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态平衡的文学家园

一、

还是在1997年,笔者在台湾《国文天地》杂志主持“大陆焦点学人”专栏时,曾以“让文学女神双翼翱翔”为题发表了介绍范伯群先生通俗文学研究成果的文章,该刊在“编者按语”中这样肯定范先生拓荒性的贡献：

长期被学者否定和批判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在近年来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这其中的一位功臣便是苏州大学中文系的范伯群教授.自80年代中期开始,范先生把对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近现代通俗文学中来,这令当时鄙视通俗文学的学界哗然.然而他却默默地开始搜集并着手整理资料,进行理论的建设,经过十年的研究与探索,终于取得丰硕成果,引起学界的兴趣与重视,重新评价通俗小说.（1）

当时,范伯群先生已出版有《礼拜六的蝴蝶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主编,12本,南京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在其后的十余年中,范先生继续在这块长期不为人们重视的园地耕耘,推出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主编,130余万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通俗文学十五讲》（与孔庆东一起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二十世纪中国通俗文学史》（与汤哲声、孔庆东合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其中,由他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出版后,接连于2003年荣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年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著作一等奖”.时至今日,长期被人们否定与冷落的通俗文学研究似乎已成了一门显学,而在这其间,范伯群教授已成为人们越来越熟悉的通俗文学研究方面的权威学者.

知名学者、美籍华人李欧梵教授这样感慨：“范伯群教授数十年来辛苦耕耘,务期将通俗文学从‘逆流’的地位挽救出来,为之‘平反’,并积极倡导雅俗文学‘比翼双飞’的研究前景,令我钦佩万分.”（2）不过,范先生这二三十年来的研究之路并不是平坦的,而且,尤其是在他刚从纯文学研究转移到通俗文学研究方面来时,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遭到误解与非议.作为他的弟子,我对其中冷暖与甘苦的了解可能会比其他人更真切一些.

回顾其漫长的学术道路,范伯群先生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通俗文学研究的.他开始研究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并在该领域取得了公认的成就.

1955年,24岁的范伯群先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他是这座国内外著名的高等学府里的高才生和活跃分子.然而,活跃与才华并没有给他带来福音.他因为与著名教授贾植芳先生相从甚密,而被卷入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旋涡之中,与同学章培恒、施昌东、曾华鹏一起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分配至苏北的一所中学任教.不过范先生并没有气馁,而是在孤寂中开始了他的文学研究生涯.1957年,他与同学曾华鹏一起在《人民文学》上合作发表了第一篇论文《郁达夫论》.这篇长达四万字的长篇论文,相当详细与公允地论述了郁达夫的创作道路与创作特色,被学术界认为是50年代郁达夫研究的重要成果.著名理论家秦兆阳在《编后记》中说：“作家论是我们期盼很久的,文中对于郁达夫的生活道路与创作道路是有独到见解的.我们愿以发表《郁达夫论》作为一个开始,望有志于此者,能够对我国现代以及当前的许多作家进行深入的研究.”（3）其后,他与曾华鹏两人继续携手并进,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陆续出版有《王鲁彦论》、《现代四作家论》、《冰心评传》、《郁达夫评传》、《鲁迅小说新论》等一系列著作,被学界亲切地称为一对“文坛双打选手”,几乎同时分别在苏州大学中文系和扬州大学中文系担任系主任.他们两人合作的现代文学研究成果,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肯定.

不过,从80年代中期,范伯群先生却另辟蹊径独自开始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对于范先生的突然转向,学界同行刚开始时猜测纷纷.有人说,范先生已经功成名就,停下来研究些通俗文学,悠哉游哉,可以自娱；也有人说,范先生本身就是苏州才子,对鸳鸯蝴蝶派可能是一厢钟情；甚至还有人猜测,范先生可能是通俗作家范烟桥的后代,因此他对通俗文学如此热衷等

其实,这些猜测都没有说中要害.

