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文郎》看蒲松龄的文学批评意象

摘 要 ：《司文郎》是《聊斋志异》中比较重要的一篇小说,反映了蒲松龄对科举取士和读书作文的基本态度,是其文学批评思想在小说中戏剧性的阐释.这篇小说蕴含了蒲松龄以“香”为标准的文学批评,体现了以嗅觉与味觉并举的通感现象.另外小说还体现出蒲松龄的传统儒家文学批评态度.

关 键 词 ：司文郎；蒲松龄；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蒲松龄少年负才,十九岁应童子试,受知于施润章,取县、府、道三试第一,“名藉藉诸生间”；后来却屡试不中,一生困于场屋.他倾心于《聊斋志异》为主的文学创作,“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 [1] （P1034）文学创作成为他理想人生追求的延展.

文学创作与科举入仕始终是蒲松龄主要的人生努力方向,因此要了解蒲松龄人生的心路历程,离不开《聊斋志异》中以科举为题材的作品,其中《司文郎》这篇小说具有典型的意义和价值.它是作者在文学创作中期对自己多年科举屡试不中的真实心理写照,作者用近于荒诞的故事情节,戏谑而辛辣地讽刺着科场考官,细细读来发人深思,盲僧果能以鼻视文,啖紫菌能使人启智?这看似荒诞的故事背后其实蕴含着十分丰厚的文学批评意象.

一、以“香”为核心的文学批评意象

《司文郎》一文中最为奇幻的是盲僧以鼻嗅文字之香,以此来判定文字的优劣,从正常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确实令人匪夷所思.纵观中国文化,离不开“香”这个意象,“香”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在文学层面上,以屈原的《离骚》为主体形成了以“香草美人”为体系的人格意象和文学批评意象,所以朱自清在《经典常谈》曾说： “‘香草美人’从此便成为政治的譬喻, 影响后来解诗、作诗的人很大.” [2] （P81）在千百年的文化传承中,“香”的文化传统如同文化基因植入了中国文人的血脉,“梅、兰、竹、菊”成为君子人格的象征,受到读书人的推崇,特别是“兰”以自身的幽香,被誉为“香祖”,养兰闻香、焚香品茗成为读书人的雅好.作为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蒲松龄也不例外,他在《贻李希梅》诗中写到：“青青蕙兰草,结根在岩穴.佳人怜幽芳,采之佩玉玦.玉玦尚可把,幽香不可掇.” [1] （P1663）蒲松龄喜好香草,更将“香”运用到创作中,如“花无觅处香盈谷,树不知名翠作堆.”（《重游青云寺》）“竹溪水暖流春恨,梅阁香寒解宿醒.”（《希梅斋小饮》）等等.最为典型的是长诗《和张邑候过明水之作》,此诗连用八香,可谓香极.

楼台近接绣河阳,菱芡风来水气香.

一朝桃李满河阳,李杜风流翰墨香.

葵蒮有心解向阳,况闻骚雅散幽香.

般河百里遍春阳,才子鸣琴政绩香.

百脉泉生白山阳,野田早发青莲香.

小结茅庐孝水阳,邮亭初接令公香.

此身真似雁随阳,召杜欣传姓字香.

夏树萧森翳夕阳,山亭野草静含香.①

蒲松龄喜好“香”,不仅将“香”运用到诗歌创作中,还创造了一个以鬼、狐为主角的奇幻生香的小说世界,在他的小说里,鬼、狐大都温情善良,有着兰花一样的品行,充满着瑞香之气.

“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 [3] （P227）蒲松龄在《司文郎》中让盲僧焚诗文以鼻辨识文字的优劣.“每焚一作,僧嗅而颔之曰：‘君初法大家,虽未逼真.亦近似矣.’”此时瞽僧以脾受之,“余杭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烧试之,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归、胡何解办此!’” ①

盲僧以心、脾感受到好的文章,即所谓的沁人心脾.沁人心脾一般用以形容文学等艺术作品给人的美好感觉.在王国维《人间词话》曾论：“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 [4] （P139）蒲松龄在创作构思中,以瞽僧嗅文,以香为批评标准,以心、脾作为文章批评的客观依据,从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绝非妄作和胡想.与蒲松龄同时代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在《有学集·香观说书徐元叹诗后》的论述与蒲松龄的观点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由此看来,以“香”为文学批评的标准也绝非偶然.

余老懒不耐看诗,尤不耐看今人诗,人间诗句,聊一寓目,狂华乱眼,蒙蒙然凭几而卧.有隐者告曰：“吾语子以观诗之法,用目观不若用鼻观.”余惊问曰：“何谓也?”隐者曰：“夫诗也者,疏瀹神明,洮汰秽浊,天地间之香气也.目以色为食,鼻以香为食.今子之观诗以目,青、黄、赤、白,烟云尘雾之色,杂陈于吾前.目之用有时而穷,而其香与否,目固不得而嗅之也.吾废目而用鼻,不以视而以嗅.诗之品略与香等,或上妙,或下中,或斫锯而取,或煎笮而就,或熏染而得.以嗅映香,触笔即了,而声、色、香、味四者,鼻根中可以兼举,此观诗方便法也.”余异其言而谨识之.[5] （P122）

文章有上妙,或下中,与日常所用的香具有一样等级的分别,而与香相对应是臭,臭味我们自然不喜欢闻,而文章有臭味,自然不能以心脾受之,盲僧以鼻嗅余杭生文章烧成的灰,“咳逆数声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膈.再焚,则作恶矣.’”至于余杭生老师的文章则更不能嗅闻,臭得令人难以相容,以至于盲僧说：“此真汝师也!初不知而骤嗅之,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从下部出矣!”余杭生老师的文章从盲僧的鼻口入腹腔,又由膀胱自下而流出,可见文章乃是之作,此比喻既形象又简单明了,使人忍俊不禁.

