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与“文学大众化”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文学的大众化”是一个持续了多半个世纪并产生持续影响的运动.从20世纪20年代平民文学的提倡,到30年代“左联”组织的三次“文艺大众化”讨论,从抗战开始时“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响亮口号,到40年代延安文学大众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再到50年代后.强势话语与体制力量的合二为一等无论表面形式如何变化,其核心理念无非有两个层面：一是大众能够看懂的文学；二是大众创作的文学.对于前者,人们的认识较为一致,无论是周作人主张的用白话语体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还是向林冰提出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论,以及提倡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均属于此,中国的文学大众化运动也基本上在此方向上单维度的发展；但对于后者,人们的认识要模糊许多,且实现的难度似乎也要大许多,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和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这种“大众创作的文学”才能够得以实现,文学才真正开始由“化大众”到“大众化”的转变.

在中国文学史的悠悠长河中,曾经出现过一个“大众创作文学”的时期.中国诗歌史上所说的“上古诗歇”.是中国诗歌的最早阶段,其创作与接受几乎都是“全民性”的.从现有的资料看,“上古诗歌”在当时完全处于“歌”的状态,它们和音乐、舞蹈紧密相联.难分彼此,并以传唱的形式进行,这是人人都可以懂的语言,也是人人都可以创作的语言,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早期的大众自己创作的大众文学,如《弹歌》、《候人歌》、《南风歌》、《卿云歌》、《八伯歌》、《大唐歌》、《赓歌》、《康衢谣》、《中候稷起谣》、《昌握契谣》等.但文字出现以后,文体学和修辞学的诞生使书面语言日益精美和规范,它也逐渐生成为一道没有掌握文字工具的大众群体难以逾越的话语屏障,只有经过长期专门训练的文学精英们才能使用它、掌握它,文学精英们便顺理成章地垄断了文学的话语权.同时,随着社会发展和上层建筑巩固的需要,文学也被赋予“观风俗,知得失”的角色期待,各类审查、监察机构和出版系统也日益完备,在它们的合力作用下,文学便逐渐被束之高阁,文学的大众化,特别是“大众创作的文学”,更是成为一种梦想和奢望.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只有少数人对于文学大众化中“大众创作的文学”这一理念,有着程度不同的理解.郑伯奇坚持“大众文学的作家,应该是由大众中间出生的：至少这是原则”,但是他也意识到“在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大众在现在这样生活条件下”,这“困难到不可能”.鲁迅的认识比郑伯奇深刻而丰富许多,他也因而在文学大众化运动中越发显得“另类”和与众不同.当周作人“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和事实”的《平民文学》发表后,引来各界的普遍叫好,鲁迅对平民文学的理解较周作人更进一步.他认为.周作人心目中的平民文学并非是以大众为中心的文学,而是由同情和倾向大众平民的知识分子创作的具有大众化倾向的文学,大众化的文学当然是以平民大众能欣赏为前提的,所谓能欣赏的读者,“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面积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许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但真正的平民文学“应是工人农民自己的文学,它不但具有新的形式,而且必须具有工人农民自己的意识,在工人农民未得解放不能写作的社会状况下是不可能产生平民文学的,平民文学产生于工农解放后的平民世界”.因此,“现在的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等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作小说作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开口.这时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检测托平民的口吻而说的等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可见,鲁迅心目中理想的大众文学得以实现的关键是创作者必须能“用文章发表自己的思想”,中国虽有大众文学的倡导,却没有真正由平民大众所创作的大众文学,20世纪30年代还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学.

鲁迅这种认识,并没使他在文学大众化的道路上停滞不前和袖手旁观,他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以迎接“大众自己创作的文学”时代的到来,今天,我们从他的诗歌观念中便可窥斑识豹.

鲁迅在1934年11月1日给窦隐夫的信中说：“我只有一个私见,以为剧本虽有放在书桌上的和演在舞台上的两种.但究以后一种为好；诗歌虽有眼看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许多人也唱《毛毛雨》,但这是因为黎锦晖唱了的缘故,大家在唱黎锦晖之所唱,并非唱新诗本身,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楣运.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的出来.但白话诗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等”他在1935年9月20日给蔡斐君的信中又指出：“诗需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从以上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已经明确意识到现代诗歌日趋曲高和寡、无法走近大众、难于快速传播的痼疾,并提出了新诗应“嘴唱”、“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顺口动听”的现代诗歌观念.

