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文学与新移民文学比较

摘 要 ：美国华裔文学与新移民文学同处于美国的写作背景下,在创作主题、书写侧重、文化认同篆方面却各自有其不同的特征；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从比较文学角度看,它们包含了比较的多重性；从流散写作角度看,它们体现了流散的典型性.因此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更好地认识海外华人文学及中西文化.

关 键 词 ：美国华裔文学；新移民文学；比较；文化认同

在今天所处的全球化时代,伴随着技术、资本和物质财富的大规模流动,人员的迁移也日益频繁和密集.因此,流散现象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流散写作已成为人们越来越重视的研究课题.然而从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异质文化之间的流散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写作才具有更为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时代的启示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移民文学就应当属于典型的流散写作,因为它包含两种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它以自身的产生和发展进程生动地阐释了“流散”的真正意义.同样,依据“流散”的含义(指在外部的或散在的生活分布,与某种文化中心的疏离,边缘化的处境、状态和人群),而处于美国白人主流文化之边缘的华裔文学应当也是流散文学的一个重要存在形式.

首先,有必要对“新移民文学”作一个描述性的界定.这里所说的“新移民文学”是特指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来,出于各种各样目的(如留学、陪读、打工、经商、投资等等),由中国大陆移居国外的人士,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反映移居国外期间生活境遇、心态等诸方面状况的文学作品.本文探讨的主要是美国新移民文学.而滥觞于19世纪末留美华人英文自传的美国华裔文学指用英语创作、发表或者出版于美国的描写作者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学作品.华裔文学打破“失语”状态、真正崛起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备受美国主流文化读者的欢迎,它们长期盘踞畅销书榜首,给商业界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并且在评论界也引起巨大反响,有的作品还被作为经典选入美国大学的教材之中.

同处于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的边缘,美国华裔作家和新移民作家塑造和建构了各自心中的中国形象及西方形象,同样都有中国人的经验故事,都面临着文化思考和文化选择的状态；同为华人,却一用英语创作,一用汉语创作,其中所表现的文化身份、文化内蕴、文化解读以及文学追求肯定大异其趣.因此,美国华裔文学和新移民文学应该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学,因为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语言不同,作者的思维、文学的内涵、表达以及读者指向都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在全球化流散写作的背景之下,对两者进行横向比较将是很有意味的研究活动,对这些旨趣的深度挖掘,有利于我们认识华人在双重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文化选择,有利于人们找到一条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如何交汇融通、共存共生的正确路径.

一、

如果从1887年李富恩(YAN PHOU LEE)发表自传《我在中国的童年时代》算起,美国华裔文学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过去的100多年里,美国华裔文学经历了从被忽略到被关注,从边缘到逐步进入白人文学批评主流的曲折而动荡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汤亭亭、谭恩美、赵健秀、任璧莲等为代表的美国华裔作家已经杀人或者正在杀人美国文学主流,在美国当代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中呈现出比较繁荣的局面.

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大多含有自传成分,运用个人或家族的变迁为写作题材,往往借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来隐喻中西文化之间的对立和融合.其基本主题是探寻两代人之间的爱恨关系以及两代人在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其基本模式呈现为从个人的记忆出发,建立一个特定的观察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将自我经历无限放大,将家庭、父母子女之间的冲突提升到文化冲突的层面,并在中美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下使之象征化、寓言化,从而使小说更具有文化内涵和艺术张力.这一主题和模式在汤亭亭(KINGSTON MAXINE HONG)那里得到重视,在谭恩美(AMY TAN)那里予以开拓和延伸.

被称为“充满幻想的自传”的《女勇士》是汤亭亭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美国华裔文学开始进入美国主流文学的标志作品.整部作品充满丰富的文学韵味和深刻的社会意义,是一幅有不同版本的美国梦幻与华人的现实生活交织起来的错综复杂、灿烂夺目的图像.书中通过描绘叛逆的女儿和性格刚强的母亲之间的抗衡与和解探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融合.

