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文学创作其成就的文化解读

摘 要 ：文章以文化的视角解读莫言小说创作及其成就.从文化熏染看莫言文学创作如何由特定文化环境中获得叙述的源泉和留下生活烙印的；从文化寻根看莫言文学探索中怎样从回归故乡到拓展疆域,实现超越的；从文化沟通看莫言文学作品多且精准的翻译对其走向世界所产生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关 键 词 ：莫言；文化熏染；文化寻根；文化沟通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6-0032-006

2012年10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莫言.消息传来,不但震动了中国文坛,在全国也迅速掀起了一场莫言文学热——莫言作品在书店一夜之间紧俏,莫言家乡地方政府打算扩建莫言纪念馆,山东邮政部门准备推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纪念邮戳,莫言文学作品可能会改变未来的中学语文课程,莫言旧居成为热闹的旅游景点,等等.有人甚至据此将这种现象称为莫言文化.其实,不仅文学艺术活动是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归结为是各种文化现象.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等认为：文化是各种显性的或隐性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的使用而习得或传授,构成包括人造事物在内的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我们姑且不论“莫言文化”的提法是否恰当,但文学本身就是精神文化,且莫言文学创作及其成就也是文化.从文化的视角去探究莫言文学创作的源泉与烙印、莫言文学探索的回归与超越、莫言文学作品的传播与影响,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莫言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他的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这是非常有必要且有意义的.

一、文化熏染：莫言文学创作的源泉与烙印

人类个体适应其文化并学会完成其身份与角色的行为的过程,称之为文化熏染,也叫文化濡化.[1]每个人都出生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并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他不断从周围的文化中学习,同时被文化环境改造和加工.正是经过特定的文化熏染,莫言从他的文化环境中获得他的基本文化人格和文学创作的源泉.

从个体的生命历程看,最初文化熏染是童年期.莫言曾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但你当了作家以后,这个童年就显得特别重要.莫言的童年,正是中国政治运动最为频繁的年代,“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波接着一波,个体命运被裹挟在宏大而扭曲的政治浪潮中,飘摇不定.现实大背景下的文化熏染,让莫言不间断地挖掘出对文学的理解和实践创作.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半有意识、半无意识的文化熏染中,莫言实现了自己的作家梦想.在莫言的成长经历中,他家庭中的长辈、学校里的老师给了他最重要的文化熏染,加上涉入社会后的文化熏染和自己的好学,为其后来的文学创作留下深深的烙印.

准确地说,爷爷是莫言人生的第一个老师.莫言出生的时候,他们家是个大家庭,爷爷奶奶都健在.莫言1985年前后的中短篇小说,常常喜欢用“我爷爷”这样的提法,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大风》就是讲“爷爷”的故事.在莫言的眼中,爷爷是一个忠厚老实、勤俭持家、聪明灵巧、富有远见且非常固执的农民,与《大风》中的爷爷个性相近.莫言爷爷虽是文盲,但却博闻强记,从三皇五帝至明清民国的历史变迁,改朝换代的名人轶事,他可以一桩桩一件件讲得头头是道,不少诗词戏文他能够背诵.他满肚子的神仙鬼怪故事,名人名胜的传说,更是子孙辈夏日河堤上、冬季炕头上百听不厌的精神食粮.莫言作品中绝大多数故事传说都是从爷爷那儿听来的.如《球状闪电》里举子赶考救蚂蚁,《爆炸》里狐狸炼丹,《金发婴儿》里8个泥瓦匠庙里避雨,《草鞋窨子》里两个姑娘乘凉、笤帚疙瘩成精,《红高粱》里綦翰林出殡,等等.

在这个大家庭中,莫言的奶奶、父亲和母亲也对莫言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莫言的奶奶则是个性格刚烈的农村妇女,胆子比爷爷还大.正是受奶奶影响,莫言笔下的女性,往往性格要强,率性洒脱,《红高粱》里的“我奶奶”就是一例.莫言的父亲管贻范,生性严厉,个子高大但沉默不语,管教孩子不怒自威.小时候的莫言没少挨父亲的教训,有一次下地干活因为肚子饿极,便拔了个萝卜吃,后来被人告状,被罚跪在像前,后被父亲知道狠揍了一顿,母亲和姐姐都不敢去劝,只好求助隔壁的六婶去请来爷爷才算解围.《透明的红萝卜》就是根据这一经历写成的.在生活困难和混乱的1969年,14岁的莫言帮母亲卖白菜算账出错,多收了人家一毛钱.没想到,一向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说感觉到极大的耻辱,赶紧让儿子给人家还钱和赔礼道歉.后来,莫言写了散文《卖白菜》,因为这件事给他留下心灵的震撼.

