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早期文学英译的策略转向

点赞:28643 浏览:132509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02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 :本文首先对爱尔兰文学传统的断裂及其与20世纪爱尔兰文学翻译活动的关系进行了评述,指明殖义和去殖民理想对爱尔兰早期文学英译的影响.接着以爱尔兰民族史诗《夺牛记》的英译为例,概述了以格里高利夫人为代表的归化派的英译策略,指出该策略与文化霸权的渊源及其缺陷.然后重点探讨了以金塞拉为代表的异化派的英译策略,认为该策略与爱尔兰的去殖民思潮是一致的,标志着爱尔兰早期文学英译策略的转向.最后指出,《夺牛记》的汉译策略是其英译策略的延续.

关 键 词 :文学传统《夺牛记》 翻译策略 去殖民 文化霸权 文化记忆

一、文学传统的断裂

爱尔兰是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也是第一个摆脱英国殖义的国家.克伦威尔执政时期,英国完成了对爱尔兰的殖民,爱尔兰的文学传统也发生了断裂,出现了两种文学相互竞争的局面,即盖尔语文学和英语文学作为反殖民与殖民工具对生存空间的争夺.盖尔语爱尔兰文学植根于古老的凯尔特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公元5至12世纪,本土“诗人”和寺院文书创作了不少诗歌、传奇和历史等手稿,其中一些重要片段在12世纪编撰的《入侵志》和《兰斯特记》等古籍中得以幸存.比较完整的有关远古历史和英雄传奇的手稿,如《厄尔斯特记》、《芬恩记》、《列王记》等,不仅是盖尔语爱尔兰文学的宝贵遗产,而且是欧洲最古老的小语种文学之一.这类文学的普及和延续是爱尔兰古老文化传统的地位保持稳定的文学标志.

然而,17世纪初至19世纪,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强化、抗英伯爵的逃亡和地方经济的持续衰退,爱尔兰本土文明日渐衰落,盖尔语的使用空间被压缩到了少数偏远山村,而盖尔语文学也终于让位于殖民者推行的英语文学,使本土的文学传统陷入断裂和消亡的危险.不过,在长期的殖民与反殖民斗争中,爱尔兰(本土出生及曾经生活于此的)知识精英借助语言的移植,创造了令宗主国意欲据为己有而后快的另一种光辉的文学传统,出现了谢里丹、斯威夫特等在伦敦和都柏林叱咤风云的文学大家.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英语爱尔兰文学终于跃上了令人仰望的巅峰,涌现出了肖伯纳、叶芝、贝克特等诺贝尔奖著名作家,以及“文字革命”的先驱和意识流小说的奠基者乔伊斯等.爱尔兰政府和都柏林作家纪念馆将这些英语作家归入爱尔兰作家之列,而各种版本的英国文学史仍然习惯性地称之为英国作家,这种矛盾的背后是去殖民与殖民残余的较量.

爱尔兰有了独立的民族身份,但文化霸权依然存在,文化身份的独立任重而道远.即使在富于同情心的学者的眼里,文化的迁移也是确定无疑和无可奈何的:美国凯尔特学者提莫志克的提法是“爱尔兰早期文学”,而非“盖尔语爱尔兰文学”,前一种提法肯定了爱尔兰文学传统的悠久性和延续性,但同时也抹杀了该传统发生严重断裂的史实.现在,由于盖尔语接近消亡和英语教育的长期普及,爱尔兰文学的主流是英语文学,依然带着原宗主国的语言符号.文学传统的愈合和文化记忆的苏醒,需要仰仗盖尔语文学的英译.于是,盖尔语文学的英译成了19世纪末以来爱尔兰文学的突出现象.

二、英译策略的选择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随着英、爱关系的恶化和民族独立意识的增强,爱尔兰文化精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考古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创作了一批优秀的盖尔语文艺作品.但是,由于盖尔语的使用者偏少,这种文学传统的复苏比较有限,因此他们只能转向盖尔语文学的英译,希望通过翻译恢复人们的文化记忆.在四大类盖尔语叙事文学当中,最重要的当数讲述民族英雄库丘林的丰功伟绩和厄尔斯特王国抗击三国联军入侵经过的《夺牛记》.由于其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与众不同的民族幽默,以及朴实生动的散文语言、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夺牛记》被誉为“爱尔兰最切近伟大史诗的作品等在传奇文学方面取得了最高成就”,因而是任何《爱尔兰文学史》都不能略而不谈的经典作品,是盖尔语文学英译和爱尔兰文学传统向外推介的首要重点.在民族主义和去殖民的语境中,盖尔语《夺牛记》的英译对于爱尔兰文学传统甚至整个文化传统的传承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到20世纪中叶时,爱尔兰学者已经出版了十余种《夺牛记》的英文译本.由于狭隘民族主义、残余殖义、文化霸权和其他因素的制约,这些译本多是节译、略译、编译或者过分归化的不完整译本,体现了译者借助文化认同谋求强势文化认可的强烈愿望.这些翻译活动虽然推动了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复兴与传播,但也流露出爱尔兰弱势文化的心虚和对充分话语权的渴望.最典型的兴许就是爱尔兰现代文学的著名恩主格里高利夫人,她选择的是归化路线,即删除、简化盖尔语手稿中容易在英语文化中造成爱尔兰先人好战、残暴、、狭隘等恶劣印象的素材,选译其中符合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传统的章节,向英语文化传递勇敢却不失优雅的爱尔兰民族英雄的形象.爱国之心昭然,但对殖民霸权的畏惧和宗主国骑士传统的认同也显而易见.

