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人民文学的重新出发

一、

人民美学、人民文学、文学人民性、底层书写、打工文学等是进入新千年后在文学界和文化界备受关注的几个紧相关联的话题.这些话题在最近几年的持续升温和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广泛而深切的关注充分体现了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民性诉求的自觉尊奉与坚守,充分体现了国人在新的时代文化语境中继承、光大和刷新马克思主义人民文学传统的理性自觉.

人民美学、人民文学和文学人民性的理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不仅重申了马克思、列宁等人关于革命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怎么写作的一贯思想,而且系统论述了人民文学问题.此后,从1942年到1949年, “人民文艺”日渐成为进步文艺的中心概念,在解放区和国统区被广泛使用.1949年10月25日以沈雁冰为主编创办的产生了广泛持久影响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便是人民文艺的办刊思想的体现.从20世纪40年代到今天,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到“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从“文艺为工农兵怎么写作”到“文艺为人民怎么写作,为社会主义怎么写作”,从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倡导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到“突出主旋律,发展多样化”,积极建设先进文化等以人民为本位始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自觉追求①.

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岁月中,在严峻的民族国家生存境遇和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文化体制的影响下,在思潮的严重干扰下,人民性往往被等同于阶级性,人民文学也往往被简单化为工农兵文学.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潮和阶级斗争思维的消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文化的扩张,随着文艺生产消费机制日益受到资本和利润的左右,随着私人生活领域的扩大和大众传媒日益渗入精神文化领域中,文艺领域又出现了另一些极端化现象：流行文艺和商业文化甚嚣尘上,快餐文化、享乐主义、躲避崇高、文学、身体写作的“时尚”缤纷陆离,大话体言说和下半身叙事蔚为潮流,武侠影视、地摊文学、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散文、为中产阶级写作、青春偶像剧、清宫剧此伏彼起等文学变得松软了,轻巧了,变得远离生存苦难了,疏离底层百姓了,人民性观念逐渐淡化,价值取向开始出现畸变,表现下层百姓辛劳与痛楚的文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在文学界无论创作还是鉴赏,都出现了一个回避社会生活现代化建设主要场面,面向、性感、身体的情况.”②坚守文艺的人民性诉求,光大人民文学传统,重建人民文学再次成为了一个突出的问题.近年来不少学者关于人民美学、人民文学和文学人民性的新思考、新论述正是以此为由展开的,这些论述拓展、细化和刷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文学和文学人民性的理论,堪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

2002年10月, 冯宪光先生在《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四川大学文学院等主办的“人民美学与现代性”学术研讨会上率先对人民美学问题作了深入的理论阐释,对人民美学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人民美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美学等问题作了系统的学理考辨.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美学就是人民美学,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现代美学历史上第一次鲜明、深刻地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怎么写作”这一“人体论”的美学观点③.在随后的《与人民美学》一文中,他进一步强调指出,维护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捍卫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和美学尊严乃是人民美学的关键所在④.

