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地域文化与土家族作家群

近20年来,地域文学及作家群研究在我国掀起新的,这是我国文学呈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的体现.随着文学浙军、湘军、晋军、陕军、桂军等地域作家群的兴起,地域文学现象已成事实和规律,地域与作家、与文学的关系日渐清晰明朗.在乌江流域,受乌江地理环境、人文传统的影响,形成了为数不少的少数民族作家群.尤其是跨越黔渝两地的土家族作家群,在意识观念、思维方式、文化性格等方面独具一格,并以其群体规模、创作个性,引起全国文坛的关注,而且,其生成因素和创作走向对未来文学的发展具有经验性和启发性意义.因此,本文从乌江地域人文传统与土家族作家群的生成关系入手,对乌江流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土家族作家群的生成因素、创作特征进行考察并解析,进而探讨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群的创作走向与启示.

一、乌江流域土家族文学的兴盛与研究的缘起

关于地域文学和作家群研究不是当代人的专利.我国最早的文论著作《典论·论文》就研究过“建安七子”作家群；南北朝时期的《文心雕龙》研究过《诗经》和《楚辞》的地域性特征.宋代以后的许多文学流派,如“江西诗派”、“永嘉四灵”、“派”、“竞陵派”、“桐城派”等,用地域来为其命名已成习惯.当然,地域文学和作家群研究一直在持续、深入.到了近代,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等系列文章中,探讨了文明的发生、政治历史、文学学术、地理风俗、兵事与地域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上千余年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环境之影响”很为明显；“同一经学,而南北学风,自有不同,皆地理之影响使然也.”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可以说是地域文学研究的专文.刘师培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故所作文,多为言志、抒情之体.”明确指出荆楚文学与南方“水势浩洋”之密不可分的关系.王国维也指出：“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这是因为南方湿热的气候,容易形成犷放和倜傥不羁的习性,而丛林水泽,氤氩之气更易激发奇幻狂想.这种奇幻狂想与楚人的浪漫精神,则成就了荆楚文学奔放、浩瀚的气势.这些思想资源建构了今天大多数人所谈论的“地域文化”知识的内涵.在西方,法国19史家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引言中,明确地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作为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同时他在《艺术哲学》中强调：“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这为人们研究地域文学提供了权威性的理论依据,并引发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模式的产生.

然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均会产生新的地域文化、新的作家群和新的文学.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学的复苏并逐渐走向繁荣,探究文学地域现象源流与特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在一场“寻根热”和“文化热”中再度兴起.至90年代,现代文学史家严家炎先生主编了一套《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他在《总序》中指出：“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乎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这不仅有力地揭示了地域文化与作家创作之间的紧密联系和文学发展的某种客观真理,而且再次掀起了地域文学和作家群研究的热潮.

那么,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研究,则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选题.乌江是一个区域文明的标志,是一个区域文化的符号,是一个区域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乌江这条母亲河,孕育了许多土家族诗人、作家和学者,他们的成就令世人瞩目.诗歌方面,曾以《中文系》风靡一时的“莽汉派”诗歌创始人李亚伟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冉庄、冉冉先后获得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和首届“艾青诗歌奖”,冉仲景获得第一、二届重庆市少数民族文学奖和第三届“重庆文学奖”：散文诗方面,喻子涵获得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和“中国当代十大优秀散文诗作家”奖；散文、报告文学方面,阿多获得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刘照进、安元奎分别获得第四届“贵州文艺奖”和首届“乌江文学奖”,魏荣钊获得贵州省首届“乌江文学奖”和第三届“贵州文艺奖”,任光明获得《民族文学》“山丹奖”和“四川文学奖”,舒应福、姚元和均获得重庆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奖；小说方面,陈川、田永红分别获得第四届、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苦金获得《民族文学》“龙虎山杯”新人奖和重庆文艺奖,姚明祥获得重庆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奖,林照文获得贵州省首届“乌江文学奖”：戏剧方面,何立高获得第八届全国“孔雀奖”铜奖、第十一届全国“群星奖”银奖；文学评论方面,冉易光获得重庆文艺奖和重庆社科奖,向必群近年立足于民族文学创作评论和地域文学研究具有广泛影响；文学活动和文化传播方面,冉云飞获得“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称号.乌江流域土家族诗人、作家、评论家、学者共出版专集近百部,数十人被吸收为省级以上作家协会会员.

