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忧郁和优雅的城市叙事

一、

一种城市身份和标志可能很肤浅,也可能很深刻,可能很现实,也可能很理想.在市场中国,城市再大也不一定是灵魂的庇护所,城市再大也只有财富分流的简单方式――攻占和夺取:这常常就是我们的城市身份,也就是一群人的文化身份、一群人的生存标志,甚至是一个时代的身份和标志.

不过,一种城市身份和标志也可能是很忧郁的.忧郁标志着一种什么样的生存忧郁标志着一种思想的生存、一种具有美学品质的生存.但是,在市场中国的城市以及城市文学中,到处都是欢乐、享受、浮华、纷争、权术、阴谋、卑琐、粗俗、狂妄等却没有城市的思想以及与之伴随的心灵忧郁.

作为一种思考的和美学的生存,忧郁的生存拒绝市场中国简单的轻松和快乐,愿意让灵魂有所承担、让生命有点沉重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宏大历史解体后,随着上世纪90年代市场时代的开始,中国的城市行程好像才真正开始.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经过18年的堆积,市场中国的城市经验仍未能可靠地建立,城市文学的形象也在摇摆之中,因为城市缺少思想对城市的推动.

文学是市场中国城市叙述的最广泛文本,但有时并不是最理想文本,市场中国的城市文学正在伴随着现实飞快坠落,它们常常不愿意停下来追究现实或者阻止现实,这也是因为文学缺少思想的推动.实际上,如果我们有忧郁叙事,就将可能以美学方式改变市场中国生活以及叙事的模样.

文学叙事中的生活是另一种生活,文学作品对市场中国城市生活描写的独特,有时在于从与人们习惯的快乐立场相反的忧郁立场去体味市场中国生活,从中发现市场中国生活更潜在的内涵,因而产生一种忧郁的思绪.当我们无法面对历史而怀有宏大的忧郁感时,至少面对自己的生命应该有弱小的忧郁感,并以这种忧郁去关怀生命和文学.

随着市场兴起,利己主义者开始复辟,思想贫乏的危机逐日加深,然而对现实忧郁的精神漫游者并没有随之诞生.在这个利己主义者全面复辟的城市时代,上世纪80年代的乌托邦理想怆然过去,那种曾经激励过许多城市人的宏大生活以及思考的生活很快消解,现实处于和利益的双重压迫下,光荣和信仰已经变成遥远的梦想,城市文学面对着一种新的城市现实:理想的向往淹没在计较现实得失中,只崇拜物质的快乐主义与享乐的幸福主义,抵制并消灭思想痛苦与心灵忧郁.

我们就这样进入市场中国的城市和文学,于是所有像大地一样可靠的生存经验在密如蛛网般地下铁道的挖掘下,已经变得十分可疑.正在不断被镂空和被楔入的城市下面,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混乱,建筑在其上的城市正像城市下面一样难以揣测,表面繁华的城市下面隐藏着深不可测和茫然的岔路,城市生活在随着成群结队的高楼拔地而起的同时,似乎也在不断地向下坠落.在市场中国的城市文学里,豪华的住宅、跳跃的人生、幻彩的享受、夸张的生活常常与猎取不义之财一起,成为标志性的城市形象,给城市人和乡村人以从未有过的恐慌和诱惑,而都市中渴望幸福幻象的小资们却正像不少消费主义作品中的人物一样,用时装、酒宴、性欲与玫瑰享受时尚.

在这样一种生存经验漂浮不定的城市中,文学开始变得迷茫而平庸、贫嘴贫舌而自以为是,而真正的城市文学由于生存的迷失和心灵的贫乏,不断地在从头开始.这样的城市文学,需要一种与正发生的城市生活相抗击的忧郁经验和忧郁勇气,需要一种“三个手”一样的在城市中寻找和游荡的精神.而这种经验、勇气和精神来自心灵,是心灵的自由飞翔产生了忧郁,产生了和理想主义,阻止了自我迷乱与堕落,让心灵创造城市和文学,而不是让城市腐蚀心灵,但市场中国的文学中没有忧郁的城市心灵.