当时,在80年代初中期,正是我国从“”长期极“左”思想的禁锢中挣脱出来的思想解放时期.范先生认为,以前对鸳鸯蝴蝶派的否定与贬低是‘左’倾路线的产物.他在《试论鸳鸯蝴蝶派》一文中认为：“过去编写的若干《现代文学史》,也就是革命文学史.对革命文学以外的不同思想倾向、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和社团,则缺少起码的论述和必要的剖析.鸳鸯蝴蝶派的一度被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者所忽视,就是一个适例.今天,为了要清算极‘左’思潮在现代文学史领域中的种种表现,许多研究工作者开始注意过去被忽视的曾经在现代文学史有过一定影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和社团,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鸳鸯蝴蝶派也正在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4）这应该是当时范伯群先生决意学术转型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则是当时相当严峻的文学创作形势.时值改革开放之初,琼瑶、金庸等通俗文学在大陆掀起一阵阵的狂潮,甚至一些庸俗、无聊的文学垃圾也大行其道.范先生当时的感觉是：“近几年来通俗文学和‘庸俗文学’以鱼龙混杂之势,滔滔奔涌,有些‘文学’比昔日某些鸳鸯派和礼拜六派的作品,趣味还要低下庸劣.而它们的畅销又攫取大量读者,使‘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姑且容用这两个不大确切的概念)的地盘大大缩小.连知名度极高的作家的选集订数也只有二三千册,我们才不得不惊呼：难道我们甘心做通俗文学海洋中的纯文学小岛?”对此,范先生深感：“通俗文学的魔力和必然复苏的问题亟需研究,如何正确引导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也应有卓识的对策.”（5）在此,体现了范先生可贵的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著名学者贾植芳先生对通俗文学研究的重视,可能是范先生学术研究方向转换的第三个原因.贾先生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是以“杂家”著称的,他非常强调通俗文学研究的必要性.在为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文库》所作的“总序”中,他这样指出：“等当时那些被称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通俗作家,也自认不讳地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供读者茶余酒后消闲解闷的东西,是一种‘游戏文学’；也因而遭到了新文学家的迎头痛击,斥之为‘文丐’、‘文娼’等.由于种种原因,今天的读者对他们已经相当陌生.然而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完全忽视这些作家作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却是不甚科学的.”（6）在范伯群先生其后的通俗文学研究中,贾先生经常给予鼓励与帮助,或提供资料,或撰写序言,这种师生间的传承关系,想必也应该是范先生当初选择时的一个重要参考.至于是否范烟桥的后代,范先生曾经笑着对我们说：“哪有这回事!我的老家是浙江湖州,跟苏州范烟桥攀不上亲.”

最后,可能还有学术研究策略上的考虑.他的理解是,从“五四”到1949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只有短短的30年时间,然而在这里却聚集了数千人的研究队伍,仅仅是靠“打深井”可能是没有大出息的.他曾这样形象地比喻：如果在一个人迹罕至的沙漠中能够发现一个油田,并能够打出优质的石油,那么在这片沙漠中自然会建造出一个城市.他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后记”中这样坦诚地说道：“我们地方高校的人力物力有限,我们不能像有些精兵强将的名牌高校那样,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全面出击,取得令人羡慕的丰硕成果.我们却只能看准一个有点新意的课题,全力去进行拓荒性的开垦,如果稍有成就,这也算是对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点贡献,而我们也许以此为特色,能立于‘现代文学之林’,算是一个方面军了.”（7）

将自己定位于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方面军”而非主力部队,将自己“拓荒性的开垦”定位于避免与名牌高校的研究撞车,这在当时,应该是范先生学术策略考虑的重要因素.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范先生拓荒性的研究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撑起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片广阔空间.

二、

对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最先遇到的困难是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与古典文学相比,近现代通俗文学只是近百年来的事情,按理说,不应该存在多大的资料上的问题.然而,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由于半个多世纪来对通俗文学的歧视与批判,使得许多通俗文学作品在图书馆中被视为毒草、垃圾弃之一旁,得不到应有的整理和编排,查找起来相当吃力.据魏绍昌先生在《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中的粗略统计,光是各种长篇就有2000部,杂志113种,大报副刊4个,小报副刊45种.（8）这还是一份极不完整的统计表.我们说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作品浩如烟海,其实一点也不为过.