从以上看来,乌江流域土家族文学创作呈现一种繁盛景象,当然它与乌江地域环境、时代风尚及人文传统对土家族诗人、作家的影响和培育是分不开的.由此,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群已成为人们特别关注的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学界研究当代“地域文学”和“作家群”不可忽视的一种采样标本.因而,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其具体理由有以下三点：第一,乌江中下游是土家族人聚居的核心地带和土家族文化的发祥地,地域人文传统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且研究资源十分丰富,可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新的素材；第二,以土家族为主体的“乌江文学”已成崛起之势,一个新的作家群体在西南贫困山区诞生并逐渐壮大,这对总结当下区域文学发展和参与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均具有重要价值与现实意义：第三,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群研究,不像发达地区的研究对象和以往的研究方法,它可以为当代地域文学和作家群研究提供新的案例,充实新的内容. 二、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的生成因素考察

先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地域”和“地域文化”.陈继会先生说：“所谓地域,这里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作家创作时的聚散之地；一是作品所表现的文化地域.”其实,“它除了指区域范围这层外在意义外,更重要的内涵是指某一人类群体在这个区域长期生存及发展演变.所形成的具有文化特质的时空环境.”这样的“地域”,“因其具有文化特质而区别于其他时空环境呈现出自己独有的个性”.因而,“地域文化”就是人们在某个区域长期生存生活及发展演变,形成一个族群独特根性的与地域环境息息相关的一种山水人文系统.这种地域的山水人文系统,影响一个族群的思想、情感、行为、制度以及文化创造.

在谈论“乌江地域文化”之前,首先让我们认识一下乌江.乌江跨越中国贵州省北部和重庆市东南部,是长江南岸的一大支流.乌江源出乌蒙山,北源六冲河出贵州省赫章县北,南源三岔河出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东,两源在织金与黔西边境汇合后称鸭池河,自西南向东北奔腾于大娄山系和武陵山脉之间,经黔西、清镇、修文、金沙、息烽、遵义,至乌江渡后称乌江.往下扔向东北流,经开阳、、湄潭、余庆、凤冈、石阡、思南、德江,至沿河县城后,折西北方向入重庆市境.再经酉阳、彭水、武隆,至涪陵市汇入长江.三岔河汇口以上为上游,汇口至思南为中游,思南以下为下游,全长约1050公里.乌江流域面积约8.8万平方公里,覆盖黔、滇、渝、鄂4省市共56个县（市、区）,河流主干大部分在贵州境内,是贵州省的第一大河.乌江流域居住着汉、苗、布依、土家、壮、侗、彝、瑶、仡佬等10多个民族,土家族主要分布在乌江中下游一带.土家族进入乌江流域生活,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乌江古称“延江”（三国《水经》）,延江就是“蜒江”,即蜒民居住的江（晋·常璩《华阳国志》）.蜒民就是古代巴族的一支（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即现在土家族的祖先.土家人据守乌江、崇敬乌江、开发乌江、保护乌江,与乌江相处共生数千年,形成无法分割的地缘和血缘,创造出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成果,成为一代代乌江土家人的精神支柱和文化食粮.

那么,“乌江地域文化”,就是乌江沿岸的居民与乌江山水长期共生、共融和创造而产生的一种地域环境与人文系统.它包含三种类型,即山文化、水文化、人文化.就“山文化”而言,乌江上游地处乌蒙山,中上游南面面临苗岭,中下游两岸是大娄山脉和武陵山脉,山势巍峨高峻,山脉绵延纵横.这种逶迤起伏、磅礴雄浑的地貌,带给乌江人豪放耿直、大气稳重的气质；山高谷深、峭壁悬崖,造就乌江人谨慎精明、内敛自律的性格；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磨炼出乌江两岸的土家人坚韧耐劳、倔强执著的品性.当然,由于山横水隔、交通不便,以及长期小范围生活,从而形成了乌江人封闭、保守、狭隘的心灵结构；同时恰又容易保存乌江区域原始古朴的民风民俗和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就“水文化”而言,人类文明起源于河流或海洋.由于江河具有流动性、开放性、吸纳性和外向性的特质,因而容易让人与人、人与社会得到很好的沟通、交融,能够吸收外来文化和善于关注先进文化,从而增强一个民族的适应性、生存力和创造力,推进一个民族整体快速地发展.因此,《乌江盐殇》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在陆路不通的古代社会里,乌江是贵州通往外界的重要水路,是古老的商道、盐道,也是传递大山与外界信息的文化渠道,在贵州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战略地位,故有‘黄金水道’之称.”这不仅对乌江在贵州发展史上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定位,同时也深刻阐明了水文化的巨大魅力.水文化必然使一个族群以及更大的社会,在内部结构上产生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巨大变化.就“人文化”而言,乌江上有人的活动可推至原始社会.悠久的人类历史,遗留和传承了丰富的人类文化.那么,乌江“人文化”就包括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制度的信仰文化,如崇拜天地山水、崇拜动植物、崇拜祖先和英雄、崇拜鬼神和法力等；包括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如耕织、渔猎、饮食、服饰、居住、交通、纤道、船筏、盐巴、丹砂、城郭、语言、歌舞、戏剧、诗书画、竹枝词等；还包括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尤其是民族风俗,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劳动和生活过程中所创造、享用并传承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综合形态,是人类在日常活动中世代沿袭与传承的社会行为模式,包括宗教信仰、图腾崇拜、劳动方式、婚嫁丧葬、礼俗仪规等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行为.这是“人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形成特定地域文化最重要的部分.乌江地域文化,不仅是乌江流域诗人、作家生生不息的精神栖息之所,也是构成他们文学创作的特定话语和表现对象.

