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编者的文心和史识

每一种连续出版物都应该具备特有的文脉,它是编者文心和史识的坚韧的呈现方式.创刊已经60年的《人民文学》,虽然曾有过将近10年的停刊期,它的文脉却始终未断.在时代政治的阶段性固化规约与文学的恒常维度的守护之间、在时世的变迁与艺术的刷新之间,《人民文学》一直试图寻找到刊物整体上应该生出的精神对接点,即它脉搏的跳动点,在这个点上我们可以把捉到世道与人心、历史与艺术的综合脉动.综观刊史和文学史,足可资证《人民文学》之文脉所在:努力向更“广阔的道路”扩延文脉的波长,尊重和宽容“太广阔太复杂”的现实主义探索的同时,倡导作家找到“自己的路径”.总之,“推出更多的好作品,推出中国文学生生不息的新生力量”,是《人民文学》作为国家最高级别文学期刊所始终秉承的文脉.

以上引用的话,均出自《人民文学》的编者.

《人民文学》编者的话语,60年来有着多种的名称和表达方式,但无论是“编者的话”、“编后记”、“告读者”、“卷首语”,还是主编寄语和“留言”,以及编者的在正文位置发表的专门文章,虽然有时候是配合形势的表态、有时又是自我批评式的检讨,都未曾彻底脱离对文学特性的坚持,更多的时候,都发挥着对自身文脉和共和国文学发展道路的梳理、发现和不断创辟与丰富的功能.

有的时候竟是无声胜有声.比如1950年第一卷第3期“新年号”发表了《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引起以《文艺报》为核心阵地的反对力量的越来越猛烈的批判,从冯雪峰化名“读者李定中”的来信到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的公开信,压力强大的情况下,《人民文学》编者从沉默不语到“敷衍”周旋,无疑又是对文学性负责对作者保护的态度.这与编辑部更为人所知的末期应对围绕针对《机电局长的一天》的批判的办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再比如《我的第一个上级》发表在1959年第6期,此前的“编者的话”可谓热情洋溢地与形势互动,有时候同一期编者的话还要有之一、之二,这一期却意外地没有了――在极主流话语充斥编者言说的情况下,留下一个间隙,给一份安静,反而凸显了作品自在的震撼力.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广为人知的文学理论名篇,这个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秦兆阳化名为何直所写的文章,开宗明义地反对文学上的教条主义,何其忠直,其言说个性是不可抹煞的,但它其实更可以看作代表这个刊物所做的文学导向性宣言,从而第一次亮出堪称概括了《人民文学》编者在办刊品质上的系统的理论指向.从1955年底开始,严文井任主编,秦兆阳、葛洛任副主编,整个1956年,在领袖“双百方针”所鼓动的氛围里,打破僵化的教条、提倡对生活多样性的艺术探察,是编者要响鼓重锤的严正声音.在严文井等入主《人民文学》一年后,也就是新中国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的中间时段,“编者的话”极其明晰真切地表述了他们的文学态度和办刊立场:“我们不勉强地、生硬地、不顾文学特点地去配合每一个临时性的政治任务,但必须密切地注视现实与结合现实.我们不忽视作品的艺术性,但是主张政治性与艺术性统一于艺术的真实性之中” .他们以坚定的语气和自信的口吻,明确指出,提高刊物质量的目的,“必须在提倡创造性与多样性的广阔的基础上” 才能达到.此种高屋建瓴又脚踏实地的文心,我们也可以从编发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一批新人力作的实践中领会得到.“支持作家们和批评家们在文学道路上作各种各样的探索”这一真知灼见,更体现了编者卓越的史识.于是,到了1957年革新特大号的出版,《人民文学》达到了自身历史与文学史上的一个制高点.

《人民文学》主编更换不可谓不频繁,但是总体上的对文学基本规律和特质的坚执以及对文学新人的呵护扶持,或是理直气壮,或如草蛇灰线,始终贯穿于编者的办刊诉求之中,未曾真正消歇和改变过.有时候甚至要借力而行,借助名家推动以践行刊物的文学价值观,比如在“写中心”要求甚嚣尘上、刊物本身也在不断发表批判秦兆阳、刘宾雁等人文章之时,1958年6月号重要位置刊登茅盾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