对于这片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汪洋大海,范伯群先生以其极富“领军人物”式的学术视野,迅速找到了在其中游弋、探测的极佳方法,那就是中路突破、战略展开和取精用宏的三步走战略.

先说中路突破.在确定学术转向之后,范伯群先生先从几位重要的有影响作家下手,运用他驾轻就熟的作家论的研究方法,对张恨水、徐枕亚、张春帆、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平江不肖生、程小青、刘云若、秦瘦鸥等等通俗文学大家进行重点研究.他先后写作与发表了《清末狭邪小说“溢恶”代表作――〈九尾龟〉》、《早期鸳鸯蝴蝶派代表性作品――〈玉梨魂〉》、《早期鸳鸯蝴蝶派社会小说代表作――〈广陵潮〉》、《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张恨水的几部代表作》、《北派“鸳鸯蝴蝶”名家刘云若〈红杏出墙记〉》等一系列论文,对近现代通俗文学重要作家与作品有了初步的了解.198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第一本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论文集《礼拜六的蝴蝶梦》,该社在书后所作的“内容提要”中这样说：“本书是国内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鸳鸯蝴蝶派的学术著作.对民国以来这一影响颇大的通俗小说流派的形成、发展,思想艺术特点,以及主要作家作品均做了详实的论述和细腻的分析.”应该说,这个“国内第一部”的意义是相当重要的,它不仅使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通俗文学流派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且也奠定了范伯群先生日后将这一研究领域推向深入的基石.比如,范先生在大致研究后发现,鸳鸯蝴蝶派是发端于“洋场”的产物,但这“洋场”其实“不仅有一个时间的概念,还有一个地域的概念”.洋场,最突出的地方是上海和天津,“这样,就又使鸳鸯蝴蝶派形成了‘南派’和‘北派’,南派以上海为中心,北派以天津为重镇”,而具体到南派,是说大本营在上海,但发源地却为苏州.对于其中原因,范先生的分析是：“一、写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大抵要一点旧学根基,这在苏州那个所谓‘人文荟萃’之地,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才子是不乏其人的；二、苏州在旧时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天堂之称,原是个地主官僚纸醉金迷的安乐享用之乡,这些才子从小耳濡目染,对鸳鸯蝴蝶派所要求的题材,有相当的了解；三、苏州在地域上与上海为邻,这些才子跑到洋场上去的机会,比其他地域的人来说算是得天独厚；四、上海洋场上的名妓,苏州人很多,一口吴侬软语,简直是爬上名妓宝座的必备条件之一,这样,苏州才子们又以同乡之谊,更容易对沦落风尘的女子滥用自己的感情,俨然以才子佳人自居,这是言情、哀情之类的绝好素材；五、为什么绍兴人当师爷的多,宁波人经商的多,苏州才子中产生鸳鸯蝴蝶派作者多,除了其它各种原因之外,同乡亲友的相互影响大概也是一个原因,像出外学生意一样,有的苏州才子到了洋场,学的就是做鸳鸯蝴蝶派小说.”（9）在范伯群先生对近现代通俗文学的最初研究中,他不仅对其中的重要作家作品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还对其名称、范围、源流,甚至地域沿革作了初步的探讨.这样,就为其进行“战略展开”,将通俗文学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点说战略展开.面对长篇小说就多达几千部的通俗文学的汪洋大海,任何个人英雄主义的做法到头来都可能只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在这里,范先生以他极富人情味的个人魅力和他在学术界已经建立起来的较高威望,在苏州大学中文系组织、发动和聚集起了一支十余人的通俗文学研究队伍,在更深更广的维度上成功地实现了一次“战略展开”.作为当时课题组成员之一,笔者深为范先生在率领课题组分组合围前就已具有的深厚研究基础,以及他周密而细致的“领军”作风所敬佩.记得我当时分工领到的任务是完成五位通俗作家的小型评传工作.他吩咐道：通俗作家名不见经传,在一般的文学书籍与工具书中很难见其踪影,应该到作家原籍的档案馆、地方志办公室、亲属朋友等处去寻找.这就是我后来完成的《前期小说月报的重要主持人――恽铁樵评传》、《“礼拜六”派大本营的主要营造者――王钝根评传》、《求写高尚情,尽却淫啼习――吴绮缘评传》、《中国近、现代掌故小说大家――许指严评传》和《思维缜密的侦探小说家――陆澹安评传》等五位作家的评传.当时参加这一工作的还有芮和师、徐斯年、曹惠民、汤哲声、刘详安、吴培华等人,共完成了46位通俗作家的小型评传工作,1994年,南京出版社将其成果结集出版为12册的《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1996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在该年的第二期上发表了苏州大学通俗文学研究同人一组六篇文章,在该刊“编后记”中这样说道：“首先想说的是苏州大学推荐的论文.这是一组值得推荐给读者的文章.几位作者围绕近现代通俗文学的问题,从各个角度作了认真的探讨；范伯群先生的文章,谈的虽是教学、科研格局的设计,实际上也是苏大这一学术群体近年主攻方向的概括.学术研究,需要个人探索,也需要群体攻关.苏州大学的做法,对其他院校和研究机构不无启发吧.”对于单个作家或者小的选题,个人的研究与探索可能游刃有余,得心应手,而对于像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既浩瀚无边又一直受到排斥的研究领域,进行群体攻关式的“战略展开”可能不仅是必需,而且还是唯一可行的吧?