由上可知,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群的生成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受到共同的乌江地域环境的影响,包括乌江山水、物候气象和区域内的各种自然物体及动植物；二是受到共同的乌江人文传统的影响,包括民族文化、历史文化、信仰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民俗风情等地域文化.这二者是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群生成的外在因素.三是乌江流域诗人、作家所具有的精神气质、生存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审美理想所致,这是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群生成的内在因素.当然,内在因素是由外在因素长期影响,并通过内在因素的裂变与聚合而形成的,它使个人与群体之间产生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一致性,进而产生群体一致性的气质、思想、道德、习惯、思维、行为、语言风格和艺术趣味.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群,就是在乌江这块特定的地域环境、人文环境和生存哲学的影响下形成的.这样的“地域文化”所孕育的诗人、作家,“他们对自己的时空环境具有长期的依赖性和聚合性,即使是离开这个‘地域’的个体,仍然背负着自己的乡土,忘不了自己的民族,永远消退不了自己的文化根性.因此,民族诗人、作家、艺术家总是被自己的民族地域情结牵扯而产生创作的动力,便自觉地把地域生活、地域文化作为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

三、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的创作特征解析

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的存在,主要从其创作特征上体现出来.那么,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的文学创作,从文体上看是多样化的,有诗歌、散文诗、散文、小说、戏剧、民间文学等；从选材上看也是多层次、多角度的,有历史的、现实的、宏观的、具体的、人物的、事件的、政治的、经济的、风物的、民俗的等.这二者充分体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跨文体、跨文化特征.再从创作方法上来看,有现实主义的和超现实主义的,有古典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有写实的和魔幻的等,这些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正好反映了地域风情与民族文化的绚丽多姿,反映了地域民族作家的丰富想象力和创新能力.从写作手法上看,则始终围绕“地域”因素来抒情或叙事、烘托或寄寓、讽喻或象征.从语言风格上看,由于土家族只存在一部分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因而运用“泛母语”来进行族群记忆的书写与文化多样性的表达,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下面就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的创作特征予以梳理和概括. （一）突出故土情怀和生存现实

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和源流,可以确立作家的不同创作选择、创作方式和创作风格.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群受地域文化的长期熏陶与孕育,故土意识已深入作家人心,在文学创作中也就自觉和不自觉地染上故土色彩与根性文化.在他们的笔下,各种各样的故乡人物及典型环境、千奇百怪的诗歌意象和生存体验,出不一般的生命形态和生命基调,并由此揭示了传统与现代中的冲突和生存现实的焦虑.

在酉阳土家族诗人冉冉的诗歌中,一种文化乌江、文化乡土自觉表现得十分突出.有学者对她评论说：“土家族知识分子对本民族文化的发现与复活,并率先在自己的地域内部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倾向和审美倾向,延宕着自我民族的文化品格.”这种文化品格,来自于对乌江的感恩、对故乡的回报、对本民族的崇敬.她在诗中写道：“我一直在跋涉,向着最远最美丽的地方/经过漫长的旅程,才发现它就在原地”（《给大界》）.作为一个土家族诗人,冉冉的乡土情怀是如此的刻骨铭心,她把自己的全部,包括生命和理想以及所有的诗歌,都献给了乌江岸边那个叫大界的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乡.酉阳另一个土家族诗人冉仲景也是一个心怀乡土如生命的诗人.有人称他诗歌的精神结构是“持续的‘还乡’”.所谓“持续的还乡”,在他这里不仅是理念上的,还是行为上的.他深居乌江岸边的酉阳,以“在场”的方式扎根于祖先开拓的土地,从而获得诗性的“原始力量”.因此他说,住在乡下,才能对“挨紧（贴近）、下潜（深入）和在场（落实）”三个词语,有全新的理解.

