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浩然小的文化艺术传承

上个世纪50年始时兴中国的工农兵作家群有着大致相同的文化背景与艺术传承,这些决定了制约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创作品位和精神风貌.这里仅把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浩然作为个案研究,企图收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功效.

一、

每个作家都有其文化艺术传承,浩然也不例外.

在几本有关创作的著述中,浩然列举了他所喜欢的文艺作品名单,大致如下:

1、中国古典小说:《梅》、《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聊斋志异》、《三侠五义》及《施公案》等公案小说,

2、一些民间艺术:如妇女做鞋用的“样册子”,上面画着一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对他的创作也产生过影响,

3、外国文学作品:莎士比亚戏剧,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尼•,葛朗台》,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收获》,莫泊桑、契诃夫、普列姆昌德、埃林•,彼林等作家的小说,

4、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鲁迅的《呐喊》、《彷徨》,肖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登记》,柳青的《创业史》,孙的《白洋淀纪事》,马烽的《村仇》,秦兆阳的《农村散记》,王汶石的《风雪之夜》,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他的同辈作家方之、吉学沛、谷峪、张峻、李准、刘绍棠、从维熙、玛拉沁夫、刘真、张长弓的作品,比他年纪小些的金河、张一弓、何士光、路遥、成一、陈忠实、王润滋等当代作家的作品.①

顺理成章地,可以把浩然自己开列的这份名单看作其小说创作的直接师承.可是当我们真的按图索骥时,在他小说特别是早期作品中却很难检索到这些影响的蛛丝马迹.过来人都知道,这其实是一种必然,不这样才难以理解.

其一,那时的中国小说无法与中国古典小说精神相通.古典小说中所表达的思想观念恰恰是文学界要严厉批判和严格整肃的,二者之间在艺术上的联系也无法达成,古典小说中的自由恣肆的想像与创造力在那个时代的文坛亦不能落地生根.

其二,那时的中国小说无法与民间艺术神话传说精神相通.因为按主流意识形态标准评判,后者属于“旧文化”,是“封建迷信”的源泉,是必须经过“科学”地批判之后才可以“继承”的.那么还有几人乐于并敢于找此麻烦而能够侥幸存活下来呢.浩然显然不属此列.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我们虽然也偶尔看到“仙女”、“大蛇将军”、“灵芝草”之类的艺术符号,但却都贫弱单薄得只能作为特定时代某种理念的衬景,绝不会深化小说的文化内涵,更不会抬高小说的审美品格,当然更不可与创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鲁迅沈从文等前辈创造的意象同日而语.

其三,那时的中国小说无法继承与弘扬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上面提到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立场当代作家不容确立.批判现实主义的批判对象是资本主义,而当下是社会主义.这一点早已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已板上钉钉,不容置疑.对“社会主义”,作家只能“歌颂”,不能批判.王实味、丁玲等的以身试法证明了此法的颠扑不破.浩然们自然不会甘当傻瓜.

其四,那时的中国小说无法与鲁迅或赵树理式的作品同声相应.五四作家,文艺观念建立在思想启蒙的台基之上,作品以批判揭露为圭臬,充满着反抗和斗争精神,解放区式的作家,作品以揭露中国农村的封建思想意识为主,文艺观念上奉行“中间人物”论,是一种温和的现实批判文学,而这一切,都是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不欢迎的,干脆一点儿说,是“禁忌”的.浩然如果犯忌,也不会走向大红大紫.

那么,是浩然开具的名单虚检测,还是浩然对这些作品并未阅读或没有理解能力呢抑或进一步推论,浩然的小说创作根本没有什么文化传承呢

事实并不如此.浩然的小说谱系还是有案可稽的.它建立在那个时代的一种既定的小说范型之上,无非是被一些政治的或个人的原因遮蔽着、掩饰着.

二、

浩然的创作也有一部“家庭罗曼史”(弗洛伊德语).他也在抗拒父亲.这个文学之父不是别的,就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译介过来的苏联文学.

在浩然之前,有两部分当代作家:一部分来自解放区,如赵树理、丁玲、孙、康濯、马烽等,一部分来自国统区,如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等.这两部分作家多为知识分子出身,无论是“解”字号还是“国”字号,身上都汇集有复杂的文学传统.在前者身上,有一定的中国古代文学修养,个别的还是国统区转去的洋学生,外国文学修养也能兼具,在后者身上,无论是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的修养都很深厚.在浩然走上文坛之初,国统区的作家大多已经退出创作的舞台,即或有文字发表也是一些闲散文字,因为他们过去所熟悉的艺术体式和观念,与新的文学形势格格不入.解放区作家则取而代之,成为当时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而这部分作家与中国文坛“一面倒”向苏联文学的倾向也渐生抵牾,进入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上世纪60年代前期,他们也因政治原因开始成批量地结束创作.

