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陵派文学的世界性

竟陵派文学,是指中国明代晚期以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钟惺（1574-1625）、谭元春（1586-1637）为代表的文学派别.本文试图以较新的视角,把竟陵派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进行论述,从而体现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的初衷.

(一)对世界古代诗集的简要回顾

西方文集的编纂开始于古希腊晚期,即亚历山大时代（相当于我国战国时期齐威王至秦惠文王年间）,品达罗斯的颂歌是在作者去世以后编纂的,按所歌颂的庆典的时间为序.《荷马史诗》则是按希腊文的二十四个字母为序编成二十四卷.罗马人的文集编排法更为严格也更为复杂.[1]

欧洲中,主要的有教会文学、封建文学和人民大众文学三类.前两类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怎么写作的,后一类的中心部分是民间文学,也包括一些进步文人的作品.民间文学中的英雄史诗成为欧洲中的辉煌部分,随着封建国家的形成而产生,和其他形式的民间文学一样,一般都是人民和集体的创作.[2]文艺复兴时代,十四行诗集极多,大部分按情节线索的起承转合为序编排.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抒情诗歌集,收集了四世纪到八世纪中叶约四百多年间长短诗歌四千五百首,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奈良时代（七世纪末到八世纪中叶,相当于我国唐代）.收罗的作者非常广泛,不仅有天皇、王后、朝臣、名媛的作品,还收集有很多农民、兵士、僧侣、艺人和其他人士的诗歌.《古今集》为以后的日本诗集树立了体例的楷模.及至近代,日本不断地有规模宏大的诗集问世,其中还有以敕选的诗集为范例者.[3]

以上所列的西方及东方日本“文集”、“集”,其实就是诗歌总集.我国能与之相比较者,自然是《诗经》、《楚辞》、《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玉台新咏》、《古诗纪》及《古诗归》等,以文章、文选为集者,未予录入.继《古诗归》之后,我国的诗歌总集、别集,灿若繁星,难以尽数.我们探讨的是竟陵派的《古诗归》与西方文集的比较,因而就止于钟、谭的《古诗归》了.

(二)《古诗归》中的文学世界

《古诗归》,亦称《诗归》.它以时代为序,从远古至晚唐,逐选；古体、近体、乐府、歌谣、古语,无所不备.共选诗三千三百多首,八十五万多字.

把《诗归》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我们便能发现：

1、《诗归》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大约为四千年.从皇娥、白帝子、黄帝、唐尧、虞舜起到晚唐《萧山发地石刻诗》.皇娥、白帝子、黄帝、尧、舜,他们生活在古文献记载中的中国原始社会,尧、舜是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

《荷马史诗》,多数学者认为史诗的最初形成大概在公元前九至八世纪.《诗归》收录的作品,岂不是说明我国的诗歌源头比起《荷马史诗》来可能更远吗?

2、《诗归》收录的作品,其作者的层面十分广泛.钟、谭根据自己的文学主张,确定入选对象,不拘一格.对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应制诗很少选录,却选了许多具有批判性的作品.对名家的平庸之作不选；虽非名家,其作品堪称名篇者,则入选；虽非名家名篇,但其句属名句者,亦入选.帝王将相,名之凿凿；无名氏辈,亦赫然来归.其开放性、性,足以与西方文集相媲美.

如前所述,外国的文集能与《诗归》相类者,唯日本的《万叶集》.

3、《诗归》是以选诗、评点的方式贯彻其文学主张的.这种选评的方式,为一般读者学习、欣赏、借鉴古诗、唐诗,构筑了一座平台,一条通道,在世界文学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因钟、谭是著名的诗人,《诗归》的选诗、评诗,体现了他们丰富的创作经验,在揭示诗歌篇法之妙,在对炼字炼句钩沉发微的同时,探求古人真诗的核心,对启迪后学,大有裨益.这又是外国的文集所不可比拟的.

4、《诗归》刊行后,引起了轰动.钱谦益（1582-1664）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篇,奉之如尼丘之删定.”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说：“《诗归》出,而一时纸贵.”

当然,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犹太的《圣经》等等,对欧亚各国的文学和艺术,一直有着很大的影响,但它们都不是象我国《诗归》所体现的那种人文规模和制式.