沿河籍土家族诗人、中国“第三条道路写作”诗派创始人谯达摩,擅长创作长诗,如《凤凰十八拍》、《世界之王交响曲》、《第一波罗密》等,都是几百上千行的作品.这些作品气势宏阔,像乌江一样一泻千里,像乌江两岸大山一样逶迤壮丽.这些长诗,尽管是人生、生命、信念、理想以及人与自然的宏观思考和形而上学的诗性直陈,尽管是“着眼于对宇宙世界的自在精神进行探究和阐述”,但是从最基础的意象材料、情感基调和诗性气质来看,还是得益于成长的经历和故土的记忆,还是流淌的那条江、江上的那座岩、岩后的那座村、村里的那些人、人们的生活与信仰,在他心灵所形成的童年情结的现代演绎和解密.如他在《第一波罗蜜》中写道：“此刻抵达故乡的第一缕阳光/披着神的衣裳/天亮了吗?天亮了,天亮了!等”“我的故乡——谯家岩/天生的摩崖石刻/像一枚钉子牢牢地依附云贵高原/举着稻草或葵花杆扎成的火把/我从这个岩洞出来,又进入/另一个岩洞：洞中一日,世上千年/在洞中,钟乳石是神秘的/蝙蝠是神秘的/风,还有暗河都是神秘的/总之,那里围绕着富饶,围绕着明朗,时间的顶峰上覆盖着茫茫白雪”.虽然身在异乡,但他的灵魂幻影和诗性直觉“正健步走向高原”,一种“还乡”心迹昭然若揭地显露出来.

思南籍土家族诗人徐必常,对乡土情怀则是另一种理解.他不直接表现乌江地域乡土,但是他的血液里还是流淌着故土的文化基因.他在《流水》组诗中写道：“多少个梦,都和月圆有关/有关它的冷,都浸骨的凉/我们把一个又一个月饼当月圆/和亲人们,一咬,再一咬等/所有的圆月就在心中了”.并且,他把这种文化基因化为对自己民族的生存现实的关注和担忧：“此时我看到一只高飞的鸟,它就突然不飞了/它把整个身子压在了那棵树上/那棵树开始是弯了弯腰/最后还是做了一条汉子,把腰杆死死的挺住”（《就因为疼,我想到了悬崖上的那棵树》）.“印江四诗人”之朵孩、非飞马、任敬伟,均是“80后”土家族诗人,他们三人在年龄稍长的同县城苗族诗人末未的影响下从事诗歌写作,是乌江中游土家族诗人的代表.他们的诗,一般不抒情,而是冷静地叙述生活中的普通人情物事,采用日常口语和民间俚语写作,不讲求深度,也不在乎历史感,追求即时性和表演性的效果,具有典型的后现代创作美学倾向.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脱离地域文化的影响,注重生活细节的观察并构成对时代的反讽,注重与生活相关的意象和象征,善于关注当下的生存现实,揭示传统与现代中的冲突,从题材到语言都充满了乡土情怀和地域元素.

(二)书写族群记忆与风情民俗

关注民族的、家族的、村落的兴衰历史和风俗习惯,是地域民族作家创作的又一个特征.尤其是小说家,捕捉民间的真实,关注被历史忽略了的人物和往事,是他们的良知和职责.那么,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中从事小说写作的作家,他们习惯从一段历史、一个人物中去重新发现传统,去竭力寻找自己民族生存的秘密符码与发展壮大的力量之源.因此,他们的作品充分揭示了生活在乌江流域的土家居民与自然、与环境、与人文的关系,深深地打上了土家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烙印,成功地书写与建构了“乌江地域寓言”.

《走出峡谷的乌江》《燃烧的乌江》是思南土家族作家田永红创作出版的两部小说集,均以乌江人情世故、乌江风土民俗为写作对象,揭示了土家族群与乌江地域之间的生命与文化的依存关系,其地域文化特征、地域寓言色彩突出.研究田永红小说创作的肖太云说,田永红的小说,“不偏重讲故事,而着力于对某一特定地域的地理特征、风土人情的书写与审视,有鲜明的独异性,作者的思索和特有的寓意尽在其中.”当然,这种“乌江地域寓言”,作者始终是以族群记忆的书写、乌江山水的描绘、地域人文传统的讲述、民族精神的提炼、文化性格的概括来进行的,并且把特有的思索和理想的寄寓融入其中,从而形成了一种个性特征鲜明、文化品格突出的并为人们普遍认可和关注的文化地理符号.因此,在他的小说中,乌江的过去复活了,土家族的先民复活了,已经被遗忘的记忆得以唤醒,属于过去的岁月得以重生.