二、

忧郁是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一种主要特征.以缪塞的《世纪儿的忏悔》、夏多布里昂的《勒内》为代表的忧郁虽然被称为“世纪病”,却是那些有教养贵族的一种严肃的生存态度,忧郁对社会有思考、有批判、有反抗、有深刻的认识,但他们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以至发展为叶甫根尼•,奥涅金这样的“多余人”和十二月党人.然而,市场中国的城市文学中却没有这种忧郁,即使思想的巨人加行动的矮子也没有,我们只有思想的矮子加行动的矮子.

市场中国的城市文学中没有忧郁.忧郁者是思考者,忧郁因对生活的不满而发生.人类文学对人的巨大同情和怜悯,曾不断地产生高贵宏大的人性忧郁和历史忧郁.忧郁作为一种对市场中国城市人关怀的文学品质,能够表达人的高贵品性,担当着人类发自灵魂深处对更高生活的神圣追求,超越着市场中国城市生存的庸俗与丑陋,并趋向高贵与救赎的渴望.

城市没有忧郁,但有迷乱与堕落.这样的城市文学给我们以迷乱与堕落的生活感受,迷乱与堕落的生活是没有思考、没有忧郁的生活.迷乱与堕落是市场中国城市文学的一个共同标志,它们只给予我们一个单一的、表面的感受.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忧郁的心灵,需要这样一种忧郁的思考去打破单一的表面感受.在城市中漫游而抵制迷乱与堕落的作家,要寻找的是与现实功利不一样的浪漫与优雅、与现实快乐不一样的忧郁与痛苦.忧郁的感受拒绝商业的迷醉,以忧郁的眼神去蔑视现实,以忧郁的姿态去缅怀自由精神的坠落,这使城市的忧郁对城市具有一种批判性和挑战性,而这种批判性和挑战性正来源于对整个城市的思考.在思考和痛苦缺席的情况下,城市文学没有浪漫与忧郁,也就没有对城市生活的真正发现.面对着物质攻占和利益夺取,城市的感官在兴奋中舒张起来,但无法发现在现实中坠落的灵魂秘密.卫慧的《上海宝贝》和《爱人的房间》、棉棉的《糖》和《九个目标的》、周洁茹的《我们干点什么吧》、安妮宝贝《飞行》和《一夜》等,书写着新奇夸张并且有扩张力的城市生活经验,她们笔下都市的浓烈、香艳、神秘、性感、奢华、缭乱、神魂荡漾、变幻不定、高贵梦幻、奢靡沉醉等构成了充满诱惑的生活.轻微的思想和轻微的忧郁,使这样一些作品无法深入城市的真正秘密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性秘密.

除了时尚生活的纠缠与生活的放纵,城市里大多是地主老财和放火州官的仰慕者.这样的文学朝三暮四、祥林嫂式地唠叨着发财趣味和阴谋故事,它们一方面歌颂市场的所向无敌和大义凛然,似乎借此在为利己主义的卑鄙提供一种道德辩解,另一方面这些城市人物又经不起物质享受与快乐的诱惑,借文学公开地瓦解人性和道德,比如像邱华栋的作品中的或者刘震云的作品中的人物和粗鄙情景那样.于是所有的高雅和忧郁都捉襟见肘,但他们又想掩饰自己毫不浪漫的身份,不让自己露出毫无诗意、卑劣粗俗的原形.那怎么办文学中和现实中的城市人都一样:他们弄来一些小情小趣的蜡烛、玫瑰、音乐会、美术展、华丽衣装、豪华厅堂、高尚小区什么的,来让自己显得高雅而有情趣,但又从根本上遮掩了根本不关心如何使人类生活得更美好的本性.