与其文坛前辈不同,浩然这一代作家多半出身于工农兵.作为工农兵作者,无论在创作思想观念还是艺术手法上,他们都有别于解放区作家,更有别于国统区作家.他们的知识结构单纯而薄弱,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是新兴的统治阶级因政治需要而大力培养的.在创作之初,前辈作家的作品并非可供遵循的理想模版,而是要逐渐剔除的冗赘.因此,在文学创作的民族传统继承方面,他们是父辈的逆儿.本土的文学模型被弃置,就需向外寻求.所以,走上文坛之初,这代作家就自然而必然地面向了苏联.

1952年,周扬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摆在中国人民,特别是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就是积极地使苏联文学、艺术、电影更广泛地普及到中国人民中去,而文艺工作则应当更努力地学习苏联作家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特别是深刻地去研究作为他们创作基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②由于的强调,上世纪50年代初,苏联文学的译介十分红火,国内主要文学报刊和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著作,就连苏联的文艺政策文件,作家代表大会的报告、决议,苏联报刊有关文艺文学的社论和专论,都得到及时的翻译出版.有人作过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中国共译出俄苏文学作品达3526种(不计报刊上所载的作品),印数达8200万册以上,其中苏联文学译作占全部苏俄文学的九成以上,被译介的苏联作家有上千位.③由此可见,上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的基本语境是“一面倒”的苏联文学化.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作家,浩然不会也无法游离这种文学语境.他只能吸收这样的文学营养,以开始他的小说创作.从另一角度看,是苏联文学为浩然提供了小说创作母本.

从1956年11月发表在《北京文艺》的《喜鹊登枝》开始,到1963年开始写作《艳阳天》,浩然相继发表了一百八十多篇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后来结集为《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新春曲》、《蜜月》、《珍珠》、《杏花雨》、《老支书的传闻》等书.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以近距离跟踪反映和积极参与现实”为创作宗旨,实现了“完整而带有喜剧性的故事,鲜活而带有时代特征的人物”的艺术特点,而“这两个特点又整合而为一种散发着泥土味儿的牧歌情调,一种时代轻喜剧色彩.”同时,“这里没有‘阶级斗争’”.④

浩然的早期小说创作,没有过多的小说范型,也没有解放区作家小说所具备的挑剔和指责,更没有前面所提及的五四作家的批判锋芒.在语言、人物形象刻画以及所反映的主题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时代政治文学的特征.作者为了回应政治理念和现实政策,从观念出发,“填充式”地塑造人物形象、蜻蜓点水式地触及人物的情感和精神世界,致使人物形象缺乏立体感,故事内容单调重复.叙事语调也通讯报道化,实行了虚检测的事实与硬性的虚构等艺术手法.在小说美学方面,作者坚持一种特殊的时代审美态度,力图实现人性审美上的朴实与真实、道德审美上的良善与秩序、政治审美上的服从与忠诚的硬性统一.从怎么写作于时代政治和国家意志的角度看,浩然早期小说所描写的乡土和乡土生活,是高度政治化、主流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倒影.⑤如果对其进行文学谱系分析,它自将归为苏联“日丹诺夫主义”影响下的“无冲突论”小说体式.后者的根本特性是为政治怎么写作:作家只写粉饰现实的“节日文学”,只能写先进与落后,或者 “好与更好之间的冲突”,只能塑造高大而无个性的人物形象.

在上世纪50年代热译的苏联文学作品中,这样品质的作品很多.如:巴巴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金星英雄》、《光明普照大地》,苏洛夫的剧本《莫斯科的曙光》,安东诺夫、阿扎耶夫等作家的短篇小说.其中苏洛夫的剧本是典型的无冲突论文学.它描写了一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纺织厂女厂长,与厂里的几个不满足于产量高还希望布的花色多的科技人员之间的冲突.这种所谓的冲突的必然结局是矛盾顺利解决,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此剧本于上世纪50年代初就有了5种译本,先后被7家出版社出版,并搬上中国的舞台,在国内文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有的中国作家也对其进行模仿,使创作陷入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境地,有人还把塑造所谓“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的”、“本质上没有缺点的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作为自己的目标.其结果是出现了不少主题雷同、情节单一、人物无个性的作品.在这一派受“无冲突论”影响的中国作家作品中,有老舍的《龙须沟》、柳青的《铜墙铁壁》等.浩然的短篇小说自然也位列其中.正像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浩然的早期小说“透露着新生活的气息,读了以后,好像自己也下了一次乡,置身于新农村里,看到了一个个精神饱满、积极、勇敢而又活泼的青年男女,也看到了一些笑逐颜开、正直、纯良,从旧生活和旧思想中解放出来的年老的一代”,⑦“在被革命唤醒的新农村里,受合作化的实际教育的新农村里,人的精神面貌怎么样焕然一新,人与人的关系怎么样发生自古未有的变化.”浩然这个时期的作品与苏联文学显然有着最直接的承继关系.

对于这种文学模式,苏联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在一首诗中做出真切而峻刻的描述:

长篇小说事先已经写好,

挟着原稿上工地吃两口灰,

再用棍子捅捅混凝土,

把作品和生活作一番校对.

