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界,你还迈得动步履吗?

译者的浮躁和低素质践踏着

出版社利润的俗望驱使着

经济的逼迫挤压着

书店的唯利是图和人员的低素质缰绊着——

文化交流的钥匙锈了

对于独创出方格字并通行着汉语的中国来说,文学翻译无疑算得上对外文化交流的一把钥匙.

近代中国译介外国文学,开创于严复、林纾等人,真正形成气候是“五四”以后,30年代酿成一个.苏俄、东欧及其他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品,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莫泊桑、罗曼·罗兰等辉煌巨星并重,是这个期的特点.日本的入侵造成了中华民族全方位的灾难,文学翻译概莫能外,随后三年内战,思潮滥觞与泛滥,现代中国的翻译文学虽说不绝如缕,但却也已一蹶不振.30年代前后留下的翻译作品,整整滋养了中国人50年.直到今日,许多外国古典名著能深入人心仍应归功于那时.

50年后的80年代上半叶,翻译文学又一次进入黄金时期.1980、1981年之交,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出售“开禁”的世界名著,如饥似渴的人们八方云集,彻夜排队,以至不得不进行限额销售,那盛况恰与后来的抢购股票相对应,同样令人叹为观止.现代与古典并重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北京的外国文学出版社与上海的译文出版社联手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和《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是这特点的典范体现.而漓江出版社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则从另一个角度弥补了前两套丛书选题方面可能存在的某种偏颇.与出书相得益彰的是单篇翻译作品的刊发——且不说大部分省市级文学刊物每期都有翻译作品“以飨读者”,即使仅仅以影响较大的外国文学刊物而论,也有《外国文学季刊》《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译林》《译海》《当代苏联文学》等十几种,洋洋大观,盛况空前.

文学翻译界短暂的春天转瞬即逝,而且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里不可能有第三次浪潮出现.

如果说目前的纯文学走向困境有一百种原因的话,翻译文学就会有第一百零一种：不负责任的译者、笔译、译法和译本,不负责任的出版社,给了翻译文学最后一击.

“五四”以后翻译文学的两次辉煌有一个显著区别.30年代的作家大多精通一门甚至几门外语,故而既创作又翻译,仅以世人熟知的而言,就能列出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柔石、徐志摩、丰子恺等几十人.他们的译作虽不能说全达到了“信、达、雅”,但他们的文学修养保证了对原文理解的基本准确,保证了译文的尽可能完美；而他们所具的作家的良心,保证了选题时的目光,保证了翻译过程中的认真与严谨.这些辉煌巨擘之后,中国文坛的主力是工农兵作家.这一群的文学活动如何评说,也不是本文的任务.但有一点已可盖棺论定：他们几乎全都不懂外文,文学翻译对于他们无从谈起.但是,打倒“”以后,崭露头角的作家们,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一代,又有几个不是“跛脚鸭”,又有几人具有译介外国文学的能力?韩少功真是一个杰出的例外,他翻译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引人注目地将米兰·昆德拉介绍了进来.

文学本是“愚人的事业”,本是自甘寂寞的事业,文学翻译当然也如此.但进入80年代后,整个大气候就弥漫着一股浮躁之气,无由要求文学与文学翻译成为一方净十.素质下降的翻译队伍一旦追求急功近利,“乱译”就无可避免.我曾翻译过美国作家爱德华·D·霍奇的一个小中篇《落入陷阱的里奥布特》.因其内容精彩,一年之后又有两家刊物刊出另两位译者分别翻译的这篇小说.出于好奇,我将那两位的译作拜读了一下,结果却令人太遗憾：两万多字的篇幅里,那两位错译和译错的竟有100多处.其中最令人喷饭或曰最令人吐血的,是将“白铁工”译成“政府官员”.不过,这还不算是最出格的 一某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畅销书《上海》里,干脆把“How do you do”译成“你干得怎么样”!

为整个大气候所决定,译者浮躁,出版社也不免.最有代表性的做法之一就是纠合几个甚至是一批人,将原著肢解,各人领一部分去“抢译”,变创造性劳动为“人海战术”,全然忘记了个性是文学的生命,也是文学翻译的生命——某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追忆似水年华》,可谓是这方面的突出例子.这里囿于篇幅无法深谈,请允许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详说.

另一方面,出版社在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的驱使下,高举着经济效益的大旗而一刀砍在文学翻译质量上,恰如其他领域的检测冒伪劣商品那样,《中国质量万里行》的摄像机镜头竟然没有“照顾”到这个角落,令人遗憾,也令人惊诧.有关情况报端披露得已够多,无需我再来饶舌.

看翻译家怎样成为《穷人》

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制约和决定（说白了就是逼迫）着文化,正在经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阵痛的20世纪十年代的中国人有着特别深切的体会.

鲁迅有云：以铁铸一般的过去和现在推测未来,洞若观火.只要社会大背景没改变,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翻译文学只能是在经济的压迫之卜苟延残喘.

翻译文学是文学的一种,面对经济的逼迫,作家、翻译家堪称“同是天涯沦落人”.不过就总体而言,翻译家又比作家们可怜了许多.老翻译家的境遇有足够的代表性：1960年,草婴（翻译过托尔斯泰小说全集、肖洛霍夫作品等）每月全部固定收入为120元、蔡慧（翻译过诺曼·梅勒《裸者与死者》等）60元、侯浚吉（翻译过《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托马斯·曼《洛蒂在魏玛》等）60元、陈良廷（翻译过《乱世佳人》等）60元、郝运（翻译过《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等）60元、叶冬心（翻译过革拉德珂夫作品等）80元、岳麟（翻译过《罪与罚》和《少年》等）80元、劳如德（翻译过《白痴》《白夜》和《雾都孤儿》等）40元；而到了1994年,他们每月全部固定收入为：草婴357元、蔡慧202元、侯浚吉202元、陈良廷202元、郝运202元、叶冬心217元、岳麟217元、劳如德196元.

30多年之间的差额,其意义如何?上海的粳米,60年代初每担12.60元,草婴所拿的津贴可写9.5担；1994年7月上海粳米每担约120元（因粮价开放,无法精确）,草先生所得的津贴总额可写3.1担,约是30多年前的三分之一,而且,幸亏他老先生还获得了国务院的特殊津贴100元,否则就只能写210斤,只及60年代初的四分之一而已!稍有点幽默的是,津贴最少的劳如德下降的幅度反倒小些,30多年只下降了44％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