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兆阳:何直文章惊海内

王培元,1955年生于青岛,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著有《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荒野上的蔷薇》《曼陀罗小集》等.

大型文学杂志《当代》编辑部,在现代文学编辑室的楼下.我刚到人文社时,《当代》主编是秦兆阳.我曾问一个老编辑：“这个秦兆阳,就是当年写《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署名‘何直’的那个秦兆阳吗?”他反问道：“那还有错吗?”

1986年4月16日,人文社在北京饭店举行庆祝建社三十五周年暨“人民文学奖”颁奖大会,秦兆阳也出席了.他是获奖者,获奖作品是1984年在人文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地》.他坐在台上,人瘦瘦的,头发花白,戴着深色镜框的眼镜.只远远地看过他这么一次,此前此后,楼上楼下,竟未谋面.

1985年秦兆阳离休后,不再担任副总编辑职务,虽仍然是《当代》主编,但很少到社里来,就再也没有和他见面的机缘了.

在友人和同事的印象里,秦兆阳“瘦长身躯,一脸深沉、凝重、寡言；常爱侧身枯坐于不显眼的地方,不惯或不肯在人前抛头露面”.他“性格内向,郁郁寡欢,难得有快乐的时候”.

有人注意到,在社里的一次业务性会议上,他“动作颇拘谨”,“抽着烟,很留心地听着别人的议论,目光随着发言人的转移而转移,而他自己却迟迟不讲话”.在1979年人文社召开的中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也发了言,“声音徐缓,温厚谦和,没有文人堆中常见的慷慨激昂之词”.

1980年1月,他和几位作家去云南和海南岛访问.一路上,他总是以一个姿势坐在汽车的前座上,默默地吸烟,两眼专注地凝视着窗外,别人的欢声笑语,根本引不起他的一点兴趣.

虽然,他在1979年第三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书记处书记,但他不参加作协书记处会议,也没出席过人文社的党委会,从不参与社里的行政事务.给他专门准备的社领导办公室,他只去了两次就再也不去了.挪威奥斯陆大学曾请他去讲学,他婉言辞谢了.有一次作协安排他到意大利访问,他执意不去,此后出国的事他不再与闻.

就是这个在众人眼里性格内敛、寡言少语、面容清癯的秦兆阳,在五十年代那个多事之秋,曾经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成了一个万众瞩目的人物.

1916年他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贫寒的乡村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性格就很倔强,因此乡亲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板大先生”.他说自己有“呆气”、“板气”,“又硬、又呆、又傻、又怪”,“傲视一切富有的人和势利眼的人,傲视金钱,甚至傲视一切的人情礼俗”,“对失败和挫折基本不后悔”.

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时,他的书桌上有一字幅,写着“毁誉不计,荣辱自安”八个字.书房里挂着他自己书写的一副对联：“犹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岂由之.”这正是他的人格和襟怀的写照.

《大地》的责任编辑彭沁阳告诉我：“秦兆阳人很质朴,不喜欢虚的浮的花的不实在的东西；和他在一起,心情特放松,他愿意听你讲话；别看他平常沉默寡言,其实内心特别有,只要看到好稿子,一下子就会激动起来,不管不顾的.”

一次,一个作者的稿子他刚看了一半,就兴奋不已地给编辑部同事打,请作者马上到他家去谈谈.有时,他给作者写信,一写就是三四十页.看到了一篇好稿子,发现了一个新作者,对他来说,是最愉快的事情.他说过,自己“太爱激动”,“爱思索爱放炮”,并认为这种性格,和自己一生的遭遇命运多少是大有关系的.他后来的遭际,似乎给那句名言“性格即命运”提供了一个注脚.

1949年,他担任了刚刚创刊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小说组组长.1955年风时,《文艺报》进行改组,他被调去担任常务编委.当时,《人民文学》的主编严文井,由于在1954年3月号的杂志上刊登了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受到了批评,情绪低落,想撂挑子不干了.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找到萧殷,请他到《人民文学》做副主编,但萧殷一心想搞创作,没有同意.刘转而又找秦兆阳,让他来干.秦兆阳答应了.

被任命为《人民文学》副主编的秦兆阳,1955年11月,从《文艺报》又回到《人民文学》杂志,似乎注定了他与《人民文学》有割不断的纠结.这真是历史的复杂和吊诡.