长期在思南县乌江航道处工作的土家族作家林照文,他的系列小说《过不去的河流》,通过乌江中游一个曾经断航、搬滩,后又炸通了的滩——望娘滩的变迁,反映了乌江流域的变迁；通过田氏族人过去、今天的奋争,展示了乌江人的生存状态、心路历程、人性光辉和这条江的文化、风情、风景、习俗.他之所以要这样写乌江,是因为乌江富于变幻,充满神秘、神怪、魔幻,满载着浓郁的风情、风光和风俗的“鬼方”文化.他说：“我只熟悉这条江,只熟悉这条江上的涛浪、水筋、漩涡、浪花,岸边的巉岩峭壁、弯脖子树.我的视野里只有打滩、守滩、绞滩的人,只有打鱼、耕田犁地、开小机船的人,耳边只有滩啸风声、牛叫猪嚎、船笛轰鸣,只有丰收了农人的欢笑、天灾人祸了吃水上饭人的哭泣.”在林照文的笔下,乌江是一条历史的江、底层的江、现代的江、翻天覆地变化的江、欢乐幸福夹杂着苦痛忧伤的江,因此,他的小说写出乌江人的希望与失望、乌江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与命运抗争的轨迹.同时,他既把乌江土家民族记忆中过去的一切呈现出来,又把当下的乌江及其居民的生存状态真实地交给未来的历史和民族的记忆. 德江土家族作家张贤春的《猪朝前拱》,更是一部反映乌江中下游民族文化、风土人情和社会经济变迁的长篇小说.小说围绕主人公颜仲江成长的经历、波折的婚姻、起伏的生活,展示了数十个性格各异的人物的悲欢遭际,描绘了乌江岸边城乡结合部偏僻落后地区六十年丰富复杂、耐人寻味的生活图景.“猪朝前拱,鸡朝后扒”,这是流行在乌江中下游的一句谚语,小说题目取自于此,暗指人生之艰难；小说题目的独特,恰又体现地或文化特色.这部小说虽然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变革带给人们生活上、心灵上的深刻变化,是一部故事性很强的现实主义小说,但是小说中不乏荒诞情节和魔幻色彩,这与乌江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戏剧性是分不开的,与德江傩文化、巫文化的神秘、怪诞、魔幻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并且,大量融入土家母语、汉语方言、民间俗语、谚语、俚语、民谣及民风、习俗、宗教、民情等,则又是一部当代民间语言辞典,是一部地域风情和风俗文化史.从这样取材、用语、人物塑造、写作风格等方面来看,它无疑是一部典型的以地域文化为创作背景的文学著作,体现了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的创作特征.

沿河土家族作家晏子非的小说,则不同于前面几位作家的小说.他发表的大量中短篇小说都具有“先锋”性质.按另一个土家族作家隐石的话说,晏子非的小说“在一种极端的处境中展开冲突,凸显灵魂的困厄和挣扎,关注精神在世俗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对生命困境的拯救作用,在理想寄寓与世俗的瓦解和对抗中反思时代与生活.”尽管如此,但他那种地域和民族的胎记始终没有抹去.比如,描写诗人寒隐在乌江边上的一个县工业局工作而又不识时务直至孤独死亡的《阳光下的葬礼》,刻画乌江峡谷乡村民办教师田茂典与娟娟特殊“爱情”故事的《在峡谷流淌的爱情》,揭示当今社会真检测、美丑、善恶等价值混乱和颠倒的《日暮河滩》,等等,都没有离开地域、民族和时代的背景.因此,正如隐石所说,在晏子非的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处于生活的最底层,处于一种生存的极端状态.这无疑是作者自我生存地域环境恶劣的投射.”