就翻译标准而言,格里高利夫人的翻译明显偏离了“信”,倒向了“雅”.她的作品“更突显出一种匮乏,因为甚至作为一种解释性译文,她的书似乎也有重要缺陷,总是祛除原文中的粗俗成分,将其中的恐怖、怪异因素理性化”.她的理想读者似乎是有教养的爱尔兰人和文雅的英国人,是长期受英国文化熏陶的文明人士.然而,《夺牛记》是古代众多寺院文书和说书人分散编撰和添加而成的,叙述的主要是史前时期的民族故事,并非一部专为温文尔雅的现代文明社会创作的传奇故事,其中“常见的要素就是对于声色之娱的直率:轻易就提及引诱、、小便、瘙痒,‘库丘林的出世’一节还暗示了”.对格里高利夫人而言,这种“粗鄙”的情节令人焦躁不安,因此她向别人坦言,“我省略了许多内容,我想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你们对那些内容会毫不在意”;但是,“对现代读者而言,这种粗鄙显得无关紧要――该故事对杀戮和伤残的处理也是如此直率”.很明显,格里高利夫人的问题不全是评判标准的时间错位,不全是在拿当代英国文明社会的标准来衡量古老的盖尔语作品;她是在通过迎合英国文明的要求来实现获得文化霸权的承认的宗旨.

三、英译策略的转向

在爱尔兰去殖民的过程中,“忠实”作为最基本的翻译标准,其幅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起者和译者共同设定的意识形态功能.也就是说,在大致实现语义对等的前提下,或者尽量使用归化及编译手段,去粗取精,使译文符合英语文学的基本规范,易于为宗主国及本国大量的英语读者接受,借文学的接轨达到获取强势文化认同的目的;或者尽量采用异化和保全手段,保存爱尔兰文化传统的特质,向宗主国及因母语的废弃失去了文化记忆的本国人民亮明先人的身份,借文化的另类达到确立独立的民族身份的目的.格里高利夫人等20世纪中叶之前的译者走的多是第一种路线,而金塞拉等20世纪中叶之后的译者走的多是第二种路线.在英、爱矛盾发展的转折时期和独立的爱尔兰文化身份的确立时期,《夺牛记》的英译策略发生了明显的转向.

1969年,通过对《厄尔斯特记》、《兰斯特记》等重要手稿的比照研究,后来长期旅居美国的爱尔兰著名诗人金塞拉不畏强势文化长期以来的偏见和爱尔兰文化传统可能继续遭到刻意误解的危险,终于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迄今最“忠实”地体现了“原作丰姿”(鲁迅语)的完整译本,在民族独立半个世纪之际借用文学的形式确认了爱尔兰民族传统与欧洲其他民族传统的差异,展示了爱尔兰学者对强势文化的蔑视和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独立的自信,俨然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话语权.在爱尔兰民族去殖民的长期斗争中,金塞拉的《夺牛记》英译本有理由成为文学翻译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金塞拉比较严谨地遵循了“忠实”的翻译原则,他的译著“是故事的一个活的译本,一个力争在原文和读者之间不留障碍的译本”.原著(即盖尔语《夺牛记》手稿)是五花八门的文书活动的碎片式拼缀,事件之间常有矛盾和细节重复,叙事偶尔被含混的注释和概要取代,情节中甚至还添加了一些无关的材料(如笺注、评论和从其他手稿中不加鉴别地成段移植的插曲),因此投身文艺复兴运动的爱尔兰作家不禁感叹:“《夺牛记》被改写得简直无法卒读了.”有鉴于此,金塞拉尽可能清除了原著中的矛盾和重复现象,澄清了模棱两可的地方;为了保障叙事的清晰性,他还根据《兰斯特记》等相关古籍极其简约地补充了缺损的细节,并对这些补充做了考据似的“文本注释”.他的主要宗旨是“将故事翻译成可读的鲜活译本”,因此,鉴于原著的晦涩,他相应地改动了句子的位置和句子成分的形式,并保留了动词的含混语义.他的工作就是做好文本考据和直译.

