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陈友冰先生《海峡两岸唐代文学史》

唐代文学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镇,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讲,都具有骄人的成就.所以在新旧世纪交接的关口,便自然涌现出了大批总结经验或回顾或前瞻的文章.其较有影响者如陶文鹏《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唐诗研究》(《唐代文学研究》第8辑)、胡明《关于唐诗--兼谈近百年来的唐诗研究》(《文学评论》19992)、董乃斌等《史料视角方法--关于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对话》(《文学遗产》19984)、陶敏《二十世纪唐代文学史料研究整理工作回顾》(《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陈尚君《唐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张明非《90年代以来的唐代文学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与张忠纲《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这些论著,或点或面,或述或评,大都具有真知灼见,其及于日后唐代文学研究之影响不容低估.然而,其视野却主要集中在大陆一方,对海峡对岸的台湾一方的唐代文学研究状况则少有顾及.就此而言,不能不说略有遗珠之憾.陈友冰先生的新著《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台湾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01年10月版,下简称陈著)应时而出,以其宽广的视野、细密的梳理、精当的比较和面向未来的思考,开出了一片新的领域,填补了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的空白.

这是一部上下两册、洋洋六十万字的大书.作者在《绪言》中开宗明义：“由于近五十年的阻隔,出于同一血脉、同一文化背景的两岸学者已变得十分陌生,不但不了解对方的学术观点和研究进展情况,而且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也各有异趣,研究方向和研究结论也各有区别.但是,中国毕竟只有一个唐朝,只有一个李白和杜甫.出于同一个研究对象,同一个文化传统,在新的世纪之交又面临着一些共同性的问题.因此,同仍大于异.等这本《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目的就在于总结海峡两岸近五十年来,尤其是大陆一九七八年以后、台湾七十年代以来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寻绎出两岸唐代文学研究五十年来走过的风风雨雨,品评其得失,探讨其规律.”沿着此一思路,陈著先两岸分论,后作比较、前瞻,以四章十五节统领全书,以点面结合、纵横交错的笔法,将两岸的唐代文学研究历程清晰细密地展示出来,用傅璇琮先生在序言中的话说,本书的完成使海峡两岸的学者,“都能对对方的学术行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眼光豁然开朗,胸襟顿然宽畅.”它“不是一般的学术报导,实际上是一种学术通论”.

要对海峡两岸五十年来的唐代文学研究作一系统总结,就须将这一长时段汗牛充栋的学术论著细加阅读和清理,同时更需提纲挈领,寻绎其主线,把握其关键,谈何容易！陈著抽茧剥蕉,条分缕析,附之以高屋建瓴的理论观照,俾得举重若轻,眉目朗然.其第一章总结大陆五十年来的唐代文学研究,细分为清除与固守的交错期、停滞荒芜期、复苏期、活跃新变期、沉思纵深期,而在各个时期特别关注其最突出的特点和代表人物、代表论著的影响.如论复苏期指出：此时有两本专著开风气之先,对后来的唐代文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本是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另一是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其中“傅著的价值不仅在于资料丰富,论证周严,填补了文学史上的一些空白,更主要的是在于以下三点：一是纠正了一种研究偏向,指示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等二是在该书前言中作出了一种新研究体式的设想：‘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来叙述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并将作家的交游、行迹、创作逐年编排于其中,以此来探讨文学兴衰的规律,从最阔大的视野来考察时代社会对文学的影响.等三是倡导一种新的研究手段.”“程著的价值同样不限于资料搜集的丰富和考证的精当,等更为重要的是,他倡导了一种研究唐代文学的新的思维方式,开启了在广阔文化背景下研究唐诗的先河.”(页31-32)立论扎实稳健,极富识力.在论活跃新变期的特色与不足时,陈著细分为“学术思想开始反思与检讨”、“宗教与唐代文学关系研究拨乱反正,开始受到重视”、“中外学者的交流合作由恢复正常到日益频繁”、“中小作家及作品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学术争论恢复正常并渐趋活跃”、“散文研究与唐诗研究相比相对滞后”等六个小节；每一小节则分为若干小点,详加论述.如第五小节即分列“边塞诗之争”、“李白研究之争”、“李商隐及无题诗的争论”、“新乐府运动的争论”、“《二十四诗品》真伪之争”.而在李白研究之争中,又分为“族属之争”、“出生地之争”、“出川时间之争”、“移家东鲁时间之争”、“李杜交游时地之争”、“待诏翰林原因之争”、“入长安时、次之争”、“有无归蜀之争”、“长流夜郎之争”、“生卒年之争”、“李白词真伪之争”等小目；每一小目下均对代表性观点予以开列、论述,细密而极具条理.在论述“《二十四诗品》真伪之争”时,除对否定派、肯定派、存疑派逐一梳理,还明确指出：“这是二十世纪结束前一次最激烈的争论,也是大陆改革开放后没有政治干预、完全在学术领域展开的一次争论；是在商品大潮冲击之下,古典文学研究处于低迷、缺少社会沟通的背景下,引起众多媒体和广泛社会关注的一次争论.因此其价值绝不限于对一部古代作品著作权的讨论,因为无论这次讨论有没有定论,它都是对我们今天学术空气自由度的一种肯定,对我们古典文学研究者如何与社会沟通、参与现实文化的创造、体现当代人文关怀都有有益的启示.”(页135)类似这样的极具识见的价值、意义评说,确有画龙点睛之妙.

