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对韩国文学的影响

点赞:5357 浏览:17973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03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中国作为对东亚最为重要的文化古国,对于韩国的文化影响很大,在文学上也是如此,韩、中两国国境相接,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文化等等诸多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古代文学成就斐然,影响深远,对于韩国的文学有着如何的影响,本文将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与探讨.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产生了很多文学大家,在东亚地区有着很深刻的影响,尤其对日韩两国,韩、中两国国境相接,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文化等等诸多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古代文学成就斐然,影响深远,在文化方面,韩民族本有固有言语,树立其独特的精神文化,而发明文字之历史比中国晚,故从古朝鲜时候开始,已经接受汉字和中国文学的形式来创作他们自己的文艺作品.


纵观韩国的文学史,约可以划分为古朝鲜、三国、统一新罗、高丽、近世朝鲜、现代六个历史阶段.这六个阶段的文学史当中,从古朝鲜到高丽时代的文学,当时韩国还没发明文字,故借用汉字来表记,为此,韩国固有之文学(新罗乡歌,高丽歌谣等)和纯粹汉文学是并存的;到了近世朝鲜第四代世宗24年(1443年),创制训民正音(韩字)以后,才使得用训民正音表记的纯粹韩国文学(时调,歌辞等)和汉文学一起并立发展下来.因此,我们对本题目之内容,要广泛了解则必须对那两个系统文学接受中国文学影响的历史加以考察.

一、古朝鲜时代接受的乐府诗

古朝鲜人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而会作汉文学作品,可以说是从汉四郡时候开始的.晋人崔豹《古今注》所载古朝鲜津卒白首狂夫之妻丽玉作《箜篌引》,暗示着那时候的情况.诗曰: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公将奈何.”

除了这首乐府诗以外,古朝鲜时代的汉文学作品,一句也没有遗留下来.但是,我们注意看这《箜篌引》的作者丽玉之身分,她是一个贱民阶级的女人.贱民阶级的乐府诗已经到了这么完整的境界,则当时一般社会对乐府文学的关心和达到的水平乃可想而知了.

二、三国时代接受的汉文与五言古诗

在三国中,高句丽早一点接受儒、佛、道等先进思想文化,以为国家发展之基础.百济与新罗,晚一点由高句丽而接受儒、佛、道思想,以成就其各有特长之文化.

举例来说,高句丽开办太学和扃堂等大小教育机关,教五经、《文选》等先进汉文课本,以提高国民教育之水准;新罗融合儒、佛、道思想,以成立花郎徒的“风流”之道,以为三国统一之根本理念;百济接受儒教思想以为百济自己之治国理念,同时把儒教传播于日本,对日本儒学发展有很大贡献.三国时代接受中国文学之现象,可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接受汉诗之路线;一条是接受汉散文之路线.其中,接受散文之现象是在上面已经提到的五经和《文选》等;接受汉诗之现象则是直到三国时代初期,还没脱离乐府诗之范畴.高句丽第2代琉璃王所作《黄鸟歌》是其代表性的诗作.诗曰:“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这四言乐府诗乃是其明白之例证.到了三国时代的末期,则接受中国东汉以后发展下来的五言古诗的形式,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高句丽将军乙支文德的一首《与隋将于仲文》的诗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新罗第28代真德女王呈送给唐高宗(永徽元年,真德遣其弟子法敏以献)的《太平诗》曰:“大唐开弘业,巍巍皇猷昌等三五咸一德,昭我皇家唐.”(《全唐诗》卷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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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首诗是其代表性的资料,它们都是雄壮健实,流丽通畅,使我们能了解在三国时代末期接受五言古诗的形式及其发展之情况.

三、统一新罗时代接受的五七言近体诗和骈俪文

新罗,借用唐援而成就三国统一,故与唐频繁接触.其中,载于韩国文学史是新罗王家派遣许多学生去唐朝学习五七言近体诗和四六骈俪文这一史实.朴仁范的七言律诗和崔致远的骈俪文及其他五七言律诗等,清楚地揭示了那时候新罗文坛之实况.

唐游学,28岁时锦衣还乡,以文章名震天下的文人.世称他为韩国文学之开山祖.他写的五言绝句诗《秋夜雨声》:“秋风唯苦吟,世路少知音.窗外三更雨,灯前万里心.”

这首诗,表达当时社会的末世风气和自己的孤寂无依之心怀,使读者感觉到非常悲壮的情感,故自古及今,脍炙人口.他的七言绝句《海印读书堂》表现了他晚年隐遁自适的情况:“狂奔叠石吼重峦,人语难分咫尺间.常恐是非声到耳,故教流水画龙山.”我们由此可看出,韩国文坛,从这个遣唐游学的时候,才能动地接受中国文学.所以,韩国文学史上,遣唐留学生的历史性意义是特别重要的.