之后,学界由对人民美学问题的关注很自然地转向了人民文学的重建.2004年1月到7月,《文艺报》就“人民文学,重新出发”的话题展开了一次专题讨论,这场讨论始于欧阳友权先生在2004年1月31日发表的《人民文学,重新出发》⑤一文.接着,黄浩、李国春等人也纷纷撰文参加讨论,阐述了各自的见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观点多有龃龉,探索又颇多契合.在《人民文学,重新出发》一文中,欧阳友权针对当前文学中“人民文学”的艺术原点不断遭到消解或改写,人民性观念淡化以致文学疲软的积弊,主张重新镀亮“人民文学”的旗语.他进而对何谓“人民文学”,如何避免落入人民文学的观念误区阐述了他的见解,文章最后还就如何重建人民文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之后,李国春在《“人民文学”发展的自觉》⑥一文中也赞同通过人民文学的自觉发展克服当前文学中存在的弊病,并认为在当前重提“人民文学”这个口号有着特定的内涵,不能将之泛化.“人民文学”是维护和捍卫基层民众的根本利益,为基层民众代言的文学,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必须弘扬真正的人民文学.黄浩在随后发表于《文艺报》的《尊重社会的文学选择――就“人民文学”问题与欧阳友权先生商榷》⑦文章中则表述了与欧阳友权、李国春不同的见解,他虽也赞同倡导人民文学,认为文学人民性是一个必须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但认为人民不应是一个阶级性的或政治性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人民即全体公民.在他看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多样化的文学实践和文学现实本身就属于人民文学,因此人民文学早已在路上,并不需要“重新出发”.针对他的商榷意见,欧阳友权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反批评,他认为人民文学不是公民文学,并进一步阐述了倡导人民文学的现实意义和人民文学需要跨越的三道门槛⑧.无独有偶,方维保、张丽军和王晓华等人也对人民性的内涵,人民性与公民性的内涵和外延是否一致持有大为不同的见解.方维保在《人民性：危机中的重建之维》⑨和《人民•,人民性与文学良知》⑩两文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从对人民性思潮进行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强调了重建文学人民性之维的必要性.在他看来,人民与公民是大为不同的两个概念.“人民”历史和政治的内涵都直接指向社会底层,人民、人民性基本上是意指底层、底层性的.他认为强调文学的人民性不仅是强调文学与文化的人本精神,倡导生命主体的平等意识,更是强调文学写作的“人民同情”的立场,倡导人民性就是要求作家对人民有一种深刻的“悲悯和同情”.张丽军也认为公民性概念尚不适合中国语境,人民性的本义在中国文学的源流中当是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11）.王晓华则在《我们应该怎样建构文学的人民性?》（12）和《人民性的两个维度与文学的方向》（13）中指出,人民和人民性都是现代范畴,作为现代概念的人民性应该落实到公民性之维.人民和人民性概念实际上具有两个维度：整体性（人民是按照社会契约结合而成的整体）和个体性（构成人民的是公民）.人民性在其诞生后的任何时代都在整体性和个体性两个维度上展开,与此相应的人民文学必然是宏大叙事和个体叙事的统一.同时建构宏大的人民叙事和个体性的公民叙事,这就是现代性为中国当代文学规定的方向.所谓人民,就是公民共同体,以人民为目的就是以每个公民为目的,所以,宏大的人民叙事只有落实到公民叙事层面才是真实的,真正的人民性就是将主权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仅仅在整体性维度上理解人民性必然导致对个体公体性的忽略.显然,这些讨论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人民文学、文学人民性这些极具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命题的理解,澄清关于人民性、人民文学的种种混乱见解,而且触及了当前文学发展中存在的症结,对于纠正当前文学取向的偏颇,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

综观以上论争,当代众多学者对于当前文学发展中是否存在着值得正视的严重问题和是否有必要倡导“人民文学”,在新的语境中重建文学的“人民性”,观点并无不同,他们意见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理解文学的“人民性”,如何界定“人民文学”,以及如何评价当代文学发展的现实状况和如何进一步推动人民文学的发展.

那么,到底何为人民文学,应该如何理解人民文学,人民文学要不要重新出发,如何重新出发,又当从那里出发呢?我们赞同欧阳友权、方维保等人重提“人民文学”,重新标举文学“人民性”的主张；我们也赞同黄浩、王晓华等人关于人民从来就不是一个空泛、抽象的概念和一个笼统整一的集体名词,人民不限于也不等于底层民众,近年的文学实践大多也隶属于人民文学,不能武断地将他们排斥出人民文学阵营的见解.但是,人民文学已经在路上是否就意味着不再需要重新出发呢?愚以为不然,恰恰相反,在路上与重新出发并不矛盾.并不是说现在的文学已经变色已经完全不是人民文学了,所以要重来,要重新出发,而是说以往的出发和前进导致了一些偏颇,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副效应,有一些文学实践偏离了人民文学的正道,因此亟需进行调整和补救,重新出发.那么,人民文学如何重新出发呢?我们认为,人民文学应该坚定、自觉、主动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开放的胸怀,与时俱进的精神,昂扬奋发的气度积极介入生活,优化生活的姿态和追求,审时度势,在历史人生、社会文化的流变过程中针对现实提出的迫切问题有针对性地不断调整自己的侧重点和挺进方向,不断自我反思和自我纠偏,不断重新出发.人民文学的重新出发还必须基于对人民文学的文学特殊性的充分尊重和对人民大众享受优秀文学和文化的权利的充分尊重.

