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病与超越之路

几年前,曾看到过一篇文章：《英国文学病了》.作者列举了大量事例,批评英国文学喜欢写“身体生病”和“精神病态”的人,呼吁作家摆脱这种嗜病成癖的消极倾向.

事实上,我们的文学也病了,而且其渐久矣,非一日也.

病在何处?

病在艺术形式上――在语言文体上,在叙述能力上,在结构技巧上；更严重的病,则是在精神世界里――在人格修养上,在心情态度上,在趣味格调上.

由于缺乏严肃的写作态度,由于缺乏自我超越的能力,我们时代的许多作家率尔操觚,粗制滥造,写了很多影响很大但质量低劣的失败之作.《兄弟》的虚检测和粗鄙,《檀香刑》的冷漠和恣睢,《秦腔》的芜杂和秽亵,《受活》的纵逸和漫衍,无不显示出当代作家在艺术上的失误和趣味上的问题.等而下之者,则连语言上的文从字顺、章决句断都做不到,显示出一种漫不经心、粗枝大叶的修辞态度.

当代文学的病象,固然见之于“艺术形式”上,但更其严重地表现在作家的“心情态度”和作品的“精神境界”上.我们的一些作家,缺乏健康的人格,缺乏可靠的价值观,缺乏自觉的文化追求,内心既无可以温暖别人的热情,也没有能够照亮别人的光明.他们自哀自怜,怨天尤人,把文学当做发泄个人精神压抑的手段,把写作当做近乎无聊的游戏方式.在这些作家笔下,文学成了藏污纳垢的容器,充满了对性景恋、恋污癖、嗜血癖和受虐狂等事象的渲染,充满了对拜权教、拜名教、拜钱教和“丛林原则”的迷信,充满了对反理性、反科学的宿命论和神秘主义的宣扬.凡此种种,正像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序》中所说的那样：“时风众势,不免为黄茅白苇之归耳”.

其实,有病的岂止是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患病在身者,亦云夥矣.比较起来,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真是五洲震荡、四海翻腾,很不太平,很不安宁.与前几个世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二十世纪里,发生的战争规模最大,死伤最严重,社会冲突最激烈,带来的巨变也最惊人.同样与前几个世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二十世纪的相当多的作家没有超越时代的灾难造成的种种“局限”――有趣的个案是：巴尔扎克用自己的笔像拿破仑那样征服了生活,而卡夫卡却绝望地承认自己被生活征服了.两次世界大战、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其他形式的“震惊”,无疑给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们,带来了严重的紧张感、焦虑感和绝望感,也使二十世纪的文学偏重于挖掘、叙写人类内心的冷漠、黑暗和丑恶,使二十世纪的作家过多地表现了生活的混乱与荒诞以及人们内心的恐怖与绝望,即使在那些讽刺性的作品中,也很少能看到拉伯雷式的摧枯拉朽的狂欢和果戈理式的尖锐而温暖的幽默.艾略特的“荒原”、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与卡夫卡的“城堡”和“甲虫”,无疑最能象征人类在二十世纪体验到的“内心感受”.欧仁•,尤内斯库说：“绝大部分的现代艺术只是我们绝望的储藏室和博物馆.”丹尼尔•,贝尔批评自己时代的文学时,也描述了一幅同样灰暗的精神图景：“在阅读这些碰到时代痛处的小说家的作品时,人们发现六十年代人们主要念念不忘的是疯狂.等这些小说在方式上是型的；许多主人公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错乱,而不是精神正常,变成了检验现实的试金石.尽管这十年有种种社会骚乱,这些作家写出的小说没有一部是政治性的等”①显然,二十世纪的作家普遍过于软弱,过于无力,没有能够积聚力量、点燃,有效地对抗和战胜可怕的“世纪病”.现在来看,“存在主义”作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虽然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异化状况,但是它的悲观主义也确实带来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在文学领域造成了严重的“虚无病”和“绝望病”.同样对二十世纪的文学精神造成消极影响的,还有尼采的哲学,――它怀疑“爱”的价值,蔑视“同情”、“怜悯”、“悔改”和“赎罪”；崇拜、赞美少数“强有力者”,赋予“光辉的兽性”和“征服的本能”以极高的价值.正像罗素所批评的那样,“不可否认,尼采向来虽然没有在哲学家中间、却在有文学和艺术修养的人们中间起了很大影响.等检测如他的思想只是一种疾病的症候,这疾病在现代社会里一定流行得很.”②后来的事情,被罗素不幸言中.狂暴的“酒神精神”不正是在一些中国小说家那里“流行得很”的情绪模式吗?他们赞美那些用蛮力征服世界的人,冷漠地渲染暴力和酷刑,带着发泄的快意描写人物的痛苦和死亡,而这些,坦率地说,除了带给读者强烈的感官刺激,似乎并没有什么深意和价值.