(一)中国传统文论、西方文论举要

在古代,西方的“诗”泛指一切文学,所谓诗学是指文学的理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最早的一部文艺理论著作,《诗学》讨论的范围包括诗歌、戏剧（悲剧）等.

西方文学理论一开始就以史诗和戏剧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中国文学理论着重讨论诗文的立意、诗文情感的抒发、诗意的领悟、诗的语言文字的运用.[4]

梁代的《南齐书》,关于“文学”指出：“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豪,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这里,“情性之风标”,“蕴思含毫,游心内运”,“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指的是内容；“神明之律吕,放言落纸,气韵天成”指的是形式.前者与《毛诗大序》所说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相一致,与《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相吻合.

在西方文论中,也有相似的说法.贺拉斯在《诗艺》中就曾强调,大自然“使我们能产生快乐的情感,又能使我们愤怒,时而又以沉重的悲痛折磨我们,把我们压倒在地上,然后,她又使我们用语言为媒介说出我们心灵的活动”.他还强调“文辞流畅,条理分明,要使表达能‘尽善尽美’”.[5]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形”与“神”、“情”与“景”、“隐”与“秀”、“一”与“万”,都是关于文学创作及审美的重要话题.如“一”与“万”,刘勰指出“一言究理”,“以少总多”；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说：“浅深聚散,万取一收”；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以数合而统万形”,这些说法都是以“个别”概括“一般”,从具体的“有限”中表现抽象的“无限”的艺术主张. 西方文论也同样认为通过个别形象反映一般正是文学的重要特点.巴尔扎克说：“艺术作品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最大量的思想.”黑格尔特别强调真正艺术的独创性产生于“艺术家的主体性”与“表现的真正的客观性这两方面的统一”.[6]

从以上简述中可见中西文学理论的构架,存在着共同的因素支撑.中西文学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文学的某些特质,从不同角度回答了人们和生活向文学提出的各种问题.

(二)关于独创性

竟陵派十分强调诗文创作的独创性,反对模拟.钟惺曾明确指出“口头笔端,机锋圆熟,渐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称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患最不易疗.”钟惺这里所批评的正是缺乏独创性的“千篇一律”.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诗艺》中,谈到诗歌的独创性时说,“我的希望是要把人所尽知的事物写成新颖的诗歌,使别人看了觉得这并非难事,但是自己一尝试却只流汗而不得成功.”所以,贺拉斯强调说,避免千篇一律,“用自己独特的办法处理普通题材是件难事”.

(三)关于性真说

竟陵派在强调独创性的同时,特别注重诗歌表现真情.钟惺在《寄呈唐虞》一诗中说道：“意于壑近,诗取性情真”.谭元春在《题客心草》中更形象地说明,自己“独行乎五千里之间”,如何突出表现自己真实感受的情感体验.

(四)善于继承与发扬

钟惺在《诗归序》中,明确地表明要从古代诗人作品中去探索正确的创作精神,以救正当时诗歌创作的偏颇.“选古人诗,而命曰《诗归》等吾所选者,以古人为归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这里,引,即引导；接,即承接.其实,钟、谭的本意在于倡导继承和发扬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古人之精神,自然是指那些可资借鉴的创作思想、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而后人之心目,则是指后人的创作实践、艺术修养、审美追求等.也许《诗归》在体现继承和发扬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方面,有不完美甚至存在着一些谬误,但是钟、谭站在历史的前沿,担负起继往开来的使命,以《诗归》求开拓,求进取,无疑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添上了厚重的一笔.

无论中国诗文,还是外国诗文,都是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成果.所以歌德在其《谈话录》中称“我愈来逾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法国思想启蒙家伏尔泰说得更为精彩,“任何有意义的东西都属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任何优秀的艺术属于所有的民族共享.所以,竟陵派文学是世界的.

（作者单位：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育学院）

[1]《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一卷）,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5月新1版.

[2]王忠祥、奠自佳、戴安康、聂珍钊：《欧美文学史话》,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年5月第1版.

[3]魏常伯：《日本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

[4]葛雷、齐彦芬：《西方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

[5][6]《外国文学》,吴元迈主编,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