莫言虽因各种原因只是小学肄业,但在他心目中,唯一教过他作文并启蒙他写小说的就是班主任张老师.莫言记得张老师开始重视他的时候,是三年级作文课.那时写“五一”劳动节,很多同学是记流水账式.莫言记叙“五一”运动会,不像其他同学一会儿写乒乓球场,一会儿写田径场,面面俱到,而是在前面一笔带过,重点描述他曾见过的两支篮球队怎样比赛,在篮球队中,又重点描述他所熟悉的一位体育老师和附近农场中的一个“”,写他们的动作、表情,写他们额头上的汗珠和奔跑时映在地上的影子,怎样和燕子的影子重叠起来.自此受到张老师的赏识,并将莫言的作文当范文让公社农业中学学生朗读.每周上两堂作文课,老师都要点评莫言的作文,还在改作文时写了不少批语.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莫言仍保留着作文本,并在《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中写到类似的细节.张老师发现莫言作文方面的才能,把很多保存的小说借给莫言看,还到莫言家去家访,对莫言父母说,要允许他看“闲书”.莫言说要感谢他在语文方面对自己的培养,如当时写一件难忘的事情,往往写出真事来,千方百计地找一件真实的事情来写,人物也都是用真人物.老师批评他说为什么非要这样写呢,你可以不写真事的,说你看看那么多小说,其实都是编的,你只要编得好就行了,作文不是让你完全写真实的事件.他实际上在启发莫言,作文要当小说写,完全可以虚构.[2]

离开校园的社会生活,对莫言是一把双刃剑.当年辍学后,不满12岁的他还干不了农活,只能放牛、割草,作为被集体所抛弃的一员,他感受到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和自卑.但是,一个人放牛割草的日子,又让他获得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使他形成了文学创作的自我意识.莫言坦诚,自己在小说中对自然的描写,对动植物、声音和颜色的细腻感知,就源自那段时期的生活.虽然不能上学,但莫言并没有放弃读书.当年,莫言和二哥常常为了争书看而闹得不可开交,大哥留下来的书读完后,兄弟俩就去借村里人的书,本村的读完就去外村借阅.断断续续几年下来,莫言已经熟读了《聊斋志异》、《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古典小说和《林海雪原》等现代小说,实在没书读的日子就读《新华字典》.这种自由散漫、天马行空般的阅读和思考,反而奠定了其日后写作的基调.[3]同时,从小在家乡留下的农村生活体验让他铭记于心,在后来的小说创作过程中将地方小戏、方言俗语和民风民俗自然而然地融入故事,为作品增光添彩. 从军营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一届文学系学习,相对于以前的文化熏染,此时莫言文学创作的个人意识选择性开始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为他真正步入文坛铺平了道路.而给予莫言极大帮助并改变他命运的人正是系主任徐怀中.徐怀中曾在昆明军区工作,在军队作家中有威望,是一个文学修养极高的长者.他在20世纪50年过《我们播种爱情》,80年代的《西线轶事》又影响深远.当时文学系一共只有35个名额,从各大军区优秀创作人才中精选.莫言本已错过报名时间,就因为徐怀中从他提交的两篇小说中看到了潜力,才让其补报考上.而《透明的红萝卜》写成后,正因为徐怀中的深爱,为他将原来的标题《金色的红萝卜》改为《透明的红萝卜》,并将这篇小说推荐给了《中国作家》发表,成为莫言的成名作,并迅速获得一批有识之士的正面评价.而在此之前,军旅文学本是以《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这样的作品为基石的.莫言的出现,具有强烈的颠覆性.《透明的红萝卜》中隐含的那种冷酷,在当时的军队创作中,如果不是徐怀中力挺,是根本无法被弘扬的.莫言因此一直尊称他为“恩师”[4].正是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外聘了很多校外老师讲课,像作家里的王蒙、林斤澜、汪曾祺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专家,意大利、拉美文学的翻译家,还有一些社会上的学者,这种八面来风、密集狂炸式的知识传授,对迅速改变他们头脑里固有的文学观念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二、文化寻根：莫言文学探索的回归与超越

