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日常生活转向”

日常生活是人最现实、最具体的生存实践场域.人作为此在的生存者,是日常生活中的凡夫俗子,无法挣脱于世俗琐碎的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纽带和共同的根基.人类及个人存在的社会关系之总和,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真正体现出来.” 因此,面向日常生活世界即是面向人的生存境遇,人的解放只有真正回落到日常生活之中才能得以真正的实现.长久以来,日常生活因庸常、琐碎、世俗的本性被长期地疏离于宏大的社会改造方案之外,文学艺术创作有意断裂日常生活的自身逻辑,剔除其平庸本性,在将日常生活理性化、历史化、本质化的同时,形成了拒斥日常生活、追求宏大叙事的创作理念.中国当代文学对日常生活的再度发现与呈现,促使文学艺术创作实现了面向日常生活的转向.以新写实小说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创作,突破了宏大叙事的固有模式,着力消解过渡“历史化”的文学神话,致力于还原完整、流动的日常生活图景和人生本相,强化日常生活空间之于生命存在的价值维度,具有“新”的质素和意义.从面向日常生活世界的视域出发,重新审视当代文学中的“日常生活转向”,对于理解文学艺术创作与现实生存境遇关怀之间的关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日常生活的拒斥与遮蔽

纵观中国现代小说史,我们不难发现,启蒙、种族、国家、革命、阶级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始终盘亘于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上,它们在宏大叙事的文本书写中,消解了日常生活的合理合法性.日常生活被等同于“罪恶”、“堕落”及“小市民趣味”,只有经过“典型化”、“诗意化”、“历史化”、“崇高化”的处理,日常生活才可能获得合理合法化的身份,进入文学书写的话语系统,成为文学宏大叙事表达的装饰与点缀.在高举个性解放,重估一切价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五四”先锋人物,尽管将家庭、、种族、国家等作为“解放自由的我”的对立物予以激烈批判,但他们“解放自由的我”的努力却在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犹疑徘徊中,无法沉潜到生命存在的基底层――日常生活的层面.日常生活一直被拒绝于以再现广阔社会历史生活为写作宗旨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大门外.只有数量微少的作家,以单薄之势顽强地在抽象权力空间的边缘缝隙处,书写着私人日常生活经验,抵抗着现代性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掠夺与占有.这其中以张爱玲、苏青、予且、施济美为代表的40年代海派作家最为典型.他们从“俗人哲学”的文化立场出发,以日常生活世界作为文本书写的基础性场域,以日常生活的实用主义逻辑消解、颠覆着历史的神圣性言说,展演了一部与民族、国家、时代、历史均“不相干”的“为生存而生存”的俗人生活史.然而,这些写作由于疏离于历史时代的宏大主题,始终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带,难以摆脱被人们拒斥与遗忘的历史命运.

新中国建立后的50-7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导致了日常生活沟通的消失与意义的“零度化”.不断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建构崇高化与神圣化的革命历史叙事,带有神圣色彩的党性、革命性、阶级性成为文本建构的核心,透过火热的斗争生活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把握时代本质特征和历史发展规律,才是文学唯一的价值指向.《青春之歌》、《红岩》、《山乡巨变》、《霓虹灯下的哨兵》、《年轻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等文本,均将都市日常生活视为贪图享乐、腐化堕落、背离革命的隐喻符号.《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不满足于“整天是涮锅、洗碗、写菜做饭、洗衣、缝补等琐细的家务”, 她感到沉闷、窒息,担心日常生活会将她的革命性淹没、侵蚀、摧毁.日常生活被看作是“吃喝玩乐、结婚生子、享受并堕落的代名词,是进步的拖累,觉悟的疣赘,革命的反革命,成长的误区”, 只有像《红岩》中甫志高那样的叛徒、反革命,才可能关注凡俗生活,沉溺于日常的快乐.甫志高这一经典的叛徒形象显现出权力掌控者对日常生活的态度,日常生活是阻碍革命、成长、进步的绊脚石,是造成革命者叛变的主导诱因.因此,革命首先要消灭日常生活,消灭家庭私人生活空间与革命公共空间之间的严格限制,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占领日常生活空间,进而建构出同质化、一体化的革命空间.《千万不要忘记》正是从、罐头、皮夹克和毛料服装等日常生活的细节中看出大问题,因此,革命者特别是英雄,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他们必须远离日常生活,拒绝日常生活的诱惑.日常生活在小说文本中成为腐化革命者的重要介质,对日常生活的让步就是对反革命的纵容.沉湎于日常生活就意味着革命灵魂的消亡,正是这种对日常生活极度排斥的文化观念导致了生命本真状态在文本中的丧失,瓦解了英雄作为人,其人性的深刻性、丰富性、复杂性,“高”、“大”、“全”的空洞形象和专一、单纯的忠诚于某一权威结构的理想人格,注定要远离日常生活,不食人间烟火.在《我们夫妇之间》这样一个以都市日常生活场景为核心展开的文本中,我们看到作者萧也牧因为对革命者日常生活存在的让步,和在轻松诙谐中取消了革命者日常生活的严肃性、政治性、思想性,而被指认为歪曲了工农出身的干部形象,辱没了革命生活的圣洁化要求,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严厉批判.而作者以小说写作为载体,对中国革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对待日常生活诗学的消失,如何确立日常生活的合理合法性,如何解决城乡生存经验冲突,以及如何建构社会主义新文化空间等一系列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则在巨大的漠视中被彻底消解.日常生活在强硬极端的历史化叙事语境中无处生存,由此也带来文化空间多元化的消失.

