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科学与文学

点赞:7303 浏览:30772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30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 :近代以来,时代对科学的推崇使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不可避免地渗入到文学中,中国近代不少知识分子都关注到这一问题.梁实秋谈科学与文学,把握住了二者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他认为科学的影响使文学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促使文学批评主观色彩逐渐减少、能够从文本出发对作品进行客观的分析而不是随意褒贬;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科学和文学存在着本质差异,不能机械化地搬用科学的方法和结论,而应该以文学自身为立足点.他关于科学与文学关系的分析对我们探讨在尊重文学自身规律的前提条件下怎样利用科学为文学带来新的发展和变革这一命题具有启示意义.

关 键 词 :梁实秋;科学;文学;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3-0080-05

一、科学与文学应该有更密切的联合

近代中国人反思民族的落后,认为科学技术的不发达是重要原因之一.新文化运动打出“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号,不少人将科学视为救国的灵丹妙药.就像胡适所描述的:“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至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1](P152)人们普遍认同科学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贡献,但是同时也有人在反思对科学的过度崇信是否带来了一些负面因素.甚至有人认为近现代中国人对科学的推崇呈现的是一种科学主义倾向,比如郭颖颐就认为当时整个思想界都充斥着“唯科学主义”的思潮,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负面影响.所谓“唯科学主义”是指“那种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即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方面)的观点”[2](P16~17),它带来的后果是“人们就把科学作为一种不可能的教条终极性应用于任何最基本的人类情境”.[2](P167)

其实从16、17世纪自然科学兴盛以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对立就不可避免.无论是19世纪中后期阿诺德和赫胥黎关于科学和文学哪个在教育中更重要的争论,还是1923年中国的科玄之争都是这种矛盾对立的显示.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和科学观的科学主义更是将科学知识及其方法定为至尊,遭遇到人文文化的反抗,极端化地呈现出二者之间的冲突.在中国,文学与科学之争还意味着中西之争,意味着对传统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冲击了中国直观式的审美传统,也影响了人们对文学与现实二者关系的看法.

与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梁实秋也深刻地感受到时代对科学的推崇:“现今的时代,似乎无论什么都逃不开科学的势力,但在这科学势力膨胀之际,自然而然地在人的思想上形成了一个敌对的壁垒:一方面取攻势,要推广科学势力到一切的学术思想上去;另一方面取守势,要拒绝科学势力的完全侵入.”[3](P376)梁实秋认为科学的到来不可阻挡,并且不可避免地会给文学带来影响.“文明是一定要如此进展的,科学知识是不可遏止的.愈文明,愈重理智.诗这样东西,原是野蛮的遗留,虽已发展成为高级艺术,而今后将不断受科学影响,其中不合科学的成分亦将无疑的被科学所摧毁.”[4](P440~441)虽然说这段话更多地是为了说明迷信和宗教思想已被科学破毁,借此打击“象征主义、神秘主义、未来主义”这些“出奇立异的勾当”而呼唤描写人性的文学[4](P441~442),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推崇理性的价值是梁实秋认同科学发展的基础.在他看来阿诺德与实验科学相抗衡、坚持人本主义的态度对文学是有贡献的,但是另一方面阿诺德和赫胥黎之争既不可能有结果也没有必要,“以后文学与科学应该有更密切的联合,科学家是人,所以不能不理解文学,文学家要做有知识的人,便不该不努力理解科学.文学要吸取科学的知识,科学也要‘人化’.”[5](P436)梁实秋处处师法白璧德并且以人文主义者自居,但却认为反科学是白璧德和人文主义的缺憾.他并不认为科学与文学是要对立冲突的,提倡二者密切联合,符合各学科汇流发展的整体趋势.

然而,肯定科学发展的进步意义是一回事,将科学的观念、方法、模式应用于文学则有一定的范围和条件.科学采用定量化、形式化的方法,强调可计算性和可操作性,仅适用于特定的领域.文学创作是知情意的混合体,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学批评既包含着实然性的认知同时也包含着应然性的价值判断.这些本质上的差异决定了文学的很多问题是无法用科学来解决的.梁实秋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二、如何将科学应用于文学

梁实秋在《文学与科学》提到了文学与科学的差别,包含了这样两个层面:“文学无所谓进步”,而科学则一日千里;科学重“真”,文学则体现出“美”和“善”.[5](P433~434)也就是说文学与科学是两回事,在不同的时代受重视的程度可以此消彼长,但是文学具有独立性,绝不是科学的附属品.“人生问题原不是文学家所得垄断的,不过同一对象可以有多方面的处置,科学以实证的方法研究自然与社会的现象,文学以经验的想象的方法来说明人生等文学与科学是无所谓领域的冲突,因为是不在一个层境上.”[3](P391~392)这样的看法是客观而公正的.