1985年,莫言在《白狗秋千架》这篇小说里几乎是无意识地写出了“高密东北乡”几个字.后来成了一种创作惯性,即使故事与高密毫无关系,莫言还是希望把它纳入整个体系中.莫言给故乡下了一个定义：故乡就是一种想象,一种无边的、不是地理意义上而是文学意义上的故乡.[5]莫言能不断地写作,没有枯竭之感,是在农村生活的20年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不过“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王国,他这个开国君王不断地扩展它的疆域.

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生长在这里的现实家乡,另一个则是他在小说里塑造的文学意义上的故乡.21岁时,莫言一心想逃离家乡,因为那里充满了饥饿、孤独、压抑与恐惧.但当他真的离开家乡,才发现那些饥饿与孤独的记忆,为他的写作打开了一扇万能之门.由此,莫言在文学世界里完成了对故乡的回归,并且超越.莫言的作品与故乡关系,是离不开中国当代文化思潮中的文化寻根,有大量的评论文章将莫言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只不过莫言本人认为,寻根文学非要把它搞成一个文学流派,是挺勉强的.

1985年,《作家》4月号发表了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一文,这篇带有纲领性质的宣言,打出了“寻根文学”的旗号.随之《文艺报》由刊改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紧接着很多报刊开辟专栏讨论,文坛上兴起了一股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挖掘的“文化寻根”热潮.莫言认为,韩少功、阿城的这些文章实际上就是一种反思和觉醒.“文化寻根”除了直接受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界不断高涨的发掘传统文化热的影响,就是间接受到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世界“寻根”潮流的影响.

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国内1985年翻译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这部小说以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把野蛮的现实和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现代物质文明的冲击和原始的巫术文化结合起来,通过布恩蒂亚一家七代人在马孔多小镇开创家园、发展、毁灭的过程,再现了拉丁美洲百多年来被现代文明发展排斥在外的、孤独的历史悲剧.许多中国年轻作家从马尔克斯充满拉美地域色彩的作品中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因而在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寻根”意识.这些作家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学立论,认为只有真正完成了“寻根”,才能找到自己国家的独特文学样式、风格,从而立足于世界文坛.于是他们更自觉地追求植根于本民族文化土壤的文化,他们把目光转向乡土的、民间的、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原始文化,在自己所熟悉的地域生活中,来寻找民族文化的源流和精髓.[6]曾有人认为,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作品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其实这是想当然的猜测.《红高粱》完成于1984年冬天,在莫言写《红高粱家族》第三部《狗道》时才读到《百年孤独》.莫言说,检测如在动笔之前看到了马尔克斯的作品,《红高粱家族》可能会是另外的样子.[7]他认为,好的作家必须具有独创性,好的小说当然也要有独创性.中国作家要想写出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小说,必须从我们民族生活中,从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当中汲取影响、获得素材,甚至是获得创作灵感.

在莫言看来,一个作家怎样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在当今作家成群结队地涌现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许多年轻作家不爱写对话,这也是西方作家的特点,他们不擅长中国的白描.白描是通过对话和动作把人物的性格表现出来.西方就直接运用意识流来刻画心理.后者的难度实际上要比前者小.莫言认为,学习我们的古典小说主要就是学习写对话,扩大点说就是学习白描功夫.这有点像初习书法者练习正楷.莫言在《檀香刑》后记里讲的所谓“大踏步的倒退”,实际上就是说他试图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而不再跟着别人的腔调瞎哼哼.同时,他也理性地看到,不可能一下子就跟西方的东西决裂,西方的文学里面大段的内心独白、时空的颠倒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是没有的.而在现今,信息的交流是如此的便捷,要搞一种纯粹的民族文学是不可能的.所谓纯粹的民族语言也是不存在的.[2]

