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生成与的环境外因

摘 要：文学的生成与发展,除其自身内在的规律外,还离不开诸多的外在环境诱因,如当时当地的文化背景、统治者的好恶等等.北齐文学的繁荣,既得益于高氏统治集团的长期漠视或扶持,也得益于晋阳这方积淀厚实的文化沃土的滋养.就诗歌的发展态势而言,正因为晋阳文坛集中了南北各地的优秀文学人才,北齐诗坛硕果累累才有了可能；也正由于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阶层的文人汇聚一地,全力创作,才使得北齐诗坛流派纷呈、风格多样,开创了具有独特时代精神的一代诗歌的新局面.

关 键 词 ：晋阳文坛 高氏集团 文学高峰 文化传播 文林馆

534年,北魏孝武帝西奔盘踞关中的宇文泰集团.高欢随即引兵入洛阳,拥立元善见,是为孝静帝.从此,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随后迁都邺城.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王朝.556年,西魏也禅位于北周,元魏王朝遂告结束.

北魏的分裂使北朝文学一分为二.即以晋阳、邺城为中心的东魏、北齐文学和以长安为中心的西魏、北周文学.东魏、北齐占有黄河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这既是北魏王朝的统治中心地带,也是当时北方最富庶、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从534年北魏分裂到577年北齐为北周所灭,在这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东魏、北齐王朝占有地利、人文之便,不仅经济发达、人才荟萃,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所谓北朝文学的第一个正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一区域.

一、文学勃兴的丰沃土壤

高氏的东魏和北齐是以晋阳、邺下为军事、政治中心的,尤其晋阳,既是高氏的龙兴之地,也是实际的统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高氏在此设大丞相府和行宫,长期据守.

高欢以武功起家,东魏、北齐虽属“六镇”武人,但缘于晋阳厚重的文化底蕴和高氏家族的汉文化渊源,东魏、北齐文学实际一直是在汉文化的土壤上健康地发展着.所以,整个晋阳时代的文学并不以乱世和“六镇”武人的专制而衰落,相反,沿着孝文帝时创的大好局面继续前行.

史载,神武高欢出身于汉世家,祖父高谧仕魏官至侍御史,坐徙怀朔镇.“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①.但汉家的文化渊源和家学的影响,使这位“胡化”的军阀从骨子里并不反对汉文化,甚至在迁都邺城时,还特意将汉魏之石经一并迁入.他的习胡俗、说胡话,某种程度上是为笼络手下的“六镇”鲜卑将官的.所以,在他及他的儿子们统治下的东魏、北齐,有相当长时期看似“六镇”军阀主政,实际汉文化仍是主流文化.而汉文化地位的确立,为文学的发展,尤其是汉族文人诗文的勃兴首先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再者,东魏、北齐的实际统治中心晋阳,更是块汉文化积淀丰厚的沃土.一般而言,文化作为政治权力的依附,权力的中心也往往就是文化的中心.因此,晋阳在东魏、北齐近半个世纪的独特政治地位,也始终围绕着一个依附于皇权贵戚的高端文化阶层.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古晋阳一带陆续发现了大量东魏、北齐时的王公墓葬遗址,如太尉、东安王娄睿墓,太尉、武安王徐显秀墓及金胜壁画墓等.这些王公墓内壁画精美,风格独特,代表了当时绘画的最高水平,是截至目前其他地方发现的同时代壁画根本无法相比的.还有娄睿墓和徐显秀墓的石雕,及天龙山石窟、蒙山大佛、晋阳古城遗址出土的大量佛像,其雕刻的工艺水平不仅在当时属一流,就是放在唐代同类作品中也属上品.其他如书法、建筑、音乐等,都有不凡的发现.从近年的考古发掘资料看,当时在晋阳活跃着一支高水平的艺术队伍,汇聚了各方面的人才,形成了一个堪称全国性的精英文化圈.而东魏、北齐的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圈中成长、壮大的,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文化优势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比如当时最负盛名的北地三才——温子、邢邵、魏收及南来作家颜之推、诸葛颍等,他们皆秉持北魏洛阳文风,又非常倾心于齐梁文学的辞藻之美和声律技巧,但对盛行于南方的“宫体”内容却始终不感兴趣.晋阳文化的兼容性和尚实性,决定了他们对外来经验的取舍主向,即在形式的选择中,绝不离弃原有的关注现实、人生和王朝政事.这也是北朝文学之所以最终走向成功并与南方截然不同的缘由所在.