(三)挖掘母语背后的深刻内蕴

最能浸染地域文化特色、透射地域文化意蕴的是语言.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没有用纯粹的母语创作,然而对待母语是自觉的,也是灵活的和开放的.因为土家族虽然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但是只有一部分语言而且没有文字,写作只能依赖汉语.尽管如此,他们在用汉语写作时,所表达的却依然是母语意识和回归母语文化的情怀.由此也可以看出,土家族文化不是完全封闭的文化,而是一种具有跨文化特质的多元文化.随着乌江开发的加快与对外交流的扩大,现代生活方式和先进文化往往比较快速地传人乌江流域,土家民族的思维方式与现代汉语融汇后形成了“第三语言空间”,产生了一种原生性的、实验性的、发散式的语言表达系统和独特的语言风格,这恰恰使乌江流域土家族文学在当代语境下更能揭示地域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

沿河土家族作家刘照进,以《陶或易碎的片断》这部散文集,展示了其语言天才.他的散文语言是很精致而极富内涵的：“你常年在这条江上行走,你生命的根须紧紧连着这条河流等一棵树站着,是对天空和大地负责.”（《穿过岁月的手掌》）读着这样的句子,会让人热气腾腾,唤起一种情感的力量.《陶或易碎的片断》首先让“语言之家”呈现在我们面前,有时浸透一种悲悯,有时传达一种欢愉,有时是一种关注和潜思,有时是一种惊讶和震撼.在这个让人易感易触带着体温和气息的语言之家里,每一个汉字都充满了人文内涵,都能创造语言形象激发我们的无限想象.当然,语言来自“思”的存在.刘照进的“思”是一种故土情结,是现代人的故土观照和人性的反思；这里的“存在”,就是故土,是故土情怀中的故土,是宿命中的故土,是返回与亲近本源的故土,是与生命、历史、民族、血缘、亲情俱生共存的故土空间.这种故土,是他牵挂的对象,也是他往还的居所；是他书写的对象,也是他“思”的源泉.这个故土情结,是他的精神文化支柱,是他散文创作的动力源.因此,他的散文,浸透着语言背后的深刻意蕴.

思南土家族作家安元奎,其散文集《行吟乌江》也是一种“母语文化”的回归和“地域寓言”的书写.尽管他的散文着力点在于对乌江流域历史文化的清点与盘活,但是一个乌江之子对自己的地域人文传统和根性文化的崇敬与复原,是他散文的价值所在.因此他说：“我的祖辈世代生活在乌江边上等这条河对我来说,就如同流淌在我身体里的血液一样重要.我一直有个愿望,希望用我的笔,记录下乌江的山水、乌江的人.我追溯历史,是为了让人们找到自己的根.”从安元奎的散文看来,无论是《古盐道上的虚拟航号》中对老船长、老纤夫的追寻与采访,还是《怀念歪屁股船》中对乌江木船的深描与追念,无论是《野生的民歌》中对乌江两岸原生态的“打闹歌”和歌师的赞美与探访,还是《凭吊绿荫轩》中对黄庭坚谪迁乌江彭水遭际的怀想与感念,等等,无不充满着对故土的挚爱与留恋、惋惜与深思.他表现母语文化的方式不是直接的,也不停留在语言表面上,而是在寻找乌江文化的源头时,对母语文化精神的认同、熏染、强调和转换.

记者出身的德江土家族作家魏荣钊,曾经独自行走贵州的三条大河——乌江、赤水河、北盘江,写下系列纪实散文,其中一部就是《独走乌江》.这位“孤独的行者”,由于父爱的缺失、母亲的悲景、世态的炎凉,使他自幼养成了孤僻倔强的性格.他独行乌江,行在雨中、夜宿猴场、穿越大硝洞、摆渡过河、爬出绝境,所寻觅的是他的过去、前辈们的过去、祖先们的过去.他采用纪实手法,记事写人、追溯历史、描景状物、实录真相,将乌江地域人文生态“深描”下来,将散布在乌江流域的母语文化及其感人的故事搜集起来,并在母语和现代汉语之间努力寻找一种表达上的契合,从而展现乌江地域文化的丰富性和深刻性,给人一种良知的启悟、思想的引领、诗性的熏陶和现实的反思.

