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诗学中的人文命题

在对东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诗学和俄国诗学有着极为相似的人文命题：中国诗学中强调以厚生爱民、忧世经国为基础的民本思想,俄国诗学中强调以人为本的民众意识.二者都充分表达了对民生的关怀、对个体生命的珍视及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关注,表现了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体现了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本思想和人文情怀.在比较诗学的视域下,这种人本意识在思想内涵和表现形态上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渊源,展示出它们的进步性、历史局限性及现实意义.

一、

中国诗学中的民本思想,厚生爱民、忧世经国.其表现形态或隐含于深厚的道德观念中,或依托于强烈的爱国忧民意识里.在中国古典诗论、文论中,民本思想的体现是以封建道德为标准的,是紧紧和经国大业联系在一起的.其模式为“化家为国”,把亲亲长长的血缘式关系推至天下.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人,人之本在“仁”,人的价值也就在这种责任的递进中显现出来.中国诗学的这种人文情怀,充分体现在关注现实、揭露时弊、忧国伤时、关心人民疾苦的济世精神和忧患意识中,表现为对现实主义的推崇,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从孔子开始,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文人就以关心治道、解明为己任,强调文学的教化功用.孔子关注国运民生,在《论语》中提倡德治和仁政,提倡尚文尚用,文道合一.他强调“有德者必有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主张论诗重在“无邪”,“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即符合封建的道德规范,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荀子继承并进一步奠定了儒家传统的文学观,他以道论诗,认为诗应言圣人之志,即言道之志.“乐中平则民和而不乱,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汉代思想家王充具有农民的朴素性格,他提出文学要主于真,富有战斗批判的精神；要主于善,重义理道德,反抗不合理的统治政策.《毛诗序》从汉儒诗学观出发,用儒家的道德规范情感的表现,提出了诗评中的比兴寄托理论.诗能“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认为“颂”是“美盛德之形容”,“风”是“下以风刺上”.强调“主文而谲谏”,“发乎情,止乎礼义”,形成“温柔敦厚”的诗教.魏晋时曹丕把文学与治国安邦联系起来,表现了爱国忧民的历史使命感.《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推崇建安文学暴露现实、反映现实的作风.在《情采》篇中强调文学应志思蓄愤,吟咏情性,以讽其上,为情而造文.白居易继承儒家传统诗论,提出了重写实、重讽喻、尚通俗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从理论上明确了文学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功用.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强调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突破了过于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文以明道”说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表现了兴国利民的.宋代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描写民瘼、抨击时弊,忧念国计民生.欧阳修主张文道并重,关注国家兴亡和人民的不幸遭遇.王安石的文学观以重道崇经为指导思想,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批判污吏.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具有经世济民、抨击弊政的批判意识.

中国文学虽然有过从重视作为群体的人向重视个体的人转化的过程,但到了元代,作家与下层人民的联系又开始更加密切起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人情世态和民生疾苦.明代中叶,文学创作随着接受对象的市民化而更加面向现实.中国文论从此开始冲击封建观念,倡导思想解放,主张人际间地位平等.各类通俗文学的兴起使作家更加关注民间文学,关注人生,关注平民百姓,民众越来越多地成为文学表现的对象.“前七子”直言政治弊端与民生疾苦,具有浓厚的危机感和批判意识.其代表人物李梦阳的“真诗在民间”之说具有强烈的庶民化气息.后七子重辞轻理的主张,反映了他们以重形式的手段来摆脱文学受道德说教束缚的要求.徐渭认为文学应以人心、人情为本,以利人为本,应从为“理”转为为“人”.王骥德的《曲律》主张戏剧语言要文俚相间,雅俗共赏,切不可卖弄学问,堆垛陈腐,吓唬老百姓.他提出戏剧语言要口语化,要让老百姓听得懂,体现了群众对戏剧的要求.冯梦龙热情赞扬民间文学反正统的价值,他在《醒世恒言序》中指出小说应做到“触里耳”,使百姓能够懂得,强调文学的通俗性、群众性.在《序山歌》中,他认为山歌是人民群众抒发真实情感的作品,要大力提倡,表现了他对普通民众情感的重视.清代文学关注国运民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沉的历史意识和人本精神.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关于戏剧创作理论的一个根本点,就是强调要从观众出发,注意群众性和演出效果,认为戏文是做与读书人和不读书人同看的,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孩同看的,表现出强烈的平等意识和人文情怀.

