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文学创作第一阶段后期思想

摘 要 ：孙犁一生的创作基本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中间有二十年的搁笔.作为全国解放前解放区的红作家,解放后孙犁的工作稳定,生活舒适,受人尊重.但在1956至1966年这十年间,孙犁搁笔虽有身体方面原因,但身体方面并非唯一原因.况且身体康复后从事古书的和整理,不能不令人吃惊.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导致孙犁搁笔十年的思想因素,从而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孙犁的人品和文品.

关 键 词 ：孙犁创作第一阶段；文艺思想；人际关系；现实生活

孙犁的文学创作,以1956年为界,截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8年至于1956年,第二阶段是1977至于1995年.这中间有二十年的时间是空白,用孙犁自己的话说,“1956年大病之后,就几乎没有写.加上1966年以后的十年,我在写作上的空白阶段,竟达二十年之久.”［1］

在第一阶段,孙犁以《芦花荡》、《嘱咐》、《荷花淀》、《农村速写》、《采蒲台》等短篇小说散文集,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等作品,声振解放区,名满全中国.这也使得孙犁成为抗战至建国初期主流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高唱凯歌进入天津,孙犁也随之成为天津市委机关报《天津日报》副刊科的负责人.1956年3月,孙犁在创作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第十九节时（共20节）,突然摔倒.后经医生诊断,为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为了治病,他先后外出旅行,住院治疗,疗养院疗养.前后达四年之久.在中国大地经历或激越或舒缓的政治波动时孙犁或是在高级病房,或是在幽雅舒适的疗养院,过着与世隔绝般的世外桃源的生活.甚至在青岛疗养院疗养时还与一位二十来岁的,漂亮妩媚的护理员,发生所谓“无花果”的恋爱故事.［2］1960年前后,他的健康状况逐渐恢复,但他没有重新执笔,而是一头埋进古书,作了古书的和整理工作.因此二十年的空白,如果说后十年是因为“”中受到抄家、干校劳动等打击而搁笔,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前十年完全归于疾病的原因,则有些牵强.况且病愈之后埋头古书的思想基础又是什么呢?通过阅读孙犁第一阶段的作品和第二阶段的一些回忆性文章,结合1956年前后的社会历史和作家的个人经历,我们可以把孙犁第一阶段后期的思想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孙犁深感全国解放以后创作的不自由.孙犁认为战争年代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非常愉快的工作.”而全国解放以后,“思想领域的斗争被强调了,文艺作品的倾向,常常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作家在犯错误后,就一蹶不振.在写作上大家开始执笔踌躇,小心翼翼起来.”［3］孙犁生性胆小,处事谨慎,对政治,特别是政治斗争向来是敬而远之,但作为作家,在作品中又不可能不表现政治,而表现的又都是作家心目中所理解的政治,这就不可能不与政治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所理解的政治产生错位和偏差.而每一次的纠正（批判）,又进一步促使他“离政治远一点” ［4］当他“见到、听到有些人,因为写文章或者说话受到批判,搞得很惨”,其中有的还是他的熟人时,他就一再“警惕自己,不要在写文章上犯错误” ［5］.但书生气很浓的他,因为写文章或说话而“犯错误”的还不止一次.最早一次是1947年他因发表《一别十年同口镇》和《新安游记》而受到《冀中导报》整版整版的批判.其次是1951年《光明日报》在同一天的报纸上,刊登了几篇批判他于1950年出版的《村歌》.批判者认为作品“明显地看出一种不健康的倾向”,“把正面人物的情感庸俗化,甚至是把农村妇女的性格强行分裂”,“把他们写歪曲了,弄成衣服是工农兵,面孔是小资产阶级的四不象的人物”,表现在作品里的“经常是些诗情画意的题材,和轻佻美慧的女性” ［6］.“错误地描写了当时党在张岗村里各方面的决定性领导作用,和歪曲地塑造了几个新的人物的典型形象.”［7］这就完全把所谓的作品“问题”与作者“问题”联系在一起了.1955年在批胡风运动中,作协的的一位诗人被指控为“胡风分子”,孙犁在会上为其分辨；后来局来人,当着大家的面把诗人逮捕,孙犁当时“可能脸色都吓白了” ［8］.这些经历应该说是直接导致了孙犁1956年的“病”以及“病”后的搁笔.