最后是取精用宏.

1999年和2000年,在吸收了《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和以后一些重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达130余万字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下两册正式出版.全书分社会言情编、武侠会党编、侦探推理编、历史演义编、滑稽幽默编、通俗戏剧编、通俗期刊编和大事纪编,八位学者执笔.这是课题组通力合作、群体攻关后的最后成果.在欣喜与肯定之余,范伯群先生对此是不太满意的.他后来说：“我过去主编过通俗文学史,但主编与自撰是不同的.我们课题组虽然大家齐心协力,但由于多人执笔,笔调与格调是不可能一致的.”（10）其实除了笔调与格调之外,有些编章之间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这也是所有大项目的通病,概莫能免.而在2000年左右,范先生正好从苏州大学正式退休,从此摆脱了课务与杂务,具有了稳坐图书馆潜心钩沉索隐的条件,于是他决定继续将通俗文学研究的课题推进下去,取精用宏,广为搜罗,力求“自己独立写出一部晚清民国的通俗文学史来”（11）

2006年,贾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谈到范先生这几年的研究状态：“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也算不清他到我家的次数,但每次来都谈他的新资料、新论点、新设想,有时还捧着一大堆照片.他的‘二期工程’是一部独立完成的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他有一句常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凭原始资料说话’.我觉得这是文学史家必备的品质.他在七十以后,还兢兢业业从原始资料的深挖做起,在此基础上酝酿新论点,构想新格局,一步步地去实践自己的学术信念.他的学风是很值得赞赏与发扬的.”（12）

除继续深挖资料之外,范伯群先生在他独自进行的“二期工程”中还将图片的搜集工作放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他的理解是,这些图片的价值在于为过去不为人所注目的文学史的“另类们”留一份图像资料,做一份“备忘录”.现在看来或许只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可是一旦他们的文学史地位被确定时,省得那时再到故纸堆中去寻寻觅觅.这种想法是有远见的.在古代小说未受重视的情况下,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吴敬梓等人的“芳影”未被与保留,给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诸多的遗憾,而如果若干年后,当人们重视起近现代通俗文学,并回忆起当时的重要作家时,人们如何能觅获程小青、李涵秋、平江不肖生、徐枕亚、徐卓呆等人的照片呢?对此,李欧梵教授的感慨是：“范伯群教授花了惊人的工夫,把这些现代文学史上不见经传的人物‘还原’,而且把他们的照片一个个找了出来,让我们得窥其‘真相’,仅此一招就已功德无量.”（13）

2007年,范伯群先生独著的《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78万字,附图片300余幅.贾植芳先生的读后感是：“这部新著,资料更充实了,论点更深化了,历史脉络梳理得更为清晰,发展周期的升降起伏的勾勒也显得全局在胸,了如指掌；他还为现代文学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留下一份丰富的图像资料.”（14）至此,经过长达20余年的努力,范伯群教授的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一个完整的周期,而他所开创出来的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正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

三、

对一个研究课题与领域优劣成败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主要在于看它有什么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或者说看它有没有培养出新的学术生长点.

