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反教条主义的批评家

2008年,张莉像一朵奇异的花,突然绽放在当代文学批评界这个略显暗淡的花园中,灿烂夺目.这一年,张莉极有见地的批评文章在《新京报》、《大家》、《读书》等报刊遍地开花.让圈内圈外皆为之喝彩的是,这一年4月起,张莉在《信息时报》开设了“当代文学观察”专栏,以一个青年评论家初生牛犊的锐气对莫言、余华、毕飞宇、贾平凹、迟子建、严歌苓、徐则臣、鲁敏、乔叶、葛水平等作家作品与文学期刊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与追踪,显示了作为评论家的张莉对文学深刻的感受力和强劲的判断力.

毕飞宇说：“2008年,张莉突兀地、清晰地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等她的身姿太迅捷了,给人以异峰突起的印象.其实,所谓的异峰突起,实在是一个检测象.张莉早就在那个高度上了,是我们在事先没有看见罢了.”（毕飞宇：《2008,突然而至的张莉》,《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

虽然张莉在2008年“突然而至”,但在毕飞宇看来,张莉并非是那种为做批评家而做了“有意义的学术准备”的批评家.张莉是“另一类”的批评家——他们一直在读,已然具备了极好的学养,却并没有“做作家”或“做批评家”的打算,他们并没有把“做作家”或“做批评家”当成自己的“工作”或“人生大计”.他们天生了一颗文学的心,但是,在本质上,他们在意的是一些朋友、一些问题、一些交流,而不是文学.他们具有洒脱的天性,认准了文学是辅助人生的,他们为了使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合理的宽度、深度和光洁度,他们便选择了文学这么一个“方法论”.他们可以一头栽进去,也可以随时放下来.无所谓的.（毕飞宇：《2008,突然而至的张莉》,《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毕飞宇火眼金睛的判定我极认同.或许,作为“女学生与文学女青年”,文学批评只是张莉介入当下生活的“方法论”.

只是,作为评论家的张莉,注定了要与女性文学研究结下善缘.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时,张莉在旷新年、解志熙教授的指导下,开始对“女学生”这一群体产生研究兴趣.博士阶段她在北京师范大学跟随著名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王富仁学习,之后到南开大学文学院做博士后与一直关注性别研究的乔以钢教授合作.多年师从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她以现代女性文学研究作为学术起步亦是必然.

从张莉五年来的文学批评实践看,张莉的文学批评之路分为两大块,即女性文学研究和对当下文学的关注.但无论哪一个场域,都显示了张莉作为一个批评家的才情.她一直强调的是对作品的体悟力和感受力.她说,“我不反对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也不反对研究者对理论的学习与化用.但是,我反对教条主义,我反对文学批评里充溢大量的僵化的理论词汇.这会使阐释文学作品的工作变成阐释‘社会材料’的工作,进而这种隐蔽的教条主义形成了可怕的只从社会意义出发阐发作品的阅读批评习惯——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可讨论的‘文学性’、是否具有艺术价值、是否真的被打动则完全被人忽略.”（张莉：《以人的声音说话》,《文艺报》,2011年9月19日）

张莉的表态,本应是文学批评者所应遵循的常识,但遗憾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不少文学批评者仅仅依靠西方文学理论来生硬解读中国作家和作品,完全忽略差异性,“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盛行.从我对张莉的阅读看,张莉不是为了拔高自己而刻意高扬自己的文学批评理念,而是一直将之作为自己的批评信条.无论是专著《浮出历史地表之前》,还是对当代文学的批评,张莉一直坚持从文本出发,以自己的阅读感受来面对作家作品,所以我个人的感觉是,张莉正如她自己所言,是一个反对教条主义、充满活力的批评家.

一、 现代女性写作者的身份生成史

阅读完张莉的《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一书,我感觉到,抛开女权主义冷冷的诘问,冷静地将女性文学从现代文学史中剔出来,尤其是将“浮在历史地表之前”这段“既丰富又模糊、既隐秘又诱人的空白页”刨出来,无论对整个文学史的完善,还是对第一代女性写作者价值和意义的重新评估,都有积极意义.

