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创造性转化的和问题

摘 要 ：李泽厚汇通“意境”和“典型”,从二者中提炼出“形――神”、“情――理”两对范畴,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意境”进行现代性转化的大门.其启示在于,古代文论的成功转化既要重视本土和西方文学理论中的重要范畴,通过双向阐发实现理论互补,又要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对本国文明抱有“了解之同情”,“温情之敬意”.

关 键 词 ：典型　意境　李泽厚　创造性转化

李泽厚人选号称理论和批评的“黄金标准”的《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标志着中国学人在世界学术话语大潮中,面对压倒性优势的西学话语,终于为世界学术谱出了一曲动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旋律.如此,本该是中国学人兴奋的时刻,笔者却认为,此时更是我们思考的时刻.因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进而获得世界的认可,只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此次李泽厚人选,经由达拉斯德克萨斯州大学(UTD)人文艺术学院教授、孔子学院院长顾明栋推荐.在推荐了刘勰的《原道》《神思》《体性》《风骨》等几篇、陆机的《文赋》和叶燮的《原诗》,供编委会挑选失利后,他推荐了李泽厚.”李泽厚的入选促使我们思考：为什么是李泽厚,而不是中国古代的先贤或其他大师巨子,获得了西方学术主流的认可

回首百年学术史,不少学人都对“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一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李泽厚对这个命题也做出了自己独到的阐释.他在文学理论、美学、哲学和思想史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但在所有的研究领域中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研究主题一“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他自己对此也有过明确的表述：“十余年来,在我的思考和文章中,尽管不一定都直接说出,但实际占据核心地位的,大概是所谓“转换性创造”的问题.这也就是有关中国如何能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在经济上、政治上,也在文化上.一方面,他以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等西方学人的思想,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作了创造性的改造和发挥；另一方面,他又用中国的传统思想改造造了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们重视李泽厚对“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做出的贡献,而西方则更关注李泽厚对西方思想所做出的贡献：“编者认为,李泽厚在融合东西方众多思想传统的基础上构建起他的哲学和美学体系,而其著作的最深根基则是康德、马克思及传统中国思想.他通过提出有关主体性、人文知识及美学的崭新论述,将马克思和康德联系在一起,并通过与传统中国思想的贯通而对此两位思想家做出独到的再阐释.”这既反映了西方学术界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也遮蔽了李泽厚学术思考的灵魂――“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本文拟选取李泽厚对“意境”范畴所做出的创造性转化研究为对象,说明他在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上的贡献.

“意境”作为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到了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的手上,开始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学术转变――“意境”被作为本体论范畴来对待,处于统筹的地位：“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气质.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然而在最后一部带有总结性意义的文学批评著作《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却把在《人间词话》中作为本体的“境界”改称为“意境”.“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王国维“把中国古老的意境论发掘出来,以意境为中心概念和最高审美范畴,构筑了它的理论体系”.王国维的“意境”说的核心,我们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文章写情要沁人心脾,给人清新自然、耳目一新的感觉；二、描写景物则要有形有声,形神兼备；三,述事则要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李泽厚则在王国维“意境”说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对中国传统的“意境”范畴成功地进了创造性的转化.

首先,无论抒情文学还是叙事文学,都来源于生活,但又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复制,而是通过作者的提炼、加工和概括反映出生活的本质与真实.王国维丰富和扩展了“意境”的内涵和外延,使中国传统的诗学范畴“意境”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但是其中包含叔本华和康德等人的唯心主义思想.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唯物和唯心几乎成为衡量诗学的唯一的理论.王国维因其“意境”说的唯心主义因素而被判处了“死刑”.如果想要“意境”说获得新的学术准则的认可,则必须证明其中包含有唯物主义的因子.李泽厚对代表抒情传统的范畴“意境”和代表西方戏剧和叙事范畴的“典型”进行汇通,证明了“意境”中的唯物因素.