在此,范伯群教授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陈思和先生在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我们的学科还很年轻”的论文中,表露出对现代文学学科仍保持有旺盛生机的信心,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他发现了范先生所进行的通俗文学研究对于学科的拓展意义.他说：“以范伯群教授为领军的学术团队不仅编撰了《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等大型著述,还在理论上不断提出新的见解,要求整合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关系.等努力把通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整合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双翼’.等这已经是一个逻辑相当严密的工作规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15）他的老师贾植芳教授也这样肯定着他对学科的重要贡献：“他以文学史家的目光敏锐地感到,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知识精英文学,不研究,甚至排斥中国现代大众通俗文学是一个历史性的缺失,今后编写的现代文学史应该是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双翼展翅的文学史.”（16）对于日趋僵化与封闭的现代文学研究学科来说,范先生以他卓有成效的通俗文学研究成果让人们信服：现代文学还有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现代文学学科还很年轻!

不过,在范先生最初涉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80年代初中期,他还没有这种学科建设上的自觉,他还只是试图让少数几位通俗文学“大家”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并没有想到要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版图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他在当时写的《试论鸳鸯蝴蝶派》一文中,这样评价着这一流派：“鸳鸯蝴蝶派是清末民初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场的产物,主要以迎合有闲阶级和小市民的胃口和趣味为目的的都市文学.”在这里,“有闲阶级”、“小市民”和“趣味”构成了他当时理解鸳鸯蝴蝶派的三个关 键 词 .在该文中谈到鸳鸯蝴蝶派作者的分化和发展时,这样说道：“鸳鸯蝴蝶派是一个很松散的文学流派,又是品格、情调低下的派别,但它经常受到时潮的冲击,也常受到革命文学的批判,这就使其成员经常发生分化等”（17）径直将鸳鸯蝴蝶派视为“品格、情调低下”的文学派别,这是当时刚刚研究通俗文学的范伯群先生的最初观点,它与当时教科书中流行的观点并无二致.不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细心研究与揣摩后,他的观点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这个“大转弯”发生的原因,最初是受到了朱自清先生论述的启发.在范先生后来评价通俗文学的成就与价值时,经常引用朱自清的鸳鸯蝴蝶派“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的观点.其原文是：

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等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经的东西.明朝人编的小说总集有所谓的“三言二拍”等《拍案惊奇》重在“奇”很显然.“三言”等虽然重在“劝俗”,但是还是先得使人们“惊奇”,才能收到“劝俗”的效果等《今古奇观》,还是归到“奇”上.这个“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18）

作为有着深厚古典文学根底的朱自清先生,在这里不仅梳理了中国传统小说中“志怪”与“传奇”的惯有特性,而且还对当时过于强调说教的创作风气提出了批评：“目下和粉色刊物的风起云涌,固然是动乱时代的颓废趋势,但是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性,不管艺术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们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里去.”（19）这种观点,给了范伯群先生从事通俗文学研究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学术信心.

同样给了范先生理论支撑和学术信心的,还有鲁迅先生的论述.当范先生做出了学术转型,由新文学研究投身到通俗文学研究中时,他在从前进行的“五四”新文学研究、尤其是关于鲁迅方面的研究,给了他极为重要的参照作用.凭着他对鲁迅的熟悉,他迅速发现鲁迅的小说观似乎是“二元”的,即对古代,他是赞成小说“娱心”说的,而自己实行的是“遵命文学”.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明元拟宋人小说及后来选本”一章中,明显表露出对明人拟宋市人小说中教训意味的反感.他说：“宋市人小说,虽亦间参训喻,然主意则在市井间事,用以娱心；及明人拟作末流,乃告诫连篇,喧而夺主等”（20）范先生注意到鲁迅先生对古代通俗小说的“愉悦”功能与消遣游戏功能是并不反感的,他当时只是从时代的需求以及自己的使命感出发,提出了启蒙的“为人生”的文学,或者是听“将命”的“遵命文学”.甚至,鲁迅先生还在一些论文中为文艺的趣味、娱乐功能辩护：“说到‘趣味’,现在确已算一种罪名了,但无论人类底也罢,阶级底也罢,我还希望总有一日驰禁,讲文艺不必定要‘没趣味’了.”（21）这些,都给了范伯群先生以启迪与鼓舞.

