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意识源流探析

点赞:5160 浏览:15229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24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女学界积极地迎来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位新客,同时也迎来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这一新兴文学.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中国女性的女性意识嬗变,探寻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意识源流.

关 键 词 :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 女性意识 和谐

翻开中国文学史,无论古代还是近代,女性文学在作家人数和作品数量上,都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的.五四运动以后,由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同时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才终于从男性本位文化的水面上浮露出来,从混沌的文化无意识深海浮出了历史地表.何谓女性文学?广义讲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都可称为女性文学,具体地讲,则是指题材上多以描写婚姻、恋爱、家庭为主的文学作品,这其中包括两类,一类是反映女性自身命运的作品,也就是女性在文学史上的自我表现;另一类是反映女性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见解的作品,它是女性对外在的世界的艺术把握.①因此,女性文学可以概括为是女性意识的表达.女性主义从西方传入中国,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女性意识也开始悄然萌发.女性作家们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性别复苏,三四十年代的迷惘,“十七年”的缺失,到了80年代,则充满了强烈的反叛意识、抗争意识和解放意识,女性文学进入繁荣阶段.90年始,女作家们的女性意识日益觉醒,女性写作呈现一种飞翔的态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被命名为“女性狂欢节”和“女性体验”的局面,不能否认,整个90年代是女性写作最辉煌的时段,但女性文学却不知不觉走入了“一个人的战争”的胡同.20世纪末,随着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这一绿色思潮的传入,中国女性开始重新审视关系,和谐意识滋生.

一、性别复苏:我是我自己的

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妇女生活在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结成的天罗地网中,不仅丧失了人的尊严和权利,沦为男性的奴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作为“人”的主体意识,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则表现为真正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非常微弱.才女们的精神大都处于被扭曲状态,赋予人之主体精神内涵的女性意识也便从根本上受到压抑.尽管中国文学史上出现过李清照等若干优秀的女作家,但客观而言,依附于男性的人生现实从总体上极大地制约了女性的精神活动,其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闺阁化,仅仅作为男性文学的附庸而存在.狂飙突起的“五四”时代是我国女性文学的起点,人的解放与女性的解放在同一时间平面上被提出.对于中国女性而言,确立“我”与“自己”的关系,意味着重新确立女性的身体与女性的意志的关系、重新确立女性物质精神存在与女性符号称谓的关系、重新确立女性的存在与男性的关系以及女性的称谓与男性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两千年来女性作为物体、客体的标志之一便在于女性的肉体割裂与女性的意志(如果当时她有意志),而且女性的实存割裂与女性的符号指称――后者是男性的话语专利,按照严格的礼法,女性甚至应该以站在男性话语者的角度――第三人称谓自己,如同替他称谓一个对象――客体.“我”“你”“己”“他”等主体位置,均为男性说话者的专属领地,女性只能被语言强制在那种物我不分的潜主体、潜语言与外语言状态.因此,“我是我自己的”这短短六个字竟是女性向整个语言符号系统的挑战,在“我”的称谓与女性存在串联为一个符号的一瞬间,乃是君子们称谓主体的话语瞬间;这一瞬间结束了女性绵延两千年的物化、客体的历史,开始了女性们主体生成阶段.②郭沫若认为,秋瑾是第一个高呼“我是我自己的”女性解放者,秋瑾在诗文中展示着独特而雄浑的自我形象,“她的每一首佳作,几乎都从一个角度刻画了自我形象的某个侧面,而许多佳作则汇成了一个完整的、多侧面的自我形象.”③在秋瑾女士的感召下,一大批性别复苏的中国知识女性冲出闺房,积极投身社会,其中更有一大批才华横溢、思想进步的女作家脱颖而出.她们共同探寻女性出路.陈衡哲提出女子“造命”的人生观,冰心奉行“爱的哲学”,庐隐着眼于女子彷徨苦闷的探索,凌叔华探寻“高门巨族的精魂”,白薇执着于爱恋的热烈,冯沅君捕捉“女的觉醒”,苏雪林愿得“天下爱的甜梦”,石评梅哀哭“沉沉墓畔爱的追悔”等④由此可见,女性“本我”性别意识一旦复苏,必然激起无限的创作热情,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在20世纪初出现了第一个.