鲁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虽谦虚地说：“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但他一生却也创作了大量的的新诗,其中《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歌》、《“言词争执”歌》为正宗的歌谣体新诗；而《我的恋爱》、《他们的花园》、《他》、《双十怀古――民国二十二年看十九年秋》(8首)等也带有明显的民歌元素.鲁迅的现代诗歌,音节和谐,可唱可颂,琅琅上口,通俗易懂,活泼自然,既保留了说唱文艺的特点,又不像某些新诗那样自命清高,也不像古典律诗那样晦涩难懂,这样的歌诗,不受字数和句式的限制,不受平仄和对偶的束缚,也不必引经据典和表达高深莫测的理念,既可以生动地反映丰富的生活,也可以深刻地刻画人物,与旧诗和新诗相比,它更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更容易与他们发生情感上的“哄振”和“共鸣”,也就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更容易在他们中间流传和普及.鲁迅的现代诗歌虽然还没有达到“大众自己创作”的层面,但它对民间说唱文学的重视和借鉴吸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了大众创作的文学.我们知道,说唱文艺是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创作主体以百姓大众为主,集体创作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并以口口相传、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在民间世代传承,它是百姓大众在生活中创作的结晶,是鲁迅所说的“杭育”派.在鲁迅的诗歌创作中,就有大量的说唱文学的句式和词汇.譬如 句式,用的最多的为说唱文学通用的“七字句”.《公民科歌》共36行,其中七字句占19行；《“言词争执”歌》共48行,其中七字句占35行；《好东西歌》共18行,其中七字句占13行.除此之外,鲁迅的创作中,还有九字句、十一字句、十三字句等,字数的多少随内容而变化,显得活泼自然；就词汇而言,鲁迅也直接从说唱文学中“拿来”,如“文的笑道”、“武的却云”、“闹连天”、“释前嫌”、“但愿诸公勿性急”等等,不但适合寻常百姓的欣赏口味,而且适应他们的创作习惯,直接使用了大众创作的句式和词汇,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部分地实现了“大众创作的文学”.今日看来,鲁迅的现代诗歌观念及创作实践,对日后“大众创作的文学”的发展和实现,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文学大众化中“大众创作的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契机.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从作家与工农兵结合这一关键问题上,阐释文学大众化的深层含义,因此,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的文学创作(新秧歌剧、新歌剧、歌谣体新诗等)中,创作主体发生了些许变化,“参加创作的不仅有诗人、作家、戏剧音乐工作者、行政工作者、知识分子、学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士兵、店员也参加了”.我们熟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新歌剧《白毛女》、《刘胡兰》等都是集体创作的产物.早在1924年就开始诗歌创作而后来到解放区的著名诗人严辰曾明确提出“提倡大众自己创作的诗歌”的主张.他说：“大众原是富有创作天才的.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很多优秀的民间文艺,在农村里传播很广的民谣、民歌、秧歌、各种曲调,都是大众创作的成绩等我们要诗歌大众化,融洽地密切地和大众结合,最好当然是提倡工农自己创作的东西.只有他们的东西才是新鲜活泼的,生动坚实的,洋溢着生的气息的.”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创作环境中,解放区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民间诗人,他们是真正的平民大众,他们的创作,不再像古代诗歌史中的民间作品那样,或自生自灭或做他人嫁衣,而是以“大众创作的文学”在现代文学史和现代诗歌史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留下了较深的印记.譬如说书艺人出身的韩起祥,原本就是民间的语言大师,他创作的诗歌,既有对传统说唱艺术的借鉴,更有创新性的改造,如自由体新诗《刘巧团圆》由忍气吞声的哭泣变为愤怒的控诉和抗争,自传体长诗《翻身记》用童年生活的沉闷缓慢与翻身解放的明快畅达相对比,《宜川大胜利》为评书体的长诗,作者用讲故事的技巧,快速的节奏,排比的句式表现了彭德怀领导的解放军对胡宗南部取得的胜利.其他的民间诗人还有沈冠英、孙万福等.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解放区的文学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大众创作的文学”,因为该时期大部分的创作仍是以专家群体为主体,而所有的文学创作也必须在图解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模式中踽踽前行,并不能越雷池一步,因此,那个时候所谓的“大众创作的文学”,也只是取得局部的进展,因为,总体上说,我们的文学大众化仍是精英群体们带着启蒙诉求、政治理想和居高临下的姿态所建构的文学体系及其话语符号系统,而文学的书写方式和传播途径,在确保了知识精英们的文化立法权的同时,又决定了“大众创作的文学”,难以得到真正的全面的实现.但这种状况,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和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得到了彻底的颠覆和改变.