然而,时间之河已经流入二十一世纪.尽管我们可能面临更多的考验和更严峻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改弦更张,另辟蹊径.豪克在《绝望与信心》一书中反复强调的一个命题是：“精神病始终会侵袭那些对希望和信心视而不见的艺术家、诗人、作曲家、哲学家和文学家身上.”③我们必须从二十世纪的阴影里走出来,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巨人”那里寻求“支援意识”,从那些伟大的经验里,寻找“希望和信心”之光,或者像豪克评价索尔仁尼琴时所说的那样,寻求对“人的一切价值的综合”.

是的,“有病”并不可怕.“病态”不过是介于常态与常态之间的特殊形式,通过艰难而有效的努力,它是可以被转化和超越的.而文学不仅不应该是“病态”的,而且,对陷入病态的社会和文化来讲,它还应该是一种“治疗”手段.它应该帮助自己的时代祛除病苦、恢复健康.诺思洛普•,弗莱就在《文学是一种纯理性的批判》中说：“文学艺术无论具有多大局限性,都可以在解放人类心灵中起到必要的作用.”④他在《文学的疗效》一文中“提醒大家”：“不应忽视在如今这个疯狂的世界里,文学及其他的艺术所具有的巨大的助人康复的力量.诗人们往往意识不到他们在这方面的潜势.”⑤当然,如果仅仅将文学当做医学,无疑是可笑的,但是,如果我们完全看不到文学对人的心灵健康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则肯定是无知的.那么,文学是靠着什么“助人康复”的呢?靠健康而强大的精神力量.正像马斯洛指出的那样：“只有健康人的选择、爱好和判断才能向我们表明什么是对人类有长远意义的.”⑥所以,不管出于什么样的需要,我们都不能赋予“病态”的心理和“邪恶”的情感以太高的地位.

然而,一些人文学者虽然也致力于寻求通过文学“助人康复”和“解放人类心灵”的途径,但是他们似乎倾向于把“理性”与“非理性”对立起来,倾向于把“病态”看做“常态”,甚至将它夸大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精神力量.例如,叔本华就把艺术的“纯粹的认识”,与“经验与科学的方法”对立起来,认为“天才的认识”不服从“充足理由原理”：“伟大的天才甚少与卓越的理性相结合；反之,天才人物毋宁被强烈的情绪和无限的所支配”⑦.不仅如此,他还肯定了“天才与疯狂的直接关系”,从而把“天才”等同于一种病理现象.

如果说,叔本华的哲学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意志”上,那么,弗洛伊德的学说就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了人的“无意识”和“力比多”上.弗洛伊德的理论无疑丰富了我们对人类的精神世界尤其是无意识世界的知识,但是,从根本上讲,他的“精神分析学说”乃是一种可疑的世界观,――尽管他再三声明自己“不宜自创一个世界观”,而精神分析“也不能产生它特有的世界观”⑧,但是,他的确建立了这样一种世界观：在人类的生活中,性是一种本源性的、决定性的力量；性的和压抑,关于性的想象和“升华”,则是人的心理活动的主要内容；文学创作本质上不过是这样一种经过巧妙伪装的“白日梦”：“作家通过改变和伪装来减弱他利己主义白日梦的性质,并且在表达他的幻想时提供给我们以纯粹形式的、也就是美的享受或乐趣,从而把我们收写了.”⑨弗洛伊德显然倾向于把艺术家、作家看做“神经官能症患者”.他用“临床观察”的实证主义方法,天才地、但也是狭隘地阐释了作家的心理和创作.他的理论主要是一种“童年”心理学,而不是一种“经过自我发展”的“成年”心理学.虽然,正像他用事实所揭示的那样,某些艺术家和作家的心理活动的确存在“病态”和“梦幻”的性质,但是,我们在荷马、司马迁、杜甫、莎士比亚、曹雪芹、雨果、巴尔扎克、歌德、席勒、贝多芬、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鲁迅等伟大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的身上和作品里,却可以看到另外一种精神图景,在那里,有正常的情感,有清明的理性,有健全的人格,这些“高价值”的品质,足以使他们成为具有永恒和普遍意义的伟大典范.