不久,人们便对这位主持编务的三十九岁的副主编刮目相看了.

在编务会上,他以一贯的平和语调,却不无豪迈和地宣称：要把《人民文学》办成像19世纪俄罗斯的《祖国纪事》和《现代人》那样的一流的文学杂志；编辑要有自己的理论主张；编辑部要有共同的明确的思想倾向；要不断地推出新人新作等从1956年5月号起,设立了“创作谈”等新栏目,还亲自撰写“编者的话”（后改为“编后记”）,一步一步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据说,他曾对编辑部同事表示,“如果办一个可以由自己做主的刊物,我可以再干十年二十年,甚至当一辈子编辑等”还说过：“我若是别林斯基,你们就都是杜勃罗留波夫.”

1956年秋天,他起草了一份锐意革新的《〈人民文学〉改进计划要点》,共十八条,其中第一条是“在文艺思想上,以现实主义为宗旨；但在发表作品上,应注意兼收其他流派有现实性和积极意义的好的作品”,而没有只尊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四条是“提倡严正地正视现实,勇敢地干预生活,以及对艺术的创造性的追求”,明确提出了“正视现实”、“干预生活”的主张.秦兆阳本打算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刊发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作家协会也曾印发出来,以供人们研究.然而,上述文艺思想和创作主张,并未得到作协领导的首肯和支持,刊发出来的想法也被制止了.

但是,主持编务的秦兆阳,仍然在实际编辑工作中,殚精竭虑地思考筹划刊物的改进问题,努力落实改进计划的思路.为了得到作家们的帮助和支持,在北京举行了数次作家座谈会.还委派了几个编辑,到各地访问作家、征求意见、组稿.这一年的《人民文学》,连续刊发了《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刘宾雁著）,《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即柳溪著）,《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著）,《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秋耘即黄秋耘著）等受到广泛关注和引起热烈反响的创作和批评作品.杂志的印数一年内由十几万份增加到近二十万份.他主持编务的这一年多,被认为是《人民文学》最好的时期之一. 1957年的《人民文学》,继续锐意改进.7月号推出了“革新特大号”,发表了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等小说,穆旦《诗七首》等诗歌,沈从文《跑龙套》、端木蕻良《传说》、汪曾祺《星期天》等散文,果然面貌一新.而此时,对“分子”的反击战役,已经发出了动员令.

“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 的口号给创作带来的消极后果,早已引起秦兆阳的不满.1953年6月,他就把自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分析小说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八篇文章,结集为《论公式化概念化》一书出版.

1956年5月26日,部长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代表向知识界的两千名代表发表谈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6月上中旬,作家协会党组两次开会,研究如何贯彻“双百方针”,要求作协所属刊物带头鸣放.

在会上,秦兆阳发言说：“作协的刊物不宜草率应付,应该善于提出像样的学术问题.但要带头写这样的文章,很难.关于文学创作问题,我多年来积累了一些想法,想写,却不敢.”

刘白羽听了,很高兴地说：“写嘛,写出来大家看看.”

“重大政策出台了,作协不能没有声音,没有反映.”与会的文艺处处长林默涵也说道,并认为“这是对主席的态度问题”.

对写文章鸣放的事,秦兆阳很慎重,没有马上动笔,而是在会后邀请《人民文学》的编委葛洛、何其芳、吴组缃、张天翼、严文井,专门进行了一次讨论.他们聚在何其芳家里,就此谈得很热烈.秦兆阳主要谈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及“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方针在文学创作中造成的种种弊端.何其芳讲到“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问题解决不好,对贯彻“双百方针”非常不利.严文井提到艺术规律问题、现实主义问题,很值得思考研究.

编委们的看法,使秦兆阳鼓足了勇气,最终下了决心.冯雪峰1956年11月在文学期刊编辑会议上的讲话,也给了他很大启发.冯尖锐地提出：“苏联文学的根本问题是教条主义”,苏联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相比,缺乏后者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还指出：“历史上伟大的作家们促进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我们丢了”；“我们的文学变成软弱无能”,“没有很好地反映今天的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问题,作家是看到了,但不敢讲话,思想有顾虑”；“文艺作品表面歌颂,不去反映新的困难”.

在小羊宜宾3号的一间斗室里,秦兆阳冒着炎热,挥汗如雨,赶写出了几万字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草稿.

