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写作的四种制约

点赞:22539 浏览:104536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17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反思六十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我们有一种感受,那就是与古代文学等专业相比,现当代文学的学科性还不很成熟,其中最不成熟的标志就是现当代文学史观的变革与文学史的写作.虽说我们在学术界首先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但是时至今日是否达成了重写的标准和境界十分明显,与经济、法律、教育乃至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变革和实践相比,中国主流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的变革明显滞后.在经济上有股份制实践,政治学上最早的政企分开以及“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文明”等纲领的提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人民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命题,而“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了新的党章.要知道,过去这些口号和概念都给予了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这一切都表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的巨大变革.然而,这一切又似乎对主流文学理论和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反思的日子里,我们有必要对于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症结做一下叩问.概括地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学史的写作存在着以下四种制约:

第一,机制性的制约.

任何历史文本都是被建构出来的,文学史观实质上是以历史评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立场,因此对文学史 的制约就往往不是历史的约束而是现实的约束.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长期在战争体制、革命体制的统一性、敌对性机制下形成的立场和文化政策对于文学史写作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没有什么比一个时代的体制文化对于文学的影响更大了.政治化、群体性的要求通过一整套的机制和方法来维系和强化,并形成了稳固的教科书体系.在教科书体系中,一切都先入为主地做一种简单的定性判断,而且这些学科的基本原理是不必质疑,更不能证伪的,成为了先验性的前提.

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写作所受体制机制性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现有的绝大多数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关于“现代文学史属性”定义的大同小异,就说明了这一点.由于文学本身具有或社会赋予的超强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其与其他社会科学有所不同,体制文化对于文学的制约不仅是思想性的,而且是组织化甚至机构化的.在这样一种作用机制下,逐渐使文学史家形成了一种惯性的思维,弱化了思想和观点的个性,缺少独立思考和艺术创新能力.

第二,观念性的制约.

中国有发达的历史却少有发达的历史学,与此相似,中国有发达的现代文学史,却缺少发达的现代文学史学.历史观的单一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而观念的制约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表现的就是单一历史观的制约.

1、线性的历史整体观.长期以来,我们受一种普遍的线性历史观的制约,对于文学史总是采取今胜于昔的评价方式:五四文学是对晚清文学的否定,三十年代文学是对五四文学的否定,解放区文学是对三十年代文学的否定,文学是对前十七年的否定,新时期对于文学的否定等等.而对于作家个体评价来说,也总是以其后期否定其前期.这可能是一种历史的真实,但是更可能是受一种先验的历史逻辑――不断否定规律的制约.普遍的半面文学史乃至颠倒的文学史被这种逻辑合理化了,仿真化了.其实,最后的结论不被认可并不是历史本身的问题,而是评价尺度的问题.从一个个作家个体看,郭沫若、冰心、老舍、茅盾、曹禺等经典性作家的文学成就今不如昔是明显的事实,那么从整体文学成就来看,怎么就会今胜于昔这样文学史文本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

2、因人论文的文学价值观.对于作家的评价,我们始终拘泥于“文如其人”的传统价值观,以政治、道德的标准确认作家作品的价值,从而为文学史写作不断地带来变化和矛盾.1940年代末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成了作家们是否进入文学史的取舍,一个由朋友背叛和政治罪名制造出来的胡风事件,使一批诗人作家从文学史上消失,孔厥的个人生活的插曲使他一步步丧失了《新儿女英雄传》的署名.同样,路易士(纪弦)、袁水拍、张永枚、浩然等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消长也都表现出了因人论文的传统文学价值观的功能.

观念的制约是最为深层的制约,但是变革的空间本来要比体制变革的空间大,因为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本身为文学史观念的变革提供了有效的思维方式.关键是我们是否承认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下考察文学史发展过程的真实结果.历史文本的写作与评价其实都是话语权的问题,多是掌握话语权者构建的话语体系.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我认为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因为每个人不一定都有参与历史的机会,但是每个人都有评价和书写历史的权利.在这种“个人史”的参与下,历史的空间才变得丰富和真实.同时,任何历史文本也都是可以被质疑的,就像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可以证伪的一样.因为历史总是后人写的.

以什么理念建构文学史我认为首先是观念的变革.当下国家发展战略已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以人为本”,这标志着党和国家政治上的不断成熟和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在这种新的思想环境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应该成为文学史写作的新的标准,把文学史作为政治史和革命史的副本转化为真正的“人的文学”.比如对于战争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评价,应该在阶级的和民族的视角之上,再加上“个人”和“人类”的视角.以这样一种全面的视角去看待战争和战争文学,会缩小我们与世界文学的差距.我过去曾强调,中国文学从不缺少阶级的主题和民族的主题,五四以降也有了个人的主题,但是最为欠缺的是人类的主题.“以人为本”必须包含个人和人类,这才是关于人的完整的认识和理解.而文学史写作应该“以人为本”,使之真正成为艺术史、个人史和人性史.这并不是否认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是从人性、人类和学术的角度去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为现当代文学本身就始于政治而终于政治,如果让文学史写作完全与政治脱节,则远离了现代文学史的本质.