谭恩美的小说在主题及艺术魅力上可谓是汤亭亭小说的延伸和继续,且文字更为凄楚动人.处女作《喜福会》是一部极为畅销的小说,主要讲述了四位华人移民母亲和她们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故事.作品对母女代沟这个华人文学的传统题材从全新的角度进行了探索：在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场景中,以看似漫不经心的手法描述了美国华人经历的变迁.在她的小说中,中国母亲形象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这一形象占据着其小说情感中心,表现的是一种从独特的角度观察到的中国和中国文化传统,强调了新一代华裔与老辈人之间对美国生活的不同看法,传递了深层意义的信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移民文学作家作为自觉的出走者、客旅者、写作者,身上的精神烙印显然不同于美国华裔作家们.他们常常以一个远离父母的个人在西方文化的边缘游走,没有融入主流文化的热切,而更多的是从第三世界进入第一世界后,由于物质、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和刺激在他们内心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成为他们着重表现的核心主题,因而没有美国华裔作品中家庭的宏大叙事,更普遍的是个人的孤独与焦虑、社会境况的动荡变迁、现实与梦境的碰撞.但是新移民文学中的个人不是那种纯个人式的境遇,而是成为一个民族集体的代码,“个体的存在是一个‘民族寓言’式的主题的一个侧面”.

以中国大陆赴美人士组成的美国新移民作家群中,查建英是较早出现的一位代表作家.在她构筑的小说世界里,琐碎的题材和个人体验,如打工者的艰辛、学业的繁重、创业的艰难、爱情的不如意等等体现出的中西文化的差异.捷夫(《丛林下的冰河》)的金发碧眼、开朗乐天、健康富有、肤浅幼稚完全是美国文化的典型符码.“我”对捷夫从认识到分手的过程,与“我”对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从“如鱼得水”之感到“笼中之鸟”之感的过程相互对照.小说中另一个与捷夫同样具有文化符码性质的人物是“我”以前的恋人D.D的形象不能算丰满,但他所代表的“我”与故土文化的联系以及“我”心中的中国式理想主义,却因此而更加突出和清晰.D的死亡和“我”与捷夫分手一样,经过西方文化的真实感受之后,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身份困惑突显出来：认同于西方文化的同时感到惶惑和困扰；回归本土文化时亦觉陌生与不安.

新移民作家更多地以一种观望者的身份与视角来看待中西文化,清醒地描述个人经验,分 析现象之后隐含的文化的差异,尽管这其中包含着痛苦,却又有自由的快乐；而华裔作家对无法避免的中西文化的共存的状态和努力融入的愿望,使得虽然同处于边缘地位的美国新移民文学和华裔文学表现出不同的主题和书写状态.

二、

美国华裔文学作家们身上虽然都有着中华文化血脉,但由于其栖身海外的特殊位置,身处美国强势文化的熏陶和俯视之下,常常出现西方式的感受和体验,有着中西文化的双重身份,而其中西方文化认同占据着主导地位.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对母国文化的展示,并非是与白人主流文化的抗衡,也非一种融合的策略,而是把业已存在的文化差异以浓郁的异域情调和东方化的想象展示给他们的目标读者――西方社会中的白人,在有意无意中印证了白人对亚洲移民“他者化”的权威话语.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者黄秀玲(SAU－LING CYIWHIA WONG)指出：“他们展示的不同化是极有选择性和表演性的,目的是讨好主流,并非威胁主流等是去除了有害成分、政治色彩、纯粹为娱乐消遣而提供的货色.”

在许多美国华裔的作品中,中国被定格在一段处于前工业社会的落后时空当中,是饥荒和灾害肆虐、充满战争伤痛的苦难国度.在《灶神之妻》中,通过女主人公温尼在战乱中逃难的所见所闻,谭恩美展示着古老中国的肮脏与落后；在《女勇士》中,母亲勇兰不仅是个“打鬼英雄”,而且什么都吃,母亲所讲述的“活吃猴脑”的细节更加让人毛骨悚然；在《喜福会》中,许安梅亲眼目睹自己的母亲为了给外婆履行孝道,用刀割下自己胳膊上的肉给外婆熬药吃；等等.这一系列充满迷信与野蛮色彩的关于东方文化的逼真而又多余的细节描写迎合了美国主流读者眼中“神秘、落后的东方”的“刻板形象”.使许多白人读者信以为真.然而在任何具有理性判断力的中国读者眼里,这些都是多么地荒诞不经啊.