蒲松龄的文学批评没有学究般的酸腐气,不用满口之乎者也地去穷举文章的好与坏,而是用诙谐而辛辣的语言,以故事的形式向世人展现,其构思之巧令人叹服.

二、由“香”及“味”的文学批评意象

在蒲松龄看来,“香”是文学的评价标准,蒲松龄在著作中频用“香”字,却没有提出香自何来,这是因为在古人看来,文字自有香气,有香味鼻子便易察觉,“况闻骚雅散幽香”便是对这一现象的说明.所以蒲松龄将香通用到其它的方面,如“翰墨香”、“水气香”、“政绩香”等,这其实是感觉的转移,古人也曾流传李白“梦笔生花”.笔可生花,是文学特有的一种意象,梦笔生花,花自有香,代表着诗文奇丽.另外,佛教认为六根可以互用：“阿难,汝岂不知今此会中,阿那律陀无目而见,跋难陀龙无耳而听,殓伽神女非鼻闻香,骄梵钵提异舌知味,舜若多神无身觉触.” [6] （P167）古人受佛教的影响,将六根互用的思想运用到文学中来,所以钱谦益又讲“此六根互用,心手自在法也.”（《后香观书介立旦公诗卷》）. 这种文学现象是文学的通感现象,钱钟书先生对通感现象阐释得十分清楚,他认为“中国诗文里,偶而碰见一种描写的手法,古代的批评家和讲修辞学的人似乎都没有拈出.”他进而提出：“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等往往可以彼此一种通或者交通,眼、耳、鼻、身等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 [7] （P255）

在《司文郎》中盲僧以鼻代目,嗅觉与视觉交通,互为功用.在中国的文学批评中味觉与视觉相互功用,钟嵘有“滋味”之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故云会于流俗.” [8] （P107）《司文郎》中盲僧及登州宋生都没有提到“滋味”这一批评意象,而现实生活中蒲松龄是颇具生活情趣的人,他曾写鲁中地区日用主食——煎饼.“若夫经宿冷毳,尚须烹调,或拭鹅脂,或检测豚膏,三五重叠,炙赙成焦,味松酥而爽口,香四散而远飘”（《煎饼赋》）.蒲松龄竟能将普通的煎饼写得唇齿留香,将文字当作生命看待的他想必更看重文字的滋味,“沐烟露之余采,敢作阳鱎；承齿颊之遗芳,爰同贺燕”（《题时明府馀山旧意书屋》）.香味来自生活,也来自于文字,蒲松龄在《司文郎》中未显写滋味,却隐写滋味,还反其道去进行小说的写作.

“王大悦,师事之.使庖人以蔗糖作水角,宋啗而甘之.”宋生以水角的滋味为“甘”.“香,芳也.从黍从甘.《春秋传》曰：‘黍稷馨香’.凡香之属皆从香.” [9] （P330）这是味觉的甘,即是香.宋生临别时对王生说：“此餐可饱三日,吾以志君德耳向所食都在舍后,已生菌矣,藏作药饵,可益儿慧.”此处说王平子德行高,所以都放在屋后面,因此依照蒲松龄的《和张邑侯过明水之作》的提法,可以称王生德行为“德香”.故宋生因王平子的德香之故,将甘香的水角变为鲜香的紫菌.蒲松龄还赋予这鲜香之物以更大的用途.“生（王平子）二子,其一绝钝,啖以菌,遂大慧.”鲜香的紫菌被王生的一个呆儿子吃后“大慧”,读书作文开始有了文字之香.

好的文章经品评后使人感觉有滋味而回味无穷,而在蒲松龄的笔下,食物的香与文字的香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的确是蒲松龄匠心独运的一个创举.看似不经意之笔,举重若轻地隐含着文学批评的思想,耐人寻味,诚如王士禛所言“聊斋文不斤斤宗法震川,而古折奥峭,又非拟王李而得之,卓乎成家,其可传于后无疑也.”（《题聊斋文后》）