(四)展示民族精神和心理特质

作为生活在乌江地域的作家,与这块地域始终有解不开的结,因为地域和民族根性文化就是这个结的核心,是维系这个结的纽带.因此,书写民族生活图景,传达母语文化精神,解剖民族心理,揭示地域文化表层经验和深层底蕴,这既是地域文学创作保持根性和个性的方式,又是地域作家坦诚面对、寻求对话、获取认同、谋求发展的一种策略.由此,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始终以曲折的文学表现形式和“先锋”性精神,对自己民族的隐秘心理与意识冲突进行解剖,把对现实的描绘转化成一种深邃的哲学思考.乌江下游的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一批散文诗作家,在这方面作了艰苦而有成效的探索. 从土家族作家冉茂福的散文诗集《守望乡村》看来,生命、灵魂、故乡,是其散文诗构成的主体内容,是其艺术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写法上,他充分调动超现实的想象,将地域性很强的物象,染上自己民族的情绪、心境及生存体验与感悟,并融入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营造一种极富人文色彩和情感基调的乡村意境,使散文诗的思想含量、情感含量、文化含量、审美含量都达到了一定的饱和程度.如长篇散文诗《乌杨》,既是人类生命的一种寄寓,又是乌江地域文化的标志：既是乌江族群民众的一种文化性格,也是诗人综合形象的表征.他写道：“乌杨,历史凝练的雕像,冷凝,沧桑,遥远的跋涉,满目的疮痍,彩陶描绘的苦难,是千年考古的墓冢,是万年凝结的诗句.山菊花闪亮,我走进祖先的血脉,点亮火把,苦涩的水草,鱼儿走失.一只惊慌的狼,闯破猎人的陷阱./在黄昏,爱情之花凋零,我们踏着霜痕相拥走过凄凉的季节.乌杨,我感恩中的篝火,再现记忆深处家园焚毁的景象./乌杨啊!乌杨,当幸福时刻来临,我们不堪承受的是历史的泪水.”（《守望乡村·乌杨》）这里,乌杨是灵魂的寄托,它可以疗救受伤的心灵,它能给弱者以力量,同时又是乌江两岸土家居民的图腾和保护神.散文诗的厚度与张力在于内容的博大与情感的综合辐射力,而不单纯是某一物象的描绘.《乌杨》融合了人生、命运、历史、地域、文化的多层次内涵,并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微妙而细致的关系,展现出历经磨难中的人类文明和民族精神,因而透射出强大的诗性力量.

另一个土家族散文诗作家赵凯,在其散文诗集《灵魂的舞蹈》中,书写心灵与大地的对话.他大量运用地域性的自然、社会、民族、历史、文化等元素作为散文诗创作的基本材料,使其散文诗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性和个性化身份特征.他对乌江、故土、乡情的书写,表现出了三重明显的情感变化和审美境界的创造：第一重是对童年记忆的描述,充满欢乐、温馨和感恩；第二重是在回忆、思念中,加上悲悯和倾诉、忏悔和反思,充满对命运的担忧以及现代工业化和商业化对传统文明挤压掠夺的焦虑；第三重是由对物质现象的关注转为向精神现象的升华,河流情结和故土意象更加凝练、空灵,而作者的宇宙观与生命观似乎显得更加宽容、淡定.《灵魂的舞蹈》以此为框架,一方面揭示了土家民族对自然、对图腾、对祖先的崇拜,另一方面也承载着乌江两岸世居民族的独特审美理想.地域散文诗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根性写作,而这种原型意象的捕捉和运用,这种情感经验的调动与激发,这种诗歌现场的审美体验和诗性摄取,是实现根性写作的基本途径.

在乌江流域,从事散文诗写作颇有人在.乌江中游的开阳县是“中国散文诗之乡”,而贵州是全国散文诗创作大省,散文诗在贵州具有文学品牌意味,并且代有传人.在乌江下游的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近年也涌现了一大批从事散文诗写作的后起之秀,除了前面提到的冉茂福、赵凯以外,还有罗钧贤、罗福成、陈顺、田淼、何海滨、陈述义、鲁东等,他们的作品在全国各地刊物发表.我想,这与乌江地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乌江既是一条自然的河流,又是一条历史的河流、文化的河流,是大部分土家人世代生存、繁衍、生活、创造的一条充满民族气息和旺盛生命的河流.千里乌江天然具有散文诗的气质.这种气质,既表现在大山、深峡、绝壁、硝岩、洞穴、礁石、洪流的粗粝与雄迈上,又表现在沙滩、浪花、波纹、山花、溪瀑、鸟鸣、倒影的秀丽与柔情中.当然也由于地理、历史因素的特殊,乌江地域往往以石多土少、旱涝交替而及其贫瘠、蛮荒、闭塞、穷白、落后示人,而高山断崖、江隔峡阻恰又保留了这块地域的原始、古朴、纯真和传统.因此,在这种特定地域环境的濡染浸润下,乌江人形成了既豪气、剽悍、隐忍、坚强,又温婉、细腻、柔情、悲悯的地域民族性格.而这些气质和性格,正是产生散文诗人及其优秀散文诗的天然条件.所以,乌江流域出现大规模的散文诗作家群,就不足为怪了.