二、高氏统治集团对文学的漠视或扶持

从文学生成的传统考查,晋阳文学的兴盛,除地利、人文之便外,还与上层统治者对文学的漠视或重视是分不开的.

尽管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行为,一旦成熟就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不以统治者的好恶而改变,也不能以统治者的需要而决定其兴衰.但统治者的支持与否对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的经验证明,只要统治者没有过多的制度约束,不人为地设置文网,就是轻视或无视文学的存在,文学同样可以按自身的规律自由地发展.自由的空间,加以文学生命的自在律动,正是一个时代文学兴盛的必需.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某些乱世或武人专制的特殊时期,反而更有利于文学的发展,甚至会出现文学创作的.当然,若有统治者的全力支持,又不在制度上进行规范、将统治意志强加在文学的发展模式上,那对文学的自由发展会产生巨大的推力.而在高欢当政的整个东魏,正是因了武人们无视洛阳时代形成的汉文化汹涌发展之势,对那时已登上文坛的前辈作家们的创作行为也基本采取放任的态度,正好为文学提供了一个自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文人们在一种宽松的创作氛围中,更有利于其才华、潜能的尽情发挥和内在情感的自在释放,更有利于其沿着以往的创作轨道,在不断的探索中惯性地发展、前行.而晋阳大地的文学等诸种艺术之花正是在这自由的环境里无拘无束地绽放着.

从高氏秉权之初的整个国家文化形势看,魏末的大乱,使北方“文章咸荡,礼乐同奔,弦歌之音且绝,俎豆之容将尽”②,而高欢等“六镇”出身的武将本属“粗人”,根本不知文学为何物,或有了解,其主要精力又在与西方的宇文氏争夺疆土上,更缘于“六镇”武人的生活习惯,征战之外,整日沉迷于狩猎、饮酒,根本无暇顾及文事和国家礼乐制度的建设.正所谓“饮酒醉,国计无取次”③,也正如高昂《征行》一诗描述的,“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这些正是当时上层武人的生活写照.再者,当时的高氏军人集团成员虽多出身于北方“六镇”,但这些背负着鲜卑文化、风俗的少数民族武人进入中原后,对汉族文化和文学虽谈不上什么重视,却也绝不歧视或横加干涉.历史上所谓的“鲜卑化”倾向,也仅是出于巩固统治需要的权宜之计.武人中甚至也不乏对汉文化的仰慕者,有的甚至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喜欢附庸风雅,依其本族民歌或汉族士人之诗做诗吟唱,那时流传下来的一些充满豪情的军旅诗就出于这部分武人之手.这些均为当时的文学营造了一个良性发展的环境,使得东魏十六年间虽战乱不断、内讧频起,但文学仍按着以往的轨道惯性前行.另外,高氏等“六镇”军阀们长期生活于代北,并未沐浴过“太和改制”的春风,鲜卑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居于重要的地位.但当他们一旦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秩序后,作为一伙犯禁的武人,自知入主中原的合法性会遭到质疑,为巩固统治,赢得中原汉人与汉化的鲜卑人的支持,便极力表现出对先朝的文化包括典章制度的充分尊重.高欢本人对魏帝也并没有依仗自己的实力取而代之,而是采取了中原军阀惯用的挟天子以令天下的做法,挟孝静帝迁邺,号令天下,高欢也仍为“人臣”,这本身就是对汉制的模仿.至于朝中事务,也“咸遵魏典”,并未以霸主之尊、武力之强而完全抛开元魏另起炉灶,使元魏的诸项治政、包括文化和文学的举措得以延续,这为文学的自主发展提供了制度的保障.因此,东魏的短暂十六年,高氏军事集团对汉文化和文学在总体的漠视、放任中,也有不自觉的扶持.而遭遇改朝换代巨变的北朝文学,既没有中断,又能续延北魏之余章而向前发展,正是因为有了高氏等武人的这两种态度作保障.其实,在整个东魏,太和以来的汉化趋势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向前推进.这些从代北策马而来的武人们,当他们所自持的鲜卑文化一旦与中原汉文化碰撞,也就像他们的先辈一样,不仅不敢轻视,还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它的俘虏,转而逐渐放弃鲜卑文化、走上了全面汉化的道路.更由于高欢一直遵魏为正统,其政权也是元魏的延续,这就从文化环境和政治制度上保障了文学的延续性,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使文学的生命之树不仅茁壮生长,还结出了累累果实. 如果说以高欢为首的“六镇”武人对汉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取漠视或不自觉地扶持的态度,那么,到他儿孙们的时代,就开始重视并自觉地扶持了.在北齐的短短二十八年间,文坛涌现出那么多的优秀作家,将北朝文学推向,产生了一些足以与南朝媲美的文学作品.而所有这些成果的取得,一定程度上是与高氏统治集团的有力支持分不开的.