先请另一位副主编葛洛看过,提了意见.经润色加工,题目改成了《解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后在编辑部内传阅,征求大家的意见.秦兆阳接受了一位编辑的建议,文题仍叫《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副题为“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

文章又呈送周扬、刘白羽等人阅示,他们看后,并未明确表示赞成或者反对.七八月间,秦兆阳专程去北戴河,对此文做最后的推敲、斟酌.之后,署名“何直”,在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刊出.

这是一篇声讨教条主义的檄文,对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尖锐、大胆、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质疑.文章剖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的“不够科学”和“不合理性”,及其对文学创作造成的严重危害,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必须首先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它所达到的艺术性和真实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表现的思想性的高度”,“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性和倾向性,是生存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血肉之中的”.

周勃在第12期《长江文艺》上,发表了题为《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的文章,呼应秦兆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质疑.

而《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在第24期《文艺报》上,发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一文,对秦兆阳及周勃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取消当代进步人类的一个最先进的文艺思潮”.

对于这样的批评,秦兆阳觉得无法接受.没想到自己响应党的号召,贯彻“双百方针”写了篇文章,却引起这么大反响,竟被当成了政治性的问题.他感到,心里像是压上了一块大石头.

1957年1月,秦兆阳请检测离开了《人民文学》编辑部.他想集中一段时间,好好学学哲学,深入思考一番,以回答和反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批评者提出的问题.

在一次会上,他对周扬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难道不能讨论吗?我希望能将我的想法反映给,听听他老人家的意见.”周扬安慰他：“秦兆阳,你不要紧张嘛!”

3月6日,中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开幕了.会议开始之后的第三天,邀集文艺界部分代表座谈.周扬发言说：“秦兆阳用何直的名字,写了一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有人批评他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很紧张.”

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结论,也用不着紧张,可以研究讨论.”秦兆阳很快就从周扬那里知道了毛的意见,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秦兆阳一直主张,编辑不但要审稿、选稿、编发稿件,还要动手改稿.有些稿子,就是他亲手改出来的.著名作家周立波发现以后,颇感意外：“嗨呀,原来秦兆阳就是这样工作的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前,就经过了他认真、细致的修改和加工.

编印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上,刊登了关于《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王蒙这篇小说的报道,想不到,看了之后,大为震怒,说这是“缺德”、“损阴功”,主张要进行公开批评.一下子,秦兆阳又紧张起来.周扬则认为,员总是经常受批评的,受到批评就有情绪,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

4月16日上午,作家协会书记处召开会议,初步决定以《人民文学》发表编辑部讨论会记录的方式,将编辑部修改王蒙小说之事公布.4月21日上午,作协党组又开会研究此事究竟如何处理.4月30日和5月6日,作协书记处召开了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认为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是“错误的”,在会上作为重点进行了讨论.秦兆阳专门准备了一个发言稿,会前经担任作协党组副书记的诗人郭小川审阅过. 会议认为,秦兆阳对小说文本的修改,强化了作品中的缺点和错误.作者王蒙在会上发言说,修改使小说更精练、更完整了,但也使“不健康情绪更加明确了”.

秦兆阳从三个方面,检讨了修改的问题：删去了原稿结尾时林震多少有些觉悟,意识到仅凭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一段文字；原稿并未明确区委书记是好是坏,赵慧文说过他是个“可尊敬的同志”,他最后还派通讯员三次去找林震,修改中删去这些文字之后,此人便有可能给人以官僚主义者的印象；修改后,林震和赵慧文的爱情关系明确了.

对于秦兆阳的修改加工,王蒙在发言中虽然也表示了某种肯定,但从整体上他是不满意的.他说,原来他是想写林震和赵慧文两个人交往过程中,“感情的轻微的困惑与迅速的自制”,但是,经过编者增补的若干文字和结尾的大段描写,“就‘明确’成了悲剧式的爱情了”.他还希望编辑在处理稿子时,多几分社会主义同志态度,少几分商人气、江湖气.

张光年在稍后写的《应当老实些》（署名“言直”,载于1958年第3期《文艺报》）一文中,指责秦兆阳的修改,“帮助渲染了林震的小资产阶级情感”,“删去了原稿中隐约透露出来的那个区委会的一线光明”,“重行改写了这篇小说的结尾,尤其突出了林震对党组织的悲观绝望的情绪等从而强调了这篇小说的消极方面”.

