晋玄学中对意、象、言的讨论,都是将语言视为思想的工具,梁启超与裘廷梁等晚清“文界革命”提倡者的观念,也大都是语言工具论的延续,而“五四”文学革命恰恰是以文学语言的变革为开端的,胡适、傅斯年、鲁迅等“五四”先驱们强烈地感受到旧的文学语言对于新文学内容的束缚,他们比前辈甚至后继者们有着更为清醒、也更为强烈的语言本体论思想.

从一这视角来看,“五四”文学革命正是通过现代白话语言系统和现代文体类型的确立来实现的,甚至可以说,“五四”文学革命本质上首先是现代文学语言形式的革命,以及由此带来的思维革命和思想革命,它是从古代汉语的思想体系转向现代汉语的思想体系的革命,因而“五四”新文学运动正是在内容与形式统一性的意义上完成的.之后,随着文学生态环境的变化,这种现代文学意义上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便日渐式微,语言的工具论思想又得以大行其道.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只是从社会政治立场出发讨论文学语言,并未涉及文学语言的本质特性,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在一定程度上把语言上升到“为人民怎么写作”的政治高度,语言工具论得到进一步的强化,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所松动,但随之而来的大跃进运动,重新确立并强化了文艺的大众化方向及文艺与政治的联盟,文学语言的工具性再次得到的强化,到了“”时期,在意识形态的强势干预下,语言工具论更是走向极致.正是在该观念的左右下,人们总是习惯于从“二元背反”的思维模式去观照语言和思想,在语言与思想之间,总是看到二者的对抗性,没有顾及他们的统一性,总是看到二者的差异性,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总是嗜好在语言与思想间排出一个主次和先后顺序,总是天经地义地认为“思想决定语言”.直到新时期,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淡化,文学才渐渐脱离了单纯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窠臼,语言也重新得以转向了“本体”.孙犁的语言观正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坛文体自觉和语言论转向的“风向标”.

新时期伊始,孙犁就非常及时、非常明确地提出了“重视语言,就是重视内容”的“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同等重要”的语言本体论语言观.他在《散文的虚与实》中说:“散文对文字的要求也高.一篇千把字的散文,千古传诵,文字不讲究漂亮行吗！所谓文字漂亮,当然不仅仅是修辞的问题,是和内容相结合,表现出的艺术功力.”在《芸斋琐谈》中,他进一步解释道,“古书上有一句话:修辞立其诚.这句话,我倒老是记在心里. 把修辞和诚意联系起来,我觉得这是古人深思熟虑,得出来的独到见解.通常,一谈到修辞,就是合乎语法,语言简洁,漂亮,多变化等等,其实不得要领.修辞的目的,是为了立诚,立诚然后辞修.这是语言文字的辩证法”.他认为,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不同,文学语言,绝不仅仅是修辞形式的问题,它还与思想内容紧密相连,因此,如果文学语言是真诚感情的流露,不用修辞,就能有感人的力量.在《文艺学习》中,他更是提出了“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的观点,“从事写作的人,应当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应当把语言大量贮积起来.应当经常把你的语言放在纸上,放在你的心里,用纸的砧,心的锤来锤炼它们.”重视语言,就是重视内容了.“一个写作的人,为自己的语言努力,也是为了自己的故事内容.他用尽力量追求那些语言,它们能够完全而又美丽地传达出这个故事,传达出作者所要抒发的感情.”在他看来,语言表面上看来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和手段,但本质上,它是作家思维方式、思想内容的呈现,它正处于人类精神活动的焦点地位,甚至可以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实体,通过语言可以打通人类思想领域和心灵世界.因此,它既是形式的,也是内容的,文学,实质上就是运用语言技巧制作出来的语言独立体.在此,孙犁已明确地认识到了语言的本质功能,并传递了较为明确的语言本体论思想