在勾勒发展时段和演进线索的基础上,陈著还特别注重划分研究层级和类别,总结研究特点和规律.如论述“沉思纵深期的研究成果与特征”时,从八个方面详加解说,其中第四点将9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趋向分为横向拓展和纵向深入两个层面；进而细分为群体研究、体派研究、时段研究、地域研究、家族研究等不同类别,指出：研究者关注的目光不仅已拓展到宫廷诗人群、贬谪诗人、县尉诗人、唐末香艳诗人、襄阳诗人群落、湖州文人集团、大历时期江南地方官诗人群、晚唐两大诗人群落等,而且开始把关注的焦点由外在转向内质,由对作家生活时代、生平事迹、创作内容和风格的描述,转入作家心灵世界的探寻,探讨其创作的内因、情感变化和心路历程.由作品内容的分析转向内在规律如构思、结构方式、语言、声律、体裁等表达方式和集成、改造、流变等演进方式的探讨和研究.在指出研究特点和展示研究盛况的同时,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轻易放过,如谓9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以历史演进为线索表述的多,探求其文学流变脉络和规律的少；采用传统的‘诗-史’范式者多,探究作家心灵历程者少；由盛唐到中唐诗风流变研究者多,由初唐到盛唐和由中唐到晚唐流变探求者少：从社会学和文艺学角度对作家生平及作品分析者多,研究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心灵历程者少”(208页).当论及如何处理大家与小家的关系时,陈著对近来一些专家认为的“研究的布局有待进一步调整,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大作家和一流作品,并用大作家和一流作品的突破性研究成果来带动整个文学史学科的发展”的观点,既不一味赞同,亦不盲目反对,而是认真分析材料,用事实说话,指出：“从九十年代唐代文学研究的实际状况来看,‘大家’仍是研究者们重点研究对象,论文和专著也相对集中在十多位大家身上,而对中小家研究的文章并不多.唐代有三千多位诗人,目前我们研究到的包括接触到的不到一百五十位.”因而,在今后的唐代文学研究中,“我们一方面仍须拓展范围,加强对二三流作家的研究,以重视唐代文学的本来面目和续接流变中的残缺部分,另一方面要加大加深大家的研究层面,力求从他的全部作品、全部人生、思想全貌来整体把握,对他的理论主张、创作历程、艺术风格有一个深刻而独到的理解.”(页175-177)这显然已超越了一般的经验总结的层面,而将思维触角延伸到整个唐代文学研究方向的深沉思考上了.在陈著中,对研究现象的罗列、对经验规律的总结与对研究方向的思考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亦述亦评,评述结合,述的清晰,评的精当,是其显著特点.

