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跨界

鲁枢元,著名文学教育家,本刊顾问.生于1946年,现任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生态批评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在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文艺学诸领域有开拓性贡献.坚信性情先于知识、观念重于方法,学术姿态应是生命本色的展露.代表作有：《创作心理研究》（1985）、《文艺心理阐释》（1989）、《超越语言》（1990）、《精神守望》（1998）、《生态文艺学》（2000）、《生态批评的空间》（2006）、《心中的旷野》（2008）、《文学的跨界研究》（2011）、《陶渊明的幽灵》（2012）等.1988年被国家人事部命名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中,设置了5大学术门类、58个一级学科、573个二级学科、近6000个学科,仅只这个数字,听了就让人感到恐怖.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性反思的深化,对于现代学科制度的批判声音日益高涨,有识之士纷纷指出：壁垒森严的学科分类割裂了人类知识的系统性、有机性,与人类整体知识相隔离的专业知识的单一发展有可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反而会损伤人类的整体利益；脱离了人类整体知识的“专业知识”、“专业人士”易于为某种权力驯化,在对学科“超级专业化”的迷恋中消泯了学者的良心与责任,沦为某些专制势力操纵利用的工具；与权力结合的专业知识更容易产生学科的排他性,学科的长期封闭终将制约学科自身的发展；学科过度的单一化、专门化,还有可能限制乃至窒息了学者的兴趣与灵性,使学者被学科所异化,削弱了学者的创新能力.甚至还有学者指出：学科分类带来的科技进步已经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酿造生态危机的原因之一.学科分类、学科建设的前提,首先是要认清自然的复杂性及其相互关联性,不但要避免在学科之间设立人为的鸿沟,甚至在所谓“有知者”与“无知者”之间,也并不存在一条鸿沟,学科的跨界研究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心灵,是一个有机整体,所谓学科范围、学科界限,只是人为划分的.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线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森严壁垒.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也许比我们设想的更为普遍,更为常见.如果说任何学科的界限都不是截然分明的,那么,文艺学学科的界限大约是所有学科中最模糊的.文艺学学科前的那些对这门学科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歌德；孔子、庄子、陆机、刘勰、严羽、李卓吾、王国维等,显然并非文艺学的专家；当代世界上对于文艺学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些人,如尼采、萨特、卢卡契、海德格尔、马尔库塞、拉康、福柯、詹姆逊、赛义德等,也都不是文艺学的专家,而往往都是横跨哲学、政治经济学学、社会学、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宗教学、人类学、考古学甚至医学、生物学、物理学的通才.或许,他们对于文艺学的卓越贡献正是得力于他们对于诸多学科的贯通.

通常,人们喜欢把一门学科的建设比作构筑一座宏伟的殿堂；就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愿意将文艺学比作一棵树,一棵将根须深扎于大地、将枝叶伸展向云天的大树,将文艺学学科建设比作一棵树的成长.这棵看似独立支持、界限分明的树又必然是生长在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之中的,它将它的树根深扎进大地,将它的枝叶拓展进天空,它虽然不是石头,它却从石头中吸收矿物质,它虽然不是河流,它却从河流中吸收水分,它虽然不是云彩,它却从云彩中承接雨露,它虽然不是太阳,却从太阳中接纳阳光,它虽然不是走兽,却从走兽那里汲取有机营养,它虽然不是飞禽,却要靠飞禽为它传播种子、延续其种族的生命等当然,与此同时,它也在与这个生态系统进行着物质的交流、能量的交流、信息的交流,为蓝天、白云、飞禽、走兽付出自己的贡献.对于文艺学学科这棵大树来说,本土的文化传统就是它丰腴的土壤,西方的文艺思潮就是它迎面扑来的季风,哲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学、宗教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生态学等就是它生命不可缺少的阳光、雨露和各种养分,所有这些学科通过各种方式滋养着、浸润着这棵大树的生长；同时文艺学也在为这些学科施加着自己的影响,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

