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痛之悲:辞章与医学

19世纪初,张大曦在太湖胥口一医师时,清帝国正由盛转衰,及至咸丰年,洪杨内乱来了,繁华江南沦于战火.太平军占据苏州烧书籍时,他的《爱庐方案》书版也在火劫当中.与所有那些乱世造成的后果一样,医学的损失在整个社会损坏中,亦是让人深感惋惜的事情.十多年后乱平政回,人们在安定当中,再来读那些有价值的医书时,已经需要千方百计地四处寻找.好在还没有年深日久,《爱庐方案》尚存抄本,一经发现,即可重新付梓.我们读到的《爱庐方案》,就是光绪六年的柳宝诒的选刻本,不过选编者从原有的一百多案中,只选了二十四条,并且将原书名改为《爱庐医案》.这恐怕要算最少的医案记录了.

却说,张大曦为胥江人.从太湖胥口到苏州胥门的一条河流叫胥江,胥江由吴国的功臣伍子胥开凿,河流两岸的居住者为苏州最早居民,户籍地望上他们称为胥江人,以示比苏州人更能代表吴地历史和文化.张大曦既为胥江人,他在医坛行走,似乎添加了一种古典色彩,他的吴医身份似乎就不只在明清,而是接通了更为久远的医学源头.史书记录说,早在春秋时代,吴医同秦医、卢医、齐医一样活跃.大曦在当时是否以这样的古老形象获得乡土社会信任,不能邃然肯定,不过他驰名江浙地区的原因,除本人医术高明外,也与吴医持续不断的传统大有关联.明清两代以来,吴医的群体性特征,主要依儒医文化而建立,从薛已到薛雪到徐大椿,乃至尤在泾,一百多年间,众多名医产生,不仅形成吴医的医学特色,以及技术流派,而且体现了这一地区的文化风韵,这一点超出“儒学”单纯对医学的身份归置与塑型.在吴医的文化色谱系中,我们总是能从那些出色的医学家身上读到他们强烈的文学因子,那些名噪一时的医师,同时还是文学家,他们的医学与文学有着太多甚至不可分割的联系.张大曦虽说晚出,却是特别显著的一个.

与他吴门前辈医人例如徐大椿颇有不同,张大曦并非一般地兼有医家与文学家双重身份,他的特别之处在于,是用文学思维方式进入医学,将医学等同于一种关于疾病的文学观察和审美叙述.这里我先抄出《爱庐医案》里一则医案：

“竞日悲思,半载纳减.询非恼怒所致,在病人亦不知悲从何来.一若放声号泣,乃能爽快,睡醒之际特甚,余如默坐亦然.韩昌黎-'云：凡人之歌也思,哭也有怀,出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不平者乎!夫悲哀属肺,寝则气窒,醒则流通.想其乍醒之际,应通而尤窒焉,是以特甚.揆之脉象,右寸细数而小滑,伏火挟痰有诸.或更有所惊恐,惊则气结,结则成痒,瘁则升降失常,出纳呆钝,胃气所以日馁尔.拟以开结通痒为先,毋急急于补也.”

在这则文学小品式的医案里,病人性别不详,推测女性可能性较大.病症为无痛苦的“悲伤”,这在中国医学的身体认识中,属于“内伤”,一种人的身体深处的情志性疾病.这样的疾病,太合适用文学眼光来观察了,所以作者几乎不检测思索,就引诗人和文章家韩愈的语言来加以解读.不用说,我们在张大曦的叙述中,看到文学表达与医学判断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样的书写,我们并不陌生,很久以前在庄子寓言那里曾经见到过,后来在汉代枚乘著名文赋《七发》,以及唐初诗人卢照邻的《释疾文》里也曾多次读到过.当这些作家用文学眼光观照疾病时,我们读到的所有那些作品,皆成为对疾病的文学、医学解释.这种文学与医学的重合,不单显示了它们的同一性,而且昭明中国医学之初与文学共同的修辞性源头.而这一同源性,我们读古老的医书《》时且已感知.在《内经》特别它的上篇《素问》,我们难道没有发觉它是一部语词奥妙流丽的文学辞章吗?事实上,这部医书,关于身体和疾病的解释都高度审美化了.

很难证实张大曦的医学书写风格,直接来自对古典作家的仿效,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古典作家中很多人对于医学的兴趣,出自一种文学思想与医学思想的通识与牵连,那么对张大曦在其医案中所显示的文学特质,就可以有更深的理解.我这篇短文对此难以全面展开论述,我只想提醒中国医学关于人的知识方式,延及到处理入的疾病,其中展开的叙事信息,具有独特的开放性,它允许文学作为“他者”的声音和眼光进入其中,并在自己的知识场域为文学提供无限制的可能性,而文学则以对于人性的理解与关注捷足先登.知道这一点,至少会明白中国作家何以能够从医学中达成他的文学梦想,中国医师也能在文学中达成他的医学玄思.两者在现代西方医学中都不可想象,可在中国作家和医家做起来却毫无障碍得心应手.

但仍然存在一定的担忧.柳宝诒1882年编选《爱庐医案》时,对张大曦医案的文本风格,谨慎写道：“见其论病选药,思路深细,用法精到,颇能独开生面,发前人所未发.惟刻意争奇,不肯稍涉平境,因之立论有过于艰深者,立方有流于纤巧者.”出于一位职业医师的责任,他以提醒与告诫的口气说：“窃念方药之道,动关性命,非如辞章曲艺,可以随人好恶,各自成家”.显然,这里暗含了对张大曦以辞章之胜炫耀医学的批评.不用说,柳氏所忧,是文学的声音干扰了医学的声音,尤其像医案这种医学叙事,文学式的个人之思所带来的主观性,以及一种基于审美需要而表现出来的个人好恶倾向,使医学的声音很容易失去客观中立,这样既影响医学的传习,如果运用到临床实践,也会影响医学的真实判断.因有如此担忧,柳宝诒干脆将原《爱庐方案》一百多条,删削掉大多数,仅保留他认为不致误导读者的二十四条.

柳宝诒的好心,张大曦想必不会同意,在中国医学尚能自由发挥的时代,名医所依赖的正是这种“不肯稍涉平境”的强烈个性,包括张大曦孜孜以求的文学化的医学选择.问题的关涉,也许并不在柳氏批评的对与错,而在于这一批评难以真正触及中国医学知识的复杂实际.在中国医学并不寻求精确与量化下的客观性,并不依赖完备的实用技术,并不发展为一种“科学”的情景下,它总是合理发生各种“偏离”.而对这样的偏离,在允许之外甚至无须修正,如此,我们怎么能够要求张大曦不去追求他的文学的医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