近半个世纪后,王蒙在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中写道：“我的原稿头一段是这样写的：‘三月,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等’我以‘天上落下的’作主语,省略了落下的‘东西’二字,我喜欢这样的造句.发表出来改成了‘天上落下了似雨似雪的东西’.我不明白,为什么改得这样不文学.”

结果,1957年5月9日的《人民日报》,以《〈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况》为题,将这篇小说的修改详情公之于众.秦兆阳的压力更大了.他在写给刘宾雁的一封信里说：“我感到威胁最大而且最烦恼的,不是文艺界,而是报社,包括《青年报》（王按即《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等他们是真正的权力机关和舆论的体现者等在他们面前,谁有中流砥柱的力量?”

4月间,由于秦兆阳不赞成“不要立场,不要头脑清醒,对名人来稿一律照登”的“鸣放”原则,被当做教条主义批评了十来天,一气之下,他请检测去了北戴河.

时间刚进5月,北戴河尚无游人.他住在作家协会的一幢小楼里,孤零零一个人,寂寞、郁闷而又自由.每天,除了到海滩上散步,观潮,望日出,看海浪拍击礁石,就是关在屋子里,读书,写小说.

在京城里,5月14日,刘白羽对郭小川说,秦兆阳认为这次揭露《人民文学》事件,是周扬为了过关,所以首先拿《人民文学》做牺牲品.刘愤愤地说：“这完全是诛心之论.”

此刻的首都文艺界,正在紧锣密鼓地对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进行批判斗争,作协党组副书记邵荃麟专门致函秦兆阳,希望作协党组成员的他回京.他两度复信,对周扬、刘白羽等人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明确表示反对“宗派主义”的“明争暗斗”,拒绝回去参加这种伤害同志、破坏团结的“斗争”,说“我个人在这一斗争中不属于任何一派,我对任何一派都有意见,如果不是为了党的利益,我是不会提这些意见的”.

“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的、狷介的秦兆阳,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在是非面前,他的态度是鲜明的.他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做人原则和党性原则,而去做一个“识时务”的聪明人和政治投机者.

然而,就是这两封信,给他种下了“极大的祸根”.过了一段时间,《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突然被抛了出来,当做文艺界“”的典型言论,进行重点批判.这步棋,是秦兆阳所始料未及的.

日渐成为思想文化界整人、打人的一根“棍子” 的姚文元,在1957年9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副题为“同何直、周勃辩论”的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文学》.这似乎是一个信号,一场对秦兆阳的批判拉开了序幕.

接下去的《人民文学》10月号,专门设了一个栏目,发表三篇文章：李希凡《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段创作上的逆流》、孙秉富《批判“人民文学”七月号上的几株毒草》,本刊编辑部《这是什么样的“创新”?》.李文批评《人民文学》“近年来从理论到实际编辑工作都提倡和宣扬了所谓‘干预生活’、‘揭露生活阴暗面’的创作,为创作上出现的一股‘反党的逆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孙文批评“当全国人民向资产阶级展开猛烈反击的时候”,《人民文学》“却通过七月号向读者推荐了大量的毒草和莠草”；《这是什么样的“创新”?》是对二百六十余封读者来信的整理综述,这些来信“严正谴责了本刊七月号所表现的背离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倾向”.

栏目前的《编者的话》,不但表示对上述批评和意见的接受,而且还特别指出,“错误的产生”决不是从7月号才开始,早在1956年9月号上就以头篇的地位,发表了“具有明显而严重的修正主义观点,发表之后立即在全国文艺界产生了消极影响,引起了某些文艺思想上的混乱”的何直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过了半年,《人民文学》的3月号又辟了栏题为《秦兆阳思想批判》的专栏,刊发李希凡的《评何直在文艺批评上的修正主义观点》、樵渔的《秦兆阳眼中的农村》.

紧接着,4月号又专设栏目,发表四篇批秦文章：张光年《好一个“改进计划”!》、左随《谈“毁誉” 》、朱寨《秦兆阳的身手》、常础《秦兆阳的前言与后语》.《谈“毁誉” 》还披露了一个细节,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挨批之后,秦兆阳在自己的屋里贴了一张纸条,写了一段“毁誉不计”的话,并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讥嘲秦兆阳“又毁又誉”,“毁人自誉”,“‘自誉’的时候多”,还说他在一些青年人面前“自比为别林斯基”云云.

