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稳定性与基础话语找寻

点赞:10920 浏览:45677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16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当代文论话语转型,包含了这样两个思考方向:一是当代文论机制已经暴露出了内在危机,二是转型必须根植于文学现实.究竟怎么做学者、批评家都有自己的考虑.着眼于中国古代文论的丰沛资源,当然觉得“化古为今”顺理成章,既延续了文论话语的民族性、本土性,也可以冷静地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身份同化问题.拿来主义者自然也有很圆满的论说理由,“现代性”从现代文论扎根,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它早已是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一部分,而且“现代性”文论话语虽遭受了多次冲击,但它言说的有效性并未因“后现代性”的到来而必然终结.如果不固步自封,“化西为中”就是一个更近的文化语境,没有理由非得把当代文论话语危机的脏水一味泼向西方当代文论的译介和运用.重要的是理论的说服力,而不是理论家民族身份的殊异,这也是一个常识.

不管“失语症”的发问方式多么刺耳,近二十年来,鲜有批评实践转型的成功范例,这足以表明,关于转型的宏观理论规划已经到了不得不反思的瓶颈位置.那么,当代文论话语的重建,该不该从基础做起是不是需要寻求一个较稳定的理论支撑以及面向双重转换,有无能力介入文学现实,构建出一种具有一般适用性的本土话语机制来成堆的问题,既考验文论话语构建过程中个人化与普遍性、本土性与全球化、民族性与当代性的处理问题,同时也深关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切入点和方法论.

双重转换的限度

以今释古,或者以中化西,为的就是使当代文论话语能从20世纪80年代的西化状态中走出来,成为更贴近当前文学现实的一种言说方式.这一路“化”西的重建思路,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把握了中国文学现实与当代西方文论之间的某些时代性境遇:其一,语言学的转向走到新世纪的今天,随着福柯、德里达等理论家的相继谢世,解构语言中的权力话语也罢,通过语言的能指性、延异性,预示文学的无主体性也罢,文学语言的所指功能实际上被这些理论家送上了游戏之途.游戏性、无物性经过卡勒的矫正,又进行了文学惯例与传统的回归,这是卡勒《文学理论入门》的突出贡献.也就是说在西方文论话语悄悄改弦更张的时刻,中国当代文论并没有从福柯、德里达等人所创造的文论惯性中回过神来,他们基本上还兴致勃勃地复述着“解构”、“游戏”――后者一定程度上是一批“细读”式批评的操练程式.所以,近十年来,中国当代文论实践本身而言,经典化文本批评表面上有某种重提80年代启蒙话语的趋向,根本上却反映出的是语言所指功能被解构后的迷惘,这与细读式批评讲求还原文本事实,其实拒绝扩展为社会批评、政治批评是一回事.围绕语言命运的起起伏伏,共同的哲学认知是中西文论达到契合的主要原因.其二,人性命题的处理方式拉近了中西方文学创作的距离.“一体化”用来描述80年代前的整体气候,“众声喧哗”表述90年代,而“底层叙事”的低调变异表明,文学的政治企图已经被时代趣味弹回.当代西方文论话语,如果以伊格尔顿和卡勒反复强调的观点为例,至少说明西方文论关于人性的话语,基本是站在“关系”和“政治”背景的高度,而当代中国文论以形成强势姿态的主导话语为例,所做的主要文章是给形形色色的“国学”命名,甚至不惜丧失批评的应然批判性为“底层叙事”的转向寻找合适的美学外衣.研究新时代的人性命题是中西方的表面共识,区别在于当代中国文论越来越信奉高悬于头颅的“民族性”、“本土性”,以至于在关闭主义的指引下阐释人性内容,阐释后的人性内容变得复杂而封闭、丰富而邪玄.“关闭主义”就是那种把人性封闭在个体、或者就个体谈论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方法论.这一角度,“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不妨说就是在“化”西方话语的平台表现出来的中西文论的既相知又根本不知的地方.目前为止,感觉批评在百般地贴近文学创作现实,因为大大小小的批评话语基本都可以细化成民族性、本土性的诸多微观修辞.然而正因为话语的修辞化倾向,地道的文学现实势必有变成另一种功利行为的嫌疑,文学企图要观照的对象形成了对对象本身名符其实的掩盖.中西转换的难点也正在此.突破这一难点,仅仅停留在“转换”的理论要求则无济于事,启动实实在在的批评实践就成了实现转换的迫切需要.