如果从1963年考上大学中文系算起,我与文艺理论结缘也已经50年.50年里本着对文学艺术的近乎本能的热爱,读了一些书,思考了一些问题,尝试着进行了一些研究,也写了点东西.20世纪80年代初,迷上了文艺心理学,尤其是文艺创作心理的研究,几年后又热衷于对文学言语奥秘的探讨,到了90年代则又把兴趣转移到生态学的领域中来,希望在文艺学的视野中引进“自然之维”,运用生态学的观念重新审视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半个世纪过后,回首望去,才发现我的文艺学研究似乎是属于跨学科的,起码交叉了心理学、语言学、生态学这样一些学科.有人夸奖我,说我从事的是文艺学的跨学科研究,说我的学术生涯中经历了“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文艺学”的“跳”.对于这样的夸奖我很感谢,但就我自己的真实感受而言,这所谓的“跳”,并不是预先设计的,如果不把它说成是“盲目”的,也只能说是“自发”的,我自己倒愿意把我从事过的“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文艺学”研究比作我的生命之树上伸展出来的三根枝杈.

跨心理学

为了方便起见,我曾经在文学心理学的教学中标定这样几个时间：1879年,冯特（Wilhelm Wande）在莱比锡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现代心理学学科的诞生；1907年,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发表了《诗人与白日梦》,为文学心理学揭开序幕；1924年,鲁迅翻译并出版了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并在大学课堂讲授,成了在国内引进文学心理学系统理论的第一人；1936年,国内出版发行由朱光潜撰著、朱自清作序的《文艺心理学》,成为我国第一部文艺心理学的专著.此后,文艺心理学在中国沉寂了近半个世纪,到了20世纪80年代,即所谓中国社会的“新时期”,才又被重新提起,并迅速“走红”波及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 现在看来,文学心理学在中国80年代的重建,与新时期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是完全一致的.“小说诗化”,“情节淡化”、“主题多义化”,“语言情绪化’, “诗歌意象化、朦胧化”,“文学音乐化”等文学的审美风范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文学再度回归人的主体.文学是人学,是人的心灵学,唤醒了文学与心理学之间有机的、天然的、古老的联系.

在80年代初,我怎么跨入文艺心理学研究领域,并参与了新时期中国文艺心理学学科的重建,至今仍然说不清楚.往事如烟,回想起来几乎是一个偶然,或曰宿命.

我虽然曾在大学念过书,但是并没有学过“心理学”这门课程.大约1974年前后,我在中被查封的禁书中“窃取”一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的《西方现代心理学派别》,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R.S.吴伟士（Robert·Sessions·Woodworth）,这本书就成了我的心理学的启蒙读物.1978年,中国文坛刚刚解冻,我发表的两篇短文就已经具有某些“心理涵义”了.后来又得到学界前辈“高人”的及时指点,风生云起,风云际会,就这样我在文学心理学的风口浪尖上折腾了许多年.

当时国内流行的心理学理论多以苏联的认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为蓝本,大约正是由于吴伟士的那本书,使我一开始便把目光投向西方心理学史,对构造主义心理学、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分析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以及心理学的日内瓦学派、“维列鲁”学派逐一进行了虽然粗疏却兴致盎然的扫描,后来结集成《文艺心理阐释》一书,纳入“探索书系”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用意倒也单纯,就是试图直接从积淀深厚的西方心理学资源中探测、寻觅与文学艺术相关的知识与理论,让文学理论与心理学理论在我的视野内发生碰撞,这种撞击如果能够生发出些什么新的东西来,那可能就是我的发现.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我发现了我最钟情的心理学家,他们是布伦塔诺、弗洛伊德、荣格、皮亚杰、列昂节夫、马斯洛、阿恩海姆等,也重识了我心仪的一些诗人、小说家、艺术家,如歌德、安徒生、托尔斯泰、茨威格、布勒东、马尔克斯以及罗丹、梵高、毕加索等.拉康虽然在当代文学理论界享有盛名,我却始终未能走近他,那也许是由于我对于结构主义骨子里的疑虑与拒斥.莎士比亚虽然位居世界文坛峰巅,我与他也始终亲近不起来.

