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几个问题

摘 要：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新的研究方法的探究与尝试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通过从方法论的角度,选取整体观的研究视角、文学史分期和例证等三个方面对陈思和先生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进行探讨,无论是该书的结构,还是其中牵涉的诸多学术问题,都可以看到作者运用新的方法论来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努力.

关 键 词 ：方法论；整体观；文学史分期；例证选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217-02

方法论,简言之,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技巧.陈思和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编者与作者的对话”中谈到：“方法论的意义较之新的学术观点更为重要.”坦言自己首先着眼的是研究方法的改变.无论是本书的结构,还是其中牵涉的诸多学术问题,都可以看到作者运用新的方法论来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努力.

一、整体观的视角

陈思和在回答编者的问题时,直言自己在这本书里所要探索的,是尝试运用“整体观”的视角,或者说是“史的批评”方法,来解释中国新文学史,并认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沟通,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出路.

这无疑给当时的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以本书为例,陈思和分别从八个方面来论述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之所以先设定“文学史整体观”、“文学发展的圆形轨迹”、“现实主义”等这八个题目,是因他觉得要打通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建立起“中国新文学”这门学科,这些方面都是“首先需要解决的”.这八篇文章,每一部分都既能各自成书,相互之间又有着内在的某种联系.

从内容看,这些题目似乎都联系着从“五四”到“新时期”的每一个历史环节,它们不是局部的、某一历史阶段的问题,而是贯穿于整个新文学史的现象.

从十七年文学和“”文学来看,似乎当代文学与五四之后以“人的文学”为主导的现代文学出现了大断裂,除去20世纪三十年代的左联文学和其后的解放区文学,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受到政治局势的影响,被人为地割裂开来.

但即便是新时期以前的当代文学,有许多源头亦是发轫于五四的,哪怕是争议颇大的十七年文学,与抗战以后的文学局面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是“批判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从这一点上来说,新时期以前的当代文学仍是受到现代文学影响的,只是这种影响未免单调了些.至于新时期之后的当代文学,不难看出其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复归,无论是绝迹一时的现实主义,变了味但一直未断的现实战斗精神与战斗意识,还是覆灭已久的现代主义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大大小小的新旧文学流派,都不能斩断与现代文学的历史联系.

由此可见,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任何负责任的研究者,都不能单纯地以政治为标准,将其割裂开来单看,使两个阶段的文学发展都不能形成一个各自完整的整体.比如新时期文学中恢复起来的现实主义, 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从报告文学到新写实小说,还有一大批站在现实主义行列之中的新时期作家：高晓声、张贤亮、刘心武等无不是沿着五四以来的“按生活的本来面貌去反映生活”的.

以王安忆为例,王安忆的上海弄堂较之现代文学中另一位擅于描写市民生活的女作家张爱玲的更为现实.她的小说追求本色几乎成为一种特色：本色的知青,本色的农民,本色的工人,比起张爱玲不时透露出的灰色的罗曼蒂克情调和没落的贵族气息,王安忆更显真实.她的《小鲍庄》便描绘了一个个单线思维、性格质朴、麻木而又平凡的或下乡或回城的知青、工人、农民的故事,陈思和说她擅于“描绘庸常之辈”,私以为她只是用简单的笔触勾勒最简单的人性,描绘了一群寻常人的生活而已,本就不需要复杂.王安忆的现实主义创作并不是当代文学中的偶然现象,由它可以看到新文学创作在挣脱了伪现实主义强加于它的种种枷锁之后,又活泼地恢复了五四以来蔚为大观的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如果不将现当代文学的藩篱打通了研究,人为地将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与现代文学的联系割裂开来,无视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漫长的发展史,无异于是将当代文学置于空中楼阁的荒谬境地.

二、文学史的分期

陈思和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状况出发,直言由于现代文学被局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时空范围之内,研究对象的封闭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研究者过于密集、研究视野大受限制等弊端.为了改变这种现状,许多研究者致力于两个方面的开拓：一是横向的开拓,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风格；另一个是纵向开拓,即整体的研究方法,将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藩篱打破,对20世纪以来的文学作整体的综合研究.

过去以政治上起决定性转折的大事件（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将近代、现代、当代文学进行分期.然而根据社会发展史或政治史来划分文学,不能很好地体现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

文学有其自己的发展道路,它可能会受政治、时局等因素的影响,但究其本质,它的分期,应该是对作家、作品、读者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的结果.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事件,可能会刺激作家的文风转向,但转向的过程及其心理变化,绝非一朝一夕可以促成.