相对于中西转换,以今释古就没有那么幸运.除了诗文评的远距离参照而外,古代叙事理论的匮乏早已在“现代性”的一再洗礼中亮出了苍白的面容.即便是古今转换的坚持者,如果适时地走出“纯文学”的幻想,抛弃学科边界的囿限,以今释古的困难恐怕还不止是颠覆了几十年苦心经营的“现代性”一条,批评话语本身就横亘着诸多无法通约的障碍.首先,价值观上,古文论是“尚用”观念,“文以载道”的政教功利主义,现代转化成了启蒙功利主义,讲求通过文学反映现实认识现实来促进社会变革的功利主义,其次,审美观念上,古文论在审美体验中寻求人生寄托,古人那里,文学的“艺术性”就是研究对象,现代转化为人的建设本身,即在自由、个性解放的维度再来谈文学的艺术性①.古今文化语境、历史条件、人学意识的截然不同,导致古今文论话语转换变得异常困难.诚然如此,但古今转换并不是没有带来变化,只是这种变化与中西转换带来的略有不同罢了.比如,有了民族身份认同的清醒,作家论和价值论以及思潮论中,多了一份贴近当前现实的努力,少了“进步论”的焦躁感.“庄禅之路”的古文论话语即便是经过改装,已经很难进入当代社会的门槛,古文论中被今人抽去了语境支持的“天人合一”、“得意忘言”、“得意忘形”等等.证之于当代社会人们的焦虑、压抑、分裂和不知所终、不知所是,在一个本不具有真正审美内容的时代,一定要强调文论话语的审美性诉求,这难道是当代文论话语的重建吗要清醒地看待古今转换,古今转换带来的变化就不具有本体性意义,它只在文论话语的知识色彩上,这与批评实践的现实功能还是两个概念.然而,要把这其中包含的内容展开得更充分一些,我以为古今转换论者所撕开的口子,在后续者那里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深化,或者并没有像当初构想的那样,即产生与文学现实结合的结果.

我以为问题的症结恐怕不能不归结到学科情结上来.批评的对话性、跨学科性和研究的多元化,已经提了近十年了,但是在我们这里,对话一般只面向西方,国内学科之间积极的对话向来比较谨慎,尤其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之间,我们见到的仍然是抬杠多于理流,论辩多于相互借鉴.这样的整体学术气氛,导致自建体系的研究多数时候反而显得孤立而缺乏活力.比如立足于古文论神韵说、妙悟说、性情性灵说的角度,提出“意蕴层次批评”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②.作者以《西游记》为例,认为“童话美的层次”可以打破原先非此即彼的“主题式批评”,变对不对的判断为童心未泯的生命体验,“神话审美层次”针对“民族性”的单调,神话释义的多义性使功利性的民族性根植得更深、意义更丰富,“宗教教化层次”显示作品现实性的厚度,等等.若作为一种方法,意蕴层次论的确便于展示厚重之作的多义价值和多样化审美意趣,但从批评的批判性而言,“层次”论似乎还远不如德里达等人的解构主义来得彻底,发掘意蕴上也不见得就胜过立足于文本的新批评和形式主义批评方法.更何况意蕴层次论一旦运用于当前文本,恰好与问题式批评相反,因为问题式批评总归指向文学精神的重振,而意蕴层次论则只能增加过度阐释的砝码.当代文论话语重建的深远目标,可能就是为了祛除过度阐释这个魅惑,而不是使简单的文本再度复杂化,这是由当今创作普遍浅化这个事实决定的.再比如在“世界文学”的尺度上,考据、论证中国传统文论所蕴含的人类普适性价值,继而把古今转换的立足点放到传达普世价值一维,借此确认当代文论话语的来路并提升其整体水平③.一方面,我认为当代中国文论无力问鼎人类普世价值的确是其式微的节点,另一方面,从人类普世价值观产生文论话语,和基于文学经验提炼出普世价值毕竟是两回事.一个眼见的现实是,当今文学及其文论的低层次局面,主要不是缺乏普世价值的理念,而是一而再再而三,被娱乐文化、消费文化、影视文化、网络文化同化之后,像卡勒判断的那样,文学已经无法于众多文本形态中显示其“语言的突出”、“语言综合的突出”了,文学或许还勉强保持着“审美对象”、“虚构”的特征,但很难说当今的文学及其文论话语是“互文性的或自反性的建构”④.普世价值话语在古文论中不难论证,在当代文论中恐怕先得进行一场深入的“自反性建构”,方可落实到文学实践中来.