然而,长期以来,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兴起以来,从作家人格的残缺和心理上的病态角度研究文学,成了一种潮流和文化习惯.包括“邪恶”在内的消极因素,则被当做一种积极的价值.丹尼尔•,贝尔就深刻地批评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化”中存在的这种消极倾向：“文化――尤其是我们目前称之为现代主义的滚滚潮流――实际上接受了与邪恶的关系.现代主义文化不仅不像宗教那样设法去驯服邪恶,反而开始接受邪恶,探索邪恶,从中取乐,还把它（正确地）看作是某种创造的源泉.”⑩在中国的“文学场”里,情况似乎也不容乐观.“恶魔性因素”被阐释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残酷、阴暗的“恶意写作”成了一种时髦.它鄙夷和嘲笑传统的“善意写作”,并取而代之.有人或许会以“蚌病成珠”为例替作家辩护,将作家的“病”当做产生创作灵感的必要条件.然而,“蚌病”或许必然“成珠”,但“人病”未必能够“成文”.因为,文学不是一种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病理现象,不是由一个简单的原因导致的简单的结果,而是一种复杂的、高级的精神创造活动.如果说“蚌病成珠”的过程,是一个下行的过程,是生命死亡之后的一个自然的结果,那么,真正的文学创作则是上行的过程,是作家实现对残缺、苦难和罪恶的自我超越和精神升华之后的一个积极的成果,是对生命和人生的充满善念的肯定.所以,我们要用正常的甚至理想的尺度来研究文学,来评价作家.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作品不是由无意识活动导致的随意的、偶然的结果,而是作家通过自觉意识选择和创造出来的,内中包含着作家的愿望、动机和目的.就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说,文学作品首先是作家自己的心灵档案,是他自己的人格镜像.我们完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文学；而只有伟大的作家,才能通过对残缺的超越和对苦难的升华,写出伟大的作品.

那么,什么样的作家才是精神健康、人格健全的作家?一个作家凭借什么力量,超越内在和外在的“局限”?凭借什么力量,驱除精神上的黑暗、治愈“文学之病”?

精神健康、人格健全的作家是指那些无论在人格上,还是在思想上,无论在热情上,还是在才华上,都达到极高境界甚至站在时代精神的峰巅的人.我们从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家和艺术家中,很容易就可以发现这样的人,发现那些在许多方面都近乎完美的“巨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中,高度评价了文艺复兴以及在这一伟大运动中产生的伟大的人物：“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绝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11}“绝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和被“冒险精神”所推动,这是两个值得深思细味的判断.这就是说,这些“巨人”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在毫无风险的环境里轻轻松松地产生出来的,而是靠着自身的强大的主体力量才成为“巨人”的.他们需要置身于一种“考验情境”,甚至需要外在和内在的磨难.只有最终经受住了“考验”和“磨难”,只有最终超越了种种“局限”――物质上的贫穷、政治上的压迫和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以后,他们才能最终成为“巨人”.布克哈特在他的《世界历史研究》中说：“显然,伟大的思想家、诗人和艺术家之所以喜欢险象环生的氛围和置身于生机勃勃的激流之中,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富于力量的人.伟大的悲剧的经历唤起了精神,赋予它以衡量事物的不同凡响的尺度和对人世的独立评价.没有西罗马的入侵,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就不会成为无与伦比之作.但丁是在放逐之中创作了他的《神曲》.”{12}约翰逊博士则在《〈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中,以诗意的语言赞扬莎士比亚在超越“局限”上所表现出的伟大力量：“莎士比亚的天才不会被贫穷压倒,也不会被穷人命中注定的狭隘交游所限制；他甩掉命运中这些累赘,‘如同狮子甩掉鬃毛上的露珠一样’.”{13}在继之而来的几个世纪,尤其是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巨人”.他们自信而乐观,内心充满不竭的和行动的力量.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是充满“希望”的理想主义；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

是的,当文学缺乏和活力的时候,当作家丧失理想和信心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反复强调：文学不是一种消极的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积极的精神形象；不是一种简单的生理现象,而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形象.文学固然会受到时代风气、社会习惯和流行的价值观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但是,它首先是作家个人的心智活动的产物,是作家的情感、思想、意志和人格之花的果实.而对于文学创造活动来讲,人格乃是作家主体精神真正的中心,只有借助这种巨大的精神能量,一个作家才能赋予自己的写作以“超越”的性质.我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从情感、人格和道德角度谈论文学,几乎成为一种禁忌,很容易被当做不合时宜的固执和褊狭.但是,在所有那些优秀的作家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伟大的东西在起作用,那就是充满道德诗意和力量的“人格”.别尔嘉耶夫说：“个体人格不是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范畴,而是学和精神的范畴.”{14}他说得对极了.人格的确首先是一种情怀,是一个人对世界和他人的道德态度,是一个人面对利害得失、出处辞受时表现出来的精神境界.袁枚评价杜甫时说：“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不一往而情深耶?观其冒不韪以救房公,感一宿而颂孙宰,要郑虔于泉路,招李白于匡山：此种风义,可以兴,可以观矣.后人无杜之性情,学杜之风格,抑末也!等”{15}袁枚的意思很明白：情为文之本,惟有内心充满道德热情的人,才能写出令人觉得亲切、温暖的有情之文.而在歌德看来,一个时代的文学是否健康和优秀,最终决定于作家的人格境界.1825年10月15日,他批评自己时代的文学时说：“一些个别的研究者和作者们人格上的欠缺,是最近我们文学界一切弊病的根源.”他怀着惋惜的心情说：“我们所缺乏的是一个像莱辛似的人,莱辛之所以伟大,全凭他的人格和坚定性!那样聪明博学的人到处都是,但是哪里找得出那样的人格呢!等很多人足够聪明,有满肚子的学问,可是也有满脑子的虚荣心,为着让目光短浅的俗人赞赏他们是才子,他们简直不知羞耻,对他们来讲,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16}

