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地域文学的诗学格局

在当前全球化趋势下,文学的地域性研究,既坚持民族文化独立,维护文化多元的深远战略意义,又包含了对当下文学发展问题的思考.在20世纪60年代自欧美国家开始、后来影响至亚洲的“文化研究”概念中,地域文化研究是其涉及种族、性别、阶级、民族及差异性、女性文化和后殖民文化等众多研究意向的一部分.中国在进入80年代后,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始形成潮流.在这一领域里,人们或系统地描述一个地方区域的文学发展史,或对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关联,对具体的地域文化文学现象、文学规律和作家作品、创作流派等进行论析和评价.同时,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方向,中国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无论学科理念还是应对范型,都还处在早期阶段.作为一个广泛涉及中国文学和历史学、哲学、民族学、人文地理学、宗教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领域,它以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为依托,含纳着传统性与现代性、自然性与社会性、审美的时空关系、本土性与外来性等各种关系.当我们把这一领域的研究作为具有现代性“学科”来建构,便必然会涉及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比如有关地域文化和文学的概念、范畴的建立,其特色与核心价值的确认等,都必须进行深入的探讨、归纳和提升.同时,要应对领域内大量的文学创作实践,还应该有切合其内质的方法论系统,具体而言就是体现方法论思维上的科学性和开放性.而规律的概括和学理观念的提炼,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丰富多样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批评及阐释的过程.

一、

一个地区的自然地貌、人文地理环境,对这一方土地的文化人格、文学创造发生着重要作用.我国古人对此早已进行过观察和描述.20世纪初,学者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即是通过不同的地理条件、民风习俗来比较南北文学的差异,如其中论述“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1）,是近代较早阐明了地域自然环境与人和文学风貌紧密关系的论断.近二十年来,我国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兴起,正是文学理论思潮和文学研究观念、方法模式多次发生变化和转折的时期.80年代后,人们在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先是突破了过去长时间里“历史―社会学”主导观念和固定模式的束缚,提倡由过去对文学的“外部性”研究,“向内转”,走向文学自身的内部研究,将目光由外在因素转向主体性,由“历史”转向“文本”.世纪之初曾在西方国家盛行的结构主义、新批评,刷新着人们的感觉和视野,形成了以审美心理研究和作品细读为中心,专注于文学的叙事、母题、修辞、象征等内部规律的“纯文学”研究.后来随着时间的变化,又产生了大文化视野、大文学观的提法.实际上,在一定时期里发生的有关文艺观念、方法的转换与演变,往往会与历史上原有的观念与方法有着某些明显或潜隐的联系,而由于人们意识上的共鸣共通,中国和外国,东方与西方在不同时期里的观点,也仍会发生不受时间因素影响的相契合.比如主张以多学科为用的大文化观视野、文化研究的原则,重新认识到文学作为人类最活跃的思想元素,不仅有其自身的历史,而且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强调文学对社会、历史发言的能力.它与固有的历史―文学社会学方法,显然是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螺旋式发展.而纯文学研究的形式主义细读,与我国古代讲究细致繁复地分析文体和言辞的文章学方法,也有不少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

我国现有的地域文学研究,由于在主体意识上是从“文化”即从许多具有不同质态的地域文化入手,多是在历时性的结构中去描述、阐释受地域文化影响的文学现象的生成、发展并去找寻其规律,或是探讨某作家、作家群体及创作与所在地方文化的关系,因此在研究方法与类型上,大部分是属于历史―文学社会学范畴并向着文化审美方向展开的研究模式.相对而言,就较少有着重从文学内部去深入开掘其现象特质的视角及体现.而对于反映了独特时空关系的地域文学来说,既需要有“纯文学”视角的精密的文本分析,也要把握其与社会、历史、民族和宗教等多样外在因素的关系.只有将这两类研究线索、角度进行完满的结合,才能对其处于特定时空结构中的文学内涵产生更为贴切、深入的抉发与对应.