第三,知识的制约.

长期以来,文学史学界对于专门从事资料整理的学者有一种偏见,一旦说到某某的研究对象时,一句“他是搞资料的”的评价透射出些许的轻视.1985年马良春呼吁建立文学史史料学.与成熟学科如古代文学相比,现当代文学作为新兴学科,其价值观具有不确定性,再加上研究者对于对象的近距离阅读和体验,容易造成对史料的疏忽.这种现象在1990年代末出现了新的变化,学界突然对于文学史资料表现出普遍而琐碎的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报刊研究热的盛行.应该说,文学史资料不仅仅是史料学的重构,而是重写文学史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这种变化首先是值得肯定和有价值的,弥补了1980年代观念热和方法热以来形成的宏观研究抽象思辨的某种不足.但是这种方法论的变化导致了一种普遍的价值观的变化,甚至成为学风规训的一种标准.

至今久盛不衰的报刊研究热同样具有这样的二重性问题.这反映出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性的困惑:资源和思想的阶段性的穷尽,导致对于研究对象的刻意搜求,寻找所有的空白点.远离现实,沉于历史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往往不是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所能改变的,而对于报刊的琐碎关注凭借学术价值观调整的普遍焦虑的心理优势,而获得了普遍的肯定和认同,甚至被认为是学风的改变.

单纯从文学史写作与史料学的关系来看,史料学的建构是写史的过程,写史是主体的选择过程,本质上是作家作品被经典化的过程.史料是材料,是应该进入文学史的构件,不是一般的资料.所以文学史料就可以分为两类:进入文学史文本的史料和没有进入文学史的资料,如果把资料一概作为史料就会遮蔽和误读历史.一旦成为史料进入文学史,就应该促使文学史质量的某种提升,无论是知识的丰富、修正还是观点的升华.文学史不等同于思想史,但是史料要成为思想的材料,而不是从史料到史料.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在于提供思想的容量和提升思想的质量.如果缺少历史的整体观,搜肠刮肚,拾遗补缺,为填补空白而寻找空白,就可能把琐碎的资料当作文学史的史料.应该说,现代文学研究到了今天,除了有意的遮蔽之外,已经很难再发现重大的足以改变历史全貌的疏漏.这样就难免会把无人关注的小报小刊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加以关注.而一旦得到和发现,便无限夸大其作用和影响,似乎到了要改写文学史的地步.在这样的风潮下,文学史惯有的知识都成了常识而被忽略,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已经较少有人谈及和关注.而这些被夸大的资料在研究者的阐释下强行进入文学史,反过来构成了对文学史本质的伤害.如果报刊研究作为一种个人学术志向尚可,但是如果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就势必带来反面的效果.所以在调整学术价值观时对于这种偏向要给予充分的注意.历史本身就是一个通过时间来进行选择过程,有的遗忘不是历史的疏忽和遗漏,遗忘总有遗忘的理由.你选中的这个细微末节是大树的一个枝干还是一片落叶,直接关乎这棵树的整体形象.所以,我以为久盛不衰的报刊研究热应该降温了.

第四,方法的制约.长期以来,文学史写作存在着方法的制约.方法的制约本来就不是一种制约,在前几种制约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文学史写作方法上的突破应该是最突出的.但是由于中国文学史学先天的不发达,这方面的探讨反而更少.多年来文学史的体例不外乎以史带论或者是以论带史,大多以时间为线索,整体布局为“文艺运动”加作家作品,而作家作品评价多采用“时代背景――作家思想――作品价值”的基本模式,而谈到作品时无外乎是“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艺术特色无外乎“人物形象,语言生动,结构完整”之类,然后点缀地说一下“美中不足”的艺术缺陷,但最后往往还要指出“瑕不掩瑜”等等.也许在统一的政治立场、文学观念和生活环境的制约下,文学史实际发生的过程和结果本身就具有模式化和雷同化的可能.但是即使如此,时代的变化和个人的差异也总是存在的,当我们用这种艺术模式去套用所有作家的时候,就强化了这种雷同.我们打开一部文学史,在有关作品评价的部分中去掉具体的文字内容,就会发现评价模式大同小异可以用于多数作家,缺少个性化的形式创造,致使诸多文学史文本至少在结构上给人一种千篇一律的感觉.当多数作家作品的特色的评价都这样的话,也就无所谓特色了.文学史的写作方法其实是一种观察历史的角度和方法,结构形式也是一种理解方式和结果.在相近的对象中发现差异,是文学史家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对于作家作品特色的分析不能面面俱到,只要抓住其最突出的一二个特点也就足够了,而且能给读者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也许文学史写作彻底突破这几种制约还需要学界和社会作出更多的努力,需要更适宜的文化环境和思想环境,但是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深度理解的基础上,我们离这一目的会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