二、解构男权:同一地平线上

20世纪80年代,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异军突起,中国女性作家对时代造成的社会主流意识变革的迅速接受心理,使得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呈现繁荣景象.

1981年,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和张洁《方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男女主人公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男人和女人都要把失去的青春、损失的时间夺回来.但她们发现如果男人和女人都涌向同一种价值,同一地平线上的男女是有差异的,文中表现出性别、在竞争中的权力对抗关系,在小说中作者借探讨婚姻问题反思性别权力问题,从感性去发掘在性别上究竟存在多少差异与不平等.这是女性第一次直面女性内心、女性的自我意识.《方舟》则表现出了“性的差别”这样一种强烈的、自觉的意识.张洁在篇首无不忧虑地写道:“你将要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随之以残酷而真实的笔触,展示女性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小说中三位知识女性成立三人“寡妇俱乐部”,建立了一个孤舟,她们必须担负起男人和女人的双重工作,同时还必须隐忍种种非议和男人对“离婚女人”特有的淫邪目光,最终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这两部小说不约而同地展示了性别对抗中的女性意识,以解构男性中心和男权统治为主要特色,具有“同一地平线上”的紧张和“方舟”倾晃的焦灼.⑤

如果张辛欣和张洁是凭借女性经验摸到了女性主义问题,那么王安忆便是凭着自己独立的怀疑和判断,用“三恋”证明了女性意识的觉醒.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安忆发表了《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这三部小说以三个故事昭示出强大的男性强权中女性仍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得以成长,透过文本,我们可以读出女性成长的历程与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王安忆的“三恋”大胆地把正统国人一直羞于谈及的“性”与“”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也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主体描写掀开了新的一页.但王安忆写性绝不是为了刺激读者的感官,而是大胆地展示女性的,或者说是对女性的忽略进行了矫正.她告诉世人,女性的真实面貌,女性的真实声音,女性的真正需要. 80年代末女性创作呈活跃态势时,一部优秀的具有代表意义的女性作品《玫瑰门》问世,作者是铁凝.《玫瑰门》写于1989年,它的出版为女性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一个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第一次表现为不以男权中心世界的意志为意志的女性的主观意志.相比较80年代初的女性文本,铁凝的《玫瑰门》没有那么强烈的向男性要权利和与男性争夺空间的色彩,但她也不是男性创作的随从者,她通过一种不动声色的解构,瓦解了男性的中心地位,塑造了一个家族三个女人的历史.《玫瑰门》通过女性对女性的同类性别之间的复杂性描写,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女性本身.在对女性心理、女性行为、女性生存意识的探求方面,打开了新的视野.

三、自我救赎:一个人的战争

到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后,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迅速升温,特别是一些年轻女作家作品中的性别意识大面积觉醒,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被命名为“女性狂欢节”和“女性体验”的局面.一种“个人性”或“私人化”的写作方式开始了对传统叙事方式、叙事话语的突围,西苏倡导的写女性自己、写自己的身体的时代来临.

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决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辨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是同样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去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性走向新生”.