普世价值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硬指标,这是永远有必要坚持下去的.但普适性批评证之以当今的文学实际,它一方面掀开了90年代以来文学达到了当代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的神话,另一方面当批评者动用普世价值打量现行文学创作时,并不必然利于从创作内部发现问题.市场对创作的召唤、消费意识对作家的收写、网络信息对精神性的消解,以及影视趣味对纸介书写的渗透,等等.这一切事实上已经改写着普世价值观的内质,也许文学中的普世价值需要在原来的定位标准上做深度转换,才能产生当代性意义.这一层面而言,被名之为“建构”的当代文论话语,多数时候可看做是五四启蒙乃至80年代新启蒙话语的惯性发展.作为有价值的思想话语资源,相对于发声于文学现实的文论话语之间,肯定地说,还只能是磨合阶段,摆在当代文论面前的路仍然是两条:要么离开文学把文论上提到思想话语轨道,要么继续“文学理论批评化”,文论下降到没有话语质量的书评、随感、喟叹等率性而为的纯个人化写作中去.近几年当代文学研究界围绕顾彬“垃圾说”的争论即是这一问题的集中暴露.顾彬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基于对中国当代小说语言的不满,他发表了“垃圾说”的骇人论断,然而对同一屋檐下的中国当代诗歌,顾彬却毫不吝啬地给予“世界一流”的赞誉.顾彬观点看起来十分矛盾,实际上一以贯之.他盛赞的诗人王家新、欧阳江河、翟永明、西川等,当文论界以“知识分子写作”命名时,正是着眼于他们写作的启蒙性和精英意识,也就是说这一路诗歌写作因为顽强地贯穿着“朦胧诗”遗韵,而不可能准确地照射出90年代至今的口语化日常诗语本身的问题,更遑论这一时段的小说状况.这一节点处,顾彬是我们的镜子,也是我们借以创造自己文论话语的契机.不幸的是,中国作家、学者、批评家完全视顾彬为民族“敌人”而不是“胡适之式的朋友”.有从几十年前访问德国所亲历的顾彬本人的傲慢翻其人品老底的,有从民族歧视角度论证其人其说代表强势民族优越感的,也有从外国人的角度蔑视其汉语水平和阅读面的.目前为止,还从未见到把反思放到语言上来重建小说语言理论的.这表明,十多年前的“失语症”到今天的“垃圾说”,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所谓古今转换其实就是转到封闭的传统文化,近几年遍地“国学”、张口闭口“子曰”,其实是“回到”古代的最极端化表征,而中西转换则更是给“民族性”提供了大放光芒的合法性口实,含混的“中国经验”⑤充塞于大量理论版面,“现代性”的话语锋芒早已刀入库、马放南山,当代文论好像一夜之间找到了民族的安宁和文学运行的方向.越来越远离当前文化语境的古文论话语嫁接方式,还是化古为今的当代文论吗越来越看重民族自尊心的中西转换,还是那个放开胸襟的“拿来主义”吗从精神话语重构的角度,不见得媒体批评话语,就一定比语境错位的回归更坏.至少,前者虽肤浅到底无意中暴露了当代文学的根本性不足,而后者则在铁肩担道义的民族话语名义下,把回避当前问题变得合理化、合法化.用福柯的概念,这种合理化、合法化的化古为今与化西为中,当某一天深入到人们骨髓里的时候,民族性、本土化的当代文论话语中,也许就真的看不到文学的本来面目了.


这时候,作为话语之一种,当代文学批评为避免与过去的重复,也为避免就事论事的琐碎,回到文学理论的惯例找寻属于它的基础话语,应该成为当代文论建设的逻辑起点.

文学理论与基础话语

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后理论”是文学理论重新聚合的时期.即当无中心、无信仰、无主体到了一个极点,原来的中心、信仰、主体性不可能再回到最初制定的意义坐标上来,但完全有可能重建自己的空间视野.于是小的、局部的、细节的,可能是“后理论”时代众望所归的文学理论内容.我的理解,这时候的文学理论是不是到了重新强调它的基本机制的时候了作为文学理论的前沿话语,文学批评不能不重返文学现场,把它对文学的观察、判断、预测贡献给文学理论,成为文学理论的公共组成部分,反之,文学理论只有提供坚实的基础话语,文学批评才能披荆斩棘,深入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而不被同化,始终成为关于文学的理论.这也就意味着,文论话语重建就必须在这样两个前提下展开:第一,文论话语重建既然为的是保持对文学的发言权,也就仍然应该围绕“文学是什么”来思考,这就需要超越本质与反本质的二元思维,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互通的桥梁,避免本质变为普遍性“真理”的僵化,也警惕“反”字打头的飘忽不定、怎么说都行――相比本质主义,对文学基本信念的否弃或许更致命,第二,不是阐释文学的基本构成,是界定基本构成与其他所有文本形态的区别,或者“突出”于其他文本形态的特征.