孟悦和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对中国近现代第一批女性作家“浮出”之后的经历、创作等作了全面系统的概述,颇有见地；但这批女性作家是如何在晚清到民国这段风起云涌的岁月中“浮出”的,却依旧沉在历史地表之下.张莉在《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将孟悦和戴锦华留下的缺口补上了.张莉对冰心、庐隐、凌叔华、丁玲、张爱玲等一大批女作家是如何“浮出”的做了详实的勘测,通过对第一代女作家从家庭走入学校,进而成为社会人的生活史、教育史、写作史,逐渐将“浮出”前的萌芽、生成、长成做了详尽的描述.

对于《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一书,不应仅仅将其看成是对女性文学生成发展的线性描述,它是从发生学的意义上,以一种回到历史现场的“还原式”的历史研究方式,深挖之前女性文学研究所未及关注的问题；通过对晚清至“五四”以来大量史料的辨析,还原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这样的研究试图让历史本身开口,不仅真实可信,更能让被遮蔽的历史重新大白于天下.“这是中国现代语境下妇女写作者出现的一种可信的历史考察.”（王保生：博士论文张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评审意见》）.

在《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后记”中,张莉提到了导师王富仁对她的教导：“他提醒我做研究要尊重历史语境和自我感受而不是从理论出发,他提醒我文学史上对于作家的认识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遮蔽.他强调研究者的感受力与理解力,希望我用自己的方式思索和写作、不能盲从和偏信.”《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确没有被固有的研究和理论成见所遮蔽,而“进入到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身份生成与发展历史性的描述中.”（王富仁：《代序：从本质主义的走向发生学的——女性文学研究之我见》,张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第4页.）

自“五四”兴起女性文学研究至今,已经形成了三波女性文学研究的热潮,但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是舶来品,主要是以西方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来观照中国女性作家和她们的作品的.然而,中国的现实国情和西方是有霄壤之别的,完全依靠西方的女权主义或女性文学理论来阐述中国的女性文学问题是行不通的.正如王富仁所说,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是不能仅仅依靠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本质主义的规定,而必须回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的基础上感受和理解中国女性的解放之路,必须在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的基础上感受、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女性文学作品.（王富仁：《代序：从本质主义的走向发生学的——女性文学研究之我见》,张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第7页.） 分析一部有理论深度、甚至具有开创性的女性文学研究专著,阐释的角度、阅读的切入口可有多种,而我认为,从时间和历史背景,女性写作的推力,女学生文学的有创建性的定位以及对女学生写作风格的初探这几方面,是直接进入张莉论著的一条很好的通道.在这条通道中,张莉潜入历史,与那个时代的女学生进行了深入对话,探索、规整了她们的创作；它抛弃了女性文学研究借助西方理论阐释中国女性的一贯做法,再次将张莉反教条主义的批评理念张扬到位.

(一)“浮出”的历史推力和时间圈定

《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在“浮出”的时间节点圈定上,就表现了张莉作为一个青年批评家的专业素养.她没有按既往现代文学史的断代划分,将关注点放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而是选择了“1898年”这个有资料可查的中国人自办第一所女学堂的时间为起始点,以1925年第一代女性书写者走出校园、真正步入社会为终止点.在探寻中国第一代女性作家的“浮出”上,张莉首先在时间节点上抓住了要害,这为她论述第一代女性写作者的“浮出”和将之定义为“女学生写作”圈定了一个重要的时空范围.正如张莉自己所言：就整个现代女性写作而言,1898—1925年的时段选择更贴近女性写作发生的课题.（张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第16页.）

