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常危机”又一章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9)02-0001-8

1970年代初,文学研究的新历史主义转向的后果之一是：文学与非文学分野的界限泯灭了,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相互干涉,人们对非文学文类相对地开始重视.就在同时,比较文学学者受到各种批判理论和后结构哲学思潮的影响,对文学知识系统发生了更浓厚的探索兴趣.尤其在北美几所前卫色彩浓厚的系所,许多学者热衷于理论论辩；至于个别文本的评析,除了课堂实践之外,几乎没有出版市场.也正因为如此,韦斯坦因在1984年忧心忡忡地指出：理论独大是比较文学“恒常危机”的另一症候.

有趣的是：殖民与后殖民论述也趁势而起.1989年葡萄牙比较文学学会成立,我在理论会议上对韦斯坦因做出了回应：拙文提到学术气候的改变,并表示个人不认同殖民论述的身份政治学.这篇有强烈反讽意味的文章,标题勉强可中译为《西方文论作为殖民论述――[再来一个！]比较文学的恒常危机》.没想到,过了几年,殖民／后殖民论述竟然在台湾成了显学.至于危机论,它诚然有它的恒常魅力,时不时就被人拿出来重新炒作,包括本文要讨论的苏珊巴斯奈特.

在1984年的一篇短文《当前文学的危机》里,我曾指出：“今天回顾起来,这半世纪的比较文学史至少已经历三个大危机,产生了三个文学研究的典范.”上面这段文字是25年前写的,在这期间――尤其是最近20年,比较文学的发展自然是另有变化,下文我将进一步申论.

有一点我必须要先说明.正如“比较文学”是一个外来语的翻译、指涉一门由国外引进的学科一样,“危机”这个名词其实是学者选取了一个现成的汉语名词,用来翻译一个英语术语：crisis.因此我们不宜就汉语望文生义.英语的crisis来自古希腊语,它和critique(批判)、critic(批评者)、critici(批评)同一词源,属于同一词群.原来是“决定”或“判断”的意思,在病情发展的诊断上用得很多,就这层意义而言,“关键”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翻译.亨利雷马克于1960年发表了一篇回顾文章《十字路口的比较文学：诊断、治疗与处方》,他虽然没有用crisis这个字,但是他却点出了危机论的原始医学意义.

后来参与危机论述的学者大体上都遵循这个说法；亦即：他或她正处身在一个学科发展过程中令人忧虑的阶段,学科出现了病灶,再继续下去情况可能会更恶化.词源的医学含义姑且不论,让我们把“判断”或“批评”这个词源意义纳入我们的学科,危机可以具有两层意义,也就是说有两个层次的危机：(1)比较文学作为危机(充满危机与转折点的批评[critical])文学；(2)文学批评(critici)作为危机文学.这个看似悖论的双关语替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也隐藏在大多数危机论述文章里面.

下面我稍微谈一下学科最近的发展,我要特别针对在英、美执教的两位女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和斯皮瓦克,二人以殖民论述和文化区域研究为基调和主轴的危机论述.巴斯奈特在1993年出版了《比较文学批评导论》；而斯皮瓦克于2003年出版了《学科之死》.这两本书都相当流行,在亚洲也拥有不少读者.她们所呼吁的新方向,颇能引起不属于欧美主流传统的、后来才参加比较文学阵营的中国学者们的欢迎与喝采,尤其是她们都注意到了大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我愿在此提出逆耳忠言,奉劝学者仔细反思一些重要问题,如中国文学到底算不算是第三世界文学中国在历史上有什么被殖民的经验,需要大书特书殖民／后殖民论述新思维欧美学者反欧洲人文主义典律,是否在逻辑上可以推演到中国人也应该东施效颦、反对甚至抛弃中国文学传统换言之,西方的议题是否必然与我们有关

巴斯奈特开宗明义便指出比较文学的危机,她说：“当我们再度检视比较文学这个名词时,我们会发现它是一段激烈论辩的历史,从19世纪初这个名词出现的时候一直持续到今天.处身在20世纪末后现代主义时期的批评家,仍然和一个多世纪以前所提出的问题缠斗不休：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比较]怎么能够成为研究对象如果国别文学有典律,那请问比较文学的典律是什么比较文学家如何选择比较的对象比较文学是一种学科吗或者它只是一个研究领域这一类的问题拒绝退场.从1950年开始我们一直不断地听人提到韦勒克所谓的比较文学的危机.”