由“文学是什么”的追问,一变而成为“理论是什么”.既表现了文学理论经过理论、后理论洗礼后的危机感,同时也是对有无“元”理论的相当犹豫的探测.用“元”理论重新规划当代文论话语的质地,这是带有浪漫色彩的话语想象.既然文学理论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乃至民族学、人权身份等等命题中一度遭到肢解和利用,现在需要构建的小的、局部的、差异的、个体的文学元素,就不可能是本质主义占主导话语阶段的模样,它必然是充满辩证、致力于区别的基础话语⑥.强调文论基础话语,就是对它的内涵和底线重新规划的工作.一方面这个基础话语负责跟踪搜集不断出现的文学经验,以确保文论对文学现实的持续说服力,另一方面,之所以是基础话语,是因为在文学行进的莫测征程中,并不是只对经验格外感兴趣,通过对综合文化网络中文学经验的搜集,使来源于存在主义哲学、生命哲学、人本哲学的诸多非文学的东西远离文学,留下其中能标举出文学自身能量的话语形态.文学不可能脱离以上诸种哲学命题,但文学对哲学的思考只能是文学的方式,否则,关于文学的理论就很可能仍然是“理论”的最一般化著述.在卡勒那里,“理论是什么”就是关于文学理论是什么的问题.他把一系列没有界限的评说天下万物的著作,主要是文学作为体裁的理论拉回到了我们需要仔细回味的层面.他说,“理论既批评常识,又探讨可供选择的概念”.它对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前提或检测设提出质疑,对任何没有结论却可能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提出质疑.比如“意义是什么作者是什么你读的是什么‘我’,或者写作的主体、解读的主体、行为的主体是什么文本和产生文本的环境有什么关系”⑦

诚然,卡勒的这些问号,若与童庆炳的“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及以前著作一对比,好像把卡勒的问题理解成解构主义并无不对.比如“意义是什么”,传统“功能论”关注的首先是人们有文学的需要,即便这个“需要”并不全是把人在文化时空中的诸种影响因素都考虑进去才做出的判断.然后自然引出文学意义的诸多条款并分别详细分析这些条款.文学批评的职责就是从文本中逐一抽出各种意义,或者参照各种意义把不符合的苗头打下去.而卡勒“为什么”的追问其实并不是一下子跨过这些本质主义问题,他一边保留着本质主义应有空间,一边始终不忘记给本质主义划定的疆域拓展更广阔的领地.这个不断拓展的眼光,把“不可重复性”的文学意义,和虽有不同程度重复,但生成性总归压倒惯例演绎的话语再创难度真正推到了时代的前列.这是我认为,国内长达十多年的双重话语转换之所以貌似不丢传统、不被异族话语同化,而且虽都在挖掘文学实际上有共识,但文论话语重建的曙光迟迟不肯见天日的根本症结所在.一片解构声中不能不面对的无聊⑧,为创造话语形式而绞尽脑汁的死板,都表征着现时代文论话语重建实际上应该走向陈述和分析,而不是命名和归纳.

基础话语的“基础”毫不含糊,首先具有“说”的性质.说有说明、提醒的意思,更有论说、发现、预示之意,当对一种概念所框定的事实实施陈述、分析,话语达到饱和,不足以见证说话者新生的经验之时,已成事实的文学故事、情节、人物性格、文化气息,终结于说话者、论评者的地方就是另一概念启动的地方.换言之,论评者言说一种文学事实,他的主要参照是他对一切可见文本“阅读”之后的比较和区分,另一概念这时候实际上是关于某种“不满足”的勾勒、想象.这种不满足感在清晰化的过程中,反过来构成了文学和文论“自反性建构”的基石.

所以,除了“说”这种形式以外,说的质量何以产生,即是什么决定说者既不重复过去众多的说者,又不单单是个体的絮叨、宣泄只强调批评的批判性显然还远远不够.“底层叙事”最能说明问题.本来底层文学的意图在于,呈现现实的尖锐问题,并通过对底层者处境的介入性叙述,拓展文学的空间,推高文学回归时代思想前沿的水平.众多批评家的反复审视表明,文学的企图也罢,文论的雄心也罢,追问到最后,这一套话语系统可能仅仅是80年代新启蒙话语的高级重复,历史境遇已经剥夺了批评主体的言说合法性.谁在叙述底层你叙述的底层还是那个底层吗2004年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的去世,詹姆逊“永远历史化”在中国的浓重登场,顾彬带着他的“垃圾说”到中国文学现场寻求支持又不得的郁郁寡欢,等等.底层话语似乎一夜之间实现了方向的转移,不再甘于阶层的拷问了,回头以文学的形式着手整理国故、倡扬中国儒学,就这样取代了底层与高端之间的紧张对峙.如此一路过来,批判性话语如果不强调主体对浮皮潦草的时代文化症候的穿越,它就仍然无法摆脱其他话语的牵制,不可能既保持文学的机制,又提供文学理论合法性存在的充分条件.把批判性等同于解构,而解构的终极又指向文内话语的背后阴谋.文学话语与文论话语在目的论上始终是相互攻讦、挖苦,这一情形典型地反映在国内批评家对福柯和德里达话语运用的态度上.文学作为理论材料的过程,就是文学现实被一次次刻意放大、或者缩小的过程,批判性并不是针对文学问题,是作为一种知识的繁殖来使用.