厄尔迈纳在其经典的比较诗学著作《比较诗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当一个或几个富有洞察力的批评家根据当时最崇尚的文类来定义文学的本质和地位时,一种原创诗学就发展起来了.文类(renre)一般是指戏剧、抒情诗和叙事文学.”它对我们的巨大启示在于,我们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时,必须考虑到这个民族或国家主导的文体或文类观念.中国文学起源于诗歌,《诗经》和《楚辞》这两部抒情诗集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源头.中国古代文学中也存在叙事诗,但是从总体上讲,中国的诗歌最关注的还是抒情性,并形成了抒情的特质,即使唐宋传奇、元代戏曲和明清小说也烙上了深深的抒情印痕,文学批评家几乎都把抒情特质作为批评的准绳.从唐代王昌龄提出诗的“三境”说开始,“意境”逐渐发展成为评定诗歌的重要标准.“意境”从一诞生开始,便和中国诗歌的抒情特质存在着水融的联系.要研究“意境”.不得不考虑它和中国文学的抒情特质之间的联系.

而“典型”范畴主要源于叙事文学,“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命题.正如研究“意境”范畴必须考虑中国文学的特质,研究“典型”范畴则必须考虑西方文学的特质.西方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希腊文明,正如马克思所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所带有的叙事性,既为西方文学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源泉,在某种意义上又制约着西方文学的走向,西方文学批评的规则也是建立在对其叙事性文学归纳的基础之上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便是早期的产物.因此,“意境”和“典型”这两个范畴都有着自己产生的背景、理论的土壤和适用范围.如果二者想要汇通的话,必须能在这两个概念中发现他们具有的同质的之处.

首先,“文学来源于生活”和“文学创造出来的形象”这两点是汇通“意境”和“典型”的关键.李泽厚认为“宽广的客观社会性和生动的具体的形象性是美的两个基本属性和条件”,“艺术正是这样把美的深广的客观社会性和它的生动的具体形象性两方面集中提炼到了最高度的和谐和统一.而用意境“典型环境典型性格”这样一些美学范畴把它呈现出来.“他们的主要不同主要是由 艺术部门特色的不同造成的,其本质内容却是相同的：他们同是“典型化”具体表现的领域,同样不是生活形象的简单的摄制,同样不是主观情感的抒发；他们所把握和反应的是生活现象中的集中、概括、提炼了的某种本质的深远的真实.

根据李泽厚的分析,我们可以从文学创造的来源和文学形象两个层面进行理解：一方面,无论是“意境”中的形象还是“典型”中的形象,都来源于生活,经过艺术家的选择、提炼、加工和处理,成为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虽然这两个重要的文学范畴产生于不同的文学传统,然而滋生她们的土壤都是无边广阔的现实生活.李泽厚发现了“意境”和“典型”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真理――艺术来源于现实生活.另一方面,无论是“意境”还是“典型”,二者中都存在“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都包含文学形象,无论这一形象是抒情文学中的抒情主人公亦或景物,还是叙事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亦或环境.对于抒情文学来讲,即使没有抒情主人公的出现,也反映了抒情者的心情,读者通过语言把握到的还是一个具体可感的人物形象.“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景语,必然表达了抒情者的某种感情和思绪,读者通过语言领悟到作者感情的波动,进而通过想象而还原出抒情人物的形象.景语描写环境,塑造形象,和叙事文学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不正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虽然“典型”说和“意境”论生于不同文学传统,但都高度重视“文学来源于生活”和“文学形象”.这两个共同点的发现,奠定了李泽厚论证“意境”具有马克思主义因子的理论基础.

其次,李泽厚提炼了“形与神”和“情与理”两对范畴,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意境”的创造性转化具备了学理基础.他认为“意境”,如典“型环境典型性格”一样,如加以分析,就包含着两个方面：“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方面和艺术家情感理想的主观创造方面等前者叫做“境”的方面,后者叫做“意”的方面等“意境”是在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中所反映出来的客观生活的本质的真实.而“境”和“意”本身又是两对范畴的统一：“境”是“形”与“神”的统一；“意”是“情”与“理”的统一.在情、理、形、神的互相渗透、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就可窥破“意境”形成的秘密.李泽厚对“意境”的理解如下图.