1840年第一次战争至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半个世纪以来,曾经不可一世的天朝大国屡战屡败,颜面尽失.当时的知识分子真正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他们开始以民族国家之眼审视中国妇女问题,将妇女和中国的富强联系在一起；女性状况成为问题,被加以关注讨论.既然成了问题,那就需要解决之道.放足、进学堂接受教育自然成了晚清知识分子眼中最佳的选择.但张莉进一步发现,将妇女从家中“解放”出来接受新式教育,并不代表能产生真正的现代女性.通过对史料的挖掘和对比分析,张莉发现,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表面特征虽然也是倡导妇女走出家门,但它较之前纯粹将妇女作为健康国民来思考的“身体解放”更进一步；新文化运动是将女性作为有独立自由意志的人来解放,这是一次翻天覆地式的“思想解放”.自此,女性们“人”的意识和女性意识逐渐苏醒,她们开始用“我”说话,敢于发表对时政的看法见解,成为与男青年携手并进在时代前沿的女青年——女性书写成为可能.

1926年,经过近三十年的成长,当初青涩的女学生已经长大成人,进入了社会或者留学西洋.她们以更加宽广的视角观察社会——庐隐质疑男权为主的社会,丁玲书写着女人而不是更具“女性性”,一代成熟的女性书写者就此“浮出历史地表”.

(二)“浮出”的关键推力——教育

张莉在第一代女性写作者“浮出”的这一动态过程中,抓住了最本质的问题——教育.张莉“以‘女子教育’为主线,那些发生在女性身上的纷繁复杂的变化在‘学校’这样一个空间中得以具体呈现.从家庭到学校、从日常生活到知识讲授,——‘晚清’到‘五四’时期的女性隐秘的生活经验和身份建构在《浮出历史地表之前》渐次呈现出来.”（吴雪丽：《女性文学研究的新路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6 期.）

1898年中国人自办了第一所女学堂,从家里被解放出来的女性得以进入学堂接受教育.1907年3月,清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个女学堂章程——《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26条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9条,正式承认女子学堂合法化.张莉说：“进学校,意味着女孩子们不再仅仅是父亲的女儿,也成为社会的一员,这也意味着她们不再仅仅被视做官太太、少奶奶的候选人,意味着她们将从一个家庭女性变成一个有独立意志的社会女性.这样的身份转换,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女孩子而言,其意义何等重大!没有这一步,自由、解放、独立,以及成为国民、人、女人都无从谈起,更遑论成为现代女作家了.”（张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54页）“从技术革新到维新变法、从富国强种到开启民智,女子教育和‘女学生’作为‘问题’浮出了历史地表.” （吴雪丽：《女性文学研究的新路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6 期.）

进入学校,女性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们终于有机会了解西方的自然科学、天文地理知识,她们与同龄女流、与男性同学交往,她们参加体育锻炼、游泳、跑步、跳交谊舞、外出旅行,甚至走上街头参与游行等在学校,她们终于摆脱家庭的束缚,不再被要求刺绣、做家务,而是获得了阅读大量报刊的机会,这些报刊为她们提供了林译小说和各种书籍、杂志以及各种新鲜的资讯；她们常常被要求写作,作文内容通常包括如何看待国民身份,探讨新女性形象、女性的责任与义务、对旅行和家事的理解等等,她们的文字也常常以“女学生某某”或“某某女校学生”的署名被报刊编辑重视和发表,以显示女学教育的实绩等在学校教育中,教科书中对女性从“孝悌、慈爱、端敬、贞淑、信实、勤俭诸美德”的实践躬行的教育,上升到“渐进而使知对于国家之责任”的呼唤,从对女子自立、自重、自强的要求跳跃到对女子作“人民权利之义务”的宣讲等女性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意识逐渐觉醒.——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因为教育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张莉抓住了教育这个切入点,“浮出”就变得清醒且有迹可寻.

“在学校里,女学生们逐渐有了用白话文阅读与写作的自由,开始意识到主体的存在,开始主动选择自己的爱人与婚姻——这一切,新式学校的普及、新文化运动的到来,传统习俗与规则上的松动,对妇女的写作当然是有益处的.另一方面,在学校里生活的女学生们,其作品的发表、出版、评论,都被纳入了当时主流文学界的视域,得到了鼓励.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女作家们,得以浮出历史地表.”（张莉：《从“女学生”到“女作家”——第一代女作家教育背景考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2期）.