首先,人民文学必须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审视和展绘纷纭复杂、万象汇聚的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应该是自觉的主动的,而非自发的被动的.写人民的文学未必是人民文学,人民写的文学也同样未必是人民文学.区别人民文学与非人民文学的一个关键,就是人民性的有无.站在历史上帝王将相、现实中跨国金融资本家和各种以剥削他人为生的有闲人士、美欧强势文化的立场上将人民群众描绘为奴仆、顺民,视同渣滓、贱种,贬为群氓、愚众的文学显然不是人民文学,将人民大众淡化、边缘化、沉默化为商业世界的他者和弃儿的都市时尚文学也不是人民文学,传奇化地书写底层民众生活的伪民俗文学也同样不是人民文学.只有那些关注民生疾苦,维护民众的权利和尊严,从人民的立场出发,具有积极介入生活优化生活追求的文学才是人民文学.也只有那些真正为民众代言写心的人民文学才能让广大民众观于目,诵于口,会于心,才能行之久远.

其次,人民文学要重新出发必须具有开放的胸怀,与时俱进的精神.因为,人民文学不是一个抽象的一成不变的概念,对人民文学的讨论必须语境化、问题化、具体化,必须在开放的态势中,在动态变化的文学发展中不断刷新、调整人民文学的界定.确如黄浩、方维保在上述文章中所具体阐述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概念的内涵发生了种种变化.在中国近现代的左翼文化传统中,“人民”概念的界说与民族国家阶级的想象密切相关.在我国现代,人民概念经历了从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除‘地主阶级和写办阶级’之外的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到抗日战争时期泛指除汉奸之外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再到50~60年代在事实上缩小为仅指“非剥削阶级身份出身的人”,再到今天“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的含义变化.与之相应,人民文学也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今天来讨论人民文学就不能固守50~60年代或其他时期对人民和人民文学形成的僵化、停滞的界说,不能抱持着旧有的关于人民文学的先入之见,仅把某一部分文学视为人民文学,而将相当数量的具有时代新气息甚至前所未有的当代文学现象排斥在预先圈定的人民文学领地的范围之外.必须具体地分析今天的时代文化语境,形成具有时代气息的关于人民、人民性和人民文学的见解.这意味着要承认今天相当大一部分文学都是人民文学,今天的人民文学呈现出了许多以往未有的值得欣慰鼓舞的新景观.

再次,人民文学要重新出发还必须充分尊重文学的特殊性和人民大众享受优秀文学及文化的权利,既正视人民、人民性与人民文学的血肉关联,又领会人民、人民性与人民文学在范畴、性质、内涵、外延上的不同.诚然,在今天,从宪法意义上,一切拥有公民权利的社会成员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否可以由此断言今天多样的文学实践和文学现实统统都是人民文学呢?恐怕不能.如前所述,写人民的文学未必是人民文学,人民写的文学也同样未必是人民文学.在这里,必须注意不能简单地把甄别和判定人民的标准简单地毫无改变、不加具体分析地平移到对人民文学的判定和解释上来.人民文学的核心和灵魂是人民性.但有人民性的文学,绝不全都是人民文学.人民文学不单纯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性的概念,还是一个文学和美学概念.人民文学的提法本身就意味着人民有权利得到和享受健康的、优秀的文学,应该也必须大力发展作为文学的人民文学,但以往人民的这一文学权利并不是真正得到了所有人的重视.发扬光大人民文学,实现人民文学的重新出发意味着必须严厉打击泛滥成灾的黄毒文学以至一切危害人民大众身心健康的反人民文学,坚决抵制文学乃至文化领域中的精神污染,优化文学生态环境,维护人民大众拥有的享受优秀文学和文化的权利.