人格意味着独立的精神,意味着成熟的良知感,意味着高度发达的责任意识.一个有人格的作家,不会随波逐流,不会只盯着自己的食槽,不会为了一己的荣辱或一时的得失,而降低文学的旗帜,而放弃神圣的原则.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三》中说：“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智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17}一个真正的作家,也属于这种人：无论在“智能”上,还是在“人格”上,他都是“表记”一个民族“最高点的标本”.他知道启蒙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启蒙意味着光明,离开启蒙,暗夜里的生活就会失去方向.因此,他把文学当做一盏灯,当做引领人们前行的精神向导,就像契诃夫1892年11月25日写给苏沃陵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凡是使我们陶醉而且被我们叫做永久不朽的或简单地称为优秀的作家,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标志：他们在往一个什么地方走去,而且召唤您也往那边走；等凡是无所要求、无所指望、无所畏惧的人就不能做艺术家.”{18}

鲁迅和契诃夫的观点,对于一个作家群落的“智能”和“人格”普遍平庸化的时代来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时代的一些作家的致命问题,就是乐于做“公民团”的“首领”,就是以处于“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为荣,就是不知道自己该“往一个什么地方走去”,也无意“召唤”读者“往那边走”,或者,就像歌德所说的那样,存在着严重的“人格上的欠缺”.所以,要想治愈我们时代的“文学之病”,我们需要在许多方面付出努力,但尤需在培养作家的健全人格上用心思、下功夫.这是一条我们无法绕过的“超越之路”.因为,正像别尔嘉耶夫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个体人格是主体,是主体中的主体”{19}；“个体人格是生存的绝对核心.个体人格内在地决定自由,脱出一切客体性”{20}.

通过作家的“人格”来实现的超越,就其本质而言,无疑是一种“内在的超越”.我虽然并不同意钱穆先生对中西文化的“外倾的宗教精神”和“内倾的道德精神”的划分,也不同意余英时据此提出的西方文化为“外在超越之路”与中国文化为“内在超越之路”的说法,但是,在我看来,对文学、艺术的创作来讲,“内在超越”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命题.因为,它准确而深刻地解释了精神创造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作家的修养,他的气质、趣味和人格等主体因素,是最终影响他如何写作以及写出什么样作品的决定性的力量.

余英时先生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说：“‘五四’人物所揭发的中国病象不但都是事实,而且尚不够鞭辟入里.中国文化的病是从超越的过程中长期积累而成的.这与西方外在超越型文化,因两个世界分裂而爆发的急症截然不同.中西文化的病象尽管有相似之处,而病因则有别.‘五四’人物是把内科病当外科病来诊断的,因此他们的治疗方法始终不出手术割治和器官移植的范围.”{21}余英时对“五四”人物的评价是否的当,对“外科病”与“内科病”的解释是否可靠,姑且存而不论,但他对中国文化的“内在力量”的肯定性评价却无疑是很有见地的：“等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而不断却也是受这种内在韧力之赐.《大学》里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段话大致能说明内倾文化的特性所在.”{22}

这段话,也可以用来说明文学的特性,因为,文学本质上就是一种“内倾文化”,而从事文学创作,同样需要一种镇定的心态,需要一种“依自不以他”的独立意识.只有依赖这种强大的“内在的韧力”,依赖一种独立不移的人格,我们的文学才能摆脱外在的束缚和压力造成的种种“局限”和障碍,才能最终实现对“文学之病”的超越,成为身善世的风骨清刚的文学.

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注释：

①{10}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87页、第209页,三联书店,1989年5月.

②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３19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6月.

③{12}豪克：《绝望与信心――论20世纪的文学和艺术》,第26页、第8４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

④⑤吴持哲编：《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第188页、第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

⑥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第10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10月.

⑦章安祺编订：《缪灵珠译文集》,第二卷,第３３３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另见《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57－280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11月.

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第1４6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12月.

⑨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第1４7－1４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３年1月.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４４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13}杨周翰编选：《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第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2月.

{14}{19}{20}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第8页、第9页、第1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４年４月.

{15}袁枚：《随园诗话》（上）,卷十四,第４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5月.

{16}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第90－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9月.

{17}《鲁迅全集》,第1卷,第３４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18}《契诃夫论文学》,第217－2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

{21}{22}辛华、任菁编：《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第18页、第2３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