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经典艺术本位

崇拜经典,艺术本位.我的文学观可以用这八个字来描述.我是一个具有学院背景的作家,１９８４年北京大学毕业,２０多年来一直在高校当老师.我不但写小说,而且由于职业需求,还要研究小说.我研究的对象大多是经典作品,考察这些小说为什么能够成为经典,感觉到主要的支撑力还是来自艺术.这使我逐渐形成了艺术本位的价值观.崇拜经典和艺术本位,这两者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为了表述的方便,我把它们分开来谈.

一、

职业背景培养了我执着的审美理念,那就是对经典的崇拜.对文学史的审视让我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部最好的作品的价值绝对要超过一百部次好作品的价值,正如一部《红楼梦》的价值绝对要超过一百部《镜花缘》.这就是经典的意义.在这样一种文学的天平面前,数量的意义是非常有限的.乾隆皇帝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抵得上张若虚一首《春江花月夜》吗?抵得上陈子昂二十二个字的《登幽州台歌》吗?鲁迅的全部小说加起来只有十几万字,不到张恨水的十分之一,两者的价值又相去多远啊!用“发表了多少”评论一个作家,我总觉得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对文学史来说,数字的意义非常有限,只是历史垃圾的堆积.对一个作家来说,质量绝对是第一位的.从战略上来说,的军事思想“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我们的创作也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对一个作家来说,数字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东西,毕竟,文学史是以质量来确定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和一个作家之创作的地位和份量的.

抱着这样的审美理念和文学史观,多年来我在课堂上反反复复讲的是《红楼梦》,是《孔乙已》和《祝福》,是《骆驼祥子》和《围城》,是《白鹿原》与《长恨歌》.我对时尚的东西抱有警惕,有心理距离.为了这种理念,我有时也会跟学生发生冲突.他们被时尚的东西牵引、迷惑,信念也很执着,不容易说服.我的任务就是竭力摧毁他们心目中的既定偶像,把他们引导到经典崇拜的审美道路上来.有时候,我对自己的理念也会有一定的动摇.比如上世纪９０年代,《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一书风靡全国,发行上百万册,这么强大的声势让我对自己的审美观念产生了怀疑.是不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经典的标准发生了变异,而自己却跟不上这种时代的步伐?幸而后来的事实让我看到,经典崇拜的文学观在时代潮流的荡涤中依旧巍然屹立,而时尚的东西来得快退得更快.以后类似的文学现象,如前几年《幻城》的风靡,我就再也没有对自己的文学观念产生过动摇.

我就是在这样的文学观念引导下进行创作的.当然,我的小说离经典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我在写作中还是竭力向经典靠拢,使自己的文学理念渗透到创作之中去.在我看来,一部经典作品首先应该具有精神和艺术上的原创性,这种原创性是对作者精神力度的检验,也是对其艺术才情的检验.如果一部作品没有提出对生活对历史的一种新的理解和认识,没有一种艺术的开拓性,就不能够成为经典.从原创性角度来看,一部作品有缺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说不出什么缺点但却也说不出什么特点.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当代小说,许多名气很大得了大奖的作品是不具有经典品格的.其次,经典作品首先是一种艺术存在,艺术性是其第一品格.文学不是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其核心价值观应该从自身的特质即艺术性而不是从其它方面衍生出来,这是由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内在规定性所决定的.一部文学作品,如果缺乏艺术的支撑,缺乏在语言经营、形象建构方面的创造性,不论其表达了怎样强烈尖锐以至深刻的思想,在文学的意义上都是苍白的.跨越艺术而直接面对思想的文学批评,在我看来是有着重大缺陷的.第三,我是一个艺术本位论者,但又不是一个纯艺术论者.在强调艺术性作为评价一部作品的前提性标准的同时,我也非常看重作品的精神表达.鲁迅是以一个纯艺术作家的姿态屹立文学史的吗?当然不是.对于经典性作品的思想表达,我有一个想法,就是除了创意性之外,还需要有深厚的哲学文化背景,需要有超越具体历史氛围的普遍意义,这就是经典性所需要的超越性追求.我们正是凭着这种普遍意义与《诗经》与屈原和曹雪芹,与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沟通的.在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品因社会思潮的原因轰动一时,但生命力难以久远.《呐喊》、《徨》还有许多读者,但还有几个人去看《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许茂和他的儿女们》和《沉重的翅膀》呢?精神背景的宏大和狭隘,决定了这些作品的不同命运.因此,在我的创作中,精神背景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赶潮流、追热点的冲动,而是考虑在一种比较具有历史感和普遍人性的背景之下,来构筑自己的艺术世界.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我的写作周期很长,要五、六年才能出一本书.这种状态是由我的文学观念决定的.在动笔之前,我要经过长期思考来选择一个多少有点思想创意的方向,这个方向需要有比较大的精神背景,比较鲜明的历史因素,还需要很多鲜活的细节来支撑.方向选定之后,还不能马上动笔,还需要思考再思考,把问题想深、想透,用笔记的形式把这些思考记录下来.我觉得笔记非常重要,思想的闪光,生活中精彩的语言,对话,我如果不在那个发生的瞬间把它记录下来,就再也追不回来了.有时候身边没有纸和笔,我就把关 键 词 输在手机上,回家再记录下来.