三、

深入地想,市场中国文学中的城市性质和城市形象,除了必须具备表面特性,还必须具备历史想像和人性想像的内容.狄更斯笔下的伦敦、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都表达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形象和感受,而市场中国的城市文学既难以确立独立的城市形象,又难以表达一种历史形象,而在本质上,这两个形象是一体化的.城市文学中的城市形象本应是被文学创造出来的,但在市场中国更多地却是被复制出来的,市场中国文学中的城市迷乱与堕落因为这种复制而成为市场中国的缩影,但却不可能成为精神发展的历史,也没有被赋予现代国家的想像意义.

在市场中国城市文学中广泛出现的城市,更多的是表面化的现实镜像,而不是深入历史和人性的文本,因为人们的确在现实的城市中非常表面化地生活,没有内在生存的愿望,也就对与实际利益无关的历史、人性、尊严、自由等很淡漠.人们感性地生活着,很难具有理性生活立场去探究自己和生活,理由当然是回归人的生存本性――日常化生活.日常化给人们提供了远离精神关怀的基本理由,而日常化又是非常个人化的,于是“回到个人”变成了利己主义的理由和温床,同时也就给人们迷乱与堕落的生活提供了理由和温床,并且提供了生活方向.比如张欣的《爱又如何》中的朱可馨,她终于在自动辞职、夫妻反目、孩子生病、婆媳矛盾等一连串的事件之后,完成了对金钱作用的认识过程,成为都市里“每天晚上都梦到钱”的人之一.

但仅凭那些在现实中不断下坠的表面化现实文本,我们无法在城市文学中获得对市场中国城市的历史确认和身份确认,即是说,市场中国的城市文学对城市生存和城市身份都是迷茫的、混乱的.城市文学只是构成了对现实的叙述,并没有构成现实本身,但一种不清晰的现实还是在这样的叙述中、这样的城市中发生了,于是我们常常得到的是一些迷乱与堕落的生活标本.由于叙述者的意识受到现实迷乱与堕落的控制,现实权力控制了叙述身份,市场中国城市文学往往会贬低和压制城市生活的忧郁因素.

文学就这样对市场中国城市人的身份进行叙述,但这样的城市身份却是让我们怅惘的: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城市和虚构城市,常常可能是一种虚检测的幻象,它们没有城市的灵魂感受,表面的繁华遮掩着人性的迷乱与堕落.城市正在成为一个个干枯的城市躯体,这些城市的灵魂飘荡在哪里就像邱华栋的《正午的供词》中潘方的供词那样淋漓尽致:“也许你会说我灵魂很混乱、很脏,可我觉得这才是我的本色,人应该有的本色.”

当我们看到的只有快乐的享受者、没有思考的忧郁者时,这是一种真实的城市生活吗我们不相信这种快乐无忧生活的本质真实性,但它们的确大量弥散于我们的城市文学中.在这样的文学中,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生存、历史和人性如果市场中国的城市文学给予我们的,多半是的迷乱与堕落、利益的快乐与狂热的感受,那么我们的城市形象是一种什么形象我们的身份是一种什么身份城市身份可能成为一个城市人的全部骄傲、自尊和核心,而我们要追问的是:这些骄傲、自尊和核心是什么是值得的吗

在追问时,一切物化的、表面化的城市品质,包括一些城市精神标志和城市文化形象,都可能变成了繁华与幸福的幻象.一个城市的灵魂并不表现在闪烁的广告、层叠的高楼、富有的生活、悠闲的情趣和疯狂的利益、白热的争斗、坦然的阴谋中,但市场中国的城市文学,恰好更多的是描述这样一种自以为是的、狂热而体面的城市生活,也许这种城市生活就因为没有灵魂而正在迷乱与堕落.真正的城市意义是理性与上升的,而非迷乱与堕落的,是与公共的,而非权势与金钱的,是更温情的而非更冷漠的、是更人性的而非更卑劣的.