对台湾五十年来的唐代文学研究,陈著亦作了全方位的展示,其中不少情况是大陆学者不甚了然的.在其纵向梳理的草创期(1949-1959)、承续期(1960-1969)、新变期(1970-1985)、多元、多变期(1986-2000)几大时期中,既系统介绍其学术背景及研究概况,又重点揭示其研究特征和学术地位,而对不同代群研究者师承脉络及研究影响轨迹的寻绎,最为精到.如谓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等论著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影响了台湾几代学人：从罗联添的《韩愈传》,王更生的《韩愈散文研究》,到何寄澎的《唐宋古文新探》、方介的《韩柳新论》、王基伦的《韩柳古文新论》、吕武志的《韩愈〈五原篇〉探究》等,都可以看出影响和承传的痕迹.(页259)苏雪林的《唐诗概论》,作为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部唐诗史和第一部断代诗歌史,1958年在台湾重印以后,作为苏先后执教的台湾师院和成功大学的教材,对六十年代叶庆炳的《中国文学史》产了直接影响：而其学术观念上的现代眼光,研究方法上现代手段的运用和中西交汇点上的独特视角,则对方瑜、张淑香等学者皆产生一定的影响.杨承祖的《张九龄年谱附论五种》,乃是杨氏享誉台湾学术界的开山之作,杨氏此后亦以考证人物行年为专长,这种研究方式也成为台湾学界后来者研究年谱的一种范式.“杨氏为人,慷慨倜傥,侃侃如也,亦能粉墨登场,选择行年考证作为治学之路且如此细密谨严,与其师从郑骞可能不无关系.”(页257)述学术渊源而兼及其为人,虽寥寥数语,却极具情韵,令读者于严谨的学术文字中感到一种放松和愉悦.

在对每期论著大量阅读和分析的基础上,陈著既对台湾研究概况进行全景式的扫描,复对代表人物和代表论著之特点作出精当评说,如谓台静农《论唐代士风与文学》等文“形成导向作用,而且其研究结论也带有开启性”；王梦鸥《初唐诗学著述考》则是阶段性的标志,其唐代诗学研究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不把重心放在最为世人称道的盛唐诗歌,而从初唐和晚唐入手.二是在研究观念上认为应改变一贯强调知人论世、着重文学背景探讨的传统作法,要重视文本研究.三是强调版本的比较,着力于考据等传统的基本功.四是其研究成果能给人启迪,触类旁通,有广泛的涵盖意义.至于罗联添、汪中、罗宗涛、杨承祖、阮廷瑜、黄永武、彭毅这批五十年代毕业的本科生、硕士,其承续传统之作亦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出入经史名家又多新见.二是研究领域还较狭窄.三是其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传统的实证方式.在论及罗联添代表作时,拈举其《韩愈研究》第三章的三个重要测断--韩愈早年友人李观为文不袭前人,韩日后倡导古文,主张“惟陈言之务去”,可能即受到李观影响；韩愈的诗歌散文成就,可能与好友孟郊及柳宗元的角力争胜有关；韩柳两家是世交,两人同倡古文,乃是承父兄主张加以发扬光大--认为“此论于前人著述中所未见,对后来者也有极大的启发.”均探骊得珠,切中肯綮.

两岸文化交流与唐代文学研究比较是陈著用力较多的章节.作者娓娓而谈,如数家珍：从1987年7月台湾当局宣布政治解严到九十年代初,两岸关系逐渐解冻,但文化交流尚处于无序状态.此一阶段盗版书横行,台湾研究者对大陆资料占有和使用上很不平等.一些大专教师和文史研究者,得千辛万苦地借重“海外关系”冒险夹带闯关,或向黑市购写,一时导致“几乎都偏爱大陆书”的台湾年轻学人“抄袭风气很盛”.至九十年代中后期,大陆学术资料“飞入寻常百姓家”之后,交流和引进已不仅是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引用,在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上也起到开阔视野、活跃思路的作用.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大陆学者一些新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已为台湾学者所接纳.如杨文雄的《李白诗歌接受史》是台湾第一本用接受美学理论来研究古典作家的专著,作者在《序论》中坦言：大陆学者陈文忠的《古典诗歌接受史刍议》“正是本论文所取资学习的立足点”；另如张玉芳的硕士论文《唐诗中的罪与罚--唐代诗人贬谪心态与诗作研究》(台湾大学,1997),无论在选题还是观点上都受了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的影响.台湾元智大学网上有篇对余恕诚《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的评论,认为“其学术视野的开阔和研究方法的综合,正为我们所短少,亦对我们有启鉴”(418页).

