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讲演《人的文学之根源》的版本问题

摘 要：周作人1943年4月在南京伪大学的讲演《人的文学之根源》,存在着多个版本.本文通过对这些版本的对勘,发现“《中大周刊》本”为周作人讲演的原始版本,现在通行的“《艺文杂志》本”则是经过作者修改与润饰后形成的.

关 键 词 ：周作人；《人的文学之根源》；讲演；版本

1943年4月,周作人应汪精卫之邀,前往南京就伪国民政府国务委员一职并讲学.这是周氏被解除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职务后,汪精卫为安慰他而特意安排的活动.周氏到达南京后,曾在伪大学作了两次讲演,4月8日下午的讲演题为《学问之用》,内容分两次刊登于南京伪《导报》1943年第3卷第37期、第38期,又刊《新流》1943年6月第1卷第3期；4月13日上午又至伪大学讲演,题为《人的文学之根源》,内容刊登于《中大周刊》1943年第97期,又刊1943年6月南京《真知学报》第3卷第2期.后周氏把这次讲演更名为《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发表于1943年7月1日《艺文杂志》第1卷第1期,署名“周作人”.4月14日下午,又至南京市伪模范女子中学和伪南方大学讲演.

对于周氏在伪大学的讲演,钱理群先生在其《周作人传》中提到过：

自然,他的梦话大都含有进谏的意思.比如,他在大学两次讲演（题为《学问之用》与《人的文学之根源》,后者经整理,正式发表时改题为《中国文坛上的两种感想》）,在南方大学讲《整个的中国文学》,都是竭力鼓吹他的‘儒家文化中心论’的.{1}

上述叙述大致正确,但在史实的处理上小有失误.首先,周氏在大学的两次讲演,皆有人作了记录,且讲演整理稿都发表了.其次,周氏1943年4月13日在伪大学的讲演题为《人的文学之根源》,《周作人传》认为该讲演稿正式发表时改题为《中国文坛上的两种感想》是错误的.此次讲演整理稿正式发表于《中大周刊》与《真知学报》时,题目没变,仍为《人的文学之根源》,只是发表在《艺文杂志》时,才更名为《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而非《中国文坛上的两种感想》.

《周作人年谱》对周氏1943年4月13日在伪大学的讲演的记述,在史实上亦有不准确之处.《年谱》在该日记载：“上午至伪大学讲演,讲题为《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讲稿载7月1日《艺文杂志》第1卷第1号,署名周作人,收《药堂杂文》.”{2}周氏此次讲演题目为《人的文学之根源》,讲演稿发表于《中大周刊》与《真知学报》时,即为此题目.只是后来发表于《艺文杂志》和收入《药堂杂文》时,才更名为《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

周作人讲演《人的文学之根源》,由于刊载于多个报刊,形成了不同的版本,计有《中大周刊》本（以下简称《中大》本）,《真知学报》本,《艺文杂志》本（以下简称《艺文》本）,《药堂杂文》本.笔者比较了这些版本后发现,《中大》本与《真知学报》本题目相同,同为《人的文学之根源》,但《真知学报》本删去了副题“——四月十二日周作人先生讲演”,但内容则不尽相同；《真知学报》本与《艺文》本题目不同,前者为《人的文学之根源》,后者为《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但两者内容完全相同.周氏后收入自编文集《药堂杂文》的本子与《艺文》本从题目到内容皆完全相同.现在通行的为《艺文》本,止庵编《周作人讲演集》{1}采用的就是这个本子.由于《艺文》本的流行,一般研究者误以为它就是周氏讲演的最初版本,不了解《中大》本作为周氏讲演的最早版本,更接近周氏讲演原貌.为了使研究者对这个版本有所了解,笔者特将其整理如下：

人的文学之根源

——四月十二日{2}周作人先生讲演

芮琴和、张月娥

黄圭彬、陈继生 记

各位同学：

今天我在这里讲演,觉得很光荣,但也极不适当.因为我原来不是学文学的,不过欢喜看一点文学书籍,随便谈谈讲讲,实在不成为学术的研究.此次从苏州回来,打挹江门进城,路边现在海军部,它便是我三十年前游息的地方水师学堂的原址,所以我实在是一个武人.后来由日本回来,做了教师,教一些国文,实在教国文并不能算是研究文学.古人说班门弄斧,今天来这里讲文学,实在是很可笑的,简直是班门弄斧了.我平常时以为中国政治道德和文学上有两大思想,互为消长,在廿年前的《新青年》杂志上,曾发表一篇《人的文学》,这当然是少年气甚,胡说八道,但在现在看来,里面所说的话,加了廿余年历史事实的证明,觉得还有适宜的地方,今天所要讲的,“人的文学之根源”,大体和那篇文章相同,可以参看.（《人的文学》收入《生活与艺术》,中华书局出版）

中国的政治和文学,向来有正统派的意见,但明代李卓吾,清代的俞理初诸人,往往言论不同于流俗,因此一般正统派认为是怪论,在那里惑世诬民,据我想来,亦未必然.我的意见,这便是我以前所谓两大思想,一派的出发点是人民,一派的出发点是君主,在文学表现上亦然,譬如在辛亥革命以前,大家翻印黄黎洲的《明夷待访录》,该书中“原君篇”云：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这可以说是一篇人的文学的根本原理.又如“原臣篇”中云：

“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在明末清初,有这种言论,真可说是怪论,令人骇异,但在政体的今日,这种主张,也是平易不过的,《待访录》中“置相篇”云：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盖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卿,犹卿大夫之递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

黎洲的意思,天子的阶级,并不是至高无上,不过也是官阶之一,列在公侯之上而已.他的任务,是和公卿一样,处理国家政务,并不能大权独揽,恣睢的任意奴视人民.

以上几节的文字,说得已很明瞭（了,引者注）,但黎洲是近代人,我们再从古代经书里面,也可找出同样的言论,重要的还是在《孟子》里面,“尽心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