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田慎之助中国古代文的特点

点赞:18084 浏览:80955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07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林田慎之助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他的研究内容颇为广泛,其研究重点是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和文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之作《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本文以《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为研究对象,探讨林田慎之助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特点.具体说来,主要包括强烈的问题意识、原典实证法、综合研究法、平行比较法、鲜明的反儒倾向等.

关 键 词 :林田慎之助 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 研究特点

林田慎之助(1932― )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他的研究内容颇为广泛,其研究重点是中国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和文论.他的部分论文被翻译到中国,刊登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截止到目前,林田慎之助已经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出版了二十部专著.[1]1-8在这些成果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之作《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通过对此书的研究,可以发现林田慎之助作为日本汉学家的研究特点,有助于我们反观中国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这些研究特点,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强烈的问题意识

林田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具有非常强烈的问题意识.吉川幸次郎在京都大学文学部的最后一次讲课中说:“我觉得有两件事感到惭愧:一是通过讲课,我提出了一些问题,有些总是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有很多问题只是提出之后搁置起来,没有解决.”[2]54张哲俊教授在评论吉川幸次郎时认为:“这当然是吉川自己一种谦虚的说法,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吉川正是以问题意识研究学术的.吉川问题入手的研究方法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提出问题,二是解决问题.解决了问题是学术水平的标志,其实问题的提出本身也是学术水平的标志.”[2]55

林田慎之助和吉川幸次郎一样,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非常强烈的问题意识.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是林田慎之助进行论文写作的前提和核心之所在.写作《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即是如此.前面提到,林田写此书的目的就在于克服以往中国古代文论史写作中的缺陷.当时中日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论史的写作上所存在的缺陷就是问题,林田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以此作为突破口,试图通过自己的重新写作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出版之后,在日本引起的强烈反响即证明了林田解决此问题的能力.

林田慎之助不仅在整部《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的写作目的上,表现出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在具体的写作中,同样是问题意识鲜明.比如,在《裴子野<雕虫论>考证――关于<雕虫论>的写作年代及其复古文学论》一文中,林田慎之助针对《雕虫论》写作年代所产生的争议,进行了仔细辨析和严格考证,最后得出了其写作年代应该在齐代末年这一颇有说服力的结论.在《<文心雕龙>文学原理论的若干问题――关于刘勰的美学思想》一文中,林田慎之助的问题点在于如何给刘勰的思想进行评价,以及如何对《正纬》、《辨骚》进行定位.在《汉魏六朝文学理论中的“情”与“志”问题》一文中,林田慎之助把目光集中在对汉魏六朝时期“情”、“志”这两个核心概念的辨析上,以及这一时期“情”与“志”之间的复杂关系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林田慎之助所写的每一个章节,都会提出并解决不少问题.事实上,他是怀着论文写作的思路去进行文论史写作的.《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的不少章节就是林田此前已经发表过的有分量的文章.他有意识地分节写作,最后汇聚成书,如此方法下写出来的著作便具有了如同论文一般的严谨性和精炼性.问题先行,不发空洞言论,不拖泥带水,可读性极强.

二、原典实证法

“原典实证法”是“实证主义学派”(又称“京都学派”、“关西学派”)汉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之所以用“原典实证法”来形容林田慎之助的研究方法,正是因为林田慎之助和“京都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所师承的两位导师青木正儿和目加田诚均是京都学派的重要代表,青木正儿尤甚.严绍先生在论及“实证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时称:“实证主义学派,从其名称上便可以窥见这一学派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强调确实的事实.注重文献的考定,推行原典的研究.”[3]252又说:“实证主义学派一方面推崇注重确实事实的治学方法等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十分重视‘独断’之学,从哲学范畴出发,摆脱繁琐之弊,从文明的批评与社会改造的见地出发,表明独立的见解.”[3]253青木正儿的学术研究方法正是实证主义学派中的真实反映.青木一方面进行实证主义研究,在中国文学、南画、戏曲、音乐等领域中纵横驰骋;一方面又把目光投向当代中国的文化运动,为此发表了一系列的见解.