经过反复的研究与比照后,范伯群先生发现原来对鸳鸯蝴蝶派“顽固性”与“保守性”的批判是并不准确的.他觉得近现代通俗文学应该属于“继承改良派”的范畴.它主要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中志怪、传奇、话本、讲史、神魔、人情、讽刺、狭邪、侠义等小说门类的传统,并随着时代的进展而加以改良和发展,在艺术上进行新的探索与开拓.例如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与革新方面,中国现代通俗作家也大多承传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传统,与时俱进,与“五四”新文学工作者一起加入到白话文学创作的时代洪流之中.包天笑在1917年1月创办《小说画报》时提倡“小说以白话为正宗”,在该杂志全部采用白话,而在次年,即1918年5月《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5期上,发表鲁迅先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时间上不差上下.

在所谓“品格、情调低下”方面,范伯群先生经过深入研究后发现,这也是一种不实之辞.他感到,在“五四”以后知识精英高举“德先生”、“赛先生”大旗,通俗作家已不属启蒙名流了,但是他们的另一个职能却被凸现了出来,那就是“承传”.他举例说,从前人们对通俗作家包天笑所倡导的“拥护新政制,保守旧道德”评价不高,但现在他觉得“旧道德”中固然会有封建糟粕的成分,但其中也有中国的传统美德的精华.他得出的结论是：“回顾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现代通俗作家曾以文学现代化的先行者和启蒙者的姿态出现,而到了‘五四’时期,则被视为‘保守派’、‘顽固派’,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珍视传统美德,虽然他们开始在某些领域中还一时分不清精华与糟粕,但他们也随着时代的前进,在不断提高,改良自己.从整体而言,他们坚持承传民族美德的方向是正确的.相反,在怎样对待中国的传统美德上,却是知识精英作家的‘软肋’,是他们的局限性.”（22）这种对“五四”新文学作家“软肋”的批评,以及对通俗作家所谓“保守性”、“顽固性”的辩护,不仅反映出范伯群先生与他最初研究通俗文学的观点已大相径庭,而且也彰显出他决意将通俗文学引入文学史殿堂的自信.

为文学史找回另一只翅膀,让知识精英文学与大众通俗文学双翼翱翔,这是范伯群先生挂在口头说得最多的话.他认为长期以来将现代通俗文学视为“逆流”加以批判显然是一种污蔑,而先验地将通俗文学研究只是作为“配角”而充当陪客也不一定恰如其分.在作了全面的摸底、盘查,并进行了科学的审视与研究之后,他认为建构一个知识精英文学与大众通俗文学双翼展翅翱翔的广阔天空,才能最终建立起一个生态平衡的文学家园.

在此,范伯群先生的通俗文学研究理应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并必将会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1）《国文天地》（台湾）十二卷十二期,1997年5月1日出版.

（2） 李欧梵：《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 序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3） 《人民文学》1957年第5、6期合刊.

（4） 《礼拜六的蝴蝶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5） 《礼拜六的蝴蝶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页.

（6） 《贾植芳文集》（理论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7）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39页.

（8） 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635页.

（9）《礼拜六的蝴蝶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1页.

（10） （11）《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8页.

（12） 《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 序一》,第2页.

（13）（14） 《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 序二》,第6页.

（15） 《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16）《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序一》,第1页.

（17）《礼拜六的蝴蝶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18）（19）朱自清：《论严肃》,载《中国作家》创刊号,1947年10月版.

（20）《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页.

（21） 鲁迅：《集外集 编校后记（五）》,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8页.

（22） 《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第12页.

（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