(三)有创建性的定位——“女学生文学”

张莉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得出了中国近现代女性写作首先是在女学生中间发生的——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其性别色彩尚未清晰,她们还没有独立深刻地意识到自我的女性身份；就个人生活而言,这一时代的她们都还处于情感空白期或热恋期,尚未进入婚姻；就社会环境而言,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尚没有大批进入公共交往空间.因此,这一时期的女作家作品,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真正的女性写作,而是女学生写作.（张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15页）“女学生性”的发现和界定,对于女性文学研究来说,不仅具有发生学上的意义,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不是透过性别压迫/反抗的先验镜片去看待问题,而是直接以“裸眼”逼视现象本身.（刘堃：《作为研究方法的“浮出之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1年第5期.） 从女学生的写作,张莉看到了早期的女性写作者塑造的“女学生”形象亦是对自我形象的构建,都是去化的“女学生”形象,他们追求爱情/自由,她们是现实世界的叛逆者等这从冰心、冯沅君早期的创作中可见端倪.

比如在《“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中,青年女学生冰心是在学校、家庭以及社会的帮助之下,完成其对女学生形象的想象的；而到了《斯人独憔悴》,女学生冰心开始讲述学生的世界.在《秋风秋雨愁煞人》中,女学生英云的不幸在于父母为受过新式教育的她选择了一个旧式的婆家.《庄鸿的姊姊》中,庄鸿姊姊的不幸在于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且因此去世.从冰心的“女学生”想象,张莉敏锐地看到：“证明谢对女学生社会身份的体认,是被‘教育’的结果等在学校、家庭以及自己的阅读书籍的帮助之下,她把社会的期待内化为自我注视与自我期望”,因此她笔下的“女学生”是“去性欲化的”、是“女儿、姊妹和同学”、“不是以‘被看’的‘尤物’姿态出现,而是以有思想、有爱心、有责任感的女主角形象出现.”她的自我认同是“知识妇女群体中的一员”.冰心对女学生社会身份的体认,使她在小说创作中对女学生的处境有了关切之心,但同时这也束缚了她的小说创作.

冯沅君《隔绝》中的女性想象,“迥异于中国文坛上的一位‘新’女主角.” 这位女性给人的强烈冲击力在于她对“爱情”的态度.冯沅君开始从“去化”形象中慢慢苏醒——这身体以甜蜜的、悸动的、略带害羞又颇为热烈的形象出现.这身体的拥有者享受着爱情带来的一切,并深深着迷.

女学生写作和女性写作,这中间存在着一个本质的区别.冰心依靠想象构建自己心目中的女性形象,冯沅君虽然更进一步,“从去化形象中慢慢苏醒”,但此时的她们,乐于把爱情中的“我”与“他”说成“他们”,进而想象坚不可摧的情感堡垒.所以,张莉判定,她们是一群女学生作家.这一创建性的“发现”,让早期女性写作得到了阐释的合理依据；这样的视角下,这一时期的女性文本也显得更加丰满复杂,别有风味.

(四)“女学生写作”风格初探

在接受了学校教育后,成为有知识的女青年,在叙述上一个最大的突破是开始使用“我”.这是一个重大的、非比寻常的变化.因为“对于中国女性而言,确立‘我’与‘自己’的关系,意味着重新确立女性的身体与女性的意志的关系,重新确立女性物质精神存在与女性符号称谓的关系,重新确立女性的存在与男性的关系、女性的称谓与男性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我”被认为是新女性个人意志的萌醒.使用“我”作为讲述者,在现代女性文学发生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莉认为,“我”,在这里就变得意味丰富.它不只是一个称谓,还意味着对“自我”的一种认识：“我”,拥有对“自己”的权利.（张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247页）