这些作品与美国主流文化中的东方主义先入之见紧密相联,从而产生了一种“东方主义效果”.美国主流社会长期存在的对华人形象乃至中国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带有和排他性描述的扭曲观念“规范了人们的观念并决定他们的期待值”,故而许多美国华裔作家努力塑造中国人的原始文化身份.在他们笔下,中国文化是有巫术、神秘仪式、魔咒等原始意象和图腾崇拜包围的落后文化形态.殊不知这根本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因而他们所进行的文化探索亦是“走岔路”了的.

而与此不同的是,在美国新移民文学那里,有关西方生活和西方形象的描述往往能够客观而真实.在他们眼中,西方社会是先进的,物质是丰富的,生活也有艰辛等许多作品常常以一种介绍性的、充满权威感的无可置疑的口吻告诉国内读者：看,这就是美国！但是纵观新移民文学作品,西方文化不是作家写作的重点,对西方文化的描述仅仅是作为一种新的舞台、背景和视角,来比照、反思中国大陆.就像威尔金里卡曾说：移民常常“希望尽可能地把注意力集中于故土之荣光,而不在乎新世界之机遇.”他们描述西方的眼光甚至感觉和体验都是中国式的,是中国人讲述中国人在西方或有关西方的故事.在他们关于美国生活的文学表现中,“大陆经验”总是反复地出现在他们笔下.《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查建英)叙述的焦点是女主人公伍珍这个曾经很“革命”的中国女性逐步“美国化”的过程,揭示了一种物质性的生存本质；《失眠中人的》(严歌苓)描写的是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女人”的孤独故事.家园之外的家园书写,异域之中的东方冥思,正是这些移民作家们的写作状态.他们着力刻画侨居美国社会中的中国人生活来寄托自己对大陆的一种无法剪断的情思.他们流浪在双重世界中,失语与处于异乡的内心紧张焦虑,正是这些貌似潇洒自由来往穿梭于不同文化区域的作者们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

这些来自于中国的新移民作家身处美国却坚持中国人的文化立场,但是这一立场的选择却无法忽略美国的存在――也就是说美国的在场使他们所选择了的“中国人”文化身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生活的经验使他们在选择“中国人”文化身份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人”了,而是掺杂了一定的美国的文化价值成分的“中国人”.“我”(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穿这背心见客”的不被父母理解,就已经说明他们其实已同他们心中原来“纯粹的”“中国人”身份不同了.

身在美国,书写中国的写作方式,使新移民作家形成了新的文化身份,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说：“通过改造和差异不断产生和再生产以更新自身的身份.”这种文化身份使得文化认同危机不再那么强烈,从而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深远的历史感和对普遍人性的关注.这种倾向的书写在严歌苓的笔下有着典型的反映.

《女房东》展示了男女之间那永恒而又微妙的相互吸引；在《少女小渔》中,小渔对检测丈夫――那个意大利老头的那份同情,是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簪花女和卖酒郎》则向人们传达了一个关于爱情的永恒信念：爱情是超越语言、文化和种族的；《草鞋权贵》写出了权利面前人性的猥琐与丑陋.在严歌苓这里,借助“中国人”的海外故事,在美国的文化背景里,叙述着时代、历史、社会、政治这样一些宏大的主题.

这种写作倾向的出现并非偶然,严歌苓作为20世纪90年代新移民作家的代表,当时的中国已经对外开放十余年了,对于西方文化并不像80年代刚开放时那样充满好奇,而且全球化语境的逐渐形成,使得新移民作家更容易接受异质文化.再者,多元文化理论已经逐渐成为人们认识异质文化时的参照.

三、

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理论的语境下,美国华裔作家创作时也似乎在逐渐淡化中国属性,开始关注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但是,美国华裔作家的双重文化／民族属性及其“他者”地位――这种“他者”感实际宣告了这些华裔融入主流社会的困难,并由此导致他们内心剧烈冲突,从而使得他们在思考问题时很难摆脱文化冲突的潜在影响.