三、由“香”及“人格”的文学批评意象

《司文郎》是作者心路历程的重要写照,宋生俨然是蒲松龄的化身,“少负才名,不得志于场屋等幸相知受,故极力为他山之功,生平未酬之愿,实欲借良朋一快之耳.” 他科场失意而不失志,寄情与文字之交,“楚江幽草,任吊千秋等闻骚雅之士,辄至系夫梦魂；耽文字之交,直将依性命”（《钟圣舆以〈宪副公传〉见示,即索诗,因赋此》）.他教书写作,笔耕不辍,真有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不屈精神,王士禛曾指出蒲松龄的文学渊源,在评《清韵居记》中说“得《离骚》之神”.蒲松龄也确实喜欢屈原,“离骚欲读羞名士,山水之间见醉翁”（《九日同王如水登高时定甫欲北上》）.“寒更风露送微凉,一曲离骚夜未央”（《寄刘孔集》）.对屈原的喜好和自身的际遇,使蒲松龄具有了“香草美人”般的内在人格追求,他在给好友李希梅的诗中称：“玉玦尚可把,幽香不可掇”（《贻李希梅》）.便表明自身人格如同香气一样,是不可能让别人拿去的,正是这样的人格追求形成了他孤愤、雅正、绮丽的文学风格,这些内在的风尚反过来又影响着他对文学的批评.

宋生出场便让人感觉不俗,有一股清正之气,“白服裙帽,望之傀然.”而余杭生“生居然上座,更不撝挹.”两人的人格修养一出场便有很大的差别,文中余杭生的狂傲与王平子的谦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盲僧对余杭生的讥讽使人备感痛快,此时宋生并未浅薄地去奚落余杭生,而是对王平子以真切的教诲：“凡吾辈读书人,不当尤人,但当克己.不尤人则德益弘,能克己则学益进.”“此可知冥中重德行更甚于文学也”.但明伦为以上文字作注说“平心静气,此为上乘.”“德弘学进可到”.宋生的这些话,无异于蒲松龄的文学批评观,文章要注重道德,不能急功近利,要提高修养,更不能怨天尤人,但明伦的话点出了蒲松龄文学观的总体取向.

蒲松龄曾称：“抑且由此学问可以相长,躁志可以潜消,于文业亦非无补.”（《郢中诗社序》）多年的科举未仕,蒲松龄虽然也对科场的黑暗有所抨击,但始终保持着自有不盲阅卷官的乐观态度,他更认为自是修行还不到的结果,他要以人格修养为学问文章的基础,让自己修行不懈怠.此观点虽然是迎合科举的需要,却表现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对读书作文的态度,确也是为文的基础,也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支柱,也是儒家传统的文学批评观的再表达.“司文郎”是掌管文教的官员,所以宋生自称“万一幸得此职当使圣教昌明.”小说中出现了孔圣人“宣圣争之乃得就”,委派宋生为梓潼府司文郎,最后文尾又有一个完整故事结局,使蒲松龄的文学批评思想臻于完美.“（王平子）后以故诣金陵,遇余杭生于旅次,极道契阔,学自降抑,然鬓毛斑矣.”余杭生自此文运而止,仍是举人身份,他也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所以变得勤奋和谦让了,但人却已暮年,于文业无补.异史氏的话便是蒲松龄的思想：“余杭生公然自诩,意其为文,未必尽无可观,而骄诈之意态颜色,遂使人顷刻不可复忍.天人之厌弃已久,故鬼神皆玩弄之.脱能增修厥德,则帘内之刺鼻棘心者,遇之正易,何所遭之仅也.”

究竟文章要从道德中来,人格修养达到一定的境界,气韵才能天成,文采自如宋生般语出妙珠,不检测思索,不用求以笔札,能使文章有香气,有味道.清人赵翼也曾言：“今摘取古来佳句沁人心脾者,随所得笔之.” [10] （P171）纵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及其诗文著作,在风格上也是错彩镂金,气韵天成,可见蒲松龄的文学批评思想和创作思想是一致的.

蒲松龄注重人格的修养,怀有一颗传统儒家读书人救世的心,在《聊斋志异》中《瞳人语》、《考城隍》、《曾友于》、《湘裙》等许多小说表达出了“正心”、“立身”、“齐家”的思想观念,这些都可以作为蒲松龄文学批评观点的注脚.当但明伦面对先生对其喜读鬼狐的责问,出语而成：“不知其他,惟喜某篇某处典奥若《尚书》,名贵若《周礼》,精峭若《檀弓》,叙次渊古若《左传》、《国语》、《国策》,为文之法,得此益悟耳.” [11] （P12）

从以上来看,蒲松龄的文学批评观是建立在以儒家传统的诗教传统基础之上的,这与清初主诗教、重学问的文学批评风尚具有一致性.

“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之书等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1] （P1035）蒲松龄苦心孤诣地进行写作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其挚友张笃庆在《荅蒲柳泉来韵》中称“君自神仙客”,王士禛曾评价蒲的诗作“近古”,“缠绵艳丽”,认为其诗文具有化工之韵的极高评价,而蒲松龄颇为自谦“松留心风雅虽固有年,然东涂西抹,其实无所师授”（《复与王司寇》）.先生一生虽困场屋,而《聊斋志聊》名扬天下,文采百胜于功名.综上可见,《聊斋志异》是经过蒲松龄殚心竭虑艺术加工后的心血结晶,绝非道听途说写鬼写妖的简单记录,其中蕴含着他对艺术的感悟以及创作手法的诸多内容,可谓包罗万象,不可不察.