我们难免怀疑：如果这些是老问题,那么就不应当有危机了；老问题不可能具有发动及操纵文学史运作的危机动能.我们勉强只能说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或者更正确地说,事实上它们属于不同时代的问题,因为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会产生与发现新的问题,而不是有一些存在了近百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需要新理论和新方法来解决.我们可以说：原来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新理论使它们发生了质变.这是基本的文学批评史认知.也许我们可以引用我曾指出的典范转移来说明这个现象.变易或危机是比较文学史的演化机械,变易的原因便是信念、理论、方法相同的文学研究团体,以及它可能形成的典范,不断地受到另一些团体的挑战.

巴斯奈特举出实际的例子,说明了我所谓的典范转移概念：到了1970年代末期,西方大学的研究生纷纷转向文学理论、女性研究、符号学、电影与媒体研究以及文化研究,抛弃了比较文学,使它越来越像“人文主义史前史的恐龙”.另一方面她发现,虽然比较文学在西方危机接踵而来的情况下苟延残喘,但是在其它地区,包括中国,却开始生根,与国别文学的特殊性密切结合.这里无疑点出了国别文学与比较文学的接口,透过这个接口,国族与身分认同的议题才能被表述.根据这个推理,学科的危机论并不是只在西方才存在,有比较文学的地方,甚至有文学的地方,就有危机.巴斯奈特在第三章讨论英国国内的各种文学的比较,其实已经把第三世界的国族认同问题回馈到第一世界.

以下是巴文中引述的、作为恒常危机指标的6个问题：(1)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2)“比较”怎么能够成为研究对象(3)国别文学有典律,比较文学的典律是什么(4)比较文学家如何选择比较的对象(5)比较文学是一种学科吗(6)或者它只是一个研究领域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不存在于所谓的第三世界.巴斯奈特把世界做了新的三分：(1)旧世界,指欧洲；(2)新世界,指美洲和新西兰；(3)第三世界,属于除了1、2之外的世界,当然包括中国.为了便利讨论,她不但三分天下,竟然把这三种世界分别同质化.谈到第三世界,我们不禁感慨,试问：既然我们的学科是文学,就传统的悠久、底蕴的深厚,中国文学难道没有超越旧世界或至少与它分庭抗礼除了在现代化的进程上与政治立场的取舍上,中国和第三世界有亲和性外,中国文学岂属于第三世界文学既然新比较文学史讲求再脉络化,讲求个体文化的殊相,就万万不能把世界以旧的思维方式化约.

表面上看来,巴斯奈特和我曾经抨击过的韦斯坦因正好相反,韦氏所 忧虑的两个危机：比较文学在欧美之外的快速扩展和理论的强势,反倒被巴氏认为是学科的转折点.对巴斯奈特而言,比较文学已名存实亡,取代比较文学的是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翻译研究.她尤其乐道于后殖民论述,认为这个词语所代表的新跨文化批评,简直就是换一种说法的比较文学.巴斯奈特以一个相当严重的字眼儿“死亡”(“dead”,“demise”)来描写学科方向的改变.“危机”还有希望,“死亡”却一了百了,其耸人听闻可想而知.

若干年后,2000年,斯皮瓦克在加州大学尔湾校区韦勒克讲座发表了演讲,题目就叫作《学科之死》,3年后经过修正结集出版为一本小册子.在讨论斯皮瓦克之前,我必须顺便提到比巴斯奈特的书要晚两年出版的一本文集――《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比较文学》.编者伯恩海默在序言中杜撰了一位求职困难的研究生,说她当前(1995年)面临的困境,与37年前韦勒克发出危机呐喊时,并无二致：“缺乏明确的主题以及特定的方法”.伯恩海默所提出的各项方案,充满了折衷主义色彩以及和文化研究妥协的立场.和巴斯奈特应和的则是近20年来甚嚣尘上,但令人生厌的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应邀撰稿的史坦福大学名牌教授玛丽路易兹普拉特好一副情报局的嘴脸：“有三个历史过程导致了比较文学目前的走向：全球化、化、去殖民化”；最后一点包括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对话,以及美国对欧洲文化的反殖民化运动.这本书竟然成为流行宝典,也一再地被斯皮瓦克引述.