“创作心理”,大约是人们从事文艺心理学研究时最容易选中的一个“入口”.大约有七八年的时间,我曾精力集中在对于创作主体的关注,试图通过对“情绪记忆”、“情感积累”、“艺术变形”等问题的探索,从心理学意义上纠正机械反映论的偏颇,我还想通过对“创作心境”,“知觉定势”的描述和剖析,捅一捅诗人、作家的大脑这一“黑箱子”里发生的奥秘；我还想从“文学语言的心理机制”方面,窥测一下文学家思维的特征.陆续发表的论文结集为《创作心理研究》一书,于1985年出版.为了进一步收集学科的资源,我主编了一套“文艺心理学著译丛书”.在此基础上,我与钱谷融先生共同主编了一部《文学心理学教程》,接着又偕同诸多学者编纂了一部《文艺心理学大辞典》.在理论探索的同时,我还在心理批评实践方面做了些尝试,写了些评论文章,与活跃于当下的一些作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交流.1987年在郑州大学成立文艺心理学研究室,并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整个80年代,我一直沉浸在文学心理学的云山雾海里,不乏郁闷焦灼,亦有欣喜狂热,歧义的争执与异端的交锋此起彼落,这本集子大抵记载了我在这段路途中行走的轨迹.

坦白地说,最初我并没有“跨学科研究”的自觉意识,甚至也没有什么现成的学科在自己的把握之中.我拥有的只是80年代那种生动活泼、坦荡率真的学界氛围.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我就像一棵初春田野上的小草,能够尽情呼吸着时代的气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写出自己生命的直觉与感悟,其中也就包括文学经验（自己的、更多是他人的）与心理学思想（西方的与中国的、现代的与古老的）在我当下感知中的碰撞与拼接.这似乎有点像格式塔心理学主张的——碰撞拼接的结果“涌现”了一些看似新鲜的东西,那可能就是我的文学心理学发现.

真的,我的“文学跨界研究”,最初确是在“无界”的心态下展开的.

跨语言学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一脚踏入语言学界,实在是有些唐突.

事发原因或许竟出自“防守自卫”的心理.那时理论界的风向突然开始转变,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论向“主体论”、“心灵论”的文学理论展开猛烈攻势,直指我从事文学心理学研究的立足之地,对此我很难保持冷静镇定的态度,便仓促上阵,把矛头指向结构主义营盘的纵深——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果,便是1990年我的《超越语言》一书的出版面世.

撰写这本书时,我知道自己的语言学知识水准十分低下,也缺乏对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深入了解,我拥有的只是对于文学精神的一厢情愿的挚爱,对于诗的性灵的近乎宗教般的推崇,再就是一个四十多岁男人的执拗的血性.书,写得倒是得心应手,甚至有些酣畅淋漓.出版面世之际,那场漫卷中国知识界的政治风潮尚未完全平息,却还是获得一些诗人、作家的激赏与赞扬,随即便又遭到几乎所有看过此书的语言学家的痛斥与批驳.之所以形成如此冷热相激、褒贬悬殊的局面,我想,除了我自己惹出的麻烦外,深层里面恐怕还是文学与语言学这对亲兄弟之间旷世持久存在的隔阂与偏见、猜忌与怨怼.

新世纪之初,复旦大学著名语言学家宗廷虎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一书出版,在语言学家高万云教授撰写的一节文字中,从广义修辞学的角度方对这场公案作出这样的评价：“语言学界的人士读鲁枢元的《超越语言》,大都有云遮雾罩、扑朔迷离的感觉.其概念使用的模糊化、语言表述的文学化,尤其是研究方法的‘非科学化’乃至‘反科学化’,往往让人摸不着边际.”“鲁氏以文学评论起家,缺乏语言学的严格训练,但同时也少了些语言学研究中的清规戒律.在他的书中不乏‘大胆的检测设’,同时也不乏‘大胆的求证’,有时仅仅凭借着自己的直觉、体验、感悟甚至揣测去开辟研究思路,然后再用逻辑方法去逆推,去反证,去运算.从语言学研究的传统看,他的确走的是一条‘野路子’,书中不乏粗疏、卤莽之处.”“鲁枢元不是修辞学家,也没有十分自觉地去研究文学修辞.然而,他对文学语言从‘未移为辞’到‘已移为辞’整个过程的悉心探讨,他对文学优化表达做出的满怀深情的阐释,却正是修辞学家要做的事情.” 这些话充分体现了语言学家对一个文学爱好者友善、爱惜、理解、宽容的态度,我发自内心感谢.我更愿意把这看作语言学与文学和解、沟通、相互体认的开始.如果说“学科”只不过是人类历史发展到现代文明阶段的产物,那么,他就不会永远是一道森严壁垒的围墙,随着对于现代性的质疑,随着后现代思潮的逼近,那些根深蒂固的学科成见也该变通一下了吧.