5月号又有专栏,刊载的是艾芜《评“沉默” 》、贾霁的《所谓“灵魂”的“挖掘”》.――可谓铺天盖地、连篇累牍,堪称一场思想讨伐、理论批判的大“围剿”. 1958年1月至7月,作协连续召开秦兆阳批判会,长达半年之久.还印发了三辑《秦兆阳言论》,以供批判.这场喧嚣一时的大批判,以刘白羽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做总结性的发言《秦兆阳的破产》而告落幕.

刘白羽给秦兆阳戴上一顶“彻头彻尾的现代修正主义者” 的大帽子,说与秦兆阳之间的分歧与斗争“是一场根本不可调和的斗争”.他还大上其纲地质问秦兆阳道：“你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的攻击,不是资产阶级在最后崩溃时的疯狂反扑又是什么?”刘白羽这篇文章,后来登载于这一年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

1958年5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林默涵的《现实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一文,认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攻击文学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一个系统的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不仅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文学,而且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作者是这一时期“大风浪中出现的一个最有系统的文艺理论上的修正主义者”.

姚文元则又在1958年第3期《文学研究》上,发表了批判调门更高的《驳秦兆阳为资产阶级政治怎么写作的理论》,甚至说“秦兆阳的‘理论’和国际修正主义者是一只裤筒里的货色”,“他实际上是国际修正主义的‘传声筒’,帝国主义在文艺领域的写作技巧人”.

《人民文学》从1957年12月号起,副主编一栏,陈白尘替换了秦兆阳,葛洛仍然保留着；主编则由原为编委的张天翼,取代了严文井；编委新增加了四名：袁水拍、周立波、赵树理、艾芜；不见了原编委何其芳.

从此,秦兆阳从这个他为之奋斗奉献、呕心沥血的国字号的文学杂志编辑部,彻底消失了.英雄失路,报国无门,可叹也夫!

1958年4月12日下午,作协党组开会做出决定,把秦兆阳补划为“资产阶级分子”.

在7月25日宣布他被开除党籍的前两天,刘白羽告诉他,他的结论材料已经交上去了,大概很快就会批下来.意思显然是,让他不要再抱幻想了.

秦兆阳如五雷轰顶,如坠万丈深渊.

晚上,他躺在床上,望着深不可测的漆黑的夜,一夜不曾合眼.天不亮,他就悄悄起了床,穿上衣服,像游魂一样出了门,身不由己地在附近的胡同里游荡.

天色蒙蒙发亮的时候,他竟然鬼使神差地走到了刘白羽家的门外.

他站了一会儿,才抬起手来,敲了敲门.

“谁?”好半天,屋里才问了一声.

“我.”

里边半天没有动静.他在房檐下坐了下来,等着里边的人,屁股下的石阶,又凉又湿.

又过了好一会儿,屋里传出了起床声：的穿衣声、穿拖鞋声、刘和夫人的说话声.之后,门终于打开了一条缝,刘的半个高大的身子露出来,说了一句：

“你,还能为人民怎么写作嘛!”

秦兆阳的心,猛地沉了下去,浑身发冷,几乎颤抖起来,泪水一下子涌出来.他转身就走,突然,有一只手,死死地抓住了他的胳膊.

“我等发现床上没有人,就等赶紧出来,悄悄地,跟着你等你是想最后再求求他吗?死了心吧!没指望了!”

是他的妻子,理解他、心疼他、牵挂他的妻子.

夫妻俩一起走出院子,站在寂静无声的胡同里,抱头痛哭等

秦兆阳被戴上了一顶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特有的“荆冠”,有如“心被摘掉了!灵魂无依了!”“老胃病犯了,身体垮了,精神溃了”.

绝望中,他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悼叶赛宁的诗：“死,容易；/ 活着,/ 困难.”他咀嚼着,体味着,又在后面续写了两句：“只有直面困难,/ 才是真正的勇敢!”

几个月后,他从首善之区,被发配到唐代大文豪柳宗元的贬谪之地柳州的一个机械厂,开始了他的劳动改造生涯.从此以后,在近二十年的岁月里,女儿秦晴没有在父亲的脸上看到过笑容.