一转眼,第一卷已经脱稿,

里面要啥有啥,面面俱到:

有革新了的砌砖操作法,

保守的副主任,先进的他和她,

有成长过程中的主席

和第一次试转的发动机,

有惊险的情节,有大风雪,

有共产主义风格的老大爷,

有党小组长率领突击队,

有部长下车间,还有跳舞会

等等

上面诗句对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苏联小说的评价是多么准确,对浩然早期小说图式本质的概括也是多么精妙入微呵.

由此可见,仅只从上面浩然开列的作家作品名单中,寻找对其创作影响的因素是不够的,那四类作家即使对浩然产生过影响,也应在局部和表面.而上世纪50年代译介过来的苏联文学,对其影响才是深刻全面、无与伦比的,那些“无冲突”形态的平庸的苏联小说,才是浩然的小说之父.

三、

浩然的创作受到苏联文学如此大影响,为何作家本人却不做剖露在几部创作谈和两部自传里,浩然对其文学影响偶有涉及,却很闪烁.前面提到的书单差不多是他所能提供的文学影响的全部景观.在谈到读书时,浩然的口气相当拘谨,只做以简单描述,说到外国文学作品,还坦言自己“读得少,造成我潜在着的艺术营养不良之症.近些年才慢慢地加以补救”.

从浩然的履历看,他是无法忽视苏联文学接受的.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任《河北日报》、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到做《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又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浩然一直处于信息文化中心,享受着丰富无比的文学文化资源,这是其同代作家所难以企及的.作为一位出道不久的作家,浩然没有理由浪费这个重要资源,对强势作家的学习模仿,是他那个时期的重要课题.对覆盖中国文坛的苏联文学作品,他不大可能无动于衷.同时,作为将文学与政治视为一体的他,更不会逃避、也逃避不开那个特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语境.据此,可以推论:浩然对苏联文学应持一种接受和拷贝的态度.

然而在面对公众时,浩然为何对苏联文学乃至外国文学表现出超常的冷漠通过对浩然的认真研读和对当代文坛变化的初步触摸,本文试做以下剖析:

一是浩然的文学道路始终无法逸出政治语境.从创作之初到结束创作,他的所有作品都围绕着中国20世纪下半叶的政治而运作,须臾不曾偏离.而中国文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联系此间却是波诡云幻,变化万端.苏联文学的中国传播也经多次波折.从上世纪5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短暂的蜜月期结束,到上世纪60年代初进入冷冻期,文学之卷入也未幸免.而文学不像政治,离开当下形态仍存在价值,与政党关系和国家关系不同的是,后者是显在的、硬性的,表现为现实形态,而两种文学间的联系却是潜在的,软性的,表现为现实与历史形态兼顾.于是,自然出现政党分歧与文学分歧的不同构:苏联政治与文学变化,在中方引起不同反应.即,中方不接受变化了的苏联政治和文学,还接受变化前的文学.此时,中苏两方的文艺界虽然渐渐离析,但中国的文艺政策却并未发生本质性变化,某种程度上仍旧延续着蜜月期的苏联文艺纲领.因此,上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苏联文学,并没受到太大的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上世纪60年代前期方变为民间的隐形阅读.这便是浩然所要面对的政治语境与文学语境的复杂处境.作为一名初涉文坛的新人,他服从权力话语,不便于苏联文学冷热漩流中表达个人的真实艺术立场.因此,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世纪末,他对苏联文学缄口不提.

二是浩然对本人文学传承的宣示在时间上过于滞后.上面提到的几本谈创作的著述,都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面世.早期,浩然没有资历进行文学宣言,中期,全民反修防修,浩然无力亦无意干犯禁忌,后期,文学语境大变,苏联文学已降为二流地位,不值得过分宣扬,作为作家的浩然,此时已名声回落,历尽沧桑,更不愿去展示自己的苏联平庸作家师承.

三是浩然农民式的世故.几千年农业文明积淀,使中国的农民最讲实际,最识时务,最懂自己保存.这个特征很多农民作家的身上都具备.浩然也莫能外.上面说到的作家作品名单中,有位写过《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和《收获》的尼古拉耶娃.浩然是这样介绍她的:“当时看过一些苏联的长篇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一个女作家的《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收获》等”.不说出名字,用“一个女作家”代称.提及此时,已是20世纪末.这种欲语还休的情态,显然是在回避.姑且揣度:尼古拉耶娃的文学史地位并不高,其作品不在经典之列,与肖洛霍夫的巨著相提并论恐惹人疑惑,作为中国当代名作家,大有不屑为伍之意味,更深一层,似有回避《艳阳天》与《收获》的影响关系之考量.可见浩然身上的农民式狡黠.

然而,不管浩然如何闪展腾挪,还是逃避不掉上世纪50年代的历史情境,更逃脱不掉他自己的历史宿命.不管是否愿意,他都无法摆脱其所列入的文化艺术传承.也就是因了这历史情境、文化艺术传承,才决定了他20世纪中叶的作家名声,更决定了他以后的历史性落寞.这是艺术规律的决定.

(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20世纪50年代冀东籍作家小说创作的历史文化思考200804007”的结题论文)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