可是,新罗派遣留学生的时期,不是盛、中唐,而是晚唐,故留学生们学习并回国传播的文学不是杜甫、韩愈、柳宗元流的健实豪放之古文风,而是李商隐、温庭筠流的浮华纤微之文风.因此,雄壮健实的花郎徒精神渐渐走到衰落之路,华丽纤微的奢靡之风日盛,竟成为一个亡国之原因.

四、高丽时代接受的贯道与载道之古文

高丽(918―1392),由其政治状况,可以分前期、中期、末期三个时期.前期是从新罗末期下来的文臣执政期(太祖―17代仁宗);中期是武臣虐杀文臣而夺取政权之武臣执政期(18代毅宗―24代元宗);末期是抗蒙战争失败而屈服于元朝的附属期(25代忠烈王―34代恭让王).

高丽前期文坛,继承新罗末期的浮华纤微之文风,以展开极端的唯美主义文艺活动.比如说,拿浮虚纤微之字句来填入科举文的形式;睿宗、仁宗、毅宗等所谓好文君主与文臣昼夜酬唱之吟风弄月,可为其代表性的例子.结果,文臣沉缅于酒肉而忘却老百姓之疾苦,武臣于饥寒而痛恨文臣之贱待.由此而看,统一新罗时代由晚唐接受的浮华纤微文风,虽然其本身具有独特的艺术性,但助长了极端的唯美主义思潮,竟使统一新罗与高丽前期文坛陷溺于不能救济之陷阱.

好像文臣的奴隶一样,受了贱待与侮辱之郑仲夫、韩赖等武臣们,到底不能忍住其饥寒和屈辱之痛苦而反动起来,虐杀无数文臣,废立国王,掌握政权,揭开了约百余年间武臣统治时代之序幕.这中期武臣时代的代表文人李奎报,激烈地批判文臣时代流行的浮华纤微风之科文,同时极力提倡苏东坡流的豪放旷达之贯道古文.比如说,李奎报喜欢苏轼之《自评文》中“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意思,把自己起居之堂名为“止止轩”,他的七言绝句《海印读书堂》表现了他晚年隐遁自适的情况:

“狂奔叠石吼重峦,人语难分咫尺间.常恐是非声到耳,故教流水画龙山.”

我们由此可看出,韩国文坛,从这个遣唐游学的时候,才能动地接受中国文学.所以,韩国文学史上,遣唐留学生的历史性意义是特别重要的.

可是,新罗派遣留学生的时期,不是盛、中唐,而是晚唐,故留学生们学习并回国传播的文学不是杜甫、韩愈、柳宗元流的健实豪放之古文风,而是李商隐、温庭筠流的浮华纤微之文风.因此,雄壮健实的花郎徒精神渐渐走到衰落之路,华丽纤微的奢靡之风日盛,竟成为一个亡国之原因.

五、近世朝鲜时代接受的性理学和其他汉文学

1392年,高丽武臣李成桂革命开国,1910年废稷,称为近世朝鲜.近世朝鲜的汉文学史也是可以分前期(太祖――第13代明宗)、中期(14代宣祖――20代景宗)、末期(21代英祖――27代纯祖)三个阶段.开国功臣郑道传等学术理论家,接受理学之体系来确定其崇儒斥佛之建国理念(参照《佛氏杂辩》等).所以,从笼统的观点来说,近世朝鲜500年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都在建国理念的范围之内运用.

在弘扬建国理念之时期.劝奖的汉文学也与弘扬建国理念有密切关系.第4代世宗之第3子安平大君李@③(1418―1453),羡慕陶渊明《桃花源记》里面的理想世界,让画家安坚画了《梦游桃源图》,而建造成像武陵桃源似的匪懈堂(园林)48景,使成三文、朴彭年等集贤殿学士来描写那理想世界的情景;第9代成宗的时候,选拔曹伟等一代文士,花了莫大的国费,用训民正音,翻译《杜工部诗》,以宣扬忧国爱民之精神;第10代燕山君的时候,李荇等馆阁文人,积极接受宋代黄庭坚等江西派诗,提倡清新典雅之文风等,可以说,都是实现建国理念之文艺活动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李白、苏轼等豪放不羁之文学当然是敬而远之之对象.另外,这个时候,还要特别介绍的一个文人,就是读了明代瞿佑之《剪灯新话》而开创近世朝鲜最初汉文小说《金鳌神话》之金时习.

(作者单位:天津职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