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关注的文学小问题

摘 要：文学写作中的职业与非职业、体制内与体制外、底层与非底层、少数民族与汉族、城市与边疆或者农村等在这些差异明显的群体中,其写作会形成什么特点,会遇到什么问题,在今天还有何值得总结的规律?选择了田野调查式的批评写作方式,做一个身体和心灵同时抵达现场的批评写作者,在今天,能成为可能吗?文章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

关 键 词 ：西部；底层文学；田野调查式批评

西部一位朋友来信,说是西部一份文化刊物,要营造“新西部”的声音,约我一起发声.我这个文学的微观主义者才幡然想起：我原来还有一个可以依凭的西部背景!

但是在我看来,西部背景于我,其实是毋可依凭的无论在文学上,还是其他.

记得十年前,我还客居成都,做与文学毫无关联的事,那一天,突然从电视里听到了要实行“西部大开发”的召唤,当夜就做了一个与此相关的很奇怪的梦.第二天,成都朋友请我吃“清水白菜”,我无以言谢,就把梦境当谈资,跟一桌“西部战友”复述了出来,说：大家现在都西部了啊!（言下之意：历来就是醉生梦死乐土之邦的成都,怎么就跟鼓角连营苍凉高远的西域共为“西部”了呢?）但梦说,此西部不是深圳,当然也不是浦东.西部地势很高而且交通不便,不好做“两头在外”的生意,也难成为一国金钱和人才的“洼地”.所以,梦里就做了一项决定：将西部分区进行有期限的世界性 “托管”西部果然很快就“大开发”了.这个看似还很讲“逻辑”的梦,被一桌朋友嘲笑为：一,位卑过于忘忧国；二,忧心背后实卖国.好在也就是个梦而已,一桌人说说笑笑,没有人追究我险恶梦境的“真实用心”,也没耽误谁欣赏“清水白菜”的胃口,更不可能影响“西部大开发”按既定方针施行.

比我“痴人说梦”更离奇的,是若干年后我看到的某西部诗人的一项动议：他提出,要将中国西部大沙漠辟为世界性的坟场.理由种种,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亦是藉此以推动“西部大开发”.此动议披露后,还一本正经地在影响甚广的媒体上进行了讨论.当然跟那个梦一样,因其荒诞不经,也是不了了之.

我在这里旧话重提,是想说：“托管”也罢,“坟场”也罢,其实都折射出了在经济版图上西部现实的贫瘠和西部人内心的自卑.越是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才越会在梦境和诳语中产生荒诞离奇的怪论.西部落后,亟待通过“大开发”以缩小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剪刀差”,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人文地理学者胡焕庸先生就绘制出一张《中国人口等值线密度图》.他在中国版图上,从黑龙江黑河（当时叫瑷珲）到云南腾冲,划出一根斜线,对中国人口疏密分布做了最早的精确指认.按当时人口总量4亿多来统计,其中有96%的人居住在面积占36%的东半壁,而仅有4%的人处于面积占64%的西半壁.70多年过去了,这条被称为“胡焕庸线”所描绘的中国人口密度分布格局,居然基本没有改变：如今按13亿多人口来统计,东西部人口比例为94∶6它的变化,仅为2个百分点!人口密度图的背后,是与之成正比的经济总量分布图,是社会财富占有图,是人的就业机会图,是社会发展线路图据2000年统计,中国当年95.7%的GDP,都聚集在东半壁.而西部,在经历了十年的“大开发”之后,它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气、油、电等能源,为东部更好更快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特别是为保持三江源头水土不再疯狂流失,沙漠不再疯狂扩张,沙尘暴不再疯狂肆虐,西部很多地区实行强制性的退耕还林,封窑关矿,以局部的牺牲换取整体的发展,西部以它特有的方式,为国家利益作出了新贡献.虽然它也得到了应有的补偿,虽然它历时地看也在发展进步但是,东西部之间的“马太效应”,事实上却是进一步扩大了.