文学艺术生产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纠葛的状态,文学艺术家对日常生活的态度也并不是由遮蔽否定日常生活跨越式的进入到发现并肯定日常生活,最终实现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安排,其间更多的是在对日常生活的游移、徘徊中,实现对日常生活的历史化处理,从而将日常生活提升到历史政治的高度.这种对日常生活予以历史化处理的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新时期”初期的文本写作中最为典型.此时,宣告结束,改革开放将生存空间展开的场域再次向西方世界敞开,“思想解放”运动的巨大潜流冲出历史地表,文学艺术家与其他国民一样,在现代化的热切渴望中,关注着如何结束文化空间一体化的局面.尽管此时,思想戒律开始打破,日常生活不再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但是精英主义的启蒙立场和国家政治的宏大视角仍然冥顽不化的笼罩在文学艺术家的头脑深处,日常生活仍然被生活之外的力量压抑、歪曲,处于自在的状态.其中,刘心武的《班主任》、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贤亮的《灵与肉》、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路遥的《人生》、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等文本虽然题材内容、主题内涵、美学风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文本均未破除过度“历史化”神话的笼罩,缺乏日常生活体验和隐秘个体感受的表述,其对日常生活的艺术呈现方式亦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二、日常生活的发现与安排

新写实主义小说首先在艺术文本的世界里,破除了语言的“形式化空间统治”权力,以平和的叙事心态,关切认同日常生活的文学理念,呈现出都市生活的庸常本性和神奇亮点,日常琐事成为文本展开的叙事动力势能.日常生活世界成为新写实小说展演的舞台,日常生活之外的现代性宏大理念无法证明生存的价值,只有回复到日常生活世界中,生命的存在才能真正找到根源.对凡夫俗子来说需要焦虑的不是宏大的社会历史目标实现,而是如何调动发掘日常生活中蕴含的异质性、批判性、反思性因素,对抗日常生活对人的压迫异化.这也正是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提出的,“在最熟悉的事务中,那些不曾知晓的,非神秘的,是最丰富的,生活的这种丰富内涵还外在于我们空虚的黑暗的意识,与此同时这种意识被种种冒名顶替的东西所占据着,为纯粹理性的形式,为虚构的东西与充满着想象的诗篇所吞噬着”, 因此“日常生活批判的目的不是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取而代之,而是重新安排日常生活”.

