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杂志.六篇文章.一种理念

一本杂志

文学要想强盛,是需要争鸣的.争鸣需要对立面的声音,可如今的文学评论又多是人云亦云,要么一味的赞扬,要么一味的批判,很难形成文艺争鸣的气象,争鸣没有了,文学界表面看似和谐的背后实际潜伏着评论“集体失声”的危机.新文化运动北大的蔡元培兼容并蓄,成就了百年北大的辉煌.唐盛大的文学气象,同样在汉民族的大气象下包容着各种异域的人文文明.春秋战国,正是对宇宙、人生的多声部思考,造就了百家争鸣的气象.回顾整个当代十七年文学,五十年代中后期的“百合花”式的争鸣性作品往往才是最可读的.文化多元,需要不同的评论声音,需要不同的文化参与.文学界缺乏的就是北大陈独秀辜鸿铭式的新旧文化的直接交锋.理越辩越明,不用争辩的真理是“常识”.《钟山》杂志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包容多种声音的平台,这份勇气,这份担当在时下才是最有意义的.中国文学批评很多时候都会流于形式,而没有实际的效果反应,任何评论家应该都知道盲目的赞誉往往使文学创作走向背面.文学界太少针锋相对的文学讨论,太少“挑刺儿”、“找毛病”的文艺争鸣.2006年《钟山》杂志一改以往“河汉观星”综合作家论的做法,开始有意识的对中国文学界有影响的“文学星”做一次“创作局限”的论述,率先对作家的创作做片面的“挑刺儿”式解读.《余华的惯性》(黄发有)、《论张承志近期创作及其精神世界》(贺仲明)、《困顿中的挣扎――贾平凹论》(洪治纲)《莫言的叙事及其他》(张光芒)、《张炜创作局限论》(何平)、《王安忆的精神局限》(何言宏)先后在《钟山》杂志上刊出,并于今年四月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以这六篇论述为内容的《当代文学六国论》,“试图找寻这‘六国’的薄弱环节,提醒包括作家在内的众人”.

“文坛多的是分析来分析去不加价值判断的兜圈子批评”,《钟山》意识到文学批评界这一不良现象以及现象背后所潜伏的危机,本着“兼容并蓄、惟文是举、鼓励探索、引领潮流”的办刊宗旨,从作者创作的“局限”人手,分别指出余华、贾平凹、张承志、莫言、张炜、王安忆等六位作家在创作方面的不足之处.当今文学从上世纪八十年的“动荡”发展到当下,已渐显沉寂,文学界很难发出争鸣的声音,这种专门找问题来谈的“故意”之举,无疑是新鲜和别开生面的.这种突破与创新是《钟山》杂志对文学广阔审美视野的一贯追求,也是它对文学敢于担当的气魄使然.《当代文学六国论》的出版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是挑战,更是一种机遇.“万事开头难”,《钟山》开了个好头.

六篇文章

书中六位学者的论述以点的辐射形式,点涉出当今文学创作所存在的问题,这对于当下一片大好的文学批评气象无疑新鲜十足.他们尽管评的是一家之作,说的是一家之言,但他们表现出的是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对整个中国文坛关注的大气.与其说他们在写单个作家的局限论,不如说他们在为中国文学集体把脉.

《钟山》的执行主编贾梦玮说“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极少不为人知的疑难杂症,基本上都是流行病和共发症”我们是极赞成这种说法的.对于余华的习惯叙事,学者黄发有指出余华的作品中有很多无意识的重复,并借以《活着》和《一个地主之死》当中的福贵和地主都是“掉进粪缸淹死”的相同情节作为例证.其实很多乡村作家都有这方面的问题,贾平凹作品中,“把割下的放在死者的嘴里”、“在场院,孩子睡在大人中间,怕晚上被狼叼走”等等相同的情节经常出现.众所周知,贾平凹喜欢不断的转换视角来增加作品的容量,可乡村故事乃至传说轶事的有限性造成了相同故事的重复性,俗话说知道后的笑话引不起笑的效果,这种不断重复的乡村故事亦或轶事显然失去刚读时的新鲜和快感,多的却是主体“创造力衰退”和“想象力匮乏”的感觉.