对于现代人类而言,语言无疑就是一种强有力的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尽管如此,我相信也还存在着化外之地.语言与言语,语言与文学,语言与个体生命,语言与诗人、作家的独特心灵之间仍然存在着幽微莫测的空隙.立足于文学的经验,我相信“私人话语”的存在与价值,而不能接受笼统否定“私语言”的命题；从文学的经验出发,我更愿意继续坚守“心灵”的隐匿城堡,不相信结构主义的方法能够解析关于人的精神、人的灵性、人的情绪的所有底蕴.在语言之上、之下,是一个通向永恒奥秘的无限,一个中国道家意义上的“无”.

曾经写下《逻辑哲学论》的维特根斯坦,其实并不那么逻辑,也不那么科学,相反,在他的许多言论中倒是为“神秘事物”留下足够的余地.他说过,“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似乎语言之外再无世界了.但他又说：“确实有不能讲述的东西等这就是神秘的东西.”他还以自己为例说：“我成功地表达的事物,从未超过我想要表达的一半”,“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在我看来,文学却不能甘于沉默,文学恰恰就是要在“语言不能表达之处”下功夫,诗歌的难能可贵就在于要“用语言表达那些用语言不能表达的东西”.人类学的发现已经证明,人类在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已经会唱歌,在还没有文字的时候就已经会画画,文学与艺术比语言与文字更原始,也更自然,更充盈,也更高蹈,那是人类存在的出发点与制高点,是人类精神的深渊与峰巅,因而也更具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神秘”.

我想,我们不能用语言去把握语言、用语言去言说语言的奥秘.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家太过于相信语言的法权,所以总是难免那些一无所得的话语空转.优秀的诗人、小说家却可以“用文学摆弄语言”,“用文学彰显语言的奥秘”.在这卷书中,我曾试图揭示作家韩少功如何冒险跃向语言的深渊,同时又攀上语言的峰巅.他后来的许多作品,尤其是他的《马桥词典》,似乎都在有意地运用小说的方式阐释语言,借助小说去见证语言,文学与语言互为主体、互为悖论,构成一个相生相克、互损互补的奇妙怪圈.

整理完这卷关于文学与语言的书后,我祈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有机会“重写”我的那本《超越语言》,也许我会写得让“文学”与“语言”看了都感到喜欢.

跨生态学

我对于现代社会生态问题的关注,其实是从读A.N.怀特海的《科学与近代世界》、V.R.贝塔朗菲的《人的系统观》两本书开始的.怀特海指出“人类的审美直觉”与“科学机械论”之间充满矛盾与冲突,审美价值更多地依赖于自然,“艺术的创造性”与“环境的新鲜性”、“灵魂的持续性”是一致的.贝塔朗菲的一句话更使我感到无比的警策：“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但却在征途的某个地方失去了灵魂!”一位佛教徒偶尔说出的一句话：生态解困在心而不在物.这使我又联想起海德格尔的说法：重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类精神是一致的,拯救的一线希望在于让诗意重归大地.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将自然生态、人类精神、文学艺术一并纳入我的研究视野,并尝试着将“生态”观念注入文学理论的机体,将“诗意”植入当代生态学的体系.

接下来,我才仔细翻阅了一些生态学学科方面的专著,如P.迪维诺的《生态学概论》,J.M.莫兰的《环境科学导论》,H.萨克塞的《生态哲学》及马世骏主编的《现代生态学》等.在持续的阅读中,梭罗、缪尔、卡森、史怀泽、利奥波德、罗尔斯顿、贝切伊、麦茜特、格里芬、布伊尔以及伯林特、斯洛维克这些国际生态批评界的先驱与著名学者开始走进我的书斋；生物圈、生物量、生态系统、生态足迹、盖娅检测设、人类纪也成了我心仪的治学术语.

