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人生”的文学观

摘 要 ：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指出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明确了文学的目的性.他反对传统的“瞒骗”文学,认为文学要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反映时代社会真实的生活.与“为人生”的创作目的相适应,鲁迅注重写实的创作手法.与形式相比,他更看重作品内容上的战斗品格.

关 键 词 ：鲁迅； 为人生；文学观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指出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明确了文学的目的性.早在1908年发表的文艺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就对文学家的使命及文学的性质、特点等问题进行了阐述.鲁迅认为文学的任务就是“涵养人之神思”[2],即培养人们的理想.鲁迅注意到了文学家的使命和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他们都希望通过文学接受活动,使受众在对社会人生的认知上与作者的理想达到一致,进而影响受众的理智,以期实现改良人生,影响社会的目的.

鲁迅很重视文学改良人生,影响社会的作用,明确要求作家首先就要去除“欺瞒的心”和“欺瞒的嘴”,“取下检测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3].鲁迅以“瞒和骗”概括传统文学的性质,指出这种文学对于社会人生产生的不良后果,呼吁作家冲破传统,利用文学,引领国民精神到光明的世界中.

鲁迅认为传统的“瞒骗”文学不是“为人生”的文学.1925年7月,鲁迅发表《论睁了眼看》,文章认为“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这种现象的形成主要是因为“非礼勿视”的“圣贤”之说,普通人先是“不敢”,而后是“不能”最后终于养成“不视,不见”的习惯.同时文人也推波助澜,帮助“瞒或骗”.本来文人和普通人一样能够感受到人生“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由于文人的“敏感”,在作品中也总能显示对社会的不满,但在“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髮之际”,总是“连说‘并无其事’”以欺人,以“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自欺.这些文人中以“大学教授”为典型.例如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一些文人早就觉察到了.但是才子佳人小说家还是“闭上眼睛”继续着他们的小说模式：才子题诗,佳人来和,由倾慕而至于“终身之约”.其后总有一点小“难关”,结局总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鲁迅认为“‘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

鲁迅认为文学与社会时代不可分离,文学要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在《文艺与革命》中,鲁迅认为文学 “不过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代的人生记录”.“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认为应该正视“目前的暴力和黑暗”[4].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鲁迅更加注重社会物质基础对人的意识的决定作用,反对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中说道：“有一派讲文艺的,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或者专讲‘梦’,专讲些将来的社会,不要讲得太近.这种文学家,他们都躲在之塔里面；但是‘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的呀!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就免不掉还要受政治的压迫.打起仗来,就不能不逃开去.”即使在‘之塔’也需要“一块一块面包”[5].

鲁迅“为人生”文学的一种形式是翻译文学.鲁迅喜欢看小说,看过“不少”,主要是为了“搜寻绍介的材料”,并不是为了做学问.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所以“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很明显,鲁迅的翻译是为了怎么写作社会.鲁迅的创作是“为人生”文学的另一种形态.“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为人生”的文学不是写给“上等人”看的文学,也不是“吃饱了”以后的消遣品.写的内容当然不是才子佳人,结局也不总是大团圆.“大学教授”们不喜欢看“罪人在寒地里的生活”,不喜欢看“车夫”、“罪人”出现在作品中,这种被视作“”的文学就是“为人生”的文学.《故事新编》从题材上看与现实有一定距离,好像不是为人生的文学,但是鲁迅的写作目的是要在古今相通之中,以现代照亮古代,揭示古代人与事中某些被掩盖的真相,同时揭示古人与今人在精神气质、性格、思想上的相通.最终还是为了现代人更好地认识社会,当然也仍然是为人生的文学.

与“为人生”的创作目的相适应,鲁迅注重写实的创作手法.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鲁迅提出“白描”法,“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这里说的“眼睛”是指最能体现人或事物特征的部分.鲁迅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这种方法,“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鲁迅强调为人生的文学要写普通人,其小说《祝福》、《孔乙己》、《阿Q正传》莫不如此.鲁迅还有意识地运用典型化的方法,小说中的“事迹”,决不全用事实,而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以几乎完全表达作者的意图为止.鲁迅塑造人物也是这样,“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正因为如此,鲁迅的作品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

鲁迅也很重视技巧的作用,在《从帮忙到扯淡》中就讨论了这个话题.说《离骚》表达“不得帮忙的不平”,宋玉只是“纯粹的清客”[6],以不无调侃的口吻陈述屈原、宋玉他们对作品内容的轻视,但也不能不承认宋玉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原因就是“有文采”.同样的例子还有汉朝的司马相如、清朝的李渔、袁枚,虽然不过是“帮忙”或“帮闲”的角色,但因为有文采,作者“有本领”,使作品“至今不灭”.可见鲁迅对文采即作品形式技巧的重视.如若技巧也好,内容也好,鲁迅就不吝赞美之词.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中鲁迅称赞作品关于“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描绘“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对于作品的内容也予以肯定,称赞《生死场》能给人“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7],对于改造中国人的奴才本性是大有帮助的.与作品形式相比,鲁迅更重视作品的内容,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中鲁迅承认作品在形式上不完美,虽说是长篇,却“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8],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和俄国的法捷耶夫《毁灭》相比.但是鲁迅肯定内容上的意义,认为作品展现了东北沦陷后人们失去家园的苦难,“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 .最后鲁迅写道：“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称赞白莽即殷夫的遗诗“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9],肯定其思想意义,并且认为其作品尽管技巧性不足,但是因为其思想意义在,无须和“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也不要用“圆熟简练”、“静穆幽远”[9]等标准来衡量,鲁迅先生对于内容与技巧关系的问题已经表述得很清楚. 鲁迅很反感像“小摆设”一类的作品,强调作品的战斗性.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谈起历史上的小摆设,这小摆设就是“小小的镜屏,玲珑剔透的石块,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动物,锈得发绿的铜铸的三脚癞虾蟆”[10]等士大夫的“清玩”的物件.鲁迅认为这些小摆设已经不合时代潮流.“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需要什么样的艺术?“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和投,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这也是鲁迅对于小品文以至于文学的态度.这也是他对于作家作品的要求,要求作家要表达时代的精神,作品要符合时代的潮流.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对叶紫作品的评价就突出了时代的要求,称赞“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11],从而实现了作品的价值.

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也能看出端倪.鲁迅评价章太炎的业绩,认为章太炎学术史上的成就没有“留在革命史上的”大.章太炎在学术上硕果累累,“经学”和“小学”独成一家,《訄书》深邃古奥,名震一时.但鲁迅认为章太炎的名望来自于“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12],鲁迅说自己读不断《訄书》,但多少年后,仍然记得章太炎《狱中赠邹容》的两首诗.鲁迅爱看章太炎主持的《民报》,并非因为其“文笔古奥”,而是因为“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吴稚晖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蓝公武斗争,给人印象深刻.然而辛亥革命以后,章太炎先生“排满之志虽伸”,但“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袁世凯篡位以后,完全失去了战斗性,“既离民众,渐入颓唐”,渐渐远离现实的战斗,以至于其追悼会“不满百人”,“在寂寞中闭幕”.鲁迅对其晚年丧失斗志表示惋惜,为其晚年“退居于宁静”,“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表示遗憾.章太炎先生去世后,遗著《章氏丛书》不录早期斗争的文章,充满豪迈斗争精神的《狱中赠邹容》等诗没有刊入,尽管所收录的诗文“更纯谨”,鲁迅仍然表示不满,可见对于作品内容上的战斗品格的看重.

[8]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0]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1]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2]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孙放远（1966-）,男,江苏睢宁人,文学博士,通化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徐北京（1970-）,江苏省睢宁县教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