因为凡文本都解构,实际上等于我们已经陷于地道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泥淖而不自知.福柯与德里达关于文学的贡献――在常识的航道上所做的微妙突破,并没有被批评家真正正视到.至少我是先理解了卡勒回过头才对这两位哲学家在文论话语上的努力产生深切体悟的.而我体悟到的这一点,不过是对以往文论话语因“饱和”而来的“不满足”,是我所谓从一个概念自然进入到另一概念的基础性言说.

比如,福柯从“性”到“性理论”的过程的确极其复杂,有好多话题转折.但是卡勒拎出来的关于文学的理论话语却并不晦涩,它指向了两个方向:一是就过去文学写“性”的经验、意图而言,“性”成为“性理论”,从中可以看到权力无处不在,“你认为自己通过提倡性而抵制了权力,但事实上你却是不折不扣地按照权力规定的条件行事.”因为文学是关于性的,文学是众多可以使性的理念形成的领域之一,“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对一种思想的支持,即人的最深层的身份是与他对另外一个人怀有什么样的联系在一起.”⑨ “性”到性话语,解决的就是道德批评的瓶颈问题.二是就未发生却必须到来的文学来说,性话语呈现了“性”与权力之间的张力.由于这个被称为“性”的东西似乎是存在于权力之外的,“是一种社会力量企图控制,却又无可奈何的东西,所以,看起来权力也是有限的,全然不是威力无比的(它连性都无法驯服).”⑩那么,当“性”成为叙事文本的主体,其实是削弱了文学与权力之间的张力关系,并且,如果不知话语的饱和,仍践行前一阶段的解构法,批评会马上变得毫无意义.再比如德里达的“替代物”,德里达所谓“文本之外无意义”,用一句话完全可以概括,不外乎通过把“替代物”变成“符号”,然后“符号”延宕了事物的存在感来显示“一切事物是从中间状态开始”.但是这个概念并不是冲着“事实本身”而去的,它的理论意义在于,启示人们如何追索在文本之内,“有更多的文本、更多的符号和没有终结的补充物的链条.” “补充物”取代“象征”、“隐喻”,反而不是文学性的降低,不妨说,正是文学性不断增值的“内部研究”方法论.一定意义上,是对艾柯“过度阐释”、滚雪球式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具体限制.

福柯的“性话语”与德里达的“替代物”(或“补充物”),作为西方话语之一种,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启发在于:第一,在话语权力和解构思维的背后,还有一个对文学理论规约之下文学元素的基本尊重.就是说,他们产生的这些话语既是对既往文学理论延伸的结果,也是应文学现实进而对现行批评模式的挑战,因此这些话语一照射文学,就激活了另一思维,使文学的惯性叙述立刻暴露.既往文学理论在“文学是什么”的阐释中,“性”作为题材、情节、故事加以规定,批评话语能否解释“性”,取决于批评主体对道德、的理解.而当性成为性理论、性话语,虽然性还是原来那个性,因为这是基础.但在道德、之外,性本身对既成秩序的批判与反批判,就是性描写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话语就解决了文学性张力问题.第二,从人物、替代物到符号,虽然只一步之遥,但当这些话语超越具体文本,行驶批评职能时,批评主体就不再是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或者魔幻、荒诞等等框架内言说.批评主体是在超越二元思维的基准进行审视,并且一切的论说都将在文本之内完成,这是文论话语的自觉,也是批评主体自由精神的体现.

对照之下,国内最新出版的一批文学理论著作(教材),还不能说在文学理论与批评话语生产之间有多少必然联系.要么“主义”很明确,就是为了“反”什么,要么专注于文论话语的收集与综合,倒是相当全面,可是因为缺乏个人话语的有效建构,人们很难踩着这样的文学理论,走向文学运动的前沿阵地,文学批评就很难获得“接着说”的理论勇气.

我强调文论话语来源于文学理论的照射,是基于对当今主义泛滥的警惕,也是基于对文学信仰的不动摇.但现在来看,有价值的文论话语一方面需要警惕概念化、术语化,一方面还必须从一流的作品中提炼和产生,如果说批评家个人不可避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片面,那么,基于一流作品的整合、化解,适用性较强的个人文论话语理应具有“片面的突出”的意义.

本土话语的生成

渗透批评家精神成长足迹的深度困惑,或者兴奋,即那种无法割舍、无法拥戴可又切切实实镶嵌在主体生命履历中的总结,是一般文学现实对文论话语的呼唤,也是文论家借以提炼统领性文论话语的土壤.