以周作人为例,他曾自言身上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另一个是“绅士鬼”.早年的周作人与其兄一道,文章直指新老国故派、御用文人等.然则与其兄不同,这样的锐气可以说是初回国的年轻人对故国现状倍感失望之后的悲慨之作,之后的周作人,散文里锐气渐销,《秉烛谈》等,俨然已是一个“绅士鬼”的自述,不再有激愤之言,多是平淡如水、坐看云起的士大夫心境.

从《谈虎集》到他之后的作品,前后转折没有十足的分期.从中年的淡泊自守,到晚年韬光养晦,无论时局如何变,周作人还是周作人,那些清新淡雅的文字,一瞧便只能是他.前期的激愤之辞,或许与时政有关联,但也可看做是他年轻气盛时的快人快语.纵观周作人一生,即便是被民国政府、新中国判为“汉奸”的那段岁月里,他的晚年文风亦没有割裂开中年时的文人平淡气,只是多了分自怨自怜的味道. 可见,不是所有的作家都会因为时政的影响而改变自己,亦不是所有文人都热衷于分政治的一杯残羹,张爱玲如是,钱钟书如是,沈从文亦如是.他们的文风或许与时局有牵连,但仍自成体系,非一事一时可以改变.在这样的一批文人面前,战争也好,五四运动也好,对文坛有大影响是真,但岂能一刻之间便彻底改变了文坛的路数?

然而,新时期以后的文学,确实又借助了政治转向的东风.不过正如前文所言,文风受时局影响,却未必能一时一事就发生大幅度转变,受政治影响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从伤痕文学到新时期的各类现代主义文学到如今纷繁的网络文学,即是一个慢慢“解冻”走向自由的过程.如此,对文学史的分期正如历史学中的断代工程一样,只要具体到哪一年哪一个事件,怎么分都是片面的.

三、例证的选取

从对历史的认知来看,历史可以分为纯客体性与主客体性两类要素,纯客体性要素是指完全不依赖于研究者的主观经验而存在于世的物体,如历史遗物、文学作品等,主客体性要素是指借助于人的主观经验而保留下来的历史史料,如史书、回忆录等.与历史学相近,文学史是研究文学的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归根结底,它也是一种史,只是历史学是研究过去的方方面面,数线并举,而文学史则独举文学一项,由此项扩展而来,是对已经发生的文学现象的描述,它必须建立在充分的资料研究基础之上,即对文学现象的叙述和评价一定要尊重历史.

然而,依靠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本身就是主观性很强的.就像《史记》,与其说是一部伟大的史书,不如说是一部卓越的文学作品.其中细节之处,不难看出融有作者的想象与艺术加工,如面对始皇出游,项羽：“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大丈夫当如是!”如是种种对话,他耳听为实耶?屈原江上遇渔父,《史记》之前未有信史记载,他从何得知?韩信受漂母一饭之恩,他可有考证?

由此可见,实事求是,是对记史者最大的考验.然而与历史学的只述不评不同,文学史著作是一种对以往文学的主观解释,不可能没有独立的见解,也不可能失去主体意识.但这种主体意识绝不是不尊重史料,作任何随意性的解释.而是要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做出相对中正的评述.例如陈思和在论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时,例举的尼采超人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观点等等,并不像理论界大家讨伐地那样,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界带来了颓废、悲观、晦暗之气,它们在“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和新时期文学的复苏里都起到过积极作用.比如意识流、心理暗示等写作手法,张爱玲等作家将之发挥得很好,试想《金锁记》里没有满含暗示意味的金锁玉镯子,曹七巧姜季泽少了椅下摸脚的戏码,长白最后不给身边男人掏钱写袜子,如是种种,还有甚看头.陈思和举的几个例子,正好说明了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文学发展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不必把它看得那样坏而已”.

陈思和已尽可能的尊重史料,但是对有些例证的选取仍不够恰当.比如作者在陈述新文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时,将30年代的现实主义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联系起来,这无可厚非.但作者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30年代的现实主义同步这一理论,便拿左联成员茅盾的作品来加以证明,对于30年代的其他形式的现实主义却未能关照到,这正如以女人的身子来证明她是个女人,对当时的其他现实主义思潮和流派来说,有失公允.这便涉及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研究者的主体意识是否能保持一致的问题.

尽管陈思和仍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前人先入为主的观点的影响,未能从总体上对30年代的现实主义思潮和流派进行梳理和把握.不过他的以史料为证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对当时太过主观的文学史研究,确实起到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