但张莉敏锐地发现,虽然“我”作为叙述主体普遍地存在于第一代女性写作者的文本中,但,这个“我”又是遮遮掩掩的.张莉认为,叙事上的自我清洁化,是一种自我保护,是出于艰难环境中女作家不得不采取的叙事策略（张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251页）.张莉以冰心为例来说明,比如《秋雨秋风愁煞人》中,“我”既在故事之中,也处于故事之外.三位女主角各有各的不同：淑平死了；英云虽生犹死（嫁到一个旧家庭）；而“我”呢,则会乐观地生活下去.“我”在小说中没有行动力.虽然第一人称在冰心小说中较早出现,进而确立了冰心小说的真实性,但是,第一人称的主观性叙述在冰心小说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她克制地讲述着“我”,并有意地把自己疏离出来.

论及庐隐,张莉指出,“书信体更适合庐隐表达内心世界,同时隐形女性读者的预设使她逃脱了可能的‘责备’.”“庐隐在小说中‘撇清’第一人称与‘叙述人’之间关系的做法,与冰心把‘我’隔离于事件发生之外的做法如出一辙.”（张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257页）冯沅君的小说产量不能和冰心庐隐相比,但却以鲜明的情感及个性令人难以忘怀.某种程度上,她为现代妇女写作的发生史填补了空白——既是关于青年女性的新鲜形象,也是关于一种新的女性叙述范式的建立.

正是通过对女性文本的这种多重解读,此书使发生学意义上的“社会性别”分析从“内”、“外”两个方面得以逻辑展开：在外部视野上,从“女学生”到“女作家”的身份转换在“晚清”到“五四”的复杂历史场域中渐次呈现；而在内部视野上,第一代女作家在写作中的自我身份建构和为“姐妹们”的女性生命经验的书写,使“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不仅显示出历史脉络的清晰,而且更以深入文本肌理的分析使历史厚重而丰满.（吴雪丽：《女性文学研究的新路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6 期）

二、“在场者”的感受力和体悟力

现在大多数文学批评家,张口闭口西方,他们对西方的文学理论了如指掌,在面对中国作家和作品时却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和理论来批评中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必要的理论准备是作为一个批评家必需的“武器”,但理论是为批评家批评文本提供一种好的方法论和切入口,而不是解读作品的“拐杖”.张莉虽然强调“理论修养对批评家来讲至为重要”,但她对当下文学的批评,主要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上,是依靠自己对文学的感受力作出的客观判断.

(一)以人的声音说话

《以人的声音说话》（《文艺报》,2011年9月11日）一文并不长,但无疑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就针对性而言,可视作是张莉对自己批评理念的一个阐释.张莉说,批评家是人,不是理论的机器,他的存在不是为理论做“背书”,他须有个人的判断力和审美力,他须表达他对作品的体悟力和感受力.张莉认为,既有精神洞见、又有文学审美能力的文学批评才是好的文学批评.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主要是以西方的文学理论作为批评资源,由此导致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评论怪相.“批评家是人,不是理论的机器”——张莉重提这个文学批评的常识问题,我想她主要的目的是对当下文学批评怪象的一个反驳.文学批评的真相被掩藏得太深,以致到了不得不返回到批评最原初的本位上来的地步. 张莉和毕飞宇的对话《批评家和作家可以照亮对方》（《文艺报》,2012年9月3日）,是迄今为止张莉最完整最透彻地系统表达自己批评观的文章.张莉在文中说,我习惯站在“人”的立场上想问题.对我来说,理解文学、历史、现实的复杂性就是理解人的复杂性,人心的复杂性、人性的复杂性.等对于一位批评家而言,感性和理性兼得应该是最理想的境界.

首先,她映射的是批评家的主体性问题.目前,文学批评最大的一个缺失就是批评主体的“不在场”.张莉反复强调“人的立场”,一个最显著的批评特色就是批评主体的“在场”.如果不使用“人的声音”,何以谈“人的文学”?批评家宋家宏说：“具有主体性的批评家是一位负责任的批评家,一个负责任的批评家首先是对自己写作意义的负责任,真实地写出自己的艺术感受,这是一个批评家的首要任务,不为别人的批评所左右,不被作家的自我感觉所驱使,也拒绝浪潮对自己的推动等主体性建立在自信之上,而自信来自于系统的学术训练和对艺术的敏锐感觉以及丰厚的知识储备.”（宋家宏：《文学批评主体性的陷落》,《阐释与建构——云南当代文学专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248—249页）.