四、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的创作走向及启示

浙江师范大学王嘉良教授说：“地域文学作为整体文学的一部分,应具有立足地域又超越地域的意义.”也就是说,地域是相对的地域,尽管乌江地域空间不变,居于两岸的民族不变、人文传统不变,但是时代在变,民族交融、文化碰撞没有停息.因此,我们重视地域,则不能“死守”地域；强调传统文化积淀,则不能拒斥文化创新.我们既要强调地域民族文学的个性魅力,肯定它的继承性和独立性,同时又要反思自己的劣根性和脆弱性,积极参与跨文化或多重语境的交流和对话.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证明或实现“地域的甚至边缘的,却很可能是世界的”这个推论.那么,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的创作走向与启示,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的融合

关于“地域”,前面讲了很多,这里关键是“时代”的问题,关键是怎样与时代融合的问题.时代是一个作家群所处的时间环境.当然,这个时间环境,不是纯粹的时间概念,还包括这个时间所承载的一切事物,比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自然,以及生存方式和创造方式等.任何人都是不能脱离这种时间环境而独立存在的.那么,对这个时间环境的把握和体现,就是时代精神的一个重要命题.所谓“与时代融合”,既是一种理念、姿态问题,也是一种行为和程度问题.也就是说,地域民族作家不要单纯强调“独立”而抵抗“共融”,而要有对时代精神的深刻认识,要有主动融合的态度和行为,不然在大文化环境中就没有话语权,即使是小圈子里也会格格不入,就会被时代抛弃.被抛弃的作家及其文学,就成了历史的尘埃.因此,耿占春说：“如果一个诗人把自己生活的地域作为自足的经验世界,或者被地方性的趣味所满足,显然他就会对时代更加抽象化因而也就是对更广阔范围内的事态缺乏回应.”如果出现这种状况,显然是很危险的,也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好在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基本能做到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的融合,其创作走向是前卫性的,关注的面也很宽,大部分作家都具有一定的探索精神和“先锋”气质,都具备一双独特的眼睛,看清传统、时代和自己行走的大道.

（二）民族气质与世界眼光的融合 “民族气质”是一个地域民族作家必备的一种气度和品质.这种气质不应是狭隘的,而应是一种宽阔的胸襟和高远的视界,既能清醒地识别地域人文传统的精深和奥妙之处,又能运用地域民族文化资源作为思维的材料使其放射独特的文化光辉.所谓民族气质与世界眼光的融合,正是这样的效果.那么,关于“世界眼光”,就是要有大文化的思考,要善于接纳和融入先锋意识、多元文化,要能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对本民族进行全新审视.其实,一个地域民族作家,总是要背着地域和民族的行囊,行进在现代性和世界性的长途大道上.正是因为这样,写《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思、写《吉檀迦利》的泰戈尔、写《野草》的鲁迅,虽然他们的作品都有很强的地域民族性,但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认识人类、表现人类的高度,因而他们的作品都成为了世界文学的榜样.就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群来说,他们的创作也有这个趋向,他们的“实验”、“先锋”,就是寻找地域与世界融合的途径.但是做得还不够,具有大气、风骨和独创性的作品为数不多.好在已经有人起步,好在已经认识到世界文学经典的重要意义,认识到中西文化融会贯通是一个优秀作家的必备条件.

(三)文化功能与美学理想的融合

文化功能与美学理想完美融合,是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的一个创作方向.但是,也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忌讳图解民俗、图解仪式、图解宗教活动.文学一旦成为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文献学或考古学的直接载体,那么这种文学就已经不是文学了,而成了某种文化专著.文学的本质是审美.因此,文学不能被文化替代,文化也不能当成文学.有人批评过这种现象：“地域文学史上纷集蚁聚着太多庸碌的末流作家,有些甚或只是未入流的文献文‘作者”’,他们“因循冗滥制作,缺乏审美活力和生命热情”,给文学带来“大堆累赘沉重的‘包袱’”.这样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这样的提醒也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我们把文化功能与美学理想完美地融合起来,以地域民族文化作为文学创作的背景和基调,以语言艺术手段进行文学创作,那么,这才是地域文学创作的正道,地域文学才能产生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在这个问题上,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群还是有自觉性的.当然有的作家、诗人要做得干净利落些,有的仍然脱离不了那些“文化”的硬包装,以致把文化当文学,败坏了读者的胃口而不自知.

总之,乌江是一条神秘、奇幻而圣洁的江,因而乌江上的土家族人具有豪气与悲悯、坚韧与柔情的民族性格.正是这一片自然环境独特、人文传统深厚的地域,才成为诞生少数民族作家群的摇篮.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既集中弘扬丰富独特的地域文化,同时又创造多元化的、具有时代性的新文学,这对于“文学乌江”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