在分析两岸唐代文学研究之异同时,陈著用力尤夥,而其着力点则在于比“异”.通过对大量材料的爬梳考量,著者得出以下结论：大陆唐代文学研究的优长在于：1、古籍整理成绩卓著.2、学术论争较为活跃.3、研究角度多,覆盖面较广.4、唐五代词研究成果较丰.5、多宏观构建和历史学、文化学方面的思考.6、研究观念、研究手段变化较大.

台湾唐代文学研究的优长在于：1、海外资料丰富,学术资讯灵通,学术交流频繁,注意现代化研究手段的运用.2、多微观方面的思考,论文以小中见大见长.3、唐代散文和唐人小说的研究成果较丰.4、道教、道家与唐代文学的关系研究成果显著.形成明显不同于大陆的几个特点：一是研究者本体的位移.大陆学者皆从道教之外来研究道教,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而台湾一部分学者则深入其中,以一个学者兼道教徒的身份来体悟,站到道家的位置上来评估李白、贺知章等诗人与道士的交游.如台湾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的研究员李丰,身为内丹派的俗家弟子,在修炼中,爬过刀梯,练过高功,并进入了道的最高级别--第一级.因此在研究中显得很专业,体悟得很深.二是重视原始资料的积累,重视田野调查.三是研究的角度比较独特.四是注意多学科的配合.五是重视民间宗教和台湾地方宗教研究.六是着眼于历史却立足于当代,立足于当代乃至未来的人类精神和教化.5、唐赋和敦煌学研究起步较迟但进展较速.6、敦煌学研究富有特色.7、古典诗词的格律研究较受重视,成果较多.8、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女性文学研究成果较丰.

两相参照,各具特色,而双方之不足亦在不言之中.这种简洁而准确的评说,反映了著者文笔的洗炼,更反映出著者眼光之锐利.由此前进一步,陈著更就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作出宏观前瞻,提出了一些颇富启发性的意见.著者认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结构体系和理论构架--现代学科的生命力,取决于这样四个要素：学科基础的坚实；学科体系的科学；现实生活的需求；一个既结构稳定又开放交叉的架构.为达成此一目标,首先需建构独立、明晰的学科领域和稳定开放的结构体系.其次需进行科学多种的研究手段与中西文化的交流汇通.再次需参与现实文化创造,体现当代人文关怀.最后需张扬学术个性,重铸学术品格.由于著者本人即为近年来极为活跃的唐代文学研究者,深得个中甘苦；这些意见皆为其深思熟虑所形成,故能自成体系,鞭辟入里.

陈著原属2000年国家基金课题和台湾中华文化发展基金课题,为完成此一课题,陈友冰先生曾于1999年、2001年先后赴台湾研究院中国文哲所作学术访问和交流,为搜集材料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书稿出版时,文哲所为此专门召开了“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互动与互通--《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研讨会”,傅璇琮、余恕诚、莫砺锋三位大陆学者,罗联添、汪中等台湾各大学二十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给以很高评价.其主要特点,罗联添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曾加以精当的概括：一是宏观大体而又考察细微；二是把握要领,提取精华；三是平正通达；四是平心静气客观论述；五是为历史存真,深入揭示50至70年代大陆唐代文学研究各种情况.笔者完全赞同罗先生的看法,只是在其基础上再加延伸而已.当然,作为一部同时涉及海峡两岸文学研究的大著,由于涉及材料过多,书中难免稍有重复和漏误(如将罗时进《丁卯集笺证》之《丁卯集》误为罗隐集等),但从总体上说,已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我们有理由相信：陈著的出版,必将对海峡两岸的唐代文学研究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