只有具有批评的主体性,面对作家或作品时,批评者才能坦率地表达自己的阅读和判断见解.作为阎连科多年的读者,在面对《风雅颂》时,张莉觉得它“差强人意”,并很坦率地指出小说的缺憾.“小说以‘风雅颂’为题别具深意等我的意思是,小说家借用的小说人物的身份的不可信,成为了读者阅读小说的最大障碍.”（张莉：《〈风雅颂〉：向死而生的冒险》,《信息时报》,2008年6月29日.）在与作家陈希我的对话中,张莉非常尖锐地批评了陈希我小说存在的缺陷,指出陈希我的“非常态书写”在当下文学写作意义的同时,她认为,对于女性身体,陈希我“小说中频繁地过度使用‘脏死了’,‘臭’,‘脏东西’来指代.这种观看你可以理解为某种反和反化书写,但另一方面,它在客观上却呈现出对女性身体价值的极大贬抑——我认为这是以语言暴力的方式对女性身体进行的,它甚至让人怀疑叙述人内心深处的某种厌女/憎女情结”.（张莉,陈希我：《“写作同时也审视写作者自己”——张莉VS陈希我对话录》,《南方文坛》,2010年第2期）.

应该说,张莉这种主体性在场的批评勇气,直击的是当下模棱两可的没有批评主见的批评,或者是虽有主见、却是“抚摩式”的无聊批评.

其次,她要表达的是批评家的勇气问题.文学批评可能是当下最受攻击和责难的文学创作之一.评论家和作家本应保持一点距离,但目前的情况正好相反,批评家和作家成了朋友,这本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人情、面子却导致批评家面对是朋友的作家的作品时,只能用显微镜去观察文本,尽量发现“优点”,而忽视、甚至是无视文本的缺陷.不少有职业良知的评论家,有说真话的勇气,但代价却是自此失去了朋友,甚至被人身攻击.我的理解是,这其实包含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评论家本身的修养,一是外部环境的制约.

从内在修养讲,张莉认为“识见”是成为一位优秀评论家最重要的素养.有识见,批评家的看法才会敏锐、锋利、有启发性.当然,“识见”不是年轻、有才情就可以办到的,它得有理论素养支撑,得有一定的阅读经验和创作经验,还要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从张莉的经历看,她有小说创作的实践,这利于她更深刻地把握当下创作的走向；从研究看,她的专业是女性文学研究,熟知现代文学,近年又开始研究当代文学,可以说,她知识体系丰厚,且视野开阔.比如,在评价毕飞宇的《家事》时,张莉敏锐地将时间放远到1934年至1949年间民国推出的“新生活运动”的公民教育的时间背景下,这使《家事》获得了阐释的历史空间,使小说具有了对中国生活史的阐释与隐喻意味.张莉说,“《家事》实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认识校园、认识孩子的角度.在热热闹闹的新生活运动里,读者看到了一个有关冷清和寂寞的故事,在这些酷酷的新人类身上,读者触摸到了在日常生活中所未能捕捉到的孩子世界的隐秘、脆弱以及渴望”.（张莉：《当校园“新生活”风生水起：毕飞宇新作〈家事〉的当代联想》,《中国教育报》,2008年2月29日）

正如张莉所说,现代意义上的批评家们,工作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多,当代批评家的生存环境更为复杂.而从外部环境来说,张莉亦是一个勇敢的批评家.毕飞宇在《2008,突然而至的张莉》中讲了一个小故事,说张莉很喜欢陈希我的小说,且和陈希我是朋友,但在关于陈希我的评价中,张莉却十分尖锐地批评了陈希我的小说创作,指出其文本中的叙述人“内心深处有某种厌女/憎女情结”.这让毕飞宇感慨,就中国的现状而言,一个批评家如何去“喜爱”一个作家,大致的情形我想我知道.——谁又不知道呢?我想,毕飞宇感慨的是张莉的勇气,一个批评家的勇气.

