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等级2016年第6期

古代中国人出生时就衔着等级落地.士农工商,你爹如果是商,在士人面前就挺不起腰杆.就算自己再有钱,如果没有捐个身份,见了县官一样要下跪.上了学第一要学的就是天地君亲师,亲不如君,所以哪怕亲爹娘死了,只要君觉得还需要你干事儿,你就不能“丁忧”（丁,遭遇之意也）,他则可以“夺情”.“夺情”的前提就在于君高于亲.

文学领域内的等级从古至今就没断过.崇赋、崇诗、崇文章,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三六九等.我们今天看做文学宝库的东西,当年未必上了台面—贾政老师有话,不过是些浓词艳赋,精致的淘气.明朝官吏,表面上道德文章做得严丝合缝,公文底下盖着的依然是《肉蒲团》和《梅》,但不意味着这些给人们带来巨大快乐的作家可以进入有行政职位的作协,给官员们讲课,成为大明帝国文化兴盛的中流砥柱.

上世纪80年代,写诗是行走文学江湖的必备武器.您背不全《致橡树》都泡不到像样的妞儿.报告文学也热闹过一阵,后来宏大叙事发烧到40℃,还出现过类似于《×××启示录》之类的玩意儿—不仨字儿仨字儿往外蹦,还真显不出水平.

虽然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文学旗舰,但始终觉得在文学类别上分等级是个挺无聊的事儿.这往往会给人误解：写高级文学的人,一提笔就获得了比较高尚的身份.之前有诗人对不懂诗的人大肆攻击,诗写得好坏先不说,但不懂诗就是没文化,没文化就没资格发言,而人一拿起写诗的范儿,至少大家得先趴在地上表示对诗的尊崇,再谈其他.

对于一个读者和一个作者来说,只有烂文章和好文章的区别,与其看一篇奇臭的小说,不如看一则机灵的黄段子；与其看一首无美感的诗,不如看四格巧思的漫画.写文章,说白了还是一种手艺,拿活儿说话是根本的道理.

关于文字,其实一直有两大系统.一个系统我称之为文书系统,一个系统叫文学系统.北大中文系号称不培养作家,只培养文字工作者,之前受到很多人的讥讽.其实这是很负责的说法.作家是培养不出来的,文字工作者倒是有章可循.作家有别才别趣,小学毕业或博士毕业与能否当上作家完全没关系.

所谓文书系统,就是为了一些特别的目的完成的文字工作,包括中小学的作文、论文、工作报告、项目描述、规章、合同之类.现在很多人拿着中学生作文聊文学性,我感觉没必要.有人苛责语文老师对学生作文的要求是僵尸作文,在我看来,这种要求并不比以文学性为判断标准更坏.写文章首先学的是规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有需要应试的文章都有规矩,在规矩实现的基础上再谈文字雅野、跌宕新奇.应试文章需要人评判打分,必须要求默认打分者在水平高低不同的实际情况下,不要对文章的评判产生过大的偏差.苏轼的文章行所当行、止所当止,相当潇洒,但是看其应试文章,也是在规矩范围内翻出花样.没有规矩的基础,花样轻飘,不过是个屁,偶有臭味,随风而散.有的人拿着零分作文嘲笑中学老师和考官不懂风月.站在旁边说两句风凉话自然是痛快的,但心里必须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评价体系.对于零分作文者,其中有些作者是有点才华的,但这种不负责任的吹捧其实不过是意在言外之捧杀.

这些年见了不少名校毕业的研究生,公文基本不会写,报告基本充满形容词和副词,新闻稿写得如天女散花,规章考核看起来像火星文.这是文书培养系统的缺失.会说两句渔樵耕读、静女其姝,不意味着可以替代文书系统,这是两种能力,如同西门庆不能替代张居正.有不少文学青年自称性情,合同完全看不懂,也认为自己这种百无挂碍的pose实在是酷到家了.看到这种缺心眼的人,就免不了有点郁闷.不管是哪一种文明,发展到哪一天,人也不应该以无知为荣.身为父母,至少可以告诉孩子一条生活经验：哪一天你的周围弥漫着“我无知我光荣”的气息,要么起而反驳,要么远远离开,让疯狗们互相消耗,狂欢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