任璧莲的《典型的美国佬》被理论界广泛认为超越了长期以来缠绕华裔作家们“文化认同”主题,不再期待美国白人的承认,而“对于展示和突显自己的个性,比对致力于寻求真实的华人文化身份更感兴趣”.《典型的美国佬》写的是拉尔夫张一家在美国追寻“美国梦”的经历.虽然这是一个地地道道关于中国移民家庭的故事,作者却一开始就宣称“这是一个美国人的故事”,认为“张家不比任何人更少美国性”.从表面上看,《典型的美国佬》似乎与以前的华裔文学作品不同,小说行文中不再出现大量的中国语符,而是刻意淡化中国文化背景,连主人公都改成了英文名字.但这一形式的改变能摒除主人公的中国文化因素么拉尔夫张虽然获得了终身教授的职位,住进了带花园的洋房,但是你会发现这些都是多么地脆弱――这几乎都是依靠他亲人的肉体获得的.而拉尔夫张得知其姐与老赵的暧昧关系以及 妻子的背叛后,其骨子里传统的中国文化使他感到羞耻和痛苦,最后他开车意外撞伤了其姐,可以说是对美国文化抗拒的一种反映.小说中格罗佛的形象可以说是被美国白人文化同化的一个人物,他拥有美国白人的思维方式,富有而风流,并且看不起中国佬.他与拉尔夫张之间时而和谐时而矛盾的关系,正是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冲突的隐喻.由此看来,《典型的美国佬》依旧描述的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之下人物的困惑、无奈与挣扎.

处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生存的美国华裔无论对于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他者”,尽管他们试图融合到自身生存的社会的主流文化当中去.这一过程是艰难而漫长的,认为异族文化可以被一劳永逸地铲除掉或被替换掉的观点实在是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了.对于华裔来说,无论你的英语讲得如何出色,无论你的行为意识如何归化于居住国主体,你的生物特征让你永远印上了白人之外的“他者”的印记,使你永远无法不让人把你和白人区别开来.

任璧莲在小说创作中试图不再站在边缘而希望跨越边缘,成为自由自在游走于多重世界的“越界者”.孰不知这种抵抗的话语策略正好印证了福柯曾提到的“反话语”策略,更说明了他们始终摆脱不了白人的“凝视”,未能完全逃脱白人主流文化的影响.华裔作家们生活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中,西方式的感受和体验、中西方文化的双重身份往往会在潜意识中影响他们的创作；而对于新移民作家来说,他们有着生活在不同文化社会中的经历,因而更能感受到文化的差异,对多元文化理论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因而更能理解人类共有的问题.

然而,不论是在新移民文学作品还是华裔文学作品中都有文化中国的存在.前者书写的中国经验,后者蕴涵的中西文化形象,都没有完全不沾染中国文化因素的作品出现,这也造成了文学创作的局限.作为对比：康拉德选择了英文,却几乎没有写波兰；贝克特选择了法文,作品中看不出任何“爱尔兰情结”；同样用英文写作的纳博科夫,作品中几乎没有任何俄罗斯因素.而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作家选择了西文,同时也选择了中国题材,新移民作家离开了中国,却依旧没有放弃描述中国故事；华裔作家身在异国,也或多或少地以书写中国以取得成功而融入主流文化.这真是悖论.对于这一现象,赵衡毅教授把它归结为“接受焦虑”,即“强势作家,努力避开接受定势,追求出乎意料的新颖题材；弱势作家,有意无意迎合文学场的期待域”.而现在,接受者――西方、中国的读者和批评界――还没有做好接受完全没有中国因素的华人创作的作品.

结语

美国华裔作家和新移民作家同为华人,他们看到的自我,本来就是自我的诸多幻影.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只有在“他者”的注视下才能使我们看到自我的某个部分.同处于美国白人主流文化边缘的华裔作家和新移民作家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语境中思考、写作,既反思东方文化传统,也不忘考量西方文化传统；既关注双重边缘语境中海外华裔的生存与抗争,也关心在种族、文化的宏大叙述之中个人的和追求.他们的书写充实了世界华文文学,也为东西方文化的对比提供了一个具体参照.

华裔作家从对自我身份的迷惘、文化冲突的压力、价值观的失落到重新定位自我,寻找自身价值,寻求文化沟通的再觉醒过程；新移民作家从对西方文化的观望,到参与,从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到超越.他们凭借着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观察视角,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起消解文化对立、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任.他们的创作历史地展现了中美文化在不断的冲突和交融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