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与人的记忆

30年前,我第一次站在这幢建筑物前,手里拎着一个包,包里装着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手稿,很冒昧地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想请他们过目一下,是否有采用的可能.当时,这幢四层楼给我留下蛮高大,蛮气派的印象,而且,作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文学书籍出版大社,那门面也相当匹配,显得挺庄重,挺堂皇的.然而,30年后,自从那座四脚八岔,形象丑陋的过街天桥建成以后,就把心目中的这座文学殿堂团团包围住了.每次我到朝内大街166号,经过这座设计得不伦不类的过街天桥,就有一种缺氧的窒息之感.如今的这幢楼,蜇居于天桥之下,一副局局促促,窝窝囊囊,可怜兮兮,没精打采的样子.

我有时也诧异,人到老年,会比他年轻时,要矮上一截,难道建筑物与人相似,有了年头以后,也会缩水吗?后来,我明白了,不是这幢楼矮了,而是它的左邻右舍都长高了.整个一条朝内大街,连当年的菜市场,也玻璃幕墙地洋气起来,发出灼眼的亮,显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灰秃秃的,矮趴趴的,按说是新中国首家文学书籍出版的老字号,益发地暗淡,益发地寒酸.

那时,我将一大堆足有数公斤重的手稿,送到这家出版社,因为它是全国范围内出版文学书籍单位之中的佼佼者.现在,如同朝内大街上出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一样,它已不是在文学出版领域独领的先行者了.也许,这就是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进步.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它马路对面的八王府一样,数百年如一日地纹丝不变,恐怕不仅仅意味着文学完了等

为进步高兴,为发展高兴,也应该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栋楼,早早晚晚即将拆迁的明天高兴.大家都说建筑物是要讲究风水的,我虽不大相信,然而又不得不信,自从那座水母章鱼式的过街天桥落成以后,就意味着这幢楼即将画上句号,果然,拆迁和重建的话题开始甚嚣尘上.

虽然,这幢四层楼的建筑物,基本上就是一部固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所有当代中国作家,在我以前的前辈,在我以后的后辈,都与这幢建筑物,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论理,要比那些二三流的名人故居,更具有保留的价值.然而,依我之见,这幢楼的将要拆和最终拆的必然结果,也许并不是坏事,第一,无论如何,活着的人要比死去的人更重要,未来要比现实更值得关注；第二,将来更高层更亮堂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或许更能代表中国文学大发展的形势.

不过,我对这幢怀着深深敬意的建筑物,还是有着难舍的眷恋之情,我还记得1980年的春天,有点冷,有点风,有点沙尘暴的一个傍晚,我从社里的发行部拿到刚从印刷厂拉回的样书,这是我平生的第一部铅字印刷,而且是人文社出版的,是我自己写出来的书,那份难以言表的激动之情,可以想象得知.管书库的一位大姐,看我愣在那里发呆,关心地问,你没有什么不舒服吧?接下来,我来到出版社拐弯的南小街一家小饭馆,时值下午,客人尚未上座,我选了一个避人的角落,要了一小壶酒,一小碟花生米,捧着那本带有油墨气味的新书,尽管我努力压制住自己,但眼泪还是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无论如何,那是我被流放22年以后,在蜗居里一字一笔写出来60万字的大部头,终于成为上下两卷的印刷物,这点挂在脸上的泪水,也就不怕人见笑,随它而去了.想到22年前,为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改选》,而罹无妄之灾,被扼杀的文学生命,又从手里拿着的这本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复活,能不心绪万千,泪水难忍么?所以,我对这幢楼,有着特殊的感情.曾经写过一篇短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于我这样第一次出书的作者来说,确实使我生出一种母校的归属感.正是30年前从我走进这幢建筑物开始,所跨出的第一步,也就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路.如果,有人对那堆手写稿说不,如果,怎么拎去怎么拎回来,那么,现在的我,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那也只有天知道了.

20多年,长期流放于深山老岭,劳动改造于铁路三线,不但远离社会,远离城市,同时还远离文学,远离文人.所以,当年走进这幢建筑物时,心存忐忑的我,既不认识任何人,同样,任何人也不可能认识我.然而,隔了不多久,我终于获知冬天里会有春天,而且在春天里更有润物无声的春雨.两位文学前辈对于我,对于我这部作品的特别关注,使我终生难忘.一位是韦君宜,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一位是秦兆阳,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这两位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很久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在我的心中.那时正是他们意气风发的年代,也正是新时期文学发轫的年代,提携新生力量,扶持新鲜作品,这两位先生可谓不遗余力.韦君宜说：这个李国文,我50年代就注意到,你们一定要认真的,当回事地对待他的这部新作.秦兆阳说：我把我的办公室腾出来,让这个李国文就住在我们社里,来改他的这部作品.于是,我与这幢建筑物,有了一段缘分,有了一点感情.

大多数建筑物,终究是有其寿命的限制,拆迁是肯定的.文学也是同样,绝大部分作品,总有销声匿迹的一天.然而,记忆这东西,对于当事人来讲,却是轻易不会淡忘的,这也许就是人们为什么特别看重历史的原因.

责任编辑：罗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