其实没有人会否认科学与文学的差别,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本质差异都显示了它们的不同,人们关注的是科学为文学带来的改变是否会将文学引入歧途.科学对文学的影响总的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文学创作的观念和方法造成影响.比如,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受科学原则的影响而力图反叛传统、建设“求真”的新文学.左拉说:“返回自然,或是说引导本世纪前进的自然主义的演进,逐渐把人类智慧的一切表现全都推上同一条科学的道路.”[6](P126)在中国,科学精神成为茅盾文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尽管他承认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也不否认作家主体的介入、早年还曾经倾心于新浪漫主义,但面对旧文学的弊病和新时代的潮流,茅盾对自然主义文学的选择越来越坚定.“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家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因为求真,因为重客观的描写,故眼睛里看见的是怎样一个样子,就怎样写.”[7](P113)因此,他强调文学创作要重视观察生活,将写实作为新文学的基本品格.第二,科学对文学的影响体现为在文学批评方面用科学的结论和方法去解释和认识文学.比如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决定论受到的就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如果说“虚构性”“创造性”“想象性”是文学的突出特征的话[8](P16),那么“眼睛里看见的是怎样一个样子,就怎样写”既失去了文学的独特魅力,实际上在写作中也不能做到这样绝对的客观.尽管梁实秋赞赏科学时代的到来减少了文学中神秘主义的成分,但同时他也认为作家不能“受了科学毒,处处讲求实用,处处讲求经济”[9](P28),文学创作毕竟是一种精神活动,要超越现实.然而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不同,重视的是逻辑关系的推衍、追求判断的客观性、准确性,在很多方面与科学的精神一致.那么,文学批评可以借用哪些科学的方法、在哪些范围使用便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梁实秋是中国现代最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批评家,他指出文学批评不是主观地、随意地为了否定或是赞扬某一部作品、某一个作家,而是要有根据地进行客观的判断,也就是说要有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尽管他在反对鉴赏式的批评的同时也反对将文学批评完全等同于科学,但他的基本立场是“应该尽量的接受科学的贡献,而予以价值,不应该因为反对过度的物质文明而有反科学之嫌”,“即在文学范围内言,人文主义者亦应充分接受‘科学的批评’的成绩,用以充实我们的知识,增加判断时的权威.”[10](P297)

但是在文学批评领域接受和使用科学的方法又应该是有限度的.正像周作人所说的:“研究文学的人运用现代的科学知识,能够分析文学的成分,探讨时代的背景,个人的生活与心理的动因,成为极精密的研究,唯在文艺本体的赏鉴,还不得不求诸一己的心,便是受过科学洗礼而仍无束缚的情感,不是科学知识自己.”[11](P565)也就是说,分析文学是可以采用一些科学的方法的,不过有特定的范围.梁实秋也认为“新兴的各种批评学说都是有用的,都可吸收过来作为参考,但是批评的主要的努力还是在于常态的人生经验来判断作品的价值.”[12](P302)因为“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13](P123)对文学研究而言,科学的方法无法达到发掘作品人性深度和价值的层面.同样认为科学不能解决文学研究的所有问题,周作人侧重谈的是文学作品中的情感是科学不能够驾驭的,梁实秋则强调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是文学批评的根本,这是科学分析所不能代替的.要进行价值估定就必须有标准,标准是什么呢?梁实秋认为“纯正之‘人性’乃文学批评唯一之标准.”[13](P124)众所周知,梁实秋倡导文学要反映普遍的人性,而反对浪漫主义文学推崇的个性和无产阶级文学反映的阶级性.然而如果人性既不是个性的、自我的,又不是阶级的、时代的,缺少特殊的限定,“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14](P143)虽是真理但由于太过抽象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梁实秋人性论的错误就在于将普遍性与个性对立起来.因此梁实秋虽然看到了文学中科学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他也没能提供更有建设性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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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还认为,在科学对文学的袭击中,科学仿佛取攻势,“冲到文学范围以内要夺取文学的大本营”[5](P436),文学似乎遭受到严重的打击,然而溃退的文学并不是“真正康健的文学”,而是“堕落”的文学.[5](P437)“为艺术的艺术”“纯粹艺术”“象征派”“印象派”这些“颓废的文学”缺乏思想,缺少道德性的描写,所以无法显示力量,是对人生的逃避.除了“美”还要有“善”,才能算是“好的文学”,“纯粹艺术”没有什么价值.梁实秋重视文学的价值,作为判断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他认为“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在这标准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14](P143)但是,他并没有揭示这些“颓废的文学”给科学的入侵创造了怎样的条件,也没有辨析它们与那些“好的文学”在接受科学的冲击的时候是否存在差异.所以,他在谈科学对文学的入侵的时候对那些“不健全”的文学的批评显得有些随意,为批评而批评,缺乏说服力.溃退的文学是堕落的文学,而“夺营的先锋”在梁实秋看来也不是真正的科学.