近代资产阶级旧主义革命时期,提倡为广大民众所能接受和欣赏的通俗化文学.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疾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把小说变成觉世新民和疗救社会的武器.林纾在《孝女耐儿传序》中提出了“专为下等社会写照”的命题,构建了新的小说审美规范,文学的主人公也由英雄豪杰和才子佳人转为卑微的小人物,昭示了“平民意识”的崛起与“人”的觉醒.中国诗学的民本思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左联”的活动开始了文艺与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促进了文艺的大众化.鲁迅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对于大众文艺的创造,要触及到大众的切身问题.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定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怎么写作的方向.自此,中国诗学一直坚持文学的大众方向,坚持为人民怎么写作的思想.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已成为中国文学和中国诗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俄国诗学中所表现的人本思想,最突出的知识意向和价值意向就是以人道、人性、人格为本位的民众意识.其特点是把个人、民众与民族联系起来,强调作品的人民性、民族性和现实主义精神.18世纪后期,俄国感伤主义的代表人物卡拉姆津曾提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应是日常生活中的平民,作家要揭示他们内心的感受和痛苦的体验,反映他们种种不幸的遭遇,但他不反对农奴制.和他同时代的文学家、启蒙思想家拉吉舍夫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他认为俄国应该是一个自由、进步、人人平等的国家.茹科夫斯基认为诗歌的任务在于教育人,唤起人们的美妙情感.雷列耶夫认为作家要表现高尚的情感,要为社会怎么写作.克雷洛夫和格里鲍耶陀夫确定了文学面向社会实际的现实主义态度.从普希金开始,俄国诗学中人文主义、公民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开始形成,这种
诗学精神充分表现在俄国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的文论、作品、书信和札记中.普希金明确反对文学为专制制度怎么写作,强调作家应与人民接近,作家应是人民的感情和智慧的表达者.他宣布：“我的永远正直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果戈理强调作家用民族的眼睛来看、来感受和说话,使他的同胞们看来似乎就是自己在感受和说话,那他就是民族的.莱蒙托夫将个人的、公民的、哲学的主题融会在自己的创作中,体现了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特点.

19世纪中期,唯物主义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孕育成熟了革命的思想,使俄罗斯文学成为欧洲最具哲学性与社会性的文学,体现了伟大民族思想的全部力量.赫尔岑在他的文学观中突出强调文艺的思想性和人民性,要求艺术家强烈地体会当代的悲哀和问题.认为“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惟一的论坛,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民众倾诉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革命主义文学理论,充满了民众意识和对现存制度的批判精神.别林斯基的人民性原则和现实主义理论肯定了农民、看门人、马车夫这些人在文学作品中的艺术价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美是生活”的命题中,论述了经济地位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生活概念和美的概念,肯定了青年农民和农家少女由于辛勤劳动而体格强壮的美.他的革命主义的文学倾向反对专制农奴制,体现了争取自由平等的人本精神.杜勃罗留波夫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中明确提出,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就“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丢弃阶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认为文艺批评要体现人民性原理,反映农民的生活、风俗习惯和劳动,表现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文学批评家皮萨列夫强调文学与生活的联系,指出真正的文学家“应当了解并懂得他的时代和他的人民的最优秀、最聪明、最文明的代表们当时所关心的一切”.主张文学应揭示“人类的痛苦”,暴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作家中最大程度担负说教使命的作家,他的创作充溢着对俄罗斯人民美好品德的赞美.他认为文学是人民生活的反映,衡量一个艺术家的先决条件,是看他是否仁慈,是不是一个公民.列夫托尔斯泰是最熟悉农民的作家,极具民众意识和“平民化”思想的作家,痛苦地寻觅道德理想这一主题贯穿了他创作的全过程.在文学论著《什么是艺术》中,他否定上层阶级的艺术,认为它的内容之所以贫乏,是因为它不再是人民的,因为富人们所体验的感情,“比劳动人民所固有的感情要少得多,贫乏得多,没有价值得多”.他强调艺术应该扎根于人民的土壤,反映人民的生活,为人民所享用.契诃夫的现实主义原则强调通过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的描写,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问题.“俄国比较文学之父”维谢洛夫斯基一贯注重人文精神的高扬,他的文艺史观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性,他坚信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文化的创造者.认为只有了解人民是怎样生活的,才能懂得人民是怎样写作的.认为现代历史文化学应该把重心转向人民生活,而且明确提出了科学评价文学艺术家和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的尺度,即看他们对待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进步要求和进步运动的自觉程度,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愿望.