说来也是巧合,韦勒克在1958年首先提出危机论述,42年之后.斯皮瓦克发表演讲“学科之死”的场合竟然是以韦勒克命名的讲座系列.从危机到死亡,她似乎在接着巴斯奈特宣告比较文学寿终正寝.反讽的是,这个耸人听闻、颇为煽情的书名和内容并不符合,因为斯皮瓦克提出了“新的”比较文学.既然如此,怎么说比较文学死了呢

什么是新的比较文学斯皮瓦克根据一个简单的二分逻辑来解释世界和比较文学：老的比较文学是北半球的,是欧美的(她用了Euro-US这个词,使它具有强烈的铜臭意味),这个欧美传统,用她的比喻来说,就是大都会的(Metropolitan)；和它相对的,新的比较文学则是南半球的,草根的,或者她所喜欢用的被压迫的他／她者(subaltem).这种新的文学应该全面处理后殖民问题(postcoloniality).换言之这个学科有强烈的工具性,斯皮瓦克说：“正如同社会主义要坚持不断地把资本主义的资本压榨干净一样,新比较文学要坚持不断地颠覆和瓦解统治者的奴役新兴者”.她鼓吹学者调整研究方向,转注南半球弱势语种和被殖民者的文学,细读他们的作品.我禁不住要问：如何阅读用什么方法和策略来阅读你用的细读方法难道不是在美国学院文学系,尤其是英文系所学到的那一套后设语言：后新批评的意识型态论述亦即：庸俗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解构口头上的反霸是斯皮瓦克作为印度出身的女性主义者一贯的立场；至于她在美国帝国主义的长春藤联盟哥伦比亚大学作为讲座教授,并不时巡视亚洲,包括港台和大陆,是否吃得脑满肠肥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打着红旗反红旗,是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执教的学者一贯的作风.

照理说全球化现象和“老”比较文学毫无关系,如巴斯奈特所说的,它应该属于新比较文学的课题.有趣的是,为了满足二元对立逻辑,斯皮瓦克必须制造出和全球化现象――她认为可以计算机为缩影――对立的另一个实体,这个实体她称之为地球性(plaarity)：新比较文学理所当然地应该处理地球性的问题.根据这个逻辑,全球化现象的位置应该摆在哪里我是否应该作媒,把它强嫁给“老”比较文学呢斯皮瓦克的地球论述有强烈的原始主义与葛天氏之民思维,她竟然用了一次流行的字眼：环保主义(environmentali),我们隐然呼吸到“绿色”空气！当然我们未必需要这么吹毛求疵,也不妨接受新比较文学的学可以矫正全球化的流弊.但是我们的分析顺便披露了作者二元对立逻辑推理的漏洞.

和大多数目前当红的文化研究学者一样,巴斯奈特和斯皮瓦克津津乐道于后殖民论述,并认为它取代了比较文学.这个领域的流行自然不在话下,研究生十之都选修这方面的课,写这方面的论文.殖民论述和后殖民论述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论者夸夸其谈,却没有想到,在没有文化研究之前,在没有文化之前,在没有人之前,生物界就有普遍的殖民现象,比方说这边食物少了,生物就迁移到另一边去.可是这些搞文化研究的人,从来没有想到殖民论述和后殖民论述的背后,是一个生物学的基础.殖民研究本来是物种生物学(population biology)和环境生物学(environmental biology)的课题,具有相当的科学客观实证性,初无道德与价值涵义.可悲的是：受到身份政治学和性别论述的影响,原来是生物学概念的殖民和环境问题,都被强加上了道德工具性.内地流行的生态论述,正是这种诠释现象的牺牲品.倡言殖民论述的巴斯奈特和斯皮瓦克两位女士完全没有考虑到生物学参照坐标的问题.斯皮瓦克的书比巴斯奈特晚了10年,除了共同的关怀之外,时空的差距显然会产生不一样的课题.大体上而论,斯皮瓦克比较关注新世界的现象,前面我提到她呼吁新比较文学应当关注生态,显然是有她的在地性.这种在地性竟然导致了巴斯奈特后来的批判.