1989年至今是后现代性登场,并且分别由解构批评与新历史主义承担批评重任的文论段落.通常认为,“自我”与“现实”的解构终结了现代性.这里,余虹把我们经常使用却很少辨别的话语源头――也就是不去在乎话语内涵的批评惯性以“元话语”与“派生话语”端出,现代性话语背后的逻辑的确不再那么严丝密合.现今仍游走于现实主义框架之内的“真实性”,由“马克思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元话语派生而来,革命工具论就成了其基本理论样式,“它的中心词是‘现实’,其艺术表达式是‘文学再现现实’”,由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元话语派生而出的“审美浪漫主义”,是审美文学自主论的主要理论样式,“它的中心词是‘自我’,其基本表达式是‘文学表现自我’”.完成元话语与派生话语剥离的是“朦胧诗”诗人、诗论家,另外,1990年代陈晓明、张颐武等批评家对“后新时期”的宏观论述,也成为了现代性终结的始作俑者.如此文论转变,“回到文学本身”就是强化语言的狂欢化,狂欢化文学话语同时成了衡度生命是否自由的标准.这既是中国解构批评提出“审美认识论”的前提,也是其最终丧失话语能力的原因.因为,“语言”、“生命”表面上反抗的是“现实”、“自我”,但这样的文学自主论实际上有个文学主体论在背后支撑,这就是“文学的介入”的内涵,即新历史主义批评登场的语境.文学由语言游戏与生命体验走向新历史主义,文论话语一度陷于瘫痪.一方面,解构批评意识到需要建构,可是抛出的审美认识论,多数时候并不是按照批评主体的意愿行事,赋予市场意识形态构造的新现实以一种美学形式,这就等于放弃了批评的批判性,另一方面,确立批评的主体地位,一定意义上是对来自社会学的经验的深入,诗学所要求的神秘生命体验与社会学经验之间的紧张叫板,即另一批评家耿占春所谓的制度化谎言――精神主体时时遭遇到的“屈从”、“沉默”、“被迫”,审美认识论因缺乏主体性的自觉,批评话语只能暂且寄存在一种“渺小的、私人性的、经验性的、瞬间即逝的” 感觉世界.这个角度,新历史主义批评话语与解构批评话语,除了体察文学现实的真诚不必质疑以外,文论话语的建构上,无疑的,它们都从不同的出发点走向了相当一致的虚无主义.

能否在诗学所要求的现实与社会学已经显示的现实之间,给当代文论的出场打开一条话语缝隙解构批评与新历史主义批评所试验过的地方,拉开一定距离看,我宁愿看做是对一般性文学现实的描述,因为拯救如此现实中的文学,这些判断不可能具有操作性.置身如此文学现实、操作性的文论话语,要么走向面对自己的独语式诗家语,要么散落在随感、杂文的字里行间,充任时代文体的注脚.对于小说―― 这个仍靠思想容量征服读者的文体,事实证明,小的、私人性的、地方性的和日常经验性的,只能制造雷同,而无益于精神性、经典性、性的提升.至少在中西叙事经验结合的理想程度上,趋于琐碎的、私人内心的文论话语,恐怕很难既体现中国本土已有的叙事成果,又利于引进西方合适的方法论.

这个角度,要把有用的西方叙事方法与已有中国叙事经验结合,准确地说,是用西方叙事方法照射中国传统叙事经验,让有价值的叙事经验发挥当代性意义――我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双重转换”,是传统叙事找到了它再度焕发生命力的时代机遇.《红楼梦》叙事,就是一个有必要重新审视的资源.

《红楼梦》在每个时代都会有该时代愿意接受的资源被提取出来,近十年来,它显示的主要就是人性问题和人物态度问题两个方向.对于前者,以《红楼梦》书写的“通常之人情”与“旷世之悲剧”之间的张力,来批判现如今小说是非道德心太重,无法实现超越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之上的精神关怀,这是价值论,对于后者,《红楼梦》“摆事实”的白描经验、成功的对话,批判的是当前人们对人物性格的漠视,以及理论批评对人物塑造莫衷一是的认知,这是局部修辞论.无疑的,无论超越二元对立的人类性,还是写实主义要求的真实效果,《红楼梦》都是被作为精神标志和写人的典范来看待.具体情况而言,这样一对一的批评的确有很强的说服力.但《红楼梦》作为人物叙事的方法论,其实宏观精神参照和微观实证分析都容易得到局部修辞,而忽略整体的叙事架构,反而给人破碎的印象.不完整叙事,也就不好发挥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红楼梦叙事》1998年出版,历时四年的写作也就可以推断,该著至少于1993年左右开始酝酿、案头准备.而中国文论话语“失语症”,则是1996年提出的.这个时间说明,比之双重转换热烈讨论的1998年,即到底古今转换好,还是中西转换好的宏观预测阶段,王彬已经将理论落实到实践中来了,并且是那么成功.说这些,当然不是替王彬争夺话语权.说这些,只是强调,《红楼梦》所蕴藏着的叙事理论,它不是自明的,也不是自能产生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危机是其孕育的文化背景,这是其一,其二是成熟的西方叙事方法充当了恰当的助产婆角色.王彬的道理正在于此,“我在九十年代初,开始对叙事学(narrative)发生兴趣,颇想在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得到某种印证.要印证,便要选择对象.最好的,自然是《红楼梦》.因为它的本文(text)最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说得很清楚,没有西方叙事方法似乎不大可能有“红楼梦叙事”.“从《红楼梦》的角度看,源于西方的叙事学也可以成为某种印证的对象.这就是说,叙事学与《红楼梦》,可以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反而又相成地进行讨论.” 这是说,用西方叙事方法印证《红楼梦》不奇怪,《红楼梦》反过来讨论西方叙事方法,证伪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难的.否则,不会有红楼梦叙事.