于是,一批女性开始回到女性世界自我救赎,既逃离了男性,也逃离了女性,她们彻底地回到了自我,享受一个人的寂寞,一个人的精彩.在女性自我探索的“个人化”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就是林白所宣告的《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的战争”本意是“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的战争”,在此比喻在女性文学与文化研究界,女性非理性拒绝男性的“自说自话”.以“一个人的战争”来表现女性成长经验的文本,林白、陈染等一批女作家是行走在最前沿的.她们以极端的姿态,以女性的血肉之躯,突破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身体的千年“禁忌”,重新开始了寻找自我、发现自我、认识自我、感知自我的“一个人的战争”,以“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亲身性体验展示女性精神与身体的“第三次解放”.林白在《一个人的战争》里讲述的是女孩多米一个人的故事.幼时的心理启蒙,少年的情感困惑,成长后的事业与爱情,多米始终是小说的中心,所有的人都在她的生命中擦肩而过并且面目模糊,留下的只是她一个人的身影.她曾经爱过也曾经恨过,可是她曾经以为轰轰烈烈的爱情只不过是爱上自己的爱情,她迅速的遗忘了那个她以为爱过的男人,留下的只是关于“傻瓜”的爱情.爱情,原来也和事业一样,是生命的必经之路,经过了也就过去了,多米依然是孤独的多米.正如小说题记所写:“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作家的焦点始终瞄准多米的内心世界,进行真正的“个人化”写作.那些所有在她生命中擦肩而过的人,只不过是更真切地回到了自己,也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而客观的世界在多米的个人世界中不过是一个被遗忘了的天地.女性在这里终于回到了自己.可是,这个自己却是一个孤独、焦虑并且无奈的自己,让向往幸福的女人无力面对.这种孤独地面对最终导致的将是一种狂热的自恋和虚无的舞蹈,让平凡女人无法接受.

90年代末出现了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身体摇滚写作”,相比陈染、林白的诡秘、清冷、隐蔽,卫慧、棉棉的文本中弥漫着大量的张扬自我情绪、诉说个体经验的核心词汇,“酷”“尖叫”“痛”“疯狂”等撒播在小说的纹理经脉中.她们不再拐弯抹角地用隐喻表达的体验,而是直接追问“的真谛是什么”,直接用“插入”“抽插”等词汇纪录的过程.她们在文本中使用了更加怪异的意象,比如“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如绚烂的烟花劈里啪啦升起在城市上空”,把灯光招牌看成是亨利米勒笔下的“杨梅大疮”,把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塔当成“生殖崇拜的明证”,以放肆的张狂方式表达着对男性中心文化的“居高临下”.卫慧、棉棉笔下的女性也是美丽的,但她们不再孤独、忧伤.倪可、米妮等新新人类泡酒吧、进迪厅、离家出走、、吸毒、滥交,在和肉体的刺激与痛感中寻求快感,极力表达那些“像空气一样在城市里飘去”的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就像卫慧在一篇杂感中所说:“而对身处于其中的城市(上海),我们既爱又恨,城市的浪漫,城市的冷酷我们都真真切切无时无刻地感受着.”⑥后现代都市青年的颓废、无法自持、疯狂、摇摆等内心情绪,肢体的狂人、心灵的颤动,一切都在精神的陶醉中迷失方向.

90年代女性身体写作现象引发了国内学者激烈的讨论,学者阁真认为,以“反抗男权文化”作为身体写作的理论基点,这是非常虚幻的,是中国“身体写作”的一个理论神话.在中国所谓“身体写作”,特别是后起的所谓“另类”女性写作,是在市场的无形之手的操纵之下产生的.“身体”在现实阅读中成为男性窥视欲、性幻想的对象.要在这种写作中去寻找“反抗男权”“突破压抑”的文化意义,是一种以讹传讹、三人成虎的理论幻觉.卫慧们笔下的“身体”,并不是自然意义上的身体,而是资本意义上的身体.⑦我们发现,在90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中,女性总是放逐男性,拒绝男性在场,即使在场,所塑造的形象也是趋于对立的两极,且体现着“女尊男卑”的女权意识.正如王岳川教授所说:“这个社会如果只有男性写作,是一种太单调、太机械化、太竭泽而渔、太工业化社会的强权话语.”⑧但是如果女性主义只是将男女在男权文化秩序中进行角色置换,将女性置于中心地位,扮演启蒙者、救世主、批判者,强化女权意识,同样也会导致另一种“强权话语”,这种狭隘的女性立场无助于对人性的“超性别”思考,显然是女性文学的弊端. 四、寻找幸福:我们需要两个世界