今天,当我们潜沉下自己的研究心态,认真回眸孙犁的文学语言观时,可以发现,他的观念不但和将语言视为工具的时代主流思潮格格不入,而且与西方的现代语言学思想,甚至形式主义理论,有不少相通之处.我们知道,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思想的关系问题,一直受到西方语言学家的长期关注.从十九世纪洪堡特的语言相关性理论,到二十世纪的索绪尔、萨丕尔――沃尔夫学说,前后跨越了一百多年的时间,随着文化的进步,人们认识到,生活在语言世界中的人类在表达思想时,如果没有语言的帮助是不可能的,现代语言学与传统语言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是语言本体论.因此,从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看作世界的图式,索绪尔把语言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海德格尔把语言当作存在的家园,到苏珊朗格把语言看作情感的符号,再到拉康把语言等同于思维和无意识的内在结构,他们都使文学语言的地位得以确立和提高,而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和新批评派,到结构主义、符号学,直至解构主义,他们的具体理论,表面上看来,各有千秋,甚至大相径庭,但却都从不同的角度突出了文学语言的中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文学语言甚至成为文学研究的核心课题.因为语言学家们认识到,表面上看来,语言确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但那主要是对物质实在指称意义而言的,在思想层面上,语言与内容具有同向一致性,从事语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力图获得思想和情绪以及表达这种思想和情绪的过程.文学的本质就是把文学语言中的节奏、韵律、风格等审美因素有意识的集中显现,是对人类的存在及情感观照的感性化、个性化和审美化的描述.这种语言本体论的思想,甚至对整个20世纪的社会科学界都发生了不可限量的影响.而在当时中国独特的语境中,孙犁凭借扎实的创作功底,较为完备的语言学的知识结构,以及天生的对文学语言的良好感觉,对语言的本质功能、语言与思想内容的内在联系已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今日看来,实为难能可贵.

在孙犁等人语言观的影响下,中国新生代的作家们,更为真切的感受到语言的生命温度,触摸到了语言的本质意义.李锐曾经指出:“语言和生命缠绕之深,是和我们的头脑、四肢、内脏同等重要的.”在他看来,语言既是个体的精神与生命的表征,也是个体生命的精神寄托.他由此认为,“近两年来我所一再强调的“语言的自觉”,就是说的这个意思.现代汉语是现代中国人全部的表达和记录,也因此而可以视为现代中国历史的全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语言的自觉,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一切议题都是空谈！”(6)较李锐更晚的毕飞宇也说:“语言说到底,是你精神的体现,是你的精神处于创作状态时的对于万物乃至于对于自我的一种观照.”(7)而与他们持同样观点的作家也并不在少数,韩少功、贾平凹、张炜、于坚、李洱、林白、王家新、陈东东等他们共同承续和拓展了当代文学的语言本体论之河,而孙犁无疑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他上承胡适等五四先驱的衣钵,下启当代语言本体论之门,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孙犁的语言观,使这条河流得以贯穿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其功劳和价值自不可没.