西部现实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依然处于相对落后.就算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有人会说,这与文学有什么关系呢?经济发达,文化发展,文学繁荣,这是一种可能；经济落后,文化和文学依然发展甚至繁荣,这是另一种可能马克思不是早就指出过文化与经济社会不平衡发展的特殊规律了吗?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永远并存,正是世界丰富性的重要前提.当某一次我在东部跟一位文化官员座谈时,当那位官员操着海派官腔、高屋建瓴地为我们指点文学迷津时,我也曾经用这个教科书上的常识,为这位官员补上了一课.但事后我得承认,我对海派官腔的拒斥,主要是出于“西部民族情感”的本能.而事实上,在文化和文学领域,即便东西部差异不像经济版图上那样悬殊和让人悲观,也是绝对无法让人盲目乐观的.随便举一个小例子,不久前,中国作家组织曾经兴师动众地派出了一批“疑似影响世界”的作家赴海外,参加某个书展,在那个长长的名单中,细数一下,有几人来自真正的西部?而在当下中国“主流”文坛能发出声音者,又有几人来自真正的西部?从自然角度看,天倾西北,地陷东南,长河东流,不舍昼夜,女娲时代就有的传说和《水经注》里就有的描述,至今未有改变.从文学角度看,西部的边缘化,以及由此而派生的话语权缺失,既是地理上的,也是多方面的!

我所处的云南,如果在文学上也算做西部的话,其实它更多的可能是有一些自己的个性.原因当然与这里的地域特殊性有关,比如,云南背靠中原主流文化,却又跟多个东南亚国家接壤,而且民族众多,气候复杂,文化习惯的差异性以及相互的渗透性都很明显,这些都可能成为取自生活的地域文学最基本的养料,从而形成自己的个性.研究地域文学这些可能的特点,也就成为很多人乐此不疲的课题.我当然也会为此花一些必要的研究精力,这种研究的直接结果是曾经写作出版过《云南当代文学简史》.但是事后我却觉得索然无味那些静态的、被动的、为人记功德排座次的“文学史”,是不可能完成地域文学个性化研究使命的.如何才能动态地、主动地投入到对当下文学现象的研究中去呢?我的想法是,宁可选择那些不依靠地域性民族性获取青睐的不变的主题,比如文学写作中的职业与非职业、体制内与体制外、底层与非底层、少数民族与汉族、城市与边疆或者农村等在这些差异明显的群体中,其写作会形成什么特点,会遇到什么问题,在今天还有何值得总结的规律?我试图从具体个案的调查入手,在具体描述中去呈现我的发现和思考.于是就有了我以云南为半径的“文学调查”系列文章.

我历时数年的文学调查,基本保持着一种身体和目光都向下的姿态,尽我所能地去接近基层、底层那些被遮蔽和被掩埋的文学个案,将他们的坚持和坚守,他们的挣扎和煎熬,他们对文学的追求和误解,尽可能真实地聆听和记录下来,也尽我所能地做出解读和研判,并给予一点道义上的帮助和呼喊.有人在读到我的这些系列文章后,把我的努力看做是一种对更弱小文人的“人文关怀”,给予了鼓励和高评.我却认为,我的作为,顶多可以算做一种文人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种相互间的“精神取暖”在我奔走于云南大地,将目光于那些幽暗处所时,我不仅仅是为了要找到并告诉人们一个相对真实的底层文坛,我还从那些被调查者身上获取了勇气和力量,为我自己的坚持和坚守,找到理由和依据.而我这一份文学调查工作,从比较盲目的开头,到源源不断的持续；从我寻找、发现和选择案例,到案例主动找上门来让我选择,不知不觉间,我已经记录了数十个,写下了十数篇,近二十万言的文字.文学调查写作于我,就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样,我必须继续在这条道上匆匆赶路,笨拙写作因为等在前面的,还有“体制内的写作者”、“网络上的写作者”、“当老板的写作者”等等题目.有的个案,我已经调查关注了两三年,有的已经收集阅读了数百万言.那些案例,时时在我眼前涌动,那些作品,随时摆放在我的床头,我已经欲罢不能,我没有理由放弃至少,在做完已经纳入我视线的若干题目之前.