巴斯奈特于2006年发表的新文章,与其说是作者对自己1993年立场的检讨,毋宁说是她对斯皮瓦克在《学科之死》所提出的比较文学新方向的批判.某些学者曾疑虑,巴斯奈特否定了原先的主张,否认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是独立的学科.我认为这种疑虑是不必要的,因为她并未否认比较文学的学科独立性,也并未提出新的方法论,其实她重申了这两门学科的重要性.那么这篇文章到底在检讨什么呢

前面曾指出：斯皮瓦克的新比较文学是草根性的、南半球的新兴文学,显然她提出的是一个学科内容扩大化和替代性的问题,而不是方法论的问题.巴斯奈特认为,这种新内容并不能构成比较文学在内涵上的主体,她重新呼吁文学经典――包括古典的和中世纪作品――的赓续,因为即使南半球新兴文学作家,在作品中也呈现出文学经典的影子.斯皮瓦克反对全球化,提出相对的、可以制衡的“地球性”.巴斯奈特认为,全球化现象对比较文学的推广与散播有正面作用；但是斯皮瓦克的地球性,仅能满足草根式的人道主义情绪――至少这是我的观察.

值得我们推敲的是：后殖义和地球性都有生物学的基础,我们必须透过环境生态论述的框架,来重新解读斯皮瓦克的新比较文学,也唯有透过生物学论述的理论和方法论,才能对斯皮瓦克的新比较文学提出后设批判.我曾经把生物论述分成两类,第一类属于生态政治学的文学研究,它和大多数以意识形态与身份政治学为基础的文学批评近似,包括深度生态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生态学等,它们发展出 教条和阅读策略,以政治姿态和介入的方式,探讨文学或文化文本一―无论是当代的或古代的.第二类属于生态科学的文学研究,以生态系统为基础,具有相对的科学实证性和系统性.

生物学与文学研究,长久以来便有密切的关系,学术界流行的许多文化理论,多半具有生物学基础,却很少被人提到.举例来说,透过正文化作用,物群生物学发展出殖民论述,而环境生物学则发展出生态诗学.人跟环境的互动,就像文学与环境的互动.我们可以从社会生物学的观点出发,来探讨这些问题.有趣的是,斯皮瓦克的新比较文学,仅能被划归为生态政治学的文学研究,没有触及到生态科学的文学研究.另一面巴斯奈特反对斯皮瓦克的新比较文学,却没有想到在方法论上和更深层的理论架构上,她其实是认可斯皮瓦克的.

巴斯奈特举了一个新的比较文学实例：2005年11月学者聚集在里斯本,讨论1755年万圣节的里斯本大地震,及其对欧洲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她认为这是比较文学可以关注的课题.让我就从这个例子出发,来检讨巴斯奈特的立场.

自然灾难研究是环境生物学或生态科学很重要的课题,与人互动的是非生物的自然因素.2004年12月26日东南亚和南亚遭逢到前所未有的海啸袭击,死亡人数达到25万人.2005年6月我在芬兰的符号学夏令营发表了一篇文章《灾难符号――另类全球(化)符号学》.我的命题是：从地球科学和社会科学出发的灾难研究已经成为显学,然而符号学尚未就此着力,我根据美国哲学家、符号学的鼻祖普尔斯和18世纪经验哲学家托马斯瑞德的符号理论,并参考目前从事灾难研究的社会学家的论点,演绎出一套人以及其它生物和自然灾难互动的模式.这个实例研究和巴斯奈特所举的里斯本地震论述,同样见证到一项事实：全球性的灾难现象,对于文学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可能有启发；以及比较文学如何因应外在世界的变动.这种生态科学的文学研究诚然是全球化的产物,也反映出地球性的关怀.可惜巴斯奈特和斯皮瓦克两位学者,在殖民论述和后殖民论述以及全球化和草根性狭窄的二元思维中转圈,没有进一步意识到：生命科学早已经无声无息地渗透进了比较文学的领域.这种更宏观的、深入的跨学科研究,实在值得庸俗的殖民论述学者参考.正因缺乏对自己所提倡的论点进行后设性的反思与自我批判,巴斯奈特和斯皮瓦克两位学者再一度地见证了：危机论述无非是一种反讽式的修辞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