从北齐的社会环境看,高氏禅代元魏后,相当长的时期战事不断,内部矛盾重重,高氏兄弟自相残杀,社会极度动荡不安.但这时“六镇”的武夫们已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汉族士人重归权力中心,统治者对文学的重视程度也远胜于以往,开始有意识地奖掖或组织文学活动了.高氏兄弟从小生活在汉文化积淀厚重的晋阳,受过良好的汉文化熏陶.他们对汉族文人都比较尊重,重用的大臣也基本以汉族文人居多,其北齐政权实际上完全是一个以汉文化为主流的汉人政权.而这样的环境,文人们不仅生活相对安逸,也有利于创作,对促进整个文学事业的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早在文宣帝高洋禅代东魏之初,就曾颁令天下,“郡国修立黉序,广延髦俊,敦述儒风”④.终高齐一代,虽战争不断,政治腐败,民生凋敝,但文学事业则一直蒸蒸日上,完全是另外一种局面,这是和高氏兄弟自始至终重视汉文化、奖掖文学分不开的.从文宣帝高洋（在位十年）到后主高纬（在位十二年）,这些高欢的子孙混则混矣,历史上昏君、暴君的所有行径他们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高洋“留连耽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讴不息,从旦通宵,以夜继昼.或袒露形体等凡诸杀害,多令支解等沉酗既久,弥以狂惑等”⑤高纬是有名的“无愁天子”,荒淫、到极致.这样的疯子加变态狂,竟然也雅好文学,偏爱汉文化,对文学甚至表现出非同寻常的热情.高洋在位期间曾多次召文学之臣宴饮,史载天保“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学者及礼学官于宫宴会”⑥；后主高纬曾于邺都宫中建“偃武修文台”,并置“文林馆”.“后主虽溺于群小,然颇好讽咏,幼稚,曾读诗赋,语人云：‘终有解作此理不?’及长亦少留意.初因画屏风,敕通直郎兰陵萧放及晋陵王孝式录古名贤烈士及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帝弥重之.后复追齐州录事参军萧悫、赵州功曹参军颜之推同入撰次,犹依霸朝,谓之馆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广其事,又祖辅政,爱重之推,又托邓长渐后主,属意斯文.三年,祖奏立文林馆,于是更召引文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⑦有这样的主子们礼待文臣、积极襄助文学事业,焉有不兴旺发达之理呢?尤其“文林馆”的设立,不独是北朝文坛的大事,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事.