其次,孙犁文艺思想与当时主流文学的文艺思想的不对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讲话》成为衡量一部作品高下优劣的坐标.怎么写作政治成为主流文学的旨归.虽然孙犁也默认这种旨归,但在具体创作时,他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又有自己的理解：“政治作为一种概念的时候,你不能做艺术上的表现,等它渗入到群众的生活,再根据这个生活写出作品.当然作家的思想立场,也反应在作品里,这个就是它的政治倾向.一部作品有了艺术性,才有思想性,思想融化在艺术的感染力量之中.那种所谓紧跟政治,赶浪头的写法,是写不好作品的.”［9］正是从这一理解出发,他的作品在反映现实方面是特别严格、特别真实的.真实地抒写了自己的情感,真实地反映人民大众的情况,真实地描绘时代的风貌.唯其如此,他的每一部作品的发表,都会受到这样那样的诘难.因为“左”的、虚检测的东西在他作品里是无处遁形的,或者说他的作品所表现的主题或情感是不完全符合当时主流文学的话语规范的.因此1956年“病”后的他为避“文祸”而搁笔,如果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应该说是一种明智之举.

第三,人际关系的不谐和.孙犁有很深的怀旧情感.他说：“我非常怀念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生活过的那些村庄,作为伙伴的那些战士和人民.我非常怀念那时走过的路,踏过的石块,越过的小溪.记得那些风雪、泥泞、饥寒、惊扰和胜利的欢乐,同志们兄弟般的感情.”［10］的确,在战争年代,人与人的关系是谐和的,大家为了抗日这个大目标,告别家人,背井离乡,共同过着艰难的战斗生活,随时都有牺牲生命的危险.一个连生命都可以牺牲的人,还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呢?即使产生矛盾,那也是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或不可告人的成分在内的.当年发生在延安窑洞中的那一场“红学讨论”,孙犁一直念念不忘,并在《读作品记（五）》中写到：“在延安窑洞里,我还和别的同志,发生过更严重的争吵,但是这一切,丝毫也没有影响同志间的感情.离别之后反因此增加很多怀念之情,想起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觉得很值得珍惜.”［11］而进城之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12］五十年代初,孙犁与山东省安乐镇师范学校几个爱好文学的学生,有过一次通信,讨论《荷花淀》这篇小说,他怀着真诚的态度,回答了学生们在来信中提出的问题,并非常直率地和他们讨论了一个读书方法的问题.结果却招来了“无数詈骂信件,说什么的都有.”［13］现实中的孙犁是一个真诚、善良、纯真之人,对于复杂的人际关系是不善经营的,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感到苦恼,甚至想转移一下.1953年8月6日在给田间的信中说：“我在报社,因无多少工作,所写又系历史小说,时间长了有些苦闷.我想转移一下.但我又不愿专门当作家（因近感才力不足）.你看像我这样的情形,应该采取一种什么工作方式为宜?”［14］正因为这种思想很早就有,所以六十年代大病初愈之后,他“转移”而埋首古书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四,现实生活的不熟悉.孙犁自从进城以后,一直从事《天津日报》的副刊《文艺周报》的编辑工作.培养了一批文艺新人.这期间他于1952年冬天至1953年春到安国县下乡约半年,而这次下乡的最大收获是获得了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的创作素材,以及《杨国元》、《访旧》、《婚俗》、《家庭》、《齐满花》等多篇散文.纵观孙犁第一阶段的文学创作,只有这几篇是取材于建国后的现实生活,而其它作品即使写于建国后,也都是借着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余风犹烈”的革命风尚而创作的.正如他在谈论赵树理时说的一段话：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土地改革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随着全国解放的胜利锣鼓,赵树理离开乡村,进了城市.

全国胜利,是天大的喜事.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问题就不这样简单了.

从山西来到北京,对赵树理来说,就是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地方,另一气候、环境和土壤里.对于花木,柳宗元说：“其土欲故”.［15］

仔细品评一下这些话,不是也有些像是在说他自己吗?对于他,同样不是“其土欲故”吗?

综上所说,孙犁在他文学创作第一阶段后期即1956年的大病,以及大病之后的“十年空白”是有其内在的思想先兆的.分析这种先兆,有助于深入了解孙犁的人品和文品.如果没有这二十年的空白,孙犁还成为孙犁吗?

22日.

[15]《谈赵树理》,《孙犁文集》第四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