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皇室和士族文学互动关系对南朝文学的影响

笔者近几年一直在思考“南朝皇室与士族文学互动关系”这个问题,认为它应涉及如下四个方面：南朝皇室与士族社会生活互动关系及其对南朝文学的影响；南朝皇室与士族文学态度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南朝皇室与士族文学地位的互动；南朝皇室与士族文学互动关系对南朝文学的影响.本文拟讨论第四个方面,余见他文.

总的来说,南朝皇室和士族文学互动对南朝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南朝皇室和士族文学互动促进了南朝文学的繁荣

南朝皇室和士族文学互动对南朝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不仅促进了南朝皇室和士族从事文学创作的热情,“从皇帝到士人,都把文学活动作为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对待.”[1]而且它还促进了南朝上层社会的文人化,并形成了南朝尚文的社会风气,有力地推动了南朝文学的繁荣.

南朝皇室和士族文学互动促使了士族士人倾注了大量热情从事文学事业.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士族既以其文化的特权自傲于庶族,也自傲于出身布衣的王室,因而更倾注全部的热情,把自己的文化打磨得华丽而精致.”[2]所以他们“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3]（35页）故在南朝士族大多能文,甚至出现了某些家族一门能文的现象,形成了文学家族化,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特别是陈郡谢氏.

南朝皇室与士族文学互动,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南朝上层社会的文人化趋势,同时也促使了南朝尚文风气的形成.皇室对文学的重视和爱好就极大的促进了南朝社会文学创作的热情.宋文帝“雅重文儒”[4]（54页）,故有元嘉年间的文学繁荣；齐武帝萧赜极重治世,亦认为“文章诗笔,乃是佳事”[5]（710页）,故在永明年间文学的创作和理论都有重要的发展；梁陈宫体诗的泛滥也是梁代萧氏父子大力提倡的结果.

南朝社会的尚文成风,上流社会的文人化,使南朝文学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繁荣状态.宫廷内外、朝野上下在文化上的竞争与互动,使文士们热衷于知识的积累和炫耀,并成为一种风气,其结果是出现了大量的类书,对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的作用.梁代以萧统为首的文人集团编定《文选》,成为唐人学习诗文创作的范本,杜甫就要求“熟精《文选》理”[6].

二、南朝皇室和士族文学互动促进了南朝文学的新变

南朝文学讲求新变.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萧统在《文选序》中也主张要“随时变改”.南朝皇室和士族文人的文学互动,有力地推动了南朝文学的新变.

最早对山水诗作出贡献的是士族文人殷仲文、谢混.随后,谢灵运创作了大量山水诗.山水诗对文学最重要的影响是它引发了一次文学的“变革”.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是“诗言志”.《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7]但是,到了文学的山水题材蔚为大观时,诗歌要求“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3]（35页）,“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3]（279页）.此前的诗借物言情志,罕有山水；而此时的诗,山水已成诗人借以达道、借以抒情言志的相似度检测.诗人作为创作的主体,更多地充当审视、玩赏和吟咏的角色,儒家经典规范的“诗言志”正统文学观念有所式微.尽管这些作者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山水诗的壮大导致了一代文学观的变革,但南朝文学的新变正由此开始.

齐代诗坛则是在刘宋大明、泰始创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颜延之、谢庄等士族文人在其中影响甚大.他们作诗多为“诵美之章”,用典繁富,其山水诗的创作成就不如谢灵运等高.但他们在刘宋中后期身居高位,其典雅的风味很受皇室帝王喜爱,文人纷纷效仿,“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8].

但随着齐代皇室帝王政权的稳定,皇室文化素养有所提高,在皇室周围形成了庞大的文学集团,如以萧子良为核心的西邸文学集团,他们革新了大明、泰始诗风.针对大明、泰始一些人片面追求典雅的风格,一味讲求用事繁富的弊端,西邸文人集团主将沈约提出了“易见事”、“易识事”、“易诵读”的三易之说,反对以学问为诗,提倡自然流畅.同时,沈约、王融在萧子良的大力支持下提出了“四声”、“八病”说,开始讲求对偶与声律,企图用音韵的和谐变化来规范诗歌的语言,增强诗歌的声响和节奏.谢眺大力用“永明体”创作诗歌,山水诗在加大诗歌景物描写力度的同时,实现情与景的融合.此时的诗人,大都善于刻画景物.

永明体诗歌同时也受到了吴歌、西曲等民歌的影响.在当时,正统文人多认为当时的南朝民歌多为淫邪之声,但出身寒庶的南朝帝王多数对吴歌、西曲等民歌非常喜欢,甚至亲自拟作.南朝皇室帝王多出自寒门,其文学素养与士族文人有一定差距,生活情趣、审美情趣和士族文人亦有很大不同.

在帝王们的倡导下,士族文人亦拟作“淫哇”民歌,故“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而雅乐正声鲜有好者”[4]（500页）.《南史王僧虔传》也说“朝庭礼乐,多违正典, 人间竞造新声”.吴歌、西曲轻丽缠绵的风格、短小的体制和特有的表现手法,逐渐为当时的士族文人所熟悉并吸收.士族文人如沈约、谢眺等都有数量较多的拟民歌.沈约、谢眺是永明体诗歌的主要创立者,永明体诗歌自然融入民歌风格.在皇室的影响下,“民歌”、“俗情”正悄悄侵入士族文人创作,也影响着永明体诗歌.

但南朝的“求新于俗尚之中”并非说文学走向了民间.永明体诗歌吸收了民歌中“形式美”的一些东西,那是按士族文人的兴趣加以吸收和融化的,梁陈文人在继承民歌俗情时,更是按照士族文人自己的口味加以接收.而且,梁代皇室的文学地位和文学修养大为提高,基本上士族化了,他们和士族文人一起对民歌俗情进行了吸收与改造.

以南朝乐府而论,现存者多是情歌,此类情歌本身蕴含市井商旅民众丰富的生活内容与情感.梁陈皇室和士族文人的拟作少有民歌的真情,却更多是对女性的玩赏的态度.不是诗歌走向俗世间、走向“平民化,而是蜾赢养螟蛉式地改造了民歌,民歌经皇室帝王和士族文入的改造而变成士族文化的一部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宫体诗逐渐兴盛起来.宫体诗的提倡者是萧纲、萧绎兄弟,他们在士族文人徐父子和庾肩吾父子的大力怂恿下,宫体诗风盛行于梁陈.《隋书文学传序》云:“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可见宫体诗也是皇室和士族文学互动作用的又一结果.

宫体诗是永明体以来的又一次新变.《梁书文学上》说:“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眺、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在形式上,宫体诗继承了永明体诗歌的声律化传统,但更追求精致的结构、妍丽的声词,提倡“丽辞方吐,逸韵乃生”[９]（3013页）、“文同积玉,韵比风飞”[９]（3017页）.在内容上,宫体诗反对“懦钝”、“浮疏”、“阐缓”之作,提出要写“性情卓绝”、“情灵摇荡”的作品.表明了对传统情感内容的否定.从这一点上看,可以知道从山水诗到永明体再到宫体诗这种新变的某种一致性,不过宫体诗似乎是追求得太过了.萧纲在《答新渝侯和诗书》中解释“性情卓绝”为:“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复有影裹细腰,今与真类；镜中好画,还将画等.”[９]（3011页）这更加明确规定了宫体诗的题材.萧氏兄弟就在对“美人”的咏赏中完成了南朝文学史上的又一次新变.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南朝皇室与士族文学互动,有力地促进了南朝文学的新变,使南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虽然南朝的这种新变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变为唐代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唐代文学在这块沃土上绽放得无比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