是《文学自由谈》给了我继续坚持文学调查写作的平台和可能①.回想当初,当我把第一篇田野调查式的批评文章送往《文学自由谈》时,我心中是无比忐忑的这样的文章,从体例上说,在现成的绝大多数评论刊物上几乎找不到安身之所.《文学自由谈》却以它巨大的包容性,网开一面地为此而专设了“调查”栏目.从此我不敢有丝毫懈怠,把每期为《文学自由谈》的写作当成了我所有写作中最重要也最认真的事情.我甚至把逢双月的14日当成是我的雷打不动的“自由谈写作日”,它是我个人写作的“节日”,这一天,我必须把自己关在书斋里,悄悄地,跟电脑一起度过.哪怕这一天是情人节,或者是春节,我都不想例外.

为了这个“写作日”,我注定要在此外的很多时间里到处奔走.底层、底层文学、底层作家、底层视野等如今已经成为文坛使用频率很高的几个关 键 词 .近年来,我以云南为半径的文学调查工作也基本在这几个词语里打转.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写作者,做好书斋里的阅读和研究,其实就是本分了.在某些评论家放弃文本细读,忙于飞行集会的当下,能够坚持真实阅读之后的发言和写作,就成为了这个时论家堪称可贵的品质.我对诚实的批评家心生敬意的同时,却主动选择了另外的批评路径坚持文学调查,获取一手资料,再做阅读分析,然后开始写作.这样的方式显然是不合时宜并且困难重重的：慢而且笨,成本高而收效微.但我既然选择了田野调查式的写作方式,我就必须做一个身体和心灵同时抵达现场的批评写作者.因此对我来说,仅待在书斋做一个安静的阅读写作者就不够了.我必须“走出彼得堡”.行走,就成了我经常要做的另一种功课.有时候,为了跟一个被调查者现场对话,我要数度往返于几百公里的高速公路；也有跟被调查者同在不通公路也没有信息的山里,一待就是数天的经历.我记得,为了获得深山里一个名叫莫凯•,奥依蒙的农民小说家的有关资料,了解他写作的真实处境,我跟着他一起走进深山,手机被大山自然屏蔽,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作为一个自然人,完完全全融化在了自然中.到后来我从山里走出,又因为核实某些写作细节而需要再度联系这位农民作家时,我却发现怎么也找不到他了.我以为他也是因为大山屏蔽的原因暂时失踪,没料到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因为他私自砍伐责任林地里的珍稀林木（据说是国家二级保护红椿树）,而被抓拘押.我为他从作品的某种无关大碍的偏激走入现实的可怕偏激感到震惊和难过,又心有不甘地向莫凯•,奥依蒙所在市有关部门领导反映情况,然而得到的答复是,法律面前,作家即便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农民作家,也肯定没有例外.就在莫凯•,奥依蒙身陷囹圄的时候,一份全省文艺舆情报告中有一段话,正好说到了这个莫凯•,奥依蒙,认为莫凯•,奥依蒙是云南有代表性的乡土作家之一,并对他的文学创作给予了较高评价.我为他的作品在国家级刊物发表出版的努力,也终于在这期间有了着落.我想把这些对他或许有用的信息告诉他本人,但是他已经从这个正常的世界里消逝得了无踪迹.②

我坚持自主选择调查对象,而且被调查者大多是文坛底层、民间、基本不出名的写作者.这就意味着我必须为自己的调查全程写单.这样做的好处也显而易见我可以保持自己调查写作相对的独立性,而不必顾及包括被调查者在内的任何需求.这样的独立写作,有时候就会特别地吃力不讨好不仅是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而且也包括一些被调查的作家或组织.比如有一位作家,曾经对我的调查写作抱有很大期望.在接受调查时,他翻检出所有能够找得到的荣誉证书、译介作品、评论文章,以此来证明自己所取得的文学成就.电子邮件、信函、,那段时间的联系也好不热闹.但是当他看到我所写成并发表的调查文章后,却从此再无消息.我想,原因大概在于,我的调查写作,离他的期望值实在太遥远了.