三、对心理学和社会学方法的质疑

冲到文学阵营中“夺营的两位先锋”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梁实秋虽然承认它们能帮助文学家更清晰地认识人生,但是它们却不能彻底地解决文学的问题:因为文学是人性的表现,人的心理不可能完全受物质规律的支配,所以心理学不可靠,是“空虚的理论”;社会学方法虽然可靠,“但是人生问题根本不是完全物质的”,所以也“不能达到人生问题的核心”.[5](P437)

美国作家伊斯特曼出版了《文学的精神:它在科学时代的地位》一书,在伊斯特曼看来,面对科学的袭击,文学的防御无论是揭起“智识”还是“道德”的旗帜,“他们共同的目的是要维持文人们的‘随便乱说’的特权,并且要科学时代中的人认真地听取他们‘随便乱说’”.“然而这只是文人临死的哀鸣!”为了证明文人的“随便乱说”,伊斯特曼举出几例:艾略特谈“情感”,既说理性“节制”情感,又说宗教“训练”情感、以诗“陶冶”情感、使情感“发而为诗”、诗中“描写”情感,前后矛盾、语意含糊;白璧德痛斥科学时代“随意地不负责任地使用名词”,自己却也没有给出“人文主义”的具体定义.伊斯特曼感慨:“这便是文学!”他认为这些文学教授的反抗,“不是因为他们确信在‘人性’的研究上文学方法胜过科学方法,而是因为他们要拥护他们的职业的威望.”[3](P378~380)

梁实秋认为“此书是不容忽略的”,“因为伊斯特曼以科学的名义严厉地向文学批评家及文学教授挑衅,向整个的文学传统挑衅,从事于文学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置之不理的.”[3](P385)在《科学时代之中之文学心理》这篇文章里梁实秋做出了回应,虽然他对伊斯特曼批评时下文学批评家和文学教授们思想的含糊笼统、批评新诗的晦涩这些方面表示认同,但从根本上他是站在其对立面的,对他的学说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文学是不应该且是不必须拒绝科学的侵入,但是科学的侵入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性质,是想取文学而代之呢,还是想作为理解文学之一助呢,还竟是帮助文学的创造呢,还是说明文学创造的心理呢?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必须弄清楚这一点,然后我们才能讨论科学之侵入文学是可欢迎的还是该排斥的.”[3](P389)梁实秋认为文学与科学的分工是“方法上观点上的分工”,不是“领域的瓜分”,但是伊斯特曼却要在领域方面分工,“分”得不甚恰当,结果是把文学挤到催眠术那一角落去了.[3](P392)在梁实秋看来,首先科学不能取文学而代之,其次为了加强对文学的理解而利用科学方法也是有一定限制的.

伊斯特曼认为对文学进行科学的研究,必须从心理学及社会学下手.心理学和社会学在梁实秋看来却都是幼稚的,它们可以对人生现象进行适当的解释,但是却无法完成“解释并批评人生”的任务. 梁实秋认为心理学不能解释很多问题,因为人的心理太复杂了,因此心理学还是比较幼稚的科学,可能还要永远地幼稚下去.而且有些心理学的统计根本是不必要的,他举例说明:《申报自由谈》曾发表一篇文章统计新诗的标点符号和语气词等等然后得出新诗具有“感伤主义”色彩的结论,然而不经过统计其实也可以得出这种结论.梁实秋认为科学侵入文学唯一的用武之地是去说明“文学心理”的真相,但是这“并不能帮助任何人创作文学,亦不能帮助人理解文学作品,亦不能作为文学批评的根据.”[3](P391)

他特别反对用精神分析学去分析作品.在赞扬潘光旦的《小青之分析》谈精神分析学谈得“精辟透彻”“亲切有味”的同时,他又认为精神分析学至少不能分析所有的文学.“简捷了当地说,精神分析学是解剖变态心理的一个利器,而对于一个身心健全不失常态的人完全没有用处.精神分析的方法可适用于变态的反常的文艺作品,而不能适用于伟大的常态的艺术.”也就是说只有常态的才是伟大的.“最伟大的作家几乎没有是变态的,都是身心平均发展,无论其如何的情感特别丰富,想象特别发达,总不失其心理上的平衡.大诗人总不是疯子,好作品绝不是梦幻.唯有第二流及第二流以下的作家,才有变态的心理,才有供给精神分析学者研究的材料.”[15](P205)然而,我们知道评鉴作家是否“伟大”实在有太多的标准,最得到研究者的推崇还是拥有最多的读者?道德的高尚还是技艺的精湛?实际上,精神分析学对文学批评的作用不大不是因为“常态”与“变态”的势不两立,也不仅仅是因为角度较小难以窥察作品全貌,最根本的原因是精神分析的对象是作品中虚拟的人物与事件,这样的分析对作品本身并无多大意义;文学作品也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很好地解释精神分析学的原理,却不能作为确凿的依据.