1961年冬,他被摘去“”帽子,但没有恢复党籍.为此,他不知痛哭过多少回.他这个自称是“不断地用痛苦对自己进行精神折磨的脆弱的人”,一直哭到1979年被“改正”.但泪水似乎并没有稀释他的痛苦,有两三回,竟然哭出了严重的眼病!

摘帽后,他也曾想北上回京,但又很犹豫.1991年10月28日,在接受陈徒手关于郭小川1959年挨整情况的访谈时,他说,郭小川有一次找我谈话,说“你在信中为丁玲说话,闯了大祸”；“作协太黑暗了,弄得乱七八糟,我一想起这些事就难受”.他担心自己和当年整他的某些人难以共事,一旦归去,会落得个“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凄惨境地,还不如留下来.

于是,他决定留在广西,把妻子从京城接来,在偏远的柳州安家落户.儿女们则留在北京.

不久,他暗暗发下宏愿,要写一部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巨著,就悄悄地闷着头写起小说来.这就是着力挖掘和描写贫苦农民的革命力量,充满了慷慨悲歌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气息,长达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不平的平原》.后来,又曾改题为《两辈人》.出版时,书名定为《大地》.

直到1979年3月,他的“”问题彻底“改正”之后,他才得以重返阔别了二十年的北京.他不愿意再回到让他伤心、痛心、寒心的作协.他做《人民文学》副主编时挂名主编的严文井,已从干校回人文社主持工作,他和韦君宜都欢迎秦兆阳到人文社来.这样,秦兆阳就到了人文社,担任刚刚创刊的《当代》杂志主编,第二年又担任了副总编辑.

在他这位众望所归的主编的率领下,《当代》杂志形成了“严肃、深刻、尖锐、厚重”的风格,成为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文学期刊之一,刊发了《芙蓉镇》、《活动变人形》、《古船》、《白鹿原》等一系列“新时期”文学名著.古华的小说《芙蓉镇》原名《遥远的山镇》,作者后来改为《芙蓉姐》,《当代》发表时,由秦兆阳定为《芙蓉镇》.

秦兆阳是很早就参加了中国领导的革命,从延安和解放区走进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始终怀有一种系于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始终怀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他是把自己的编辑工作,主持《人民文学》和《当代》杂志的工作,当做一项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不可或缺的事业,来对待、来追求的.

这是秦兆阳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和他经历类似的那代人的共同点.

他还像在《人民文学》工作时一样,在家里读书、写作、看稿子,经常接待年轻作者,给新作者写信,谈修改意见,有些稿子仍然亲自动手修改.直至去世的前一天,他还让女儿为他读《当代》上的文章等

他这一生所写的理论批评文章、长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加起来已有数百万字.还留下了十几本战地笔记,是抗战时期他在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从事游击战争时随手记下的,非常珍贵.

但他不喜欢别人称他是“作家”,说如果一个人非要有个头衔的话,“我倒觉得‘衔’我以‘编辑’二字更为恰当”.他是以自己干了一辈子编辑工作为自豪的.他把自己的包括看稿、改稿、退稿、编稿、谈稿、约稿在内的工作,称为“磨稿”,并有诗叹云：

磨稿亿万言,

多少悲欢泪.

休云编者痴,

我识其中味.

1994年10月的一天,正在编辑室的北窗下伏案看稿,忽然听到了秦兆阳不幸病逝的消息,放下笔,黯然久之.

他1938年就奔赴延安,先后进入陕北公学分校和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后到华北联大美术系任教,四十年代在冀中前线从事异常艰苦的革命文艺工作；五十年代主持《人民文学》的工作,“新时期”以来又执掌《当代》的帅印.作为一个文学编辑,他在半个世纪的生命旅程中,与当代中国文坛的两个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刊物都命运攸关.

我走了一辈子路,深知走路之难.

我做了一辈子事,深知做事之难.

晚年,秦兆阳在一篇散文中,发出了这样的浩叹.

他一生的荣辱、悲喜与沉浮,简直折射着一部波诡云谲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想到此,不禁喟然叹息：一个文学时代,“果戈理到中国也要苦闷的时代”（陈白尘语）,随着秦兆阳的辞世,也许永远地消逝了.

2006年1月21日于北窗下

2010年4月26日修订

责任编辑 孔令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