四、

一个城市迷乱与堕落时,这个城市不会有痛苦和不幸的感受,不会有城市的尊严和高贵,也不会有城市的浪漫与忧郁.城市本来并不邪恶,对历史和人性的思考与实践,更多地是在城市中发生的.在市场中国的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非人性樊篱并不是由街道分割的,而是由人的和贪婪所设立的.水泥和石头的街道与建筑并不是冷冰冰的理由,也不是摆脱农耕文明和狭隘意识的标志,人们仍然一如几千年那样生活在市场中国的城市中,他们直奔目的、直线夺取,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他们直扑城市中的钱财而去.

因此,是粗俗卑劣的意识糟蹋了城市的优雅,而不是城市败坏了纯朴的人性,这就是我们该忧郁的地方,忧郁恰好是对纯朴人性的向往(但它们不仅在城市文学中遭受压制,在乡村文学中也同样遭受压制).唐颖的《丽人公寓》里宝宝对海兰说:“有那么多的物质和金钱的参与,何来柏拉图柏拉图不适应你我.周围这么多的好东西可以消费,柏拉图活到现在,也一定是个物质主义者.”失去信仰和思考,很多人会患上失语症而游荡,朱文的《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中的主人公游荡在不同的女人之间,精神恍惚、六神无主,但他们仍然不会去忧郁:人们怕陷在优雅和忧郁中而难以获取自己的猎物.

在市场中国城市的快乐和轻松中、在狂热的利益攻占中,严肃、深沉、理智、认真都被轻蔑、被遗弃,而那些仍然能够保持灵魂追求和理性思考的人变成了忧郁的人:他们因对生活思考而忧郁.忧郁的人是精神的手,他们因现实中的迷乱与堕落而让自己精神漫游.这些忧郁的人被放逐于市场中国城市文学之外,因为人们宁愿自己没有任何感受,也不愿意让自己来承受任何和理想.

没有忧郁的城市形象代表了两方面真实的情景:一是中国传统的城市仍然是农业文明、农耕文化中的城市,与古希腊城邦和欧洲中世纪城市不同,因此具有不同的城市形象和城市意识.二是中国的市民生存传统也仍然是乡民生存传统,所以市场中国的乡民来到城市能迅速适应、生存和改变自己,尤其是文学作品中的那些来自乡村的城市精英或白领、粉领、金领或小职员.

古希腊城邦主要因保护财产和生命安全以及进行公共事务而产生,至欧洲中世纪因商业交换产生的城市延续了这种传统,因此城市里的生存意识包含了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各等级的意识.而中国的城市主要因政治管理需要而设置,从一开始城市居民就只有两种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固定的城市传统、就只有一种基本的城市生存意识:小农化的市民意识.这使中国城市因人的角色和生存意识的单一而不具备真正的城市意义.这必然地影响到文学对城市描述的单一化以及文学与城市关系的单一化,这使城市生存和城市文学的思维都单一化、直线化,没有优雅和忧郁的曲线可能.

在很多情境中,市场中国的城市生活迷乱堕落而没有忧郁,是因为城市中充满了与现代城市生存本质相悖的传统意识或乡村意识,城市更像一个大乡镇,而市民更像变换了背景而生活的乡民,他们不可能有忧郁.中国的强大农耕文明传统和小农意识传统一直延续进了市场中国的城市.在市场中国的城市,普遍的小农意识几乎没怎么改变就变成了市民意识,这样的市民意识很少去追求优雅和忧郁气质,而这样的市民意识中的城市被变成了大乡镇,它们与中国传统的城市生存很相近,却与从西方中世纪开始发生的现代城市生存意识很遥远.市场中国的文学就在这样两种城市的氛围和意识之间,表面上更像现代城市,骨子里更像传统乡镇.像池莉、邱华栋、何顿、刘震云、贾平凹笔下的城市大都具有这样的表现,往往都能看出中国式争斗意识与小农品质在市场中国城市中的反映.