无论是池莉的《烦恼人生》、《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一去永不回》,还是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官人》,抑或是方方的《桃花灿烂》、《风景》等文本均致力于还原已然形式化、标准化、透明化的日常生活,呈现出非历史化、非典型化的日常生活浑沌却元气淋漓的本相,并以文本生产的方式重构了日常生活空间,显现出日常生活空间的多样化特性.池莉曾坦陈道“我希望我具备世俗的感受能力和世俗的眼光,还有世俗的语言,以便我与人们进行毫无障碍的交流,以便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观察生命的视点.” 刘震云在《磨损与丧失》中也谈到“我们拥有世界,但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它成了我们判断世界的标准,也成了我们赖以生存和进行生存证明的标志.”叙述人面对喧嚣涌动、困境重重的凡俗人生,从厨房、卧室、菜场、宿舍充满琐碎细节的日常生活场域入手,不动声色地言说着被主流话语和精英话语合力压抑的生活流,回避着精神世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介入,关注着芸芸众生的痛苦无奈,在重构日常生活合理合法性的同时,寻觅着如何在平庸生活中通达幸福.《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生活在狭小的住房中,体验着拥挤的赶车、老婆的责骂、奖金泡汤等窘迫嘈杂之事.印家厚正是通过“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俗人信条和以此为信条为依托所展开的一系列自我心理调整来适应现实,在凡俗的日常经验结构中实现着对生活的执着.《一地鸡毛》中大学毕业的小林身上承袭着浓厚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试图形而上学地探究生命的价值,指示生存的方向,然而当写豆腐、赶早班、捅炉子、接送孩子、送礼调动工作、卖鸭子挣外块等“一地鸡毛”般的日常小事铺天盖地压过来的时候,其精英意识彻底地被周围的世俗生活所淹没,在无数个挫折面前小林终于懂得,“生活是严峻的,严峻不是要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等过去有过宏伟的理想,但那是幼稚不成熟的.一切还是从排队写豆腐白菜开始吧”. 日常生活作为生命存在的恒常延续基础,以其难以抗拒的世俗性,取代了形而上学的理性思考成为现实生活必须承受的栖居之所和无法超离的寻求幸福生活的出发地.

虽然,只有回归日常生活才可能回归到生命存在的日常基地上来,但日常生活的庸常性无时不刻地制造着现实生存的烦恼人生,由此构成日常生活发现过程中难以摆脱的无奈现实.在日常生活的多样化、异质化空间中,现代日常生活依然以内在隐形的方式无孔不入的完成着对人性本真的扭曲.如何在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过程中重新改造或重新安排日常生活,如何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在日常的基地上搭建起抵御生命异化、抵达幸福生活的锚地,成为新写实主义所必须面对的迫切难题.显然,对宏大叙事的拒斥已经决定了日常生活难题只能在其内部来寻求解决,因此,如何在顺应日常经验的忍耐负重中重新安排生活,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平庸中发现神奇的亮点,使之焕发生命的诗意辉光,成为面向日常生活世界的艺术命题.为此,新写实主义在沉潜于日常生活庸常性的同时,试图凭借战术性的生活技巧,运用日常小策略、小战术来缓解个体自我与日常生活之间构成的巨大压力,建构一种日常生活的反抗策略,以此来重新改造或重新安排生活,以实现“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的理想.当代法国学者德塞托在论及日常生活时曾倡导一种战术性的日常生活反抗策略.德塞托沉潜到日常生活本身寻找解决之道,他把权力规训看作战略统治,将日常生活抵抗看作一种暗暗进行的、不易觉察的战术.正是这种迂回偷袭、趁其不备的偷袭(poaching)、小诡计(guileful ruses) 、小花招(tricks) 克服了权力规训战略过渡组织化的弊端,发挥了敏捷、灵活和富有创造性的优势,削弱了社会体制的压迫强度,缓解了生存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个体意志的实现.《一去永不回》中的温泉巧妙利用带有消极色彩的反抗策略,设计夺回了所爱之人,痛斥欺辱过她的同事,并成功登上护士长这个原来对温泉来说难以企及的位置.《不谈爱情》中,与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庄建非谈恋爱的吉玲尽管出身花楼街小市民阶层,但吉玲及其家庭成员却八面玲珑,有着丰富的处事经验和“尽管还不知道那就是机遇但却能够把握住它的本能”.吉玲不但因此摆脱底层草根的文化身份,嫁入庄家,而且在其后的离婚大战中巧妙斡旋、步步为营,彻底挫败了庄家的锐气.这也正是吉玲所代表的俗人,面对生活的“机灵”之处,毕竟生活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完美的生活不过是一个幻影,正是那些不得已的小战术、小伎俩、小机灵、小聪明,让温泉、吉玲、杨泊、张大民以及其他众多的凡俗之人,在“日常生活苦难性”历练的“适应”(adaption)中,成功抵抗社会权力机制的强大压迫,使重新被安排的日常生活尽可能符合个体的需求.这就是弱势者的日常生活艺术.