严格地说,莫言这30年创作,是以越来越清醒的姿态,在坚持不懈地拷问着故乡土地上生存着的他自己的灵魂,只不过借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而已.最终表达的主题就是生存之不易.他的中国农村现实往往真实到残酷的地步.如长篇小说《蛙》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和自我反省,展现了新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同时也深刻剖析了中国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灵魂世界；《天堂蒜薹之歌》是一部体现中国作家良知、反映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力作,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件：数千农民响应县政府的号召大量种植蒜薹,结果蒜薹全部滞销,县政府官员却不闻不问,忧心如焚的农民自发聚集起来,酿成了震惊一时的“蒜薹事件”.《酒国》是莫言于1989至1992年全力打造的一部将现实批判锋芒推向极致,并在叙事实验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和创新的长篇力作,其对腐败的批评、对现实的批判,超越了当下一般的简单道德化,变成了一种寓言. 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称,莫言的作品是“幻觉现实主义融合民俗传奇、历史与当代性”,“通过幻想与现实、历史视角与社会视角的混合,莫言结合威廉·福克纳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中的因素,创造了一种世界性怀旧,与此同时,也找到了旧式中国文学与语言传统的新出发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原主席埃斯普马克后来解释道：“我们用的词是‘hallucinatory reali’（幻觉现实主义）,而避免使用‘magic reali’（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已经过时了.莫言获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现实的描写,他是现实主义描写的魔法师——他观察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和现代,这是他的特色和创新.”[8]可以说,莫言的文化寻根早已从当初的文化意识觉醒走向成功的文学实践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文学作品深刻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又具有广阔的世界性视野,实现了回归与超越,这使得他在中国文坛上脱颖而出.

三、文化沟通：莫言文学作品的传播与影响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发生的沟通行为即为文化沟通.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互相尊重、互为补充和融合,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应该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而翻译则是实现文化沟通的基础,是不同语言、民族间文化交流的重要保证.没有优秀的翻译家把作家作品翻译成外文,很可能影响到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性和影响力.诺贝尔文学奖开设以来,获奖作家多来自欧洲和北美.莫言之前,亚洲仅有印度的泰戈尔、以色列的阿格农和日本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四位获奖者.1913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成为亚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诗作最初多由孟加拉语写作,由泰戈尔本人亲自译成英文后才获得世界性赞誉.可见,语言问题是文学作品的世界影响力和感染力的重要制约因素,而译者的水平直接影响原作的文学魅力、艺术水准.莫言的获奖,高水平译者是功不可没的.

在20世纪80年代末,首先和莫言联系的是美国的汉学家葛浩文.葛浩文是柳亚子儿子柳无忌的研究生,在台湾学过很多年的中文,精通汉语.葛浩文翻译过王安忆、苏童、刘恒、贾平凹以及台湾很多优秀作家的作品.数十年来,他已翻译了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等长篇小说,将莫言的十多部作品介绍给英语读者.有评论称,没有他把莫言的多部小说翻译成英文,莫言的影响力恐怕难以深入西方,他对莫言作品的世界影响力居功至伟.莫言对葛浩文的翻译非常赞赏,甚至说葛浩文的译本为他的原著增添了光彩.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葛浩文曾表示：“我真心喜欢莫言的所有小说,并对翻译它们乐在其中.我喜欢它们的原因各式各样,比如《酒国》可能是我读过的中国小说中在创作手法方面最有想象力、最为丰富复杂的作品；《生死疲劳》堪称才华横溢的长篇寓言；《檀香刑》正如作者所希望的,极富音乐之美.”[9]葛浩文认为,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莫言更有“历史感”.不论是太平天国还是“”题材,他拿捏历史的角度最为得心应手.“他的作品,时常会让人想到狄更斯：他们的作品都是围绕着一个鲜明道义核心的鸿篇巨制,大胆、浓烈、意象化而又强有力.”

莫言作品的瑞典译者陈安娜被称为“莫言得奖背后最重要的外国女人”.2012年8月,莫言在瑞典出版了三本书：《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劳》,译者均为陈安娜.陈安娜这个名字,开始为中国网友熟知.莫言获奖后,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隆曾表示,莫言的作品在被翻译成瑞典文时,确保了原汁原味.陈安娜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学生,上世纪80年代,她嫁给了来自中国的翻译家万之（原名陈迈平）,并随夫取了个中国姓氏.她翻译的第一部莫言小说是《红高粱家族》.在过去的20年中,陈安娜还翻译了20部中文小说,包括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妻妾成群》等,并获得过瑞典学院的“翻译奖”.