二、

孙犁的语言观对中国文学的文体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孙犁的语言观,不但认为语言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而且将语言视作触摸作家内心世界的最为敏感的神经.他在《再论通俗文学》中说:“我这里要谈的是,无论是‘通俗文学’或是‘正统文学’,语言都是第一要素.什么叫第一要素这是说,文学由语言组织而成,语言不只是文学的第一义的形式,语言还是衡量、探索作家气质、品质的最敏感的部位,是表明作品的现实主义及其道德内容的血脉之音！” (8)在《论风格》中,他认为,“语言风格任何时候都不是单纯形式的问题,它永远和作家的思想、作家的生活实践形成一体”.(9)这种观念,已经涉及到文学文体的实质,童庆炳曾给文体的概念下了一个较为贴切的定义,“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它社会历史、文化精神.”(10)它实际上可以从内外两个视角进行理解,从外视角的层面上看,文体是作品的语言秩序、语言体式.从内视角的层面上看,文体又负载着作家的个体的人格内涵.该观点与孙犁的语言观,可谓是不谋而合,而这种观念的确立和光大,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体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知道,20世纪世界文学的研究重心由之前的重视研究作家创作及文学对外部世界的描绘情况,转向重视研究文学语言.以维持根斯坦、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哲学,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语言所抱有的传统看法,它结束了文学语言在传统文学中的依附性地位,语言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同时,索绪尔关于语言与言语的区分、能指与所指概念的提出等一整套理论,直接影响了结构主义诗学的产生和发展,而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理论则使得条分缕析地分析作品文本及提出相应的技术性规则成为可能.在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之下,文学研究中的文体的地位被突出了,它甚至成为许多文学理论派别的主要课题.因为,语言的的突出对文学来说就是作品文本的突出,就是如何组织语言的文体的突出,正如韦勒克、沃伦说,“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文学作品应被视为“是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怎么写作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11)这一观念已被现代文学理沦所认可并被视为圭桌.语言与文体的突出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使文学真正开始建造属于自己的家园.这是因为,文学的存在首先是作品的存在、是一种语言文体的存在,文体是文学得以实现自身意义和价值的最直观、最主要的依据和规则.没有文体,也就无所谓“文学创作者”与“文学接受者”.语言作为人生存的基础,是人类时刻不能与之分离的东西,语言经过作家再创造而变成作品的文体,而对它进行解读,就使文学研究也由此开始追求一种客观的科学精神,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以往文学研究中用思想史、社会学史以及个人的即兴感悟来替代文体分析的随意性.另一方面,文学语言作为永不重复的作家个性的表现,又是文体系统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文体中的体裁因素、规范语体因素等,作为一种成规,在很大程度上会变成一种保守力量,一种惰性势力,而唯有文学语言因作家个性的不同而不同,时时在更新,时时在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文体的生长点,从而使文体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并创造出新的文体来.“五四”时期的文体革命成功的原因,首先是从文学语言这个层面发动的,正如胡适所言,“我常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学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等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12)在这里,胡适告诉我们,只有从语言入手,再到文体等“文的形式”改变了,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才能得以真切的表现,中国的现代文学才能走上“以文为准、文质同构”的正途. “五四”文学革命正是从表现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个性需求的需要出发,创造出新的各具特色的文学语言的话语方式,进而冲破了旧文体的束缚,实现了“文体革命”的目标,并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现代文体规范.在这里,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老舍、沈从文、曹禺、穆旦、张爱玲、赵树理、孙犁等作家们各具特色的、具有魅力的文学语言、文体创造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从这个角度视之,孙犁的语言观,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体研究和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孙犁的文学语言观所蕴含的价值,然而与被称为新时期语言本体论转向的“先锋”和“先声”的汪曾祺相比,孙犁似乎为他的光辉所掩盖,并淡出了大部分研究者的视野.其实,孙犁早已表达过类似的语言观,而且时间上,比汪曾祺早得多.汪曾祺曾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表了一些谈论文学语言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语言观,这些文章大体有《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1987.11.19)、《“揉面”――谈语言》(1982.1.8)、《关于语言的札记》(1986.4.24)、《林斤澜的矮凳桥》(1987.1.9)等,其语言观的具体内容虽与孙犁的表述不尽一致,但在语言本体论思想却是“英雄所见略同”, 如汪曾祺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演讲中,多次提到:“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13)“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也是目的,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14)本文的重点不在对二人的语言观进行细化的比较,以分出优劣高下,但就时间坐标来看,孙犁就比汪曾祺要早得多.1941年冬,在冀中的一个小山村里,28岁的孙犁写了一本谈文学创作的书.这本书最初的名字叫《区村、连队文学写作课本》,后改名为《文艺学习》,最初以油印的方式出版.难能可贵的是,他将语言作为第三章专门论述,并明确的表达了“重视语言,就是重视内容了”,“应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今日看来,实为令人惊叹.而就连新时期的文章,孙犁也大都较汪曾祺要早,如《文艺学习》(1941年冬)、《论风格》(1953.12.2)、《<芸斋琐谈>三<谈修辞>》(1983.9.8)、《散文的虚与实》(1984.4.1)、《再谈通俗文学》(1985.1.5)、《和谌容的通信》(1985.6.19),但令人奇怪和费解的是,学术界对于汪、孙的评价却截然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在惊讶之余,认为汪曾祺复活了一种中断了数十年的中国文学传统,因而具有巨大的文学史意义.”(15)而对于孙犁语言观的价值,则完全遮蔽和忽略了,曾如有的评论家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的语言意识的作家,孙犁一生中,多次强调过语言的重要性.汪曾祺的那些被认为具有“先锋性”、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的言论,孙犁早已表达过,并且多次表达过.”(16) 对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人们可能以为汪曾祺为国统区的作家,又在西南联大受过正宗的西方文化的教育和诸多名人的教诲,所以理应具有先锋性,而孙犁为解放区的作家,没受过高等教育,又没见过大世面,所以不可能有什么高深的见识等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孙犁的文学语言观,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贡献之一,我们应该重视它、研究它、并正视和挖掘它的价值,而孙犁本人,也理应与汪曾祺一起被称为新时期文学语言本体转向的“双壁”.

注 释:

(1)参见拙作《论傅斯年的现代白话语言观》(《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从胡适、傅斯年到鲁迅―论中国现代文学语言观的变迁》(《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

(2)孙犁:《散文的虚与实》,《<孙犁文集>续编二 理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页.

(3)孙犁:《<芸斋琐谈>三》,《<孙犁文集>续编二 理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

(4)(5) 孙犁:《文艺学习》,《<孙犁文集>四 理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6-57,74页.

(6)李锐:《我对现代汉语的理解――再谈语言自觉的意义》,《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

(7)张钧:《历史缅怀与城市感伤――毕飞宇访谈录》,《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41页.

(8)孙犁:《再谈通俗文学》,《<孙犁文集>续编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页.

(9)孙犁:《论风格》,《<孙犁文集>四》,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10)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11)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5、147页.

(12) 胡适:《谈新诗》,《胡适精品集》(1),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13) (14)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陆建华编,《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15) (16)王彬彬:《孙犁的意义》,《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作者单位: 聊城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