作为青木正儿的学生,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上,林田慎之助可谓是得老师之真传.最为典型的证据就是林田慎之助所作的《裴子野<雕虫论>考证――关于<雕虫论>的写作年代及其复古文学论》一文,其中对裴子野《雕虫论》的写作年代的考证可谓是精细至极.

三、综合研究法

这里所使用的“综合研究法”主要是指林田慎之助所采取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指的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关注文学文本、文论文本,还重视对影响文学观念变迁的社会思潮等外部环境的研究.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把握文学史、文论史的发展变化规律.林田慎之助正是如此,他的研究以文学、文论文本为中心,但从来不忽视对影响文学、文论发展变化的外部环境的关照.林田慎之助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汉魏六朝,这一时期正是风云变幻的时期.铃木虎雄的“魏代文学自觉”说早已深入人心,文学上的自觉,反映在文论上,自然也有“诗缘情”等重情理论的提出.而这一切的变化都离不开魏晋时期政治上的变化,更离不开由此而产生的思想界的动荡与争鸣.林田慎之助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并没有沉浸在文学自给自足的窠臼里,恰恰相反,魏晋玄学的发展,汉代经学的衰微,儒、释、道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都是他考察的重点.而这些外部研究对内部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等问题也是林田慎之助试图解决的.比如,在研究两汉魏晋时期的辞赋论时,林田慎之助以赋的功能作为依据,把这一时期的辞赋家划分为两大系谱.在论及提倡赋之讽谏意义这一系谱时,林田分析了此种辞赋论形成的原因.他认为:“从西汉末到东汉,儒教作为维持现实政治和秩序的理论,获得了统一支配的地位.而经学的规范又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宣帝、扬雄、班固等人辞赋论形成的原因.此外,汉代毛诗学派的《诗经》观,也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影响.”[4]64林田的这段话正是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方法的例证. 此外,林田在研究中不仅立足于文学、文论,还旁涉了美学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他的研究视角是非常广泛的.比如,在研究萧纲的“放荡论”理论体系时,他试图把握这种文学理论背后所蕴含的美意识.从前面介绍林田慎之助论证《雕虫论》写作年代的思路时也可以看到,他在论证的过程中使用了《宋略》等大量的历史文献.这固然和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的现实状况有关,但是对历史文献的重视,对实证精神的发扬,也正体现了林田慎之助以史证文、文史互证的研究立场.这种思路下所进行的研究,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也大大提高了.

四、平行比较法

林田慎之助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并不是死板僵硬的,其研究方法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一面.也许,他并不是自觉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去研究,但就是这种不自觉地对比较文学方法的运用,其结果往往是令人欣喜的.在林田慎之助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其所运用的比较文学的方法主要是局部地平行比较.需要指出的是,他不仅关注中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对西方学术界的研究动态有所了解,表现出了开阔的学术视野.比如,在《南朝放荡文学论的美意识》一文中,林田慎之助在论述如何正确地研究和解释萧纲“放荡论”的“放荡”之义时,举出了英国的心理学者蔼理斯、周作人、王瑶等人的研究方法以示对照.蔼理斯的《凯莎诺伐论》中有“艺术正是情绪的操练”的观点.林田慎之助对三者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后认为:“无论是周作人一方所采用的文章心理分析学理论,还是王瑶一方对文学直接反映现实这一文学理论的机械运用,都是非常粗糙的方法.”[4]368其中,周作人的方法即采用了蔼理斯的心理分析方法.林田慎之助在对中国文学评论的历史进行总体论述时,同样把中国文学评论置于整个世界的范围内进行关照.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林田慎之助在总论中叙述中国六朝文论时,选取了19世纪的法国文论以资对照.他认为,在六朝之前,中国的文论受到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之后的六朝,则逐步走向自觉.关于这一点,林田认为和法国17世纪的情况很相似.的确,法国17世纪的前半叶,正是君主专制逐步建立和巩固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论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新古典主义”文论,主要代表是布瓦洛的《诗的艺术》.他所倡导的理论原则主要有理性的原则、道德的原则、古典的原则、自然的原则等.在布瓦洛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中,尊重理性、模仿自然、服从古代、重视道德是必不可少的.可见,对道德观的重视和对古代经典的尊崇等方面和儒家思想的束缚是有相似之处的.此外,林田还提出了另外的问题:中国文论呈蓬勃发展之势的时间,与西方相比早了很多年,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缓慢?对于这一问题,林田虽然没有给出答案,但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值得思考.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样是建立在中国和西方比较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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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鲜明的反儒倾向