地域文学的空间性,是历史与现实的许多因素共同构成的结果,大致离不开自然、种族、个人和时代的合力作用.而作家经由对地域文化的认同与选择,和其整体文化心理结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审美想象,特别是在相似的外部条件下地域文学形态的多样风貌与原创个性,是地域文学空间性的主体内容和重要表征.作家地理意义上的流动迁徙,则形成了地域文学的空间移动现象.这在人文地理学中被称为“空间位移”的情形,是地域文学重要的多维空间现象.中国古时的文人常会为交会文友而外出游历,或因赴官任、谋职、遭贬谪、避战祸等而迁居异地.20世纪文人作家的迁移或因“走异地”“求新知”,或由于战争和生存等原因,除了在国土区域内的流动,还不断有向台港地区、欧美等中国以外的区域的移迁,带有显著的时代特点.文人―文学的空间移动现象,一方面会给原有的地域性造成冲击,另一个可能则是由于异地文化、异质文化的加入和融汇淬炼,使那些以故乡地域记忆为文学出发地和生长点的作家,在创作心态和写作内容上拥有了更加丰富斑斓的层次和内涵.综合上述种种,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其一,必须关注文学时间性之外的作家作品产生的因素；其二,在作家的地域文化认同和其整体世界观、价值观与时代文化、外来文化的关联中,在其所创造的具体文学形态中,探察作家与地域的个性联系形式及其表现方式、审美特点.因此,在地域性研究中,我们既要关注、了解文学现象及其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动因,也需要准确深细地把握其文学本体的内在机制和艺术构成特征,即其独有的精神和审美取向,叙事角度、技巧,母题的选择,修辞方式,象征譬喻的创造与偏好等等.

二、

无论什么时候,社会文化的变迁总是缓慢于社会制度的变迁.前代文学必然会对后来的文学投下历史的光影.深厚传统的积淀,则是新的文学发生的不可缺的内源性因素.中国文学的源流古今一体,而地域文化所具载的特殊地理风物、人文内核更是亘古及今,风韵绵延.在研究中以古今贯通的思路,提升对文学演变的整体观照意识,是近年学术界研究方式变革的一个方向.这种方式无疑也会给地域文学的研究带来更为阔大坚实的阐释空间.

从古今演变的角度研究地域文学,应该着眼于地域的空间特质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和地域文化（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首先,是地域差异与文学的多样性关系.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差异引起的人情风俗的差异,必然会反映到作家的创作意识中来,影响着其文学的内容和风格.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从而使一些文体带有不同的地方特色,至少在形成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如此”（2）.再者,还表现于同一种文体,在不同的地区而具有不同的特点.此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自然首先缘于不同地方的作家所受到的不同自然和人文地理方面的影响.同时在历史时期中,不同时期的文学亦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不仅时间的流变演示差异,从不同的地域空间来看,中国北方和南方、东部和西部的文学,从古至今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时间和地域空间差异使文学具有了多样性.在社会文明史中,地域的差异性渗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而构成了文化的内蕴生机和人文张力.现代历史的进程使地域差异在逐渐缩小,但其客观上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通过各个时期作家不断融入的选择、判断和创造,地域的差异性在文学发展过程里一直有鲜明的体现.

关于地域文学差异性还必须看到其发展的不平衡.从我国文学而言,地域文学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中国文学是一个大的整体,地域文学或可称作是它的一个子系统.然而地域文学的历史拥有着独立的发展规律,其独立性和特殊性主要缘于地域差异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不平衡现象.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环境条件,对于地域文学的发展虽有一定影响力,但却并不具备直接对应式的线性关系；而其与文学自身的内部因素交织重叠,表现为双重不平衡的复杂现象.地域文学史的不平衡性,则表现在它不是直线式的发展,只是间断性的出现繁荣景象.那么,面对复杂的、呈现不规则运动形式的文学现象,无论探究其整体演变趋势,还是阐明其具体发展中的某种现象或形态,用古今贯穿的视角,可在被中断或切割的时间里于历史的深层次寻求连通的脉络；加以前后时期进行多维比照、比较的方式,便更易于纵深勘察这一地域性的文学从古至今在艺术精神、文学内容和形式上的联系与变异.