法国普罗旺斯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诺埃·杜特莱,从事莫言作品法文版的翻译工作多年.他先后翻译了莫言长篇小说《酒国》、《丰乳肥臀》和《四十一炮》,还翻译出版了莫言的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杜特莱与莫言的合作缘于1999年在北京的第一次见面,当时他们谈论了很多关于《酒国》的话题.2004年,杜特莱跟随莫言一起去山东高密县,并参观了《蛙》的主人公、莫言姑姑的工作地.杜特莱认为,这对他了解莫言的小说写作背景非常重要.在杜特莱看来,莫言的思想、看法非常独特,有自己的特色.读他的作品,可以了解中国社会很多的情况.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非常人道.莫言作品在法国的另外一个译者是尚德兰,她任教于巴黎第七大学,是著名的翻译家和诗人,专攻中国文学,翻译过北岛等人的诗歌.早在上世纪就开始翻译莫言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筑路》、《铁孩》和《檀香刑》就出自她的译笔,其文笔据说有如诗般的风韵.

莫言在日本拥有众多读者.他的作品在诸多外文版本中,日文版本是最多的.早在1989年,日本翻译家井口晃就翻译出版了《红高粱》,1990年又出版了《红高粱》（续）.此后,莫言在日本文学评论界开始广受关注,甚至得到了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极力推崇.1996年,日本著名翻译家藤井省三将莫言的《酒国》翻译成日文出版,为了让日译本更为通俗易懂,他在标题下加上了副标题：“特派检察官丁钩儿的冒险”,在导读中,他认为作品是“出自中国农村的魔幻现实主义”.日本翻译家吉田富夫的译本《檀香刑》,被莫言认为很成功.吉田富夫曾在翻译时与莫言交流过,说他的故乡也有民间戏曲,因此他翻译得舒服,读者读得舒服,也更能传达小说原来的风貌.有日本读者表示,读后感觉很多声音在耳边环绕,余音绕梁.而吉田富夫在看到《丰乳肥臀》中女主人公上官吕氏是个铁匠,光着膀子打铁之后,很兴奋,因为他的母亲恰恰是个掌钳的铁匠,他本人也当过小铁匠,所以他翻译到有关打铁的章节时,时时会心而笑.[10]

在世界上,莫言的作品译本是中国作家中最多的,很多重要的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获得了国外众多读者的喜爱.《红高粱家族》有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希伯来文、瑞典文、挪威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丰乳肥臀》被译为英文、法文、日文、意大利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西班牙文、波兰文、葡萄牙文、塞尔维亚文,《檀香刑》有越南文、日文、意大利文、韩文、法文版本等.《生死疲劳》也已经与越南、日本、韩国、意大利、法国、瑞典等国的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许多国家还出版过莫言的多种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11] 四、结 语

诺贝尔文学奖是长期积累成的品牌,极具权威性,像文学奖获奖者萨特、海明威、福克纳、马尔克斯等,都是取得了公认的巨大成就.莫言能否与这些成为纪念碑式的巨人比肩,一度在国内引起争议,有人质疑莫言的政治身份.其实,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言就已经是世界文坛上最具知名度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就莫言作品的广度来说,他近30年出版了10多部长篇小说、100多部中短篇小说,四五百万字的内容涉及了各种社会形态,塑造出了形态各异的各类人物.当代的中国作家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多产.就其人性探究的尝试而言,如果细心研读,从1984年的《透明的红萝卜》到2009年的《蛙》,莫言的每一部中长篇小说又几乎都在冷酷地思考有关人性、兽性与奴性的关系,挖掘奴性的根源.而诺贝尔文学奖百年来建立的威信、魅力和信誉就是,文学品质的考量始终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莫言在获奖后发表的演讲中说,这是文学的胜利,不是政治的胜利.莫言小说的瑞典文译者陈安娜、万之更是明确地说,这是中文文学的胜利.[12]所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应是当之无愧、名至实归.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在贺辞中这样评价莫言：“在几十年文学创作道路上,莫言对祖国怀有真挚情感,与人民大众保持紧密联系,潜心于艺术创新,取得了卓越成就.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莫言一直身处中国文学探索和创造的前沿,作品深深扎根于乡土,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灵感,从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命运和奋斗中汲取思想力量,以奔放独特的民族风格,有力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思想深度和艺术境界.莫言的作品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喜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