以《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为例,林田慎之助自觉地以是否受到儒家思想的束缚作为判断文论家思想倾向进步与否的重要原因.比如,在研究《文心雕龙》之“道”时,对刘勰之“道”是否与儒家思想有关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此外,林田慎之助还以此为标准对六朝的文论进行归类.可以说,他对六朝文论中“情”、“志”关系的变迁、对汉魏辞赋论两大系谱的归纳都是以儒家思想的束缚与否作为分水岭的.也因此,林田常常把汉代的大部分文论以及六朝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文论称为“古典”或者“传统”的文论观,而把注重文学本身审美性、表现出文学自觉意识的文论称为“进步”、“自觉”或者“自律”的文论观.对于“古典”、“传统”的文学观,林田有时不带任何感彩,有时会讥讽为“陈腐”,而对于另外一种,林田慎之助往往是褒扬之情溢于字里行间的.


林田慎之助的这种鲜明的反儒倾向自然和他本人的学术立场和审美倾向有关,但是受其导师青木正儿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青木正儿曾在《吴虞的儒教破坏论》一文中说:“儒教是前世时代的遗物,它曾使中国衰敝,到现在,它已经没有前途.”又在1922年1月27日给吴虞的信中说:“我们不信尧舜,况崇拜孔丘乎?等我们同志并不曾抱怀孔教的迷信,我们都爱学术的真理.”[5]467

事实上,青木正儿的反儒倾向并不是个案,而是一个群体的特点.其原因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文学改良运动有着很深的关联,也就是说,文学改良运动促进了西方文学观念的传入,也冲击了日本的传统文学.在明治维新之前,江户末期,文学已经呈现出颓废之势,文学作品大多是迎合读者的庸俗趣味而创作的,是只供读者消遣的.而明治维新之后,江户残余的游戏文学逐渐被抛弃,新的文学因素也开始出现.有学者认为:“同启蒙时期相适应的这种文学改良,以模仿西欧的诗,创作新体诗开始,扩展到改良小说,改良文体,改良戏曲,甚至改良短歌、俳句.”[6]234在自觉努力学习西方文学的前提下,文学改良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小说而言,以二叶亭四迷的《浮云》为起点,日本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文学.而作为小说理论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在文学史上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在这部书里作者排斥游戏小说的劝善惩恶主义,提倡把小说从封建文学观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6]236《小说神髓》确定了明治之后小说发展的方向:“他从艺术中排除了道德观念、功利主义,而提出这样的论点,即世态、人情的写实乃是小说创作的目的.”[7]17可以看到,对于小说的改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摒弃了劝善惩恶的因素,而劝善惩恶恰恰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此外,文体的改良本身,也意味着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吸收和借鉴.新体诗,也即是用当代日语写作的欧化诗型,对于日本近代文学而言,是一个崭新的文体.

综上所述,通过对林田慎之助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之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到,林田慎之助在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所采取的综合研究法、平行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而其在研究中所呈现出的反儒倾向等,则展现了同时代日本汉学家的群体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