另一方面,市场中国文学中的城市很难具备历史品质和人性品质,而是处于一种表面化、肤浅化的生活状态和叙述状态中,一些主要的城市文学表现没有什么可以与历史和人性建立联系的内涵,而只是与表面化的利益生活建立联系,而人们又正不断地在利益中迷乱与堕落.中国的一部分出身农民的精英小市民,在市场中国不断兴起和发展的城市里如鱼得水,不感到痛苦和忧郁,所以很多作品,都是写这样一些由农民变为市民的城市人的与生活的,只不过,他们的变化途径是通过读大学.这样的人和文学在城市中不断表达着,没有对田园和纯朴的怀恋,也没有对城市的批判和诅咒,只希望自己和城市人一样占有钱的自由.所以,那些城市文学中很难发生优雅和忧郁,因为不符合中国人功利、实用的生存意识.

五、

一种没有优雅和忧郁的城市生存和城市文学是麻木的,因为它没有生存和文学的方向.这是因为,市场中国从事城市文学作家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生于城市、长于城市、写于城市的作家,一类是生于农村、长于乡村、写于城市的作家.

第一类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生活意识,但由于中国城市与农耕文明意识有割舍不断的深藏联系,现代城市意识的发育始终不够充分,他们与现代城市的精神联系仍然很轻浅,很容易被迷惑、断然地跟着实际利益迷乱与堕落,他们描述的城市生活当然也就与迷乱与堕落的生活有关,思考的忧郁对于他们有可能发生,但不会太重要.写作、写作、另类写作、偶像写作成为标签一样的时尚生活元素,迪厅、咖啡厅、风花雪月、香车美酒,不断地炫耀式呈现出来,可就是拒绝心灵与人性的思考.

第二类作家实际上是按照乡村生活意识在写城市,只不过换了生活内容和背景,他们把城市当作一个大村镇来写,而这个大村镇不过是一个满足利益的神奇地方,它的神奇在于越是迷乱与堕落就越快乐,在来不及占有与收获时,他们根本不可能有思想的痛苦和精神的忧郁.比如贾平凹熟悉的其实是乡村而不是城市,他总是站在“土门”眺望“城市”.《废都》中,西京更多弥漫的还是古代的村镇化市井气息,西京的表面是现代城市,其内在生活不具备现代城市的品质.

这两类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市场中国的利己主义和意识.许多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都没有真正生活在城市中,他们的生活意识换个乡村背景照样风流倜傥,只不过要加上市场化和全球化给予他们的生长条件,即是说,城市不过是一种滋生非城市意识和千年固有生存的温床.真正的现代城市不可能失去优雅和忧郁,只有失去优雅和忧郁,才可能让小农意识在市场中国的城市文学中充分生长.

这样,市场中国城市文学中很难看到上升的城市忧郁.当市场中国城市文学中的城市形象都在同一迷乱与堕落的平面上时,城市也就失去了精神独立性.上海、广州、北京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也很难看到真正的城市意识:我们没有真正具备现代城市生存意识,城市只是在表面和外观很有城市的繁华感受,在文化和精神上并没有更内在、更深刻、更心灵化的城市生存.

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中国的城市人如果无法确定,市场中国的城市文学中的人物也无法确定.他们可能无法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城市人物,只是一些既没有确定的城市标记,也不愿抹去乡村意义的人物.真正的城市文学,只有在名符其实的城市人或者那些在城市的纯朴乡民中才能发生.这不仅仅是个别人物的问题,而是整个城市现实和城市文学中生存的群体性问题,他们已经将个人集群化,已经不是单个独行,而是成群结队地游荡在城市的街道上.这样的文学和文学人物已经相互连接,变成了城市的集体神经.

如果一个城市的人既不像卫慧作品中的人物,也不像邱华栋作品中的人物,她或者他就似乎难以在市场中国的城市中生存.她或者他只是压制了自己的灵魂方面而张扬了肉体方面,或者是相反的情境.有没有第三种选择既不浪漫也不现实、既不堕落也不上升、既不快乐也不忧郁的人物有没有这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在市场中国,似乎只有自动装备的机器人才能完成这样的选择.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批准号:08gj01]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