1995年-2002年,我在海南大学工作期间筹建了精神生态研究所、着手编印内部交流刊物《精神生态通讯》,并相继出版了《精神守望》、《猞猁言说》、《生态文艺学》、《精神生态与生态精神》等.到苏州大学后,成立了生态批评研究中心,先后出版了《生态批评的空间》、《自然与人文》、《心中的旷野》、《走进大林莽》.《陶渊明的幽灵》一书,是我实施生态批评的一个具体案例,也是我努力将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精神相互沟通的一次实验.本卷收录的文字,大多出自上述著述.通过此书的编纂,我发现海德格尔、利奥塔、德里达等西方哲人的“现象学还原”与古代中国老子、庄子、陶渊明的“回归哲学”、“回归诗学”原本是声气相投的.要弄清文学与自然在现代社会的来路与前程,就不能不摆脱现行“文学理论”的框架,“返回隐而未见的事物本身”、“返回逻辑学、学诞生之前的思的本真状态”.

有人说“生态学是一门颠覆性的学科”,我生性怯懦,缺少颠覆的英勇气概,自从关注生态批评以来,焦虑、哀伤、无助乃至绝望的心情一天甚于一天.我不能理解,在生态环境如此险恶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与时代为何还如此放纵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近乎疯狂的蔓延扩张?在如此嚣张的房地产开发与汽车生产面前,所谓“低碳”统统变成“扯淡”.

伴随着自然生态系统的节节颓败,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日益枯竭,是喧闹与斑斓掩饰下的孱弱与苍白.我所尊敬的王元化先生在临终前曾留下这样一句话：“这个世界不再令人着迷.”这个一生以拥抱生活的人竟怀着这样的心绪撒手人寰,活着的人又如之奈何.

如今再谈文学的“拯救”,往往引来的只是一片嘘声.

“科技”与“管理”,曾经最受人尊崇、也被认作最强大有力的拯救者,如今都成了有意无意的“合谋者”.剩下的只有潜隐在心灵幽深处的“憧憬”与“审美”,这也是文学与艺术的领域,且也已经遍体鳞伤.相对于坚实、强大、明朗、时尚的科技与管理,文学、艺术是如此的轻柔、虚飘、幽微、苍老,所谓“文学的拯救”,恐怕只能招来更多的嘘声.然而,我们就只剩下这些了!好在还有中国古代圣哲的言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明道若昧,进道若退；柔弱有可能胜于刚强,通体明亮毕竟也不是人过的日子.

中国文学中有两位老人,多年来成了人们嘲笑奚落的对象,一位是庄子书中的“抱瓮丈人”,一位是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前者抵制“科学技术”,后者怀疑“社会进步”.现在,如果用“颠覆”的目光重新审视一下,两位老人的主张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抱瓮丈人的“有机事必有机心”,似乎已经被20世纪两次高科技含量的世界大战具体落实；九斤老太“天气比以前热”、“豆子比以前硬”的哪些今不如昔的议论,在如今“地球升温”、“大豆转基因”的生态难题面前不过是轻描淡写.时过境迁,如今世间,“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通天顺地”的人,差不多全都成了昨日黄花、昨夜星辰.

1922年冬,梁启超在撰著《陶渊明》一书时,一段话中接连用了七个“自然”,来概括陶渊明的“人生观”.稍后,陈寅恪则将陶渊明的核心思想归结为“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的“新自然主义”.他们讲的“诗人”与“自然”关系,其实已经蕴含了“文学”与“生态”的关系.所谓“文学”与“生态学”的跨界研究,已经是后来事了,那里会是什么新鲜事.从80年代到现在,30年过去,真如前人诗词中说的“弹指一挥间”.弹指一挥,我就被从“青年”弹到了“老年”.也许仍是自己的心态在转换,对于文学、对于时代、对于地球的生态状况以及对于文学的跨界研究,我并不乐观.地球生态系统在坍塌,传统的人文精神在枯萎,社会生态与文学生态在进一步恶化,新世纪已经过去十年,仍然看不到任何转机.

2011年,我的三卷本的《文学跨界研究》出版,我在该书的后集中谈到我最终悟出的两点体会：一是性情先于知识；一是观念重于方法.活着总不能不存什么念想,也许我们应当把希望寄托在后边的三十年,那时,我们的心情、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文学、我们地球的生态状况也许会变得稍好一些.这是我的文学梦,但愿其能够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