北中国自晋末大乱后,文化南移,文坛凋零,而经过百余年的经营,终于出现了一个专门性的文学机构,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据《北齐书·文苑传》载,“文林馆”广招天下文士,将“当时操笔之徒,搜求略尽”,一个地区的文学事业就以此为标识,表明一种良性的文学创作环境业已形成,一支颇具规模的足以与其他地区抗衡的作家队伍业已建立.而有这样一支主创队伍,北齐文学的辉煌首先就有了人力的保障.缘此,东魏、北齐文学之繁荣,确实百余年仅有,局面为之一新.就连后人论及当时文坛,也不无夸张地说：“及徙宅邺中,辞人间出,风流弘雅,泉涌云奔,动合宫商,韵谐金石者,盖以千数,海内莫之比也.”⑧

三、名家荟萃、全面繁荣的晋阳文坛

晋阳时代的文学既是北朝文学的期,自然是名家辈出.他们有的出自本土,有的来自南国,有的来自塞外“六镇”,等等.由于生活地域、文化环境的不同,其作品的风格、题材、体裁及创作取向也不尽相同.如此,便形成了东魏、北齐文学创作追求多元化的态势.

从活跃于晋阳的诸作家的创作经历看,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洛阳时代已步入文坛,并创作定型、成果卓著.如温子、邢邵等,就是跨越两个时代的大家.《北齐书·文苑传》载：“有齐自霸图云启,广延髦俊,开四门以纳之,举八以掩之.邺京之下,烟霏雾集.河间邢子才、钜鹿魏伯起、范阳卢元明、钜鹿魏季景、清河崔长儒、河间邢子明、范阳祖孝徵、乐安孙彦举、中山杜辅玄、北平阳子烈并其流也.复有范阳祖鸿勋,亦参文士之列.天保中,李、陆邛、崔瞻、陆元规并在中书,参掌纶诰.其李广、樊逊、李德林、卢询祖、卢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独擅其美.河清、天统之辰,杜台卿、刘逖、魏骞亦参诏敕.自已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诏旨,其关涉军国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逊、李德林、薛道衡为中书侍郎,诸军国文书及大诏诰俱是德林之笔,道衡诸人皆不预也.”这段论述大致为我们勾勒了北齐文坛状况、作家阵容及其各自之文本所长.这其中由于东魏仅十六年而亡国,且军国大权均掌握在高欢手中,所以,《北齐书》作者将其文事皆归入北齐.但从《北齐书》中所排列的这一作家阵容我们不难发现,实际上洛阳与晋阳两个时代的作家、作品有时很难分出彼此,而晋阳文坛正是在这种互存、继承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从晋阳文坛诸作家的创作实绩看,“纯文学”的散文、韵文在这时已大量出现,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成为这一时期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堪为北朝文学的表征之一.当时,散文、赋、骈文在艺术上已基本趋于成熟,比如一些描写自然山水的小品,已不是郦道元《水经注》地理学术专著里的山水片断,而是一种单独的文学散文的存在；骈文如祖鸿勋的《与阳休之书》,艺术做工与南朝骈文已基本无多大差距了；赋体如萧悫的《春赋》、刘的《雪赋》等,都是足以与南人赋一争高下的佳作.不过,应用文仍是这一时期的大宗产品,从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可见其比例远高于“纯文学”散文和韵文.

散文、韵文之外,诗歌仍是晋阳文坛的最大收获.当其时,各地诗人汇聚一地,著诗唱和,堪称一时之盛.仅就“文林馆”的人员构成看,有来自南朝的萧放、萧悫、颜之推诸辈,有出自本土的卢思道、薛道衡、邢邵、魏收诸家,还有属于上层统治集团的诸人,等等.他们生活在高氏重视文治的年代,全力于诗歌活动,创作出累累硕果.其诗风或偏向北地民歌,粗犷豪迈,具有浓郁的民歌色彩；或整合南北诗风,技艺娴熟,成就了北朝文人诗的独特品位,也创造了南北诗歌交流、融通的成功范例.

总之,晋阳文坛的多方面收获,使得长期处于低迷的北朝文学焕然一新,有了足以与南朝文学相抗衡的资本.尤其是诞生了像杨之的《洛阳伽蓝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及魏收的《魏书》这样的鸿篇巨制,三书不仅是文化名典,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同时的南方根本无法企及.

① 《北齐书》卷一《神武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页.

② 《北齐书》卷四十四《儒林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01页.

③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57页.

④⑤ 《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6页,第45页.

⑥ 《北齐书》卷五《废帝纪》,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73页.

⑦ 《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16页.

⑧ 空海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四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

作 者：卢有泉,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