调查写作的困难,还不仅仅在于被调查者距离的远近以及配合的程度、自费调查所必须付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更大的困难还是来自调查写作设计本身文学批评的写作可以借助田野调查手段来实现吗?调查意味着批评者与被调查者的近距离接触,而被调查者又身处底层,那么,这样的调查写作还能够保持必要的理性和高度吗?其实我自己知道,无论是调查者还是被调查者,都不可以依凭任何道德制高点在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竞技场上取胜.相反,由于底层写作者的艰难、弱势,他们天然地会比较容易唤起同情、感动和赞美,而让人忽略了对其所处幽暗位置的烛照,以及对其文学坚持的真实动机、作用、意义感的深入探询.我曾经对一个坚持了24年、名叫“红地角”的底层文学社进行过调查③.这个文学社,因为有一群韧性的人对文学的热爱和坚守,人们纷纷向它致敬,但是致敬的目光却主要集中在它的时间长度之上.许多文学社都如昙花一现,稍纵即逝了.“红地角”却坚持了下来.长度当然能够说明一个方面的问题,但它却不能回答文学和文学社最本质的问题：文学社为何而活?文学为何而做?“红地角”文学社的社长,像一个苦行僧,半生为文学社化缘,乞讨了可观的盘缠,从不中饱私囊,却又始终不知道路在何方.文学社为活而活,为时间的长度而活,在很多时候,就只能扮演一个为官场或商场帮忙或帮闲的角色.该文学社,值得探讨的一般文学问题有一大堆.比如该社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一个社员创作出版了一部约120万字的长篇小说《洪荒世界》.而这部长篇值得一说的,不仅在于其篇幅之长,还在于该长篇在百万言中有40多万字的篇幅,用在了纯粹的场面描写上.它检测托了一个名为东胜国的国家,编织了一个处处虚检测的故事框架,描写了一个性乱英雄的交配史.作品的思想指向我们姑且不论,单是书中浓墨重彩描绘的主人公牛超,这个如同一架所向披靡的性战车的“英雄”,就令人生疑生厌.作品基本就是喜形于色地在描写牛超分别与数十个不同民族、不同国度当然也不同容貌的女性不停息不休止地交配的过程.故事也就成了一件可有可无的花哨外衣.性场面和性过程描绘辞藻的基本雷同,性场面与人性关系的基本脱节,也说明该小说实在是不入流之作.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却被某出版社称作是“长篇现实主义力作”,“是继《梅》以来文学的又一高峰”,在2003年6月由这家出版社出版后,又于2007年6 月由该社第2次印刷.这样一部作品,它的描写方式,它的隐喻对象,它的教化作用,它的出版和传播方式,都是大可以研究讨论的.作为本社社员创作出的“最重要作品”,“红地角”文学社却选择了放弃正视,而宁可组织“中心学习组”,去学习一个又一个非文学文本.当我在调查中指认出上述事实时,该文学社现有的近百名社员中相当一部分人大为光火,他们将发表我的调查批评的杂志复印了50册,准备群起而讨伐,直到后来他们中终于有人读懂了我的文本真实用意,才跟我化干戈为玉帛.还有比此情形更为严重的比如一些被调查文章涉及到的人,因为被我的调查文章无法回避的批判刀锋所伤,触及痛处,他们试图在文学话题以外跟我以另外的方式较真有的差点被诉诸法律,有的则遭至公开辱骂和匿名告状.在我的批评写作史中,频繁碰到这样的事情.

好在是非自有公论,这些调查批评文章的积极意义,正在云南以及更广大范围被读者所认可,我也就可以无憾无畏地继续行走下去.我的调查写作也得到了许多朋友和前辈的帮助支持.也有一些未曾谋面的刊物读者,以短信或者电子邮件等方式跟我交流,其中一位煤矿工人,甚至还多次对我的文章做出了有褒有贬的颇为专业的点评,并用篇幅很长的手机短信发来所有这些,都让我温暖而感动,也让我保持一种有动力更有压力的“自由谈”写作姿态.