我以为“叙述集团与主叙述者”、“漫溢话语”和第七章“动力元”,属于红楼梦叙事,是代表性本土文论话语,也具有指导《红楼梦》之外文本的一般适用价值.

所谓叙述集团,是就主叙述者的多重身份来说.主叙述者分担不同层级的叙述内容,形成相互提供的叙述“等级制”话语团体组织.高层的叙述者“提供”低一层次的叙述者,反之,低一层次的叙述者导出高层叙述者.在这个严密的言说连锁反应中,主叙述者一直或明或暗现身,这就保证了叙述内容的逻辑性.《红楼梦》的叙述集团包括这样几个人物:其一,那块顽石.其二,空空道人.其三,吴玉峰.其四,孔梅溪.其五,曹雪芹.其六,脂砚斋.主叙述者始终是顽石.叙述集团与巴赫金的“杂语”有什么不同呢巴赫金的杂语,说到底是一种语言修辞,叙述者(实为隐含作者)通过渗透他人意向来折射作者意向.“这个语言的基本部分,被卷进了不同人物之间的观点、评价、语气之争.这个语言充满不同人物相互争斗的意向,到处出现分化,这个语言星罗棋布地渗透了他人意向的词语、字眼、提法、定义、形容语,作者并不完全同意这些他人意向,但却通过这些他人意向来折射出自己的意向.” 杂语运用得好,利于体现作者复杂的思想根源,它的价值在于,增加语言的思想浓度,使叙述人变得立体而多重.但杂语者,因为角色的固定,情节推动势必迟缓,并且杂语的纵深发展,小说的故事性可能会越来越稀薄.叙述集团则不同,高层次叙述者提供低层次叙述者,或者相反,都是为了保证情节能滚雪球般壮大,故事性总能在主叙述者变换的人称中保持相对稳定的因果关系,繁复中呈现出明净的底色,神秘而可把握,正是小说令人回味的魅力.这对因果律压倒宗教情怀、听他人故事胜过自我心灵辩难的中国读者,无疑是量身裁制的叙事学.离开《红楼梦》,叙述集团可以解决现在小说故事花哨但情节单一的普遍性不足,也可遏止人物叙述无休止的“话语狂欢”风气.有了叙述集团这个话语方式,那些长度有余而厚度不足的理论问题也许就变得微观多了.

文学理稳定性与基础话语找寻参考属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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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对漫溢话语有以下几条界定:第一,叙述话语有两种作用,传达内容与疏离故事.后者只满足于话语自身,可以称之为漫溢话语.第二,《红楼梦》中秦钟之死可以视为漫溢话语.第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的漫溢话语主要用于调侃.第四,漫溢话语是一种生命的表现.前三者好理解,关键是漫溢话语既然是废话、扯淡,何来生命他举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为例,说90%的文字,若用话语而不是故事来衡量,当然是叙事的“奢侈”,因为小说不是故事.没有话语便没有小说.而对于故事来说,话语纯粹是一种浪费.“因此,从故事的角度看,写小说就是写废话,写漫溢话语则更是写废话.”这也许是《追忆似水年华》仍被人们争议的地方.漫溢话语之于《红楼梦》,至多是一种调侃、一种润滑剂,“使得情节暂时放松,使叙述的节奏更为分明”.《追忆似水年华》与《红楼梦》究竟哪个是生命的矜持、有度哪个是放纵、宣泄不仅是语境问题,更是人生观、世界观问题,有了漫溢话语这个批评武器,再进行深一步的探查,应该不难.