张莉的“崛起”,正是她看清了文学评论的困境,而勇敢地面对了挑战.从批评勇气来说,我觉得她很坦诚地在表达自己的批评观点,正如对阎连科和陈希我的批评那样.而在理论学养上,张莉的基本功扎实,为她的批评提供了最佳的切入口.

(二)文学批评的感受力和判断力

2012年11月3日,在广西师范大学举行的题为“批评的感受力与判断力”的第三届“今日批评家”论坛上,《南方文坛》主编、评论家张燕玲开宗明义表示,今天文艺批评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从概念到概念、从作品到作品的批评文本内循环的现象,评论远离作品,陷于符号之中.尤其是当下很多年轻作者的文章浮于表面,未能深入作品也难以切入作品.“这说明批评家的感受力是有问题的.同时,你会看到一些作者能把文章写得美妙无比,其批评的作品却很烂.这也说明,批评家的判断力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张燕玲在“批评的感受力与判断力——第三届‘今日批评家’论坛”上的发言.）

中国现代文学馆、《南方文坛》、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之所以组织国内著名评论家召开“批评的感受力与判断力”的专题研讨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下文学评论在“感受力”与“判断力”上出了问题.正如张莉在研讨会上说的,有的评论看起来很有学问,理论铺天盖地,批评概念五花八门,特别唬人,但作为读者,我们是不愿意花费时间去读这样的文章的；有的批评文章,写得行云流水,锐利、深刻,别有洞天,这样的文章,无论是圈内圈外的读者,都会拍案叫绝.因为缺少对整体文学价值的判断标准,之前被批评家大肆鼓吹叫好的作家和作品,几年后就难寻踪迹.在这个千把字的发言中,张莉用了很大的篇幅谈了孙犁,张莉认为孙犁阅读广泛,有创作经验,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对文学有整体的判断标准.当年他推介的铁凝、贾平凹、莫言等作家,如今都是国内一流的大家,尤其是莫言,更是没有辱没孙犁当初对莫言《民间音乐》“不同一般”的评价.孙犁晚年的确不错,从张莉对孙犁的推崇可见其视野不一般. 张莉本人的理解是,批评的判断力是建立在批评的感受力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就无从谈起.张莉认为,批评家不能为了夸奖而夸奖,不能因为夸奖而无视作品本该有的整体性,不应该无视作品的鲜活情感和生命力.所以一个批评家得有整体的美感,有整体的艺术感受力.“对文学的敏感力和审美力可能成为张莉将来的最大优长,对文学的热爱、广泛的阅读和敏锐的感受能力,再加上贯穿整个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视野会给她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独特的通道.”（梁鸿：《有体温的文学批评》,《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从张莉的批评实践看,她一直做着这样的努力.

正是有了这样敏锐的感受能力,张莉才能很深刻地指出陈希我的《大势》存在的一些问题,“我觉得王女娲这个形象有些隔膜,我理解不了她.她显然是个缺少主体性的女性,而且,我觉得你小说中的女性其实大多数都是缺少主体性的.”张莉的批评原则是,“不仅要告诉读者写得好或不好,还要说明何以好,何以不好.”因此,它进一步指出,“我对王女娲的不满意,是她在小说中的行为,当然,这是我作为女性读者的感受,她虽然生动活泼,但我觉得她缺少某种精神性.等现在很多小说是作家跟着感觉走,跟着生活走,但是,作家是人,不是木头,他有义务写出他理解的世界,他应该有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力.”（张莉,陈希我：《“写作同时也审视写作者自己”——张莉VS陈希我对话录》,《南方文坛》,2010年第2期.）