古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二者不可偏废.对一个批评者而言,行是为了搜求读的对象,阅读和分析才是更本质更重要的.在几年里,我的阅读仅以读过的小说为例,就形形色色.比如：最漫长的单个作家的小说阅读,是读一个叫孙世祥的作者的《神史》④.这是一部百万言的长篇.出版时,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删去近十万字,仍有九十多万字的篇幅.我的第一次阅读,以半途夭折告终.到2007年,再读,终于翻阅至该书第1051页.2008年,在写作关于此书及其作者的调查文本之前,我又读《神史》.也就是说,为这一个人的一部书,我前后竟然断断续续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我在文章中指出,这是因为阅读《神史》,在很多时候是不轻松的,它对我的阅读经验构成了挑战.这部作品的作者,英年早逝.他的作品在语言、结构、题旨等多方面,有意无意地为阅读设置了迷障.但是当我潜下心来,阅读进去,我才发现这是云南可以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册的一部重要作品尽管这一说法还并未得到“主流文坛”普遍的承认.

对我阅读构成更大考验的,是2009年我在阅读纳西族老作家王丕震的作品时发生的⑤.王丕震,纳西族,云南丽江人,中国历史小说家,一个 “疯狂”的文学奇人.他从62岁开始涉猎长篇历史小说,由此而一发不可收,连续写作了18年.这架写作机器不舍昼夜地隆隆开动,自由驰骋在幅员辽阔的版图里,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写作奇迹.到这架写作机器訇然倒下的2003年,在他身后,留下的是3000余万字共142部长篇历史小说作品,让人叹为观止.耸立在丽江古城的一段介绍王丕震的文字如是说：“王丕震创造了一个人62岁至80岁十八年时间里创作142部作品的奇迹,超过了法国作家巴尔扎克30年创作97部小说的世界记录,成为古今中外传统手写文学作品最多、最快的作家；创造了百多部长篇作品不打草稿,不作修改,一气呵成的世界记录；他写了中国上下五千年27位帝王、52位将相、25位才子、17位佳人以及5位现代名人,成为西南边陲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以独特眼光和手法审视中华民族上百个风云人物功名成败和历史地位的作家.”驰名中外的丽江古城,因为诞生了王丕震这样的奇人作家而更显文化的厚重.王丕震曾经伏案写作的故居,正在变成丽江文化新景观之一,将向世人开放.在2009年某一个时间段,我看着自己书房里单本堆积高约两米的《王丕震全集》,在百余天里被我无数次翻了个七零八落,又无数次将它重新整理堆砌成山,我觉得自己更像是在做一个庄严的游戏.三个多月里,每天进书房,我都要先站在《王丕震全集》面前,用自己的身体与王丕震一个人写成的书山比比高,具体地感受一下“著作等身”这个词汇里既有重量又有高度的含义,也以此,向一个创造了奇迹的写作者致敬.我这一次的调查写作,也等于是一次自我挑战：我能够诚实地阅读它吗?先诚实阅读,然后再决定是否发出声音这是近年来我为自己设下的一条文学评论写作底线.虽然是知易行难,我还是勉力践行.用百余天时间,专心致志地阅读一个人的作品,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上,还是第一次.到我最终下笔写作时,我其实也只是比较仔细地阅读了十之一二其余的浩繁之作,则只能算是浏览了.

