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话语与文本生产

洪子诚先生在《问题与方法》一书中提到包括文学机构、文学报刊,写作、出版、传播、阅读、评价等环节的文学生产机制和文学生产方式问题,认为在当代这一部分的研究并未得到有学术深度的开展.当代文学史是充满复杂形态的发展过程,文学是作家：作品和读者（包括编辑、评论家、学者、文艺官员等专业读者）三者共同创造的产物.文本在出版发行之前已经构成文学生产的重要部分,以出版后的文本作为研究重点,无疑割裂了文本生产的动态过程.对文本出版前史料的发掘和研究,不仅能够完整地呈现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机制,形成文学史前史,更能构成复杂、丰富、动态的当代文学史.

文本问世之前所经历的在我国文学体制之内包括作者、编辑、报刊、出版社等各方面力量彼此颉颃的生动过程谓之文本生产潜话语,其存在形态包括编辑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话语）.编辑话语和其所属的期刊、出版社的生产活动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中间媒介出现,直接作用于文本并接受意识形态话语的统摄和支配,同时又为文本的艺术性负责,在二者间尽量寻找平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作为更深层的潜话语渗透到每一个生产过程中,统摄和规约着任何形式的相似度检测话语和实践活动.本文以《当代》杂志上刊发的长篇小说为例,力图分析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通过编辑实践对文本生产的影响,还原真实的文学历史现场.

一、组稿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导引

在确定选题的基础上,编辑通过个别约稿、社会征稿和群体集稿三种手段组织稿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办期刊《当代》杂志的组稿机制相对复杂,最初的稿源由多种形态构成,“我们是文学书籍出版社,收到稿件越来越多.其中够水平的好作品可谓不少等我们想办个刊物,把一些亟应出来而不能很快出来的好作品发表,为广大的作家开辟发表作品的新园地.这就是我们想办刊物的最初一个动机.从发刊词判断,为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优秀稿源迅速面世是创办刊物的原因之一.由于高质量的充足稿源,出版社的各个编辑部门相互协力合作便形成了初期的《当代》.“创刊号出刊不久,就不断收到各地寄给《当代》编辑部的投稿,很快就积累几百件.在创刊一年后,社领导于一九八.年六月份决定成立《当代》编辑组,主要任务是处理《当代》的来稿和编务,社内各编辑部还继续向《当代》提供稿件.”《当代》具有得天独厚的稿件资源,除广大作者面向杂志社的投稿和人文社收到的优秀作品外,编辑们还积极奔走于全国各地组织稿件.稿件选择具有明确的标准：“我们这个刊物选稿的标准从宽不从严,特别要打破条条框框,如‘’的什么‘三突出’那一套,我们毫不讳言就是要与之针锋相对等文艺作品第一要求思想性,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决不能忽视艺术性,艺术作品总要求有艺术.”此标准的逻辑重心在于重视作品的艺术性,但这种实践的根本前提是对文学艺术作品思想性的要求,而杂志所要打破的“三突出”的条条框框则存在于其政治合理性被否定的历史情境中.在作为《当代》宣言的《文学,应像生活那样丰富多彩》一文中,进一步强化了稿件的思想性：“欢迎同志们创造出像生活那样丰富多采的文学作品,创造出具有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作品,使人民群众感奋起来,团结战斗,推动历史车轮前进,以期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发刊词和《文学,应像生活那样丰富多彩》在文学进发出新的生机、启蒙精神复兴的历史时刻,以政治内容的正确性作为稿件选择的根本标准,表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并未因启蒙而减弱.

1978年冬天,人文社总编辑韦君宜到湖南组稿,《将军吟》的作者莫应丰深夜到访,讲述自己因在“”期间所经历的种种“神圣和荒唐”,深切感受到“崇高和罪孽”而创作的小说.当时,两个“凡是”还在广为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标语还遍布京城,这样一篇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小说具有很大的政治风险,莫应丰问韦君宜：“敢不敢要?敢要,就回家取!”韦老太回答说：“就麻烦您回家取吧.”“如果不是她亲自到湖南约稿,而且毫无私心杂念,冒着风险做出决断,恐怕不会有《将军吟》”不容忽视的是,尽管韦君宜在组稿环节显示出决断的魄力,却并不敢贸然刊登《将军吟》这部有极大政治风险的小说.直到1979年9月,《解放军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