红楼梦叙事能成为独立于西方叙事学的一点,莫过于“动力元”.动力元的终极目的,“是推动本文变异的因素”.所以,这些因素可以是叙述者,本文人物,也可以是构成本文的基本单位――句子、词或词组,在中文中可以到字.也就构成了自身的叙述形态,即叙述者动力元与人物动力元.当动力元是前者时,便呈现一种外部检测象,反之,来自本文人物,便呈现一种内在的幻觉.虽说本文人物动力元是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小说的一种普遍现象,但两者交叉使用,形成一个系统,构织成一个高度拟生活、细化到“日”的时间世界,这种文本效果恐难以“陌生化”、“不可靠叙述”、“隐含作者”等流行西方话语来解释.王彬的这个发掘、发现与概括,实在弥足珍贵.

所谓动力元系统,在对比《水浒传》、《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等叙述机制时体现出来了.红楼梦叙事多重动力元星罗棋布,尤喜欢用次动力元、辅助动力元和非动力元(背景),而《红楼梦》前的小说,动力元多而次动力元以下的少.情节变化大而叙述快捷,故这些小说可判定为情节小说,《红楼梦》正是因为善用动力元以下的动力因素,诚如鲁迅所言是“人情小说”――王彬通过动力元因素分析的结果,反过来从理论上解释了这一点,是性格为主的小说.明白了这一点,深究下去,曹雪芹的精湛艺术感觉,就具有许多可以鉴今的理论意义.比如都是同样的目的,避免故事的偶然性与外在色彩,他绝不重用一种方法.比如有时用小人物作动力元,来制造大的情节,但绝不多用,用过即弃,这是其一.其二,用文内人物带出文外人物,用文内人物消解文外人物,其三,以上情况不足以顺利产生时,利用陌生化与不平衡制造动力元,然后继续让动力元起作用.曹雪芹是否如此动用心思、结构谋篇,似乎不好说.但有了王彬这般的建构,无法不让人佩服文论话语的魅力,而暂时忽略文学话语的额外意义.

建构当代文论,就是建构一种富有魅力的理论话语来对抗文学的沉浮升降,这是文论的本体,亦是文论话语的最高境界.在这层意义上,我理解,无论深入当今的文学现实,还是继续高扬文学的精神性、经典性、人文性和性标准,如果把对文学现实的把握只理解成有一份病开一方处方的疗救措施,那么,除了无尽无休的叹息,剩下的或许还是私人的、经验性的和内部的.一些完全正确的精神性指标,如果不能化为方法论,重复得多了,因噎废食的情况终会出现.

由红楼梦叙事可知,文论话语建构首先是、必然是发端于个体的方法论,《红楼梦》研究汗牛充栋,叙事研究却乏善可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另外,红楼梦叙事限于文体,不可能适应于一切文体的文学,但其他文体的文学应该也有类似文论话语深藏其中.这表明,西方学术仅仅是一种视角,建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必须从中国实际发力,可以避免走许多弯路.当然不是说贴近文学现实就一定有效,深刻地介入并最终能走出那个现实,文论话语才能产生.这意味着现行价值论、主体论、风格论、文体论等等需要一次方法论的转移,文内研究空间或许才能打开.

【注释】

① 赖大仁:《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与“同构性”问题》,见《当代文学及其文论:何往与何为》,100 ―103页,江西高校出版社2008年版.

② 相关理论描述参见顾祖钊《论文学意蕴层次批评方法》和《论古代文论的现写作技巧论建设意义》,分别载于《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5期和《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5期.

③ 殷国明《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初论》和《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再论》两文,企图在普世价值的维度建构当代文论的话语方向,有详细的论述.殷先生的观点本身是相当有价值的,我只是基于现今文学及文论的状态持保留态度.殷国明文章分别载于《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和《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

④⑦⑨⑩[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30―36、5、9、8、13页,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⑤ 详细论述可参见拙文《“中国经验”:越来越含混的批评路线》,载《文学自由谈》2009年第5期.

⑥ 伊格尔顿用“基要主义”,一种暂时性的没有理性的当代思想,来描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认识.认为后现代主义的这些文化现象,使意志力削弱,使主体性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也使理想主义落马,这可以看出,本质主义是他批判的基本主题.但他对反本质论者的批判似乎也很激烈,认为反本质主义论者最害怕的是自然性的变化,比如死亡是自然事件,种族疾病是自然事件.基要主义的那种基于每个人的某些基本的信念、基于自己的那种可以称作生活方式的根本的东西,只能是我们建立基础的基础,否则,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任何态度,恐怕只是一种理论推演.参见[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182―191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⑧ 文学史家陈平原的感受大概具有代表性,他说“九十年代以后,我们懂得了福柯,动不动往权力、往阴谋、往宰制方面靠,每个人都是火眼金睛,看穿你冠冕堂皇的发言背后,肯定蕴藏着见不得人的心思.不看事情对错,先问动机如何,很深刻,但也很无聊”.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132页,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12、13 余虹:《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253―287、31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16 王彬:《红楼梦叙事》,1、177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年版.

15 [俄]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10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牛学智,供职于宁夏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