另外,还要看到地域空间的恒定性和穿越性与文学审美传统的关系.山川土地、名胜景物等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空间差异,在岁月的流逝中是恒久的存在,超越了朝代更迭、时世变换.这种穿越性意味着在同一空间中,不同时期的作家都在此生存和写作,而古往今来的作家对着同一空间的山水景物抒怀寄意,进行描写和表现,并对这种不变之变的时空天地生发着特殊的感悟和追忆.如此经过时间的层累,形成了深厚的空间文化积淀,自然景物拥有了深厚的人文意蕴.（3）作家与土地山川风貌、人文景观的这种关联,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演化,便由最初单纯的主客体关系生成为一种文化和文学传统.地域自然风物已不仅是作家文学作品的客观背景,而是构成其文学本身的重要的内在因子.同时,在地域文化的意义层面上,传统的形成并不只赖于自然条件与人文地理因素,文化在积累的过程中,还同时在不断地与其他因素相融合而生成其新质,丰富其空间层面,促进其传统性的生长与成熟.文化传统越是发展到后来,越是与人文素质、人文程度密切关联,形成某种比较稳定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文化个性,传延后代.对于文学来说则显现为地域文学精神和独特审美意识的承传与延展.以齐鲁文学为例,作家对民间文化资源的汲取和借鉴,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创造了一个高峰.在他这部 “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鲁迅语）的“孤愤之书”里,记述狐鬼精灵,准神话、拟童话、仿寓言等文体繁多,闪现着前所罕见的瑰奇色彩.这种取撷民间素材、凸现民间叙事特征的文学传统,在20世纪30年代作家李广田等人的乡土文学里有过表现.到了21世纪前后的文学创作,这一久远的传统又在张炜、莫言等人那里,有了新的话语语境下不同风格的脉络体现.有评论家说：“张炜小说的叙事总是带有鲜明的民间叙事立场,含有民歌、传说、讲古、童谣杂糅在一起的特点,然而又不是简单的民间素材,它是一种知识分子强烈的当下性、批判性与民间叙事的复杂综合.”（4） 如果对此类原本属于不同时代的作家的审美活动与文学现象,进行从古至今的寻绎和分析,就会更清晰地了解到在长时间里文学演化的线索和样貌,了解其中所寓含的一些萌发于地域性的文学生长规律.

三、

与研究路向紧密相关的是理论层面的考察.地域文化研究在全球语境下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中国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理论的生成,必须根植于中华民族自身生命与喘息的书写,并以此形成与世界文化的对话.

在当前文化中,经典性文学及其文学观受到很大冲击和挑战.在社会大舞台上,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文娱形式相互交渗.随着人们对文学的接受不再有固定的模式,经典的原有“灵韵”（本雅明语）及其重大吸引力被稀释、被消解.同时,在强调差异政治和身份认同的研究者那里,经典则作为话语权力的建构受到质疑.其实,无论其经典以什么形式存在,都是这种文化和它所折射的人性之最深刻力量的呈现,通常意义上大众文化一直是浮在社会的表面,经典则进入了不断滋生民族文化活力的传统文化系统.重要的是,文学研究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它的研究对象始终都是文学现象与文学历史本身.因此对于经典,应持有一种现代的守成态度,在反思和不断的重新阅读中,保持思维的张力和多向度的阐释生成空间.

再是在地域文化的文学研究和地域文学创作中,强调应作为积极的对话和解构的力量而存在,质疑和排拒宏大叙事.作为一种理论立场和反思姿态,这无疑符合世界文化批判的潮流.然而如果偏于一端,不正视我国与西方国家历史发展中差异性的存在,忽视中国文学历史上政治文化的合力作用,以及现代以来地域文学中的国家民族意识话语及主流话语,便无以对我国社会文化和历史各阶段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产生真正的反思.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后,“革命”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主题.革命意识形态与主流理论话语,与、科学等西方文化相交汇,展开了一场正是以颠覆为使命的文化转折.此间包括以乡土文学为代表的地域文学在内,产生了大量有多元取向的优秀叙事作品.“由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与人民革命、现代化进程关系密切等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性、政治性、以及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取向,正是中国社会和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应有之义.”（5）对自己国家这种具体时空状态,我们只有深深地锲入那特定年代的特殊文化语境,去进行细致的探察分析.而80年代后的文坛去大叙事倾向,则是随着社会变革、意识形态的统一性解体后出现的一种“矫枉”式文学现象.个人欲求、文化心理、内在的释放本能、命运的偶然性等成为文学叙述的基本动力.近年也有作家因不满文坛的现象而试图重续“诗史性”叙述.如果只强调日常性的哲学思考和日常表现,那么关于社会转型的宏观思索和架构应该在我们的文学中占什么位置?其又如何被表达?关于边缘与中心的悖论必然会长久存在.

注释：

（1）见郭绍虞、罗根泽主编：《中国近代论文选（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总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参见李浩：《地域空间与文学的古今演变》,《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4）陈思和：《张炜〈刺猬歌〉》,《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第3期.

（5）黄曼君：《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作者单位：山东社科院语言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