莫言,论文指出他的叙事和伪民间立场,论者张光芒对莫言“艺术的粗糙与精神的下滑”极为不满.的确莫言对“性”的描写是疯狂的,从《神嫖》、《丰乳肥臀》等这样的文本题目,便可见一斑.“的本能化”叙事抹杀着男女主人公精神层面“灵”的沟通,也剔除掉了人类本能中“唯理”的因素.当人类的自然性事,除去了理性的精神维度的支撑,人也便和动物无异了.其实对性的描写从郁达夫起便引起了批评者足够的重视,但是郁达夫对性的描写背后显然有着人类“唯理”的本性寄托,郁达夫笔下的男主人公在偷看女人洗澡后还知道自责和羞耻,还知道找个没人的旷野去栖身,更何况郁达夫作品中还有着“弱国心态”在为本能的“性”描写做最大的注脚.不仅莫言,当代部分作家对性也都在做毫无“唯理”式的描写,如陈染《沉默的左乳》、卫慧的《上海宝贝》、贾平凹的《废都》等等.任洪渊先生说“无性的写作的文本是生命残败的写作的文本”,这是对的,但如果“性书写”挖空了人类“唯理”诉求,人也就成了动物了,“人向动物靠拢了一步,不得不是人的悲哀”(牛运津语).

对张承志,论者指出张承志宗教意识的书写参与“没有真正全面地表现出底层大众现实的困厄和欲求”.宗教是非现实的,而缺乏原罪宗教观的中国,现世的态度,又难以接受张承志对现世宗教式的精神拯救,这种悖论难免让张承志的书写处境由于宗教的参与而倍加困难.走向宗教的史铁生、北村等近年来著述鲜有面世,也正是宗教感念对创作带来的书写困境使然.同时,论者贺仲明还注意到张承志对“诚实文明”的本能排斥.其实自觉抵触城市文明,不是张炜一人,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沈从文以“重建人性小庙”为契机,回归湘西,时下贾平凹表现出的对城市化进程的抵触也是这种倾向的代表,论者认为这种倾向带来的是作家“自我的否定和倒退”.传统文化的发掘已经让人们引起了对乡村的足够的认识,盲目的一味坚持,只能成为简单地对“历史面目”的民俗学揭露和更注重“学理”层面的文化式开掘,这也必定会带来整个文学质量的下滑.

对贾平凹,论者洪治纲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呈现其创作中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创作困境,指出他“借助于文化的猎奇来取代文化的寻根与反思”的创作局限.“乡土是城市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韩少功语),民族的历史在乡村,但时下一些作家却在不断地逃离自己的乡村乐土,说明的恰是寻根作家在文化寻根现代立场上出现了问题.这一问题的综合暴露便是对乡村奇风异俗、神秘景象等现象的过分关注和依赖.

对于张炜,作者何平指出他是“民粹”式的“怀旧逃世者”.因为“野地”和“葡萄园”“无论来源于记忆还是想象,都是逃世者的心灵幻影”,何平认为“‘野地’逃向过去,为一个逝去的时代招魂,同时招来王权的幽灵”.“王权幽灵”致使张炜田园牧歌式的当代村社“葡萄园”,成为现实的幻影.张炜一直都在逃离,他在心中描画的“村社乌托邦”,一次次地遭受着现实的残酷打击,“逃 离”在张炜的作品中成为常态.张炜心中的“野地”乃至“葡萄园”最终成了日本战后作家安部公房笔下的“樱花号方舟”,自己建造的,最终还得自己来毁掉,以作再一次的逃离.“创造――逃离”的无限循环,注定了“野地／葡萄园”在张炜心中的“幻影”地位.怀旧避世者面对现实的集体失语,也正像张炜笔下《刺猬歌》中的廖麦,一步步后退为冥想者,成为行动的矮子.刘心武从“钟鼓楼”转向“红楼梦”的揭秘研究,贾平凹《秦腔》后“不再写乡村”的宣言,都说明一味“怀旧”、“避世”的难以为继.