不仅仅是心理分析的方法,梁实秋认为用社会学的方法来分析文学也是不恰当的.社会学的方法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对文学加以经济的解释,然而人类的生活越来越复杂,文艺作品里又掺杂着作者的思想情感,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化.“文艺与经济的关系,有时是很简单鲜明,有时便隐约不明,更有时整个看不出了,纵然看得出,也成为不重要的一种关系,但是主张‘文学之经济的解释’者,想以经济的观点来解释一切,不容有例外,于是不免有牵强.”[16](P427)梁实秋对辛克莱尔《拜金艺术》的观点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辛克莱尔以不少作家作品为例来谈文学的阶级性,梁实秋便从其中挑出荷马、莎士比亚、弥尔顿、莫里哀、歌德这几个重要的案例进行分析,证明辛克莱尔“经济的解释”“阶级斗争的观点”是片面的、削足适履的.比如根据辛克莱尔的意思,莎士比亚的生平及其作品可以归纳成这样的一个公式:“(1)一个穷少年到伦敦,写诗写戏,巴结贵族,写浪漫戏欺骗观众;(2)不如意时便写狂怒凶残的戏剧来泄愤;(3)泄愤也无济于事,于是又重新写浪漫的梦,聊以解嘲.”[17](P369)这样的分析显然是片面和简单化的.辛克莱尔指出悲剧内容往往限于权贵阶级,梁实秋进行了辩护,指出莎士比亚只是因袭了古希腊传统,而不是阶级歧视.再比如,谈密尔顿为统治阶级进行“宣传”,梁实秋指出辛克莱尔不从其散文作品出发谈这个问题,而从《失乐园》中寻找根据本身就是不当的.“辛克莱尔遇到密尔顿这一例,完全手足失措了”.[17](P371)对辛克莱尔的论据一一驳斥从而否定其论点,颇具说服力.

总的来说,梁实秋认为用心理学和社会学来分析文学有两大弱点:第一,存在“机械性”的危险.先定一个公式,再到文学里去寻找证据,不够严密,以偏概全.第二,只能说明现象,不能进行价值判断,因此不能完成批评的终极任务.“所谓‘批评’,是必须要下判断的,没有判断怎能成为批评?”“批评压根儿的就不能成为科学.如成为科学,便不是批评.”[18](P447~448)借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文学,既不能主观先行、以偏概全,也不能偏离对文学本质的探求,梁实秋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

科学的观念和方法可以去除文学研究中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迷雾,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文学的本质.然而,用科学来解决文学问题又存在适应性的问题,有独特的范围和条件,如何既利用科学增加批评的力量,同时又尊重文学自身的规律是值得研究者不断探索的课题.梁实秋把握住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尽管他也感慨于“以为科学乃救国之灵药,斥文学为无用”[5](P433)的时代潮流对文学发展的冲击,哀伤于工业革命以后世界诗歌的没落[19](P626),但却没有因为捍卫文学的地位而驱逐科学进入文学,特别是他肯定了科学对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科学的文学批评可以减少主观色彩,能够从文本出发对作品进行客观的分析而不是随意褒贬;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科学和文学存在着本质差异,不能机械化地搬用科学的方法和结论,而应该以文学自身为立足点.尽管他缺少相关的批评实践也没有提出太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尽管他对科学与文学关系的分析有些地方为了强调自己的古典主义文学观和人性论而显得草率随意,但是他对时代潮流进行的深刻反思,特别是对文学批评客观性原则的强调,直到今天都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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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梁实秋.书评两种[A].梁实秋文集(第1卷)[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16]梁实秋.现代文学论[A].梁实秋文集(第1卷)[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17]梁实秋.辛克莱尔的《拜金艺术》[A].梁实秋文集(第1卷)[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18]梁实秋.文学批评的将来[A].梁实秋文集(第1卷)[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19]梁实秋.“五四”与文艺[A].梁实秋文集(第1卷)[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Abstract:Scientific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inevitably infiltrated into literature when science was encouraged since the modern times. Liang Shi-qiu graspe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of science and literature. On the one hand, the impact of science pushe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which especially promotes objectivity of literary critici, judging works from the objective text, rather than subjective intention of critic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indeed dramatic differences in the nature of science and literature, which decide that it′s no good to copy scientific methods and conclusions in literature. Liang′s analysis of science and literature could inspire research on how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literary critici by some scientific methods, meanwhile esteeming the law of literature itself.

Keywords:Liang Shi-qiu; science; literature; literary critici

〔责任编辑:黎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