从男尊女卑到男女平等,中国社会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可是中国人总是喜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男性从历史的神坛上被拉下来,一些先锋的女作家并不是要让自己与男性平起平坐,而是将他们的世界彻底摧毁,让男性成为一个模糊的面目,无声息地出入在自己的世界,女性失去了依靠,而男性也失去了名字.这种摧毁使男性无处遁逃的同时也使女性无人倾诉,使世界陷入了虚无.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女性主义走入了这样一个误区而举足不前.然而,当女性清醒过来,她们就会知道,无论男性把女性踩在脚下,或者女性把男性逐出世界,这个世界都会是一个不完整的世界.女人只有在男人面前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而男人也只有在女人面前才是真正的男人.只有一个共处,和谐关爱的世界,才是一个真正幸福而圆满的世界.

关于关系,一些女性作家进行了探索,张抗抗在1985年西柏林举行的“地平线艺术节华文文学与女性文学”的国际女作家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我们需要两个世界》的演讲,她在报告中说:“这是一个男人和女人共同的世界,站在妇女的立场去看待社会,那个社会只是平面的和畸形的,以不平等心理去换取的平等,绝不是真正的平等.如果我们真心希望唤起妇女改变自己生活的热情,那么我们在作品中一味谴责男人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当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证明了我们的价值,才能有力地矫正男性中大量存在的大男子主义、自私、狂妄、粗暴、冷酷等瘤疾,也才能真正赢得男人们的尊敬.妇女文学的一部分责任在于提高妇女.而提高妇女的素质并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将是长期而艰巨的.不能说男人和女人谁比谁更好或更坏.他们都有各自的和共同的问题.不要把男人和女人绝对对立起来,事实上,生活中同性之间的矛盾往往比异性之间的矛盾更为严重.我们需要两个世界.只有当不再需要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提醒男人们尊重妇女的时候,妇女才有自己真正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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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入,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进行和谐关系的思考与探索.张抗抗的《作女》具有较明显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念,在20世纪女性文学的“杂语”和“复调”声中.张抗抗笔下的“作女”们首先以清亮的歌喉唱出了新世纪的女性宣言:“我作故我在”, 她们多姿多彩的生命之“作”,突破了男性中心权力的最后一道防线,也超越了传统女性自我求证的基本标准,为在男权社会苦苦挣扎的女性展示了一种新的女性生态学.主人公卓尔作为一个对男性社会规范不屑一顾的新新人类,总是处理不好与男性的关系.在一次畅游大自然的旅途中,在人与自然和谐的氛围中她同时实现了同男性和生命的和谐,在文章中作家超越了单一性别视角,不仅追寻女性的自我价值与意义,而且关注在商业社会中的精神状态,并试图建构一种男性、女性互为主体的社会性别模式,和谐共存和发展的生态社会.

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在消除男女二元对立的意义上解释“双性同体”,在《美杜莎的微笑》中,她指出:“双性即: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决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一性.”⑨“双性和谐”是具有人文主义价值的关系的立场,它是指一种理想的文化境界.在这种文化境界中,男性、女性互为主体,共同支撑人类文化的大厦,构建人类文化的完形模式.它反对以男性审美为支点的男性话语霸权主义,也反对一切都要凌驾于男性之上的偏激的女子霸权主义.张抗抗在作品中借人物之口说出了对过激的“女权主义”的不满,暗含了对“双性和谐”的关系的探索:“女权主义是一个悖论,它在用作女人自我防卫或进攻武器的同时,也可能成为一件女性慢性的工具等一个人的个性是比性别更重要的”.保持个性意味着男女双性能各自保持性别特征,作家超越了男女对抗的偏激女权主义立场,而对男女在社会中的自立、平等、共同发展的前景做出了大胆想象.“作女”之“作”不仅是在文化和社会中受压抑的城市女性对传统规范的冲击与挑战,更是探索女性新的性别角色、对传统单一性别视角的超越和升华,是城市女性为能创造一个个性独立、双性和谐的生态环境而将性别意识和人类意识合二为一而做出的生命腾飞.⑩