针对“庞大的”研究对象王安忆,论者则从王安忆的“强迫性的历史遗忘”、“现实悬置与日常幻觉”、“稀薄的人间情怀”等角度指出王安忆的精神局限.但是文学界却对王安忆的这些局限没做足够的论述,除了评论者的原因,还得益于王安忆用“写作技巧”对这些不足做了很好的掩饰.文学写作的技巧性,从新时期80年代的“文体革命”、“先锋小说”、“写实主义”、“现代派”、“意识流”、“魔幻荒诞”、“黑色幽默”等开始直至今日,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模仿与改造,基本已经定型,今天的文学创作很难突破上述的写作技巧.技巧可以模仿,但作品的“大气象”是模仿不来的,王安忆忽视的便是创作技巧带来的创作局限.作品缺乏阅读时的大气,“先锋文学”最终走向末路,无疑说明了写作技巧的限时性.

一种理念

《钟山》执行主编贾梦玮说“(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将心比心’,以自己的心去体会作家作品的心”.《当代文学六国论》的出版,说明他面对着“沉闷”和无聊的“喧嚣”的文学批评现状,试图输入一种“将心比心”的批评理念.

“将心比心”是一种批评态度,一种对话,是一种尊重,一份热爱.热爱、尊重不是对对方缺点的宽容,而是对缺点的改正.尊重、热爱基于的是一种相互的关系状态,“兜着圈子”说些毫无价值评判的话,在场面上是好看了许多,但显然难以形成“将心比心”的相互的批评态度.整个的文学世界应当如朱小如所说：“文学批评应该和创作比翼双飞”,二者的关系也应当是一种理论加实践的关系.批评应建立在对创作指导的地位上,不然批评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但是中国的文学批评却不断地丧失着这份价值的坚守,越来越像一个被媒体舆论牵着鼻子的小丑,人云亦云,毫无建树.“抢打出头鸟”的经验禁锢着普遍中国人敢为人先的心智,随大流,唱空腔,说些不痛不痒的言论,成为时下文学批评的主流.这对文学创作不仅没有指导的建树意义,反而还戕害着文学多元化的发展进程.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是相互促进、相互伤害还是零视角的平行化姿态,取决于文学批评家自我所持有的态度.中国批评家由于困宥于现实的利害关系而普遍缺少着一贯的“精神坚守”和“独立的人格身份认知”,对作品做泛化的赞颂亦或批评,当代十七年文学,文学路线在政治上的转向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便是最好的说明.现实利益的纠缠,缩小了文艺批评的“空间”,纠缠于利益使部分的评论家“不肯做吃力又很可能得罪人的事儿”.作为《钟山》的执行主编贾梦玮在“作家创作局限论”的操作上也倍感压力,他说：“选择被论者相对容易,要找到合适的而且愿意做这样的‘创作局限论’的论者就不是件容易的事等,也有一些批评家‘婉拒’了我们的邀请”.中国批评家“独立人格”身份认知的缺失和“敢于担当”的艺术勇气的式微,“将心比心”的批评理念,注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代文学六国论》的出版是一阵及时雨,是对时下不做价值判断的“兜圈子”式的文学批评的一种“行动喊话”.“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当代文学六国论》的出版明显有着自己的意愿指归,那就是批评家对文学应当有担当的责任和艺术的勇气.历史的教训是沉重的,我们应当做出怎样的价值选择,文学批评的道路最终又将走向何处,我们也只能借贾梦玮执行主编的那句“走着瞧”来静观其变了.

胡东海　北京语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