语言总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只有把语言从远离现实的情境中拯救出来,我们才能让语言以及依靠语言而存在的此在生存真正回归到日常生活世界,表达日常生活经验,进而打开日常生活世界的语言空间、语境空间、符号空间.在新写实主义的文本中,日常生活小策略、小战术通常是以日常的语言游戏方式呈现出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方方的《出门寻死》,小说放弃了《风景》中残余的精英意识,在“好死”与“赖活”生命思考中,坚定地选择了后者.文本中无论是主人公下岗女工兼家庭主妇何汉晴,还是其婆婆、小姑建美,面对“出门寻死”这一本应重大的家庭事件,均采取了调侃戏虐的民间化口语方式,在嬉笑怒骂间化解了生活的灰暗艰难,体现了大众富有反抗性的俗人生活哲学.当何汉晴喊着“我活得不耐烦了”时,其婆婆没有大讲生存的道理,甚至没有劝阻,反而激将说“长江上没得盖子,铁路边没得,厨房里有刀,药店里有药.挡别的挡得住,挡死是挡不住的”.小姑建美对“寻死”失败后安全回家的何汉晴进行调侃,在嬉笑怒骂间化解了何汉晴归家的窘迫,坚定了其“赖活”的决心,使其安然回复日常生活现场.以诸如此类的灵活自由、充满生命张力的大众日常口语建构起来的新写实文本,放弃了对终极真理价值的追求和挖掘生活“内在规律”的诉求,他们推崇自然,重视日常生活图景的自然触摸,以“零度介入”的呈现式叙述口吻,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和大众化、世俗化的日常口语,言说着日常生活本身,力图从艰难的生活中挖掘出希望的种子.正是这种叙述话语“拒斥形而上学”的转向,在为我们建构出一个尽管不够完美却坚韧绵延的表征性日常生活空间的同时,使语言向生活世界洞开,揭示了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和不可还原性,让语言从权力世界的缝隙处生长出来,摆脱了语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束缚.

新写实小说对日常生活的还原,对表征性日常生活空间的建构,以及日常语言的张扬,破除了抽象权力空间统治同质化、一体化、系统化的压抑本性,将人的主观精神从压抑化的体系中解放出来,恢复了人的日常生存权利,让人在切近日常生活的同时,获得了走向本真的可能.另一方面,随着90年代都市日常生活空间的重构与强化,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由都市空间的异质性所带来的生活经验的多元化、个性化.都市日常生活空间的异质化确立了生活经验的多元主义表达方式,并从根本上为审美生活的个体化、多元化、异质化提供了可能.因此,尽管新写实小说曾遭到不同学者的诋毁,或认为它驯顺、世俗,是对不合理现实的和解、妥协,或认为它无法承担起建构人类精神家园的文学使命 .但从《白鹿原》、《长恨歌》、《大浴女》、《旧址》、《受活》等当下的小说文本中,我们不难发现日常生活的书写、生活空间的重构、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并没有随着新写实写作的落潮而归于平淡,它们摆脱了历史化、典型化、一体化的限约,在必然与偶然、现象与本质、个体与群体、断裂与延续等二元对立的缝隙处生长壮大,在糅合上述冲突的同时,显现出历史乃是由个体日常生活史构筑而成的观念,“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不再是历史长流中不起眼的“砂子”,它们既是历史的必然构成,也是对文化、革命、政治、历史予以个体化反思的基础.正是,当下文学文本对表征性日常生活空间不遗余力的建构及其内里隐含的表征、象征意蕴,改变了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认知,强化了文学艺术审美的多样可能性,进而改变了由生存空间同质化、抽象化而造成的压迫感、异化感、扭曲感,显示出对日常生活实践的明确的总体性认知.

注释:

(1) Lefebvre, H.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M]. London: verso,1991(I):97

(2) 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94页.

(3)蓝爱国:《解构十七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

(4)Lefebvre, H.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M]. London: verso, 1991(Ⅰ): 132

(5)Lefebvre, H.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M]. London: verso, 1991(Ⅰ): 129

(6) 池莉:《我》,《花城》,1997年,第5期.

(7)(8) 刘震云:《磨损与丧失》,《中篇小说选刊》1991年,第2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06JC75011-44009),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后现代空间转向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L07BZW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