可以看到,“意境”不仅仅是主观的精神活动,还有作为“形”和“理”的客观支撑,这有力地驳斥了“意境”是主观唯心说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立的基石之一是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是在批评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基础上形成的.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刻画,被当作衡量其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能否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成为衡量文学成就的唯一标准.李泽厚认为“形――神”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典型形象的问题”.他说：“艺术最基本的单位是形象.”意境”的基础首先就是形象.”那么这种形象是怎样的形象呢“它应该是“形”与“神”的统一.而这也就是古代艺术家常常谈到的“形似”与“神似”的问题.虽然这句话仿佛无关紧要,但是却是最重要的链接点之一.此处论述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意境”和“典型”的方法论汇通的成败.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被众多批评家接受,与当时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唯一的批评方法有关.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学理论本身具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土壤.正如李泽厚所分析的,中国传统文论中关于“形似”与“神似”的论述源远流长.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就有关于“形――神”的论述：“美成《青玉案》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荷风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周邦彦之所以能描绘出荷花之神,其秘诀无非是形象的生动与具体.所以“意境”“首先,要求“形似”：“意境”的真实首先必求境实,要求形象必须基本上特别是外部的造型上忠实于生活中的原型,符合于、近似于生活的本来面目.”中国古代文论更加深刻的地方在于,它是通过生动具体的形象“传达出现实生活中更内在深刻的东西,而这才能达到真正所谓生活的真实”.除了“意境”之外,“中国古代艺术理论所一再提出、强调的所谓“韵”“味”,所谓“弦外之音“味外之致”以及王渔洋的“神韵说”,就都是虽然朦胧然而确切地捕捉了、点明了艺术生命的秘密,也是典型与意境的秘密：“以形写神”,在“形――神”的统一上反映出生活的神髓韵味――生动活泼的生活的内在本质”.这就不仅使“典型”与“意境”实现了相通,还与“神韵”相通,扩大了马克思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汇通的范围.

“情――理”也是“意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任何作品的被创造,都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复制与摹写,而是包含着作家的主观感情在内.在李泽厚看来,“情与理”作为“意境”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作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体来讲,作者的主观情感是优秀的艺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主观情感的表现必须受真理的制约.主观和客观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两面,不可分割.只是具有“形一神”的艺术作品,就像只有一面的硬币,无法反映无限广阔的社会生活的真实与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说“只有通过心灵而且由心灵活动创造产生出来,艺术作品才成其为艺术作品”.

李泽厚认为“艺术的意境所以能是生活的神似的境界,就正在于它不是生活境界的自然主义的复制,就正在于这意境中包含着艺术家主观的性格操守,就正在于这意境是通由积极能动的主管所反映、把握了的客观.”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作品的魅力正是由于人的感情的存在,然而一味的抒情是文之大忌.李泽厚“意境”说中的“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但能够诉说人世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夫妻情、朋友请、父子情、母子情,更在于它还处于“情――理”的链条中,受到“理”的制约和限制.“理”是什么呢“理”实际上就正是事物的内在的客观逻辑(规律)的正确的主观反映,也就是正确的思想、思想性.在这里,作者对“理”并没有简单化处理,而是分成两大类：反映人的情感的理,即善；反映事物本质真实的理,即真理,主观符合客观之理.只有在正确的情感的指引下,作家才能创造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有学者认为,李泽厚对“意境”的研究很深入：“李氏不是将“意境”(为王氏“境界”的另一表述)简化为“形象”,而是将“意境”升华为足以同“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相平行,且相媲美的现实主义美学范畴.这一分析极有见地,但是由于只是站在“意境”说和“典型”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中,没有结合李泽厚的学术选择来分析这一问题.在对“意境”的“形――神”分析中,李泽厚指出形象要传达出生活的真实后,用饱含深情的语言对中国传统文论作了如下评论：“强调这一方面是中国美学思想的贡献和特色所在；无论在诗歌中绘画中,无论是在理论上实践上,反对自然主义、要求典型化的“神似”,中国古代艺术在这一点上是表现得十分鲜明强烈的等意境是中国美学根据艺术创作的实践所总结提出的重要范 畴,它仍然是我们今日美学的基本范畴.可惜对这一问题我们一向就研究的极为不够.有人认为这是作者故意抬高自己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李泽厚“意境”研究的时代背景,这种论点将不攻自破.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文艺运动在全国展开,但“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只是导火线,批判的主要目标是胡适,主要意图是清楚政治、哲学和文化学术领域里的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1957年,李泽厚在《光明日报》发表《“意境”杂谈》一文,深入研究具有重大唯心主义嫌疑的“意境”范畴,尤其将其抬高到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范畴一“典型”的同等高度来论述,其深刻原因在于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论来丰富.