苏维埃时期的文艺理论继承了俄国诗学中的人文思想传统,以马列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创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诗学”.列宁明确指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怎么写作”的.这时期的诗学命题强调文学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提倡艺术扎根于广大的民众之中,为劳动人民怎么写作,显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精神及其崇高的意向.理论家卢纳察尔斯基指出为艺术怎么写作和为革命怎么写作、为人民的利益怎么写作是完全一致的.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充满对社会现实和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他把民众看作是世界的主宰和上帝,认为文学是最富于人文思想特征的艺术,是影响人、教育人、使人得到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一种手段.他的这种美学思想,是对文学的人文思想性质最明确、最简洁的表述.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坚持俄国诗学中的人民性传统,他的诗学中的人文情怀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尊重,对人的个性和价值的肯定.他的“复调小说”和“狂欢化”理论就是对民众性的最好体现.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有价值的存在,人与人的关系应是平等对话的关系,文学理应体现人文理想.

中国和俄国是分属于亚欧的两个不同的国家,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具有不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这些差异在诗学中表现为人文思想在内涵和行为准则上的不同,同时也表现出各自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局限性.但它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即在诗学中出色地表达了人类的共同追求――人文理想,展示了中俄思想文化的进步性.

从民族的精神特质上看,两国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不同的观念.中国古人遵循“顺天应物,天人和谐”的基本精神和理念,视自然物为生命之表现,强调自然依存、因袭安定、直觉感悟的精神型文明,追求理想人格和美德修养.俄国人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属于人为独立、突进创造、理智科学的物质型文明,以求得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农业文明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国泰民安,安居乐业.强调的是孝悌人伦、仁义道德,是个人对群体的责任和义务.从尊祖、敬宗、收族,进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统一和有序,个人只有置身于群体中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俄国人带有西方的自我意识和本民族的群体意识,既注重个人的价值和人格尊严,又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责任,人与社会在责任和义务方面是双向互动的关系.

从文化内涵上看,中俄诗学起源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型文化、政治的宗法型文化,具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天人合一精神、礼治精神和民本精神.它的特征是重道德,重和谐统一和人文教化.价值取向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义轻利,平均大同.中国自古就把宗教规范在政治道德圈内,政治道德观念吸收融合宗教观念,以道德代替宗教.中国文化讲究生命之协调、安顿,重生命人格突出,重生命意识突出道德,以“仁爱”为基础,追求国家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俄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是源于拜占庭精神和艺术,源于蒙古征服者的结构和制度,是专制政治的宗法型文化,具有积极抗争的精神、进取创造的精神和人文精神.它的特征呈现为宗教的、道德的和社会的,价值取向为推崇人性和社会道德,追求人生的平等自由.俄国人对宗教的执著,使他们产生一种宗教的人道主义救世情结,批判现实社会,同情民众疾苦,实现社会正义.可以说,中国的人文理想是依靠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而成立的,俄国的人道精神是依靠与自然斗争、与社会斗争获取的.中国诗学更多地表现为对民生的关注、对仁义道德的认可以及对和谐境界的向往,俄国诗学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意识的高扬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

作为一种诗学命题,人本思想所体现的是一种崇高的人类精神,追求的是以人为本的世界文明.在历史上,它从文艺理论和文化批评的角度,关注社会和人生,体现进步的社会思潮和革命倾向,对当时的中俄文学创作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中国古典文学自始至终遵循着儒家传统的文学观,抨击时弊,忧念国计民生,体现了关注现实和人生的伟大精神.俄国现实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始终得到了文学批评和美学理论的有力支持,文学始终以人本思想为武器,揭露农奴制社会的黑暗和罪恶,表达劳动人民的愿望,体现了“俄罗斯民族实现社会正义、人类友好情谊的使命感.”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个方面,中俄诗学中的人文命题同样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不难看出,中国诗学以“仁爱”为基础的人本思想,带有很强的封建礼教性质,爱民重民,意在安邦,“民本”的真正含义并未充分体现.俄国诗学中以“博爱”、平等为特征的民众意识,带有抽象的人道主义性质,在现实中表现出对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的恐惧.即使是在坚持捍卫人民性原则的革命主义那里,人民也只是被拯救的对象.把人生观完全转向劳动人民而又身体力行的托尔斯泰,也只能对下层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把消除社会罪恶寄希望于宗教的“博爱”.在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中,诗学中的人文命题很难达到它的终极目标,但它所张扬的人本主义却具有永恒的价值.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俄诗学中传统的人文思想对抵制文化霸权,提倡人类多元文化的共存互补、繁荣发展,为更好地处理人类的相互关系,具有了新的历史意义.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