我用这样一种认真的态度对待写作,是由自己崇拜经典的文学观决定的.对于文学经典,我的态度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二、

我在高校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小说艺术”和“小说理论”课程已经很多年,这种经历使我对小说的艺术细部非常重视.我给学生讲课也主要是讲艺术细部.如语言我讲对话、潜台词和想象力,形象我讲人物造型、道具的运用、非逻辑情感、还有氛围的营造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不觉就成为了一个艺术本位论者.

使我成为艺术本位论者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对中国文学史的考察.从《诗经》到曹雪芹,古人是按什么标准来选择的呢?艺术标准.中国文学史的主流线索,是严格地按照艺术标准来选择的.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艺术精品,经得起反复咀嚼.有没有例外?有,少.白居易的《卖炭翁》是大白话,没有经得起品咂的艺术含蓄与悠长韵味,其成功主要在于思想表达.但这样的例子不多.《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的代表作品,都是能够反复品读的,人们不会因为了解了其中的思想、故事后就永远离开.就小说而言,不是讲一个故事就可以了.侦探故事看一遍就可以了,《红楼梦》要反复多次阅读.经典是以经得起反复品读为特征的,这是由其审美潜力决定的.这是审美的力量,也是艺术和非艺术的分野.

基于这种文学观,我在讲课中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第一,艺术标准是前提性标准.这是谈作品的艺术与其它因素如思想表达、历史背景的关系,谈艺术性在作品价值判断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超越公共空间.这里讲的是艺术创造性问题.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事物,但可能有新的认识,更能够有新的细部表达.《因为女人》在故事框架上也许没有新的因素,我也不能因为追求新意而扭曲生活,把生活写成非人间的故事,但我竭力去提供一种新的认识,更竭力把一个细节写好,写出创意,写出遍地鲜活.小说一百多小节,每一节多多少少都有点创意性表达在其中,如果没有展开创意的空间,我就会放弃.第三,用具体超越具体.这是谈思想表达和艺术的关系.文学不是写出一个故事就够了,记者可以这样做,作者不能这样做,以经典性为追求的作者更不能这样做.文学要表达思想,即超越故事的具体性.但这种超越是通过艺术具体性来完成的.也就是说,文学的使命是经过艺术的通道走向思想.第四,只有艺术能够面对历史.这是我的文学史观.依据这种文学史观,我觉得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还有很大的重构可能性,当代文学史更加处于不成熟的状态.举例来说,巴金先生的《家》我就很难特别欣赏,语言太标准化,心理描写太逻辑化,人物对话太方正而缺乏弹性.简言之,小说缺乏叙事艺术的色彩.历史的因素使小说有了很高的文学史地位,这种因素在人们的文学史观念中是不是占有了过大的比重?又比如,当代一些获得大奖的作品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沉重的翅膀》、《钟鼓楼》、《抉择》等,对它们的历史地位我都心存疑虑,也对现有的选择标准非常困惑.

艺术本位是中国古代文学源流主脉,古人就是按照这种标准去选择的.今天在我们面前呈现的古代文学史,其基本格局不是我们现代人选定的,而是古人选定的.我们不得不感叹他们目光的准确而富于历史感,以至今天我们尽管有了种种新的批评理论体系,都无法将古人选定的格局移易哪怕小小的一步.古人并没有今天这么多的职业批评家,他们一代又一代是凭什么能够如此完美地在历史稳定性上完成这一伟大的文化工程?在我看来,答案其实非常简单,这就是,以文学的眼光看文学,把艺术的标准作为文学史的标准.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标准,才可能在历史稳定性上建构文学史格局.

我不无遗憾地看到,中国新文学发生以来,这一标准受到了动摇.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的、历史的标准对古代艺术本位的价值观有了极大的冲击.中国新文学是在意识形态使命强烈的条件下发生的,在其诞生之初就确定了意识形态意义优先的文学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中断了古代文学艺术本位的价值观.从“五四”开始到“”为止的六十年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一个由主动参与政治到主动性逐渐丧失的过程.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学史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在这样一种思维惯性的影响下建构起来的.

当政治对文学的扭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得到初步矫正,“文化”作为核心价值走上了文学舞台,形成了对艺术本位价值观的另一种压抑.性心理学、社会批判理论、女权主义、后现代文化理论、后殖民理论等,在中国文坛大行其道.我并不想否认这种种理论的局部深刻性和有效性,但我也要追问：这种种理论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成为文学史的标准呢?古人并没有这种理论,为什么能比今天的职业批评家更具眼光确定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作品,更有能力在历史稳定性上建构文学史格局呢?这不是从反面说明了,这种种文化理论对文学来说,还不如艺术标准重要吗?我对这种种文化理论抱有警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理论把作品当作泛文化文本,当作信息源,从作品中寻找建构理论体系所需要的信息,却不能也无意对作品的艺术品格给予更多关注,不能也无意区别作品艺术优劣的分野.

作为一个艺术本位论者,我坚信艺术性是文学作品价值的起点和终点,它既是对作品经典性最严酷的考验,也是对其价值的最终确认.

阎真中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