李泽厚《“意境”杂谈》的发表,是中国现代“意境”学术研究史上的光辉一页,它的出现,引发了陈咏、汤大民等学人继续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观点对王国维的“意境”进行研究.他的文章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这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无论是研究中国学问还是外国学术,我们都要注意本土视角.我们穷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文学理论也是如此.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我们对传统文化应该具有了解之同情,国学大家钱穆认为我们对传统文化应该拥有温情之敬意.两位大师的观点虽然语言表达方式上不同,但是都明确指向了一个中心――我们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自己的传统.李泽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认为中国的学术思想具备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潜力.具体到《“意境”杂谈》一文,他认为“意境”说中包含“形――神”和“情――理”这两对范畴,并且这两对范畴恰好又是“典型”中内在的品质.这一论证思路,在极端的环境下,证明了中国传统文论的合法性,证明了中国传统文论现代转化的可能.

其次,进行深层次汇通而不是简单比附.李泽厚发现了“意境”说和“典型”论二者具有共同的两对范畴：“形――神”与“情――理”.李泽厚选择“典型”论和“境界,”说,说明他认识到了二者所代表的重要的文学传统和批评传统.毋庸置疑,我们承认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是建立在不同的文学传统之上.然而这并不能就此否认二者不具备比较研究的可能.而这种比较的关键就是能看到二者之间包含的共同因子.李泽厚目光如炬发现“形――神”与“情――理”是二者汇通的关键所在,并在理论层面和方法论层面做出了令人满意的论证.

李泽厚在“意境”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应该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李泽厚认为：“理”实际上就正是事物的内在的客观逻辑(规律)的正确的主观反映,也就是正确的思想、思想性.“理”、“思想”,探到了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这段关于“理”的定义引入了事物的规律之真,缩小了人的主体性.换句话说,它使人直接变成一个完全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忽略了人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可以理解李泽厚让“理”包含“真”与“善”两大范畴的良苦用心,但是笔者认为,我们还是应该严格限制“真”的应用范畴：它应该被限制在“形――神”范畴内,而不应该越过这个界限,文学应该是“真”、“善”、“美”的统一.当然,这也许是由特殊的时代环境的所造成.如果按照李泽厚自身的理论体系讲,他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是做到了重视“情和理”的高度统一的.另外在分析中,李泽厚强调了感情范畴的“善”,而对认识范畴的“真”着墨较少.

李泽厚使用马克思主义文论创造性地对“意境”进行现代性转化,开启了中国古代文论“意境”说现代转化的大门.他发现“意境”说的由“意”与“镜”两部分构成,其中“境”由“形――神”范畴构成,“意”由“情――理”范畴构成.而马克思主义“典型”论的本质也高度重视“形――神”和“情――理”两对范畴.一方面,这说明中国传统文论中包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素；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可能.他对“意境”进行成功转化的启示在于,古代文论的成功转化既要重视那些决定中国和西方文学理论走向的重大理论范畴,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同因子,对二者双向阐发,进行理论互补.同时也要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对本国文明抱有“了解之同情”、“温情之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