当然也有轻松愉快的阅读比如我读丹增的小说《江贡》⑥.选择阅读这部作品,我最初的用意是把它当做“官员写作”的样本之一.“官员写作”虽然是一个伪命题,但是在我所处的云南,近年来这一现象蔚然成风,我自然也就将其列入调查批评研究范围.丹增,曾经是名扬遐迩的意识形态领域高官,因为年龄原因退出主流政坛后,至今头上还戴着三顶帽子其中两顶抽象的帽子分别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他的作品当然就成为我调查文本的重要对象.没想到阅读《江贡》却给我带来了久违的、罕见的文学审美愉悦我甚至在写作关于“官员写作”调查文本之前,就忍不住地一次又一次将我对这部作品的阅读美感到处分享.丹增的小说《江贡》,讲述的是大活佛达普,发现了十一世江贡活佛的转世灵童牧羊少年阿措,并将他带上学佛修行漫漫长路的故事.大活佛达普有洞悉神迹的慧眼,小说《江贡》有浓郁的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宗教背景毫无疑问,这些都可以为小说增加神秘的阅读美感.但是,小说真正打动人的却不是这些.它要真实表达的,是一个肉眼凡胎的牧羊少年,怎样才能变为一个心灵高尚德行完美的活佛的全过程.小说首先要告诉读者的是,这一过程是无比艰难曲折的,因为一个凡人要变为神（活佛）,肯定是比登天还困难的.小说其次要告诉读者的是,这一过程虽然无比艰难,却又是可以实现的,不仅牧羊少年阿措可以实现,任何一个心存善意又肯于修行的人,都可能实现它的前提条件是：需要有像大活佛达普那样坚强而智慧的引领者.引领,才是这部作品真正要表达的最重要的主题.引领作为一个语词,在作品中,它是针对牧羊少年阿措的正是有大活佛达普的引领,阿措才可能脱离苦海而成长为十一世江贡活佛；在作品外,它又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我们的时代和社会,是多么需要大活佛达普那样的引领者；我们的文学,是多么需要有一种自觉的敢于承担的引领精神!它让我想起约翰•,奈比斯特在《中国大趋势》里那个著名的表述：任何时代的变革,都离不开艺术的引领.是的,我们都离不开引领!在《江贡》里,丹增将引领的意义和作用还原到具体的人身上,还原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它的感染和教化作用就更生动真实,温暖感人.

读小说《江贡》,还让我自然而然地联想起以前阅读过的与此主题有关的另外两部作品：《水乳大地》和《悲悯大地》.那是云南曾经在全国文坛发生过最大影响的两部小说作品.作者范稳,曾经受丹增的影响和支持,长期在藏地生活与行走,最终以《水乳大地》和《悲悯大地》赢得自己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的声誉.这两部有着巨大的精神叙事品质的作品,以滇藏地区的世纪风云为背景,展现不同宗教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及人性的丰富瑰丽,表现寻找和发现转世灵童的艰难复杂过程,其滇藏宗教文化背景下的寓言式书写,精彩纷呈.特别是《悲悯大地》的故事人物和精神价值取向,超出了日常生活经验和既有价值判断尺度.书中主人公背弃现实生活中爱情、亲情乃至生命,寻找佛、法、僧三宝,修得悲悯之心而归于空寂的故事线索,让人联想起《西游记》唐僧师徒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的叙事方式.从《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到《江贡》,我看到的不仅是云南小说家在叙事技术上的日臻成熟,更有他们在作品中所要传达的普世价值观也在日益博大精进.

记得不久前,一个处于话语中心的评论家,当他风尘仆仆来到云南时,我们以云南省旧主席的私家温泉来款待他,为他接风洗尘.他在一池细滑温润的泉水中,对我“坦诚相见”你为什么总关心云南那些太地方性的文学话题呢?

我当然知道他对我的善意.他是真心希望我投入精力,参与到那些“全国性”的文学话题中去,以引起注意和重视,从而参与到主流文坛中去.但是我的看法跟他有些不一样.我答：是的,云南!云南?或者说,西部!西部?连续使用的惊叹号和问号在水中激起波纹和涟漪,让他瞪大了不解的眼睛.我只好解释说,我的意思是,我现在就是只关心这些发生在具体时间、具体地方、具体人身上的小问题!然而,这些地方性的文学小问题,难道不正是当下的、全国性的、值得更多人关注的文学大问题吗?

注释：

①从2008年第1期开始,笔者在《文学自由谈》开“调查”专栏,以云南底层作家为例调查分析当下中国文学生态现状.

②冉隆中：《他们该怎么走下去》,《文学自由谈》2009年第1期.

③冉隆中：《底层文学的幽暗和遮蔽》,《文学自由谈》2009年第5期.

④冉隆中：《体制外的写作者》,《文学自由谈》2008年第5期.

⑤冉隆中：《一个奇人的写作史》,《文学自由谈》2009年第6期.

⑥丹增：《江贡》,《十月》2010年第2期.

（作者单位：昆明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黄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