与此同时,金塞拉对于译者的角色定位保持了清醒的认识,他没有充当大权在握的编辑,人为地统一整个故事的叙事语气和语言质量,或者删除所有前后不一致的细节,而是竭力保存原著的原汁原味,体现原著作为众多寺院文书不断添补的结果的真实面貌.他认为,原著文本的些许漏洞“在史诗文学中是常见的;把它们当作‘错误’甚至缺陷,就是误用了现代传统,忽视了这些故事的真实本质,或许还忽视了这些故事口头相传的历史”.在他看来,对原著进行大幅度修订和加工,那是编辑和作家的使命,不是译者的职责,是套用现代书面文学的准则对古代口传文学的结晶进行错位评判的结果.在霸权文化和殖民地文化的较量中,金塞拉没有依照前者的标准对原著进行改写,也就是说,他的文本修订和直译是技术性的,同时也是战略性的,在本质上和格里高利夫人鉴于强势文化做出的大幅度“变译”是截然不同的.他的翻译“不是直译,但是很切近直译”.

但是,金塞拉并非死硬的直译派或异化派;就“忠实”原则而言,他其实是比较灵活的.在诗歌翻译中,这位诗人译者就采取了比散文翻译更加自由的方式,独创了“台阶似诗行”的形式,即“以台阶形式出现的缩行诗节”.这种“叛逆”相对而言是无足轻重的,是“创造性”的,因为原著中的那些古老诗节本身就极其晦涩和深奥,有的还明显具有预言的意味,其形式的意义远远不及内容的价值.因此,金塞拉认为,“尤其在诗歌与正在发生的故事情节密切相关时等努力表达其意义似乎颇为值得.”于是对于诗歌翻译,他的宗旨就是“译出在长度、含糊性和晦涩性方面与原文多少相当的诗节,使其包含可以用爱尔兰语解码的短语、主题和偶然的闪念”(多种偶然的闪念同时迸发,在盖尔语文学中称为Rosc),也就是说,他并不注重“固守爱尔兰[古代]诗歌的形式”.在形式与内容的权衡中,他选择了后者,这是他的“自由”或者散漫.而北爱尔兰女王大学诗歌教授卡森则基本保留了Rosc的形式,就“忠实”原则而言,他于2007年推出的新译本《夺牛记》似乎要略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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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化现象,金塞拉却是比较顽固的直译派和异化派.一方面,他保留了许多体现凯尔特独特文明的语言细节,对于具有文化内涵的人名和地名一律进行细致辨别,并尽量采用盖尔语拼法,而不采用现成的英语化拼法,于是“《夺牛记》的地点感比其地名感、词源感具有浓厚得多的现实主义色彩”,能够让读者据此追索夺牛长征的路线,并实现译者悄悄从事“文化考古运动”的宗旨.对于重要的文化术语sid(阴阳界)、chariot-hero(战车勇士)等,他将其移植过来,而不挪用现成的英语词汇otherworld(冥界)和knight(骑士)等,从而避免弱势的凯尔特文化被强势的英语文化淹没,达到保留文化记忆的目的.另一方面,金塞拉还不顾多年来强势文化对爱尔兰民族英雄和文化传统的刻意歧视,比照多种手稿译出了当时内容最完整、形象最饱满、情节最幽默的全译本,将曾经被殖义者据以诬陷爱尔兰民族及其文化传统的情节(如涉及麦德伍的攀比、、庸俗,及库丘林的冲动、畸变、嗜血等品性的细节)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体现了爱国学者保留时空距离、恢复民族记忆、反对殖义和文化霸权的决心和信心.就此而言,金塞拉走的路线和格里高利夫人的道路是截然相反的,标志着爱尔兰早期文学的英译策略出现了重要转向.

四、英译策略的延续

金塞拉翻译的宗旨、风格和方法与爱尔兰民族一个世纪以来的去殖民努力是一致的,也是《夺牛记》汉译应该严格遵循的.为此,汉译者竭力履行语义对等、风格切近等译者的通常义务,保留原作口头文学和英雄传奇的特征,保留对“、狂暴、污秽”细节的直言不讳,并力图实现形式对等,保留金塞拉独创的语法结构非常简单但语义有些含混的“阶梯式诗行”形式.而且,汉译者还严格遵循英译者去殖民的宗旨,按盖尔语(而非英语)发音对内含文化意蕴的人名和地名进行音译,对后面的解释性同位语或短句以及语义非常明显、采用英语构式的术语则直接进行意译.鉴于原作的些许短处、史前文化的陌生性以及中、爱文化的差异,汉译者则采取增添“文本注释”的方法,尽力避免译者介入,保留“原作丰姿”.可以说,《夺牛记》的汉译策略基本上是金塞拉英译策略的延续:“不是直译,但是很切近直译.”

(曹波: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邮编:41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