同时,人民文学必须审时度势,针对现实提出的迫切问题有针对性地不断调整自己的侧重点和挺进方向,不断自我反思和自我纠偏,不断重新出发.一般来说,在今天,人民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事业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以及一切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那么,人民文学有着众多层次、众多向度、众多部分.但问题是,并不是每一层次、每一向度、每一部分人民文学在今天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和同等重视,在特定时期总是有一些特定的部分受到特别的强调和重点关注.人民文学之所以需要不断重新出发,就是因为在现实中某一部分人民的文化权利和文学诉求常常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会被遮蔽、忽略甚至侵害,因此需要针对不断出现的迫切问题重新出发,不断调整自己的侧重点,重点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今天社会文化发展中突出的问题在于当前千千万万的基层民众被边缘化了,他们的文化权利和美学诉求遭到了漠视.既然千千万万基层民众在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腾飞的过程中奉献了自己的心血、汗水和智慧,功不可没,既然他们的生活状况、拼搏努力属于历史,他们的喜怒哀乐、利益愿望当然也应当在当代文学中得到应有的表达而不是被漠视、忽略甚至歪曲.人民文学的重新出发正是要扭转这一局面.

此外,还要高度重视语文教育乃至整个文化教育对于重建人民文学的重要作用.如果说随着消费文化迅速崛起,资本渗入精神文化领域,一时间消费意识形态畅销,享乐主义观念盛行,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强烈的实用功利色质、拜金主义风尚和感官化化潮流,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会深入和渗透到文学领域,消费文化的盛行和价值观的畸变是导致人民文学边缘化的重要原因,那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语文教育的蓬勃发展则为人民文学的复苏提供了希望和契机.因为,在现代教育体制中,教材是作为既有文化成果的凝定和教师、学生进行教学的基本依据存在的,这决定了教材的权威性和规范性.而文学的接受是一种使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得到形塑的文化活动,读者、观众心灵被感动的过程,正是对体现在艺术形象上的价值取向的认同和契合的过程.因此,在语文教科书和语文教育实践中,是人民文学占据主导地位,还是非人民文学占据主导地位,直接影响到广大青少年学生心灵的塑造和文化取向的形成.当我们的语文教育能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人生观时,人民文学也就更容易深入人心.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也必将使国民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使人的素质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塑造中逐步提升,使大众的精神文化素质和精神需求层级也相应的得到提高,这又必然会促进文艺生态建设,使人民文学得到长足的发展（14）.

注释：

①参见冯宪光《人民文学论》,《当代文坛》2005年第6期.

②冯宪光：《文学消费与审美鉴赏》,《文艺报》2005年8月11日..

③参见冯宪光《人民美学与现代性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6期.

④参见冯宪光《与人民美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6期.

⑤见《文艺报》2004年1月31日.

⑥见《文艺报》2004年2月7日.

⑦见《文艺报》2004年2月14日.

⑧参见欧阳友权《人民文学,应该重新出发》,《文艺报》2004年5月1日.

⑨见《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6期.

⑩见方维保《人民•,人民性与文学良知》,《文艺争鸣》2005年第6期.

（11）张丽军：《新人民性的溯源与重申》,《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

（12）见《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

（13）见《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

（14）参见何志钧、秦凤珍：《高雅文艺：困顿与希望》,《当代文坛》2004年第6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院.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课题编号：04JZD0034】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半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