在《属于苏童的南方》中,张莉感受到,与破坏相比,一个小说家的建造工作更令人尊敬,苏童的贡献即在于此——他使中国文学“纸上的江南”天地大变：他使“孱弱的男人”、“剽悍的女人”、“堕落的南方”成为 “美”,于是,我们当代文学中便有了颓废、堕落、强悍而阴柔的“南方”和“南方的人们”.张莉并对苏童的小说做了一个特别温暖的评价：好小说,可以改变你身体的温度和你身在的季节,这是真的.（张莉：《属于苏童的南方》,《信息时报》,2008年5月4日.）

张莉曾说,文学批评依赖人的智慧和创造的光芒,它有它应有的高度,例如巴赫金.作为批评家,巴赫金并未远离文学,但是,他的工作却照亮了文学以外的世界,甚至改变了我们感受世界的方法.思想体系源出于文学,但又照亮文学,这是伟大批评家的境界.我想,张莉的批评,就是有智慧和创造性的,它有高度,它是温暖的.

(三)“在现场”的介入式批评

批评家只有保持“在现场”的敏锐感,才能把握住当下文学的热点问题,进而为文学创作问诊把脉.从张莉对当下作家创作的评论看,张莉一直站在创作和评论的最前沿,对当下的热点问题进行着跟踪观察,在现场的姿态,也让她的观察视角变得更清晰,批评切入口也就显得很妥帖.

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德国人的某次采访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某些部分是垃圾,消息传到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对“垃圾说”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进行跟踪阅读时,张莉发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并不像顾先生的谈话那样缺少学术精神,它有德国人一向以来的严谨态度等有着个人倾向性和异质声音,那是完全与中国本土视角不同的理解与认知,它值得阅读和讨论.”同时张莉进一步指出了顾彬观察中国现当代文学时存在的核心问题——“强烈的德国身份意识也出现在这部著作中,顾把这样的立场理所当然地看做是世界文学的立场——这实在有大日耳曼民族和泛欧洲主义的嫌疑.”（《读顾彬“德国身份”的洞见与盲视 》,《新京报》,2008年10月25日.）

一直“在现场”,让张莉深深感受到,《南方文坛》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张莉不仅认识到《南方文坛》的分量与意义,她还发现,《南方文坛》崛起的背后,有着主编张燕玲的心血.“正如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上,每一个著名杂志之所以吸纳优秀作者和读者的重要原因都在于其背后总会有一位有着敏锐文学感受力和卓越组织才能的著名编辑一样,《南方文坛》在当代文学批评界的‘声名显赫’也与它的主编张燕玲有关.”（张莉：《〈南方文坛〉：参与、见证中国当代文学》,2008年8月24日.）在阅读的最前沿,张莉开始对《钟山》杂志的“河汉观星”栏目及 “将心比心”栏目的文学批评理念进行了比较思索.发现了其各自的特色.“无论是‘河汉观星’还是‘将心比心’都应该是一种‘将心比心’的批评,其目的是为了多角度地探讨问题、扬长避短,更好地促进汉语文学的进步和发展.”（张莉：《河汉灿烂,如何观星?》,《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5期.）

三、结语

在讨论当代文学批评家李敬泽的批评风格时,张莉表达了对阅读体验式批评的推崇：“李敬泽文学批评的意义在于他天然的文学感受力和文学感悟力.这种出于个人阅读体验的文学评论在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中是如此稀缺——它远离了受机械理论控制的批评而与一种性灵的、个人经验的、敏锐的文学评论风格相接.”（张莉：《一本文学杂志和它推重的小说》,《信息时报》,2008年9月14日）.张莉如此推崇李敬泽,但我从对她的阅读体验来看,张莉自己走的亦是一条和李敬泽相仿的批评之路,这亦是她批评的立场.

作为一位深居学院的批评家,张莉如果能始终不被“学院化”,坚持反对教条主义的批评之路,在乎自己真实的阅读感受,保持自己对文学的感受力和判断力,不被世俗挤压,那么,张莉前程远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