对男女关系,迟子建一直采取建构而非解构式的态度,一直尝试地描绘着男女和谐相处、互依共存的希冀.她对中国古朴乡土世界的宁静而忧郁的书写,传达了一种人与世间万物共生共存、相依相偎的母性文化和以柔情抗拒雄性暴力的信念,摆脱了当下女性主义话语的纠缠状态,开辟了一片既融合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又契合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空间.她认为男女世界并不是救赎与被救赎、占有与被占有的二元对立,而是互依共存、互助共建的关系.当都市女性仍然在爱情长河中疲惫地跋涉时,迟子建以她宽厚、博大、包容的女性情怀,抒写着乡村世界夫妻之间朴素而动人的爱情,描绘着质朴务实的乡民如何将炽烈辉煌的爱情化作绵延悠长的亲情,滋润着世间男女孤独的心灵和短促的人生.对乡民率真质朴的关系的赞美背后潜藏着作家对纠缠着各种功名利禄的现代关系的否定.她对男女关系和人间情爱温和而富有人性的理解和表达,对男女和谐相处、互依共存的渴望,为纠缠于冲突等话语泥沼中的女性写作开拓了广阔的书写空间,为女性诗学的建立注入了新的因子.

迟子建发表在《当代》杂志上的《第三地晚餐》就表达了她追求和谐的愿望.苦心经营文学之“菜瓜饭”的晚报记者陈青,工作上面临商业性的“再婚堂”的挤压变得可有可无,而婚姻家庭也被丈夫可能的外遇弄得岌岌可危,开放的女同事因为外遇而阳光灿烂,母亲却因为父亲的偷情而几欲疯狂.不幸的生活,仿佛使爱情婚姻之外的“第三地”无处不在.幸福没有了,所以她在负气之中,为了引起丈夫的在意而去了一个莫须有的第三地,而在那个“第三地”,她真正想做的不过是一个女子为她所爱的男子做一顿幸福的晚餐.丈夫没有在意,所以她一次次地奔赴所谓的“第三地”,为一个个陌生的男人做一顿顿理想的晚餐.而她的丈夫呢,原本也只不过是为了激起她的在乎而制造出第三地的检测相,找一个女子做一顿晚餐,想象着这是那个爱他、他也爱的女人为他而做的幸福晚餐.两者异曲同工,两个相爱而渴望幸福的男女却总是背道而驰,相互折磨.每个人都可能是别人的第三地,也可能会有两个人之外的第三地,可是每一个第三地又何尝是真正的想做第三地,又何曾不想光明正大的挺直腰杆地成为名正言顺的幸福之地.小说中的男男女女,前卫也好,传统也罢,想要的其实都是两个人的幸福,每个婚姻之外的所谓“第三地”不过是他们在失望之后的幸福寻求.可是幸福却又何尝容易,好在沧桑过尽,迷烟散后,最后还是看见了真正的情感,平凡的生活.当之间获得了幸福的和解,“第三地”的晚餐就不再存在,他们尽可以在自己的小窝里享受自己即使清贫却无比美味的晚餐. 所以,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女人的一半也是男人.男人女人,不过是在磨难中承受苦难、追寻幸福的两个人,相煎何太急?中国的女性追寻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终于在虚无之后明白:真正的女性应该是在和谐的幸福世界里,真正的幸福应该是和心爱的人相亲相爱的幸福,也只有一个幸福的女性自我,才是值得我们百转千回、历经磨难去追寻的女性自我.

① 陈捷:《女性意识的觉醒与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的崛起》,《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②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陆坚:《秋瑾词中的自我形象》,《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④ 高静:《世纪初的觉醒》,《职大学报》2007年第3期.

⑤ 西慧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⑥ 卫慧:《痛并快乐着》,《南方文坛》1999年第6期,第67页.

⑦ 阎真:《身体写作的历史语境评析》,《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

⑧ 王岳川:《女性歌吟是人类精神生态的复归》,《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4期.

⑨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嫒译,《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⑩ 顾玮:《理想关系的文化想象》,《东岳论丛》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