今天,网络已经毫无争议的成为当下社会场中的强势行为者,据最新发布的互联网统计报告显示,2009年12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人,普及率达到28.9％.网民规模较2008年底年增长8600万人,年增长率为28.9％,2009年中国IP地址量,达到2.32亿,较2008年增长28.2％.在它的搅动下,中国文学长期以来形成的精英文学逐渐走向了裂变,迅速挺进互联网的网络文学带来新的第一次“大变脸”,网络文学以另类的面孔改变着文学的面貌和文学发展的格局,除了新媒介诱发的文学体制变化和文学观念更新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它真正实现了以“大众创作的文学”为标志的文学大众化.网络作为一种交流渠道和互动平台,它的先天优势在于参与者的平等对话和互为主体,这使得它的写作方式与传统文学绝然不同,创作主体在自由写作的同时,更兼有自发表性和自传播性,这种特性,使得它成全了许多卓有才情的大众作家和平民查重复率,给他们提供了演练和展现自己的广阔舞台,并使其中的一部分人迅速地成长和成名.因为,当网络文学轻而易举地凭借现代电子媒介的高科技手段,革命性地颠覆了传统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时候,知识精英的文化领导权就在无形中被消解了,网络文学的匿名性、自由性、平等性和互动性的特点,彻底地打破了精英们对创作权和发表权的垄断,丰富多彩的图像和多媒体形式甚至也附带着宣告了他们阐释者和权威身份的终结.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网络使得文学名副其实地成为大众真正可以参与创作的“大众文学”,因为没有编辑的干预,创作主体就不必为意识形态和个人口味所左右；因为可以不署实名,当下社会中各种评奖的功名似乎也与他们无缘,他们的写作纯粹是率性而为,由着个人对生活的感悟,本着自己内心情感的驱使,随着个体对文学观念的理解,毫无顾忌地抒写和发表等试想,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史长河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口头传唱时期的文学创作和特殊时期的少数作家之外,何时有过这样的文学创作这是真正的‘写给自己看”的文学,也是真正的人人可以参与的,具有“平民自己意识,自己能够创作”的大众文学.仅就网络文学而言,互联网上近千个汉语网络文学网站和各大门户网站的文学频道,已经撑起了当下文学的另一半天空,“榕树下”原创文学网站每日投稿量在五千篇左右,并以日发千篇的速度递增.2009年7月23日,由中国文联、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的“首届网络小说创作大赛”正式启动,据不完全统计,新浪读书、、搜狐原创等15家承办网站参赛作品平均日更新字数近300万,截止2009年12月30日“首届网络小说创作大赛”已经收到参赛作品10366部,累计总字数突破10亿.荆雀、痞子蔡、安妮宝贝、慕容雪村、今何在等网络作家更是依靠各自的网络小说迅速窜红,一夜成名.网络诗歌的出现,也使得20世纪90年代处于沉寂状态的当代诗坛出现了“井喷”式的繁荣景象,各流派的网络诗人更是层出不穷.另以“博客”为例,由于不需要编辑、出版,也不需要审查和批准,与其它传统书写方式相比,就具有了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既可以“论时事不留面子”,又可以“兴之所至,信笔由缰”,还可以“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一时间,人们纷纷在新浪、搜狐上开设、撰写“博客”和阅读“博客”；2006年,世界上第一个“微博客”网站在美国出现,近年来,“微博客’又风靡我国,与博客相比,“微博客”的内容更倾向于书写和抒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碎片和内心世界的瞬间感受,其短小精悍、方便快捷的特点,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成为“大众创作的文学”又一新形态.新世纪以来,博客和微博客已呈不可扼制的态势冲击着我们的阅读视野,甚至考量着我们对创作主体乃至文学的深度理解.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网络与网络文学的出现于无形中给了中国文学大众化运动一个难得的机缘,使得鲁迅等一再呼唤的文学大众化问题,在新的时代出现了新得解决方式等就像有的网站编辑所说的那样：“我觉得网络文学就是新时代的大众文学,Inter的无限延伸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大众化的自由创作空间使天地更为广阔,没有了印刷、纸张的繁琐,跳过了出版社、书商的层层限制,无数人执起了笔,一篇源自于平凡人手下的文章可以瞬间走进千家万户.”

2006年以来,从“韩白论争”,“易中天走红事件”到“孔子与章子怡谁更能有效的代表中国文化”,从“玄科文学之争”,“孙志明卖身救文”到“梨花体诗歌事件”,都把网络文学的效率、威力、影响力和渗透力表现的淋漓尽致,但同时,它们也把网络文学的弊端表露无疑,如在消费市场中,过多的娱乐功能的追求,创作主体们精神诉求和道义感的普遍缺失,审美标准的一再降低,媚俗、恶俗现象的盛行等等我们应在看到网络文学在推进文学大众化进程的同时,也要关注它给文学带来的多重回响和负面效应.因此,在网络时代,如何在实现大众能够普遍参与创作的文学大众化的同时,又切实提升文学创作的质量,如何扬其长,避其短,使